傅正/记录整理
1945年8月，欧洲战场烽火方熄，著名哲学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就突然给当时的法国临时国民政府上了一份长长的“奏折”。战后的法兰西百废待兴，科耶夫作为杰出人才有幸进入法国政府，他供职的机构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局。甫一上任就上奏规划法兰西未来的地缘战略，科耶夫此举真可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对于当时的法国而言，1945年是一个死后重生的年月；对于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不能不令我们感到，这份“奏折”虽然是上给法国政府，但它却可能对中国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从名义上看，中法都忝列于战后世界五大国之中，但这样的身份实在有点名不副实。毕竟两国的独立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英苏的施舍，它们在战胜国集团中，没有太多的发言权。
在这个当口上，科耶夫会说些什么呢？
一、法国面临的危险
这份“奏折”分为一个简短的导言和正文四个部分。在导言中，科耶夫开篇就警告法国正在面临危险。令人好奇，法国不是刚刚解放吗？怎么又有危险了呢？
科耶夫冷静地指出，危险既来自于欧洲中心，又来自于欧洲两翼。第一，不要觉得德国战败就万事大吉了，它很快就会经济复苏并区域强国。尽管那时候马歇尔计划还没有出台，但一战之后德国崛起的一幕幕犹在眼前，这样的担忧不能说没有道理。一个被英美武装或者受到英美纵容的强大德国突然出现在法国的东边，我们能说法国的国家安全有保障吗？
第二，一方面美国迅速摆脱门罗主义的窠臼，积极介入欧洲事务，另一方面苏联越出了“单一社会主义国家”的藩篱，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德国东部。科耶夫料定，这对战时的盟友很快就会反目成仇，和平的春风未必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光临人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随之爆发，孱弱的法兰西能不能在这场惨烈的集团对抗中幸免于难？
这样的提醒不能不说是对乐观主义者的当头棒喝，国际社会的公理与正义远没有因为法西斯的败亡而彻底获胜。这有可能是某种更大的不公正的开始。中国不也面临类似的处境吗？就在科耶夫上呈“奏折”的那个月，日本投降，国民政府马上邀请中共领导人赴重庆共商建国大计。
但往后的历史我们都很清楚，所谓的联合政府、政治协商只不过是遮掩新战火的烟幕弹，蒋介石压根儿就在盘算如何打内战。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远没有他的前任高斯那样公正开明，他的默许和纵容为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更醒目的是，法国多少还参加了同盟国对德国的共管，中国却连日本驻军的便宜都没捞到。应当说，要论危险处境，中国远甚于法国。
对于这个挑战，科耶夫当即提出了首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尽可能地保持法国对于德国的经济优势；第二，如何在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对抗中尽可能地保持中立。能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法国还能不能作为一个大国存在于国际舞台之上。
二、历史转折的时刻
科耶夫看到，上述危险不只是过去欧洲国际政治的简单重复，它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提醒当政者，“我们目前正在见证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转折，这次转折的重要性可以与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那次相媲美。”（第4页）[1] 从中世纪晚期开始逐渐形成的主权国家是一个欧洲现代政治的开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阶段算是走到了尽头。
如果说现代政治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那么往后的国际政治必将超越民族国家。或者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民族国家已经用尽了它的政治潜能，未来世界竞争的最高舞台将留给帝国。帝国而不是民族国家才是后现代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
帝国的原初含义是指对某片幅员辽阔疆域的一体化统治。无疑，帝国首先要满足疆域大这个基本条件。其次，它必须能够一体化地统合多个民族，单一民族国家就算领土再大，也称不上帝国。再次，帝国还要具有一定的历史持久性。从有明文记载的历史看，延续时间超过1000年的帝国只有两个，一是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二就是我们中国，只有中国延续到了今天。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帝国必须体现出它可以传承的文明制度和政治结构。
以上是帝国的传统含义，近代帝国有一个传统帝国不具备的特点，就是跨区域性。传统帝国，即便是那些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都仍然是一个区域性政权。随着地理大发现，近代帝国有了一个全球的性质，日不落帝国就是典型。
科耶夫设想的帝国无疑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全方位联盟。尤其是军事技术的进步使得人口少、疆域小的国家根本没有足够的竞争力。现代军事具有强大的远距离作战能力，没有广阔的战略纵深根本不能抵消敌对国家的大范围兵力投送。同时，现代战争极度消耗资源，没有庞大的疆域提供丰富的资源就不足以耗费得起哪怕是来自一个方向的战争。
正是出于这一历史转折的判断，科耶夫在本节最后提出了拉丁天主教文明的历史使命。他让戴高乐不要把眼光局限在民族国家的光荣之上，不要仅仅考虑法兰西，那只不过是个泡沫而已。真正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应该以法兰西为基础，联合西班牙、意大利建立一个拉丁帝国。这三个国家的官方语言都是罗曼语，这是它们联合的文化基础。
总之，法兰西民族不能再囿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了，它必须学会肩负起复兴拉丁天主教文明的重任。这个文明不只是为了拉丁民族自身，更是为了全人类的和平。它能够在彼此对立仇恨的英美集团和苏联集团之间打入一个坚硬的楔子，起到政治缓冲地带的作用，与英美、苏联鼎足而三。
法兰西民族就是拉丁民族的一份子，为了实现法兰西民族的更高目标恰恰需要抛弃狭隘的法兰西民族主义。
三、法国的精神危机
科耶夫指出，法国有两个传统：第一个是古典的传统，就是拉丁和天主教的传统；第二个是法国大革命的传统。现状是法国大革命的传统遮蔽了拉丁天主教的传统。科耶夫直言不讳：
在政治意识形态的领域，这个国家仍然还在靠一些到大革命时期才最后形成的理念为生。对于法国和法国人来说，“官方的”政治理想直到今天仍然还是民族国家的理想，还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理想。（第17页）
但是纳粹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个理想在现实面前终不过是幻想而已，“希特勒式的‘一个帝国，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口号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样一个格言的（拙劣的）德文翻译版。”（第6页）希特勒既然无法放弃狭隘的日耳曼主义立场，就不可能在英美和苏联两大集团的夹攻之下有任何获胜的机会。
可能正是出于德国的教训：
在灵魂深处，法国也看到了这个理想的缺憾，看到了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理念在政治上已经不合时宜。
当务之急就是要公开这种不合时宜，并把它变成现实的公民政治教育，用以唤醒沉睡多年的古典拉丁传统。是拉丁传统而不是大革命传统才符合后现代国际政治的基本要求：
还要明白而彻底地宣布“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已经终结，而法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政治上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在这样说的同时也必须要补充说，这个终结同时也是一个起点，并且至少是在这里，死亡也是一种重生。（第19页）
问题只在于法兰西人民能不能真正绷起脑筋里这个弦。科耶夫不无担忧地指出，英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正在潜移默化地败坏法兰西青年：
这些影响的蛛丝马迹，已经可以从看着来自海峡对岸和大西洋对岸的电影和小说长大的法国年轻人的身体和道德方面，隐约地辨别出来。（第15页）
这种意识形态把个人自由与政治生活对立起来，把政治变成了一套冰冷的技术操作手段，使人民远离了政治理想。如他所说，“非政治化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经攫取了法兰西民族的心脏。”（第16页）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科耶夫当然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必然归宿，但人类历史的终点绝不等同于人类历史的现实。历史的现实就是：
将来，所有的人性都将凝聚成一种政治实体，但这样一个时代的来临，仍然是非常遥远的事。民族性政治实体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则是一个帝国林立的时代，……（第20页）
总之，帝国是从民族国家到普遍共产主义之间的中介。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对拉丁帝国有什么心理负担，它的建立就是人类历史由民族国家迈向共产主义的一大步。问题只在于跨越这一大步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四、拉丁帝国的现实条件
前面提到，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都有天主教传统，都以罗曼语为官方语言。民族文化的相似性是它们联合的精神基础，此亦如东正教之于苏联集团，新教之于英美德集团。此其一。
其次，拉丁帝国具有区别其他帝国的文化品味。它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拉丁精神注重悠闲的艺术精神。第二，拉丁人民享受生活的甜蜜，注重创造进取的精神，它与纯粹物质上的舒适享受毫无关系。第三，拉丁民族从事富有创造力和灵感的劳动精神。这种艺术精神完全可以呼应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的批判，它比英美德新教集团都能代表人类未来的共产主义方向：
人们就必须要承认，将来的人类所致力要做的事情一定会是闲暇时间如何组织和如何“人性化”问题。（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点，但他不也是一再地重复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么：人类进步的基本动机，从而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动机，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类的闲暇。）（第22页）
因此拉丁民族的经济模式也不应该复制英美式的个人主义和苏联式的国家主义。拉丁民族既不推崇英美式的个人主义，也不推崇苏联式的国家主义，它们推崇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是它应有的经济模式。正如科耶夫所说：
拉丁帝国更加没有必要照搬那两个与之对立的帝国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于英美集团来说迫在眉睫的、巨型卡特尔的那种毫无规制的“自由主义”和数量众多的失业人口，以及苏联的那种将所有一切都拉平的、有时甚至是“野蛮的”“国家主义”（statism），已经将理性化的经济与社会组织的所有可能性都穷尽了。（第25页）
再次，法国的领导是拉丁帝国凝聚力的基本保障。科耶夫指出：
为了能够与那两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帝国性构造相抗衡，对于法国来说，靠不时提及她的“拉丁姊妹”的存在是不够的；……人们必须要造就一个在统一性、现实性和有效性方面丝毫不逊色于英联邦或者苏联的、现实而有效的政治统一体。（第24—25页）
总之，拉丁帝国是以文化为根基的政治同盟，这个政治同盟还必须通过统一的军事力量来保障。
五、舆论环境与实际困难
科耶夫在“奏折”的最后一部分专门论述了实现拉丁帝国可能面临的困难。这些困难分为内外两个层面。
在外部挑战方面，他认为最容易反对拉丁帝国的是英国。美国虽然跟英国同属于新教集团，但它毕竟跟法国没有地缘政治上的直接冲突，拉丁帝国的崛起兴许还能平衡一下英国。更何况法国曾支持美国独立并以此影响到了美国文化，美国没有反对的理由。俄国就更不可能反对了，拉丁帝国是它均衡德国的重要力量，又是抵御英美东扩的坚强堡垒。这样看，外部挑战并不是很大，真正的困难来自于内部。
内部的麻烦来自哪里呢？科耶夫明确指出，法国知识精英长期分裂为左右两派，打的不亦乐乎。这是国内思想界的内战状态，阻碍了任何一种想把所有法国人集中到一个统一意志下的努力。总之，法国远远没有形成基本的国家共识。
如何破解这个困局？科耶夫想到了共产党。他说，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共产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本质上具有“保守性”。我们要知道，是共产党而不是别的什么派系肩负起了反法西斯游击战的主要任务，与法西斯政权的长期斗争使得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具有鲜明的民族自主意识。
更重要的是，拉丁帝国处在东面德国、北面北欧和西面英国的新教势力的三面包围之中，而共产党恰恰是新教资本主义文化最自觉的抵制者。
为了保护这种地位，它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对抗英美世界的影响，哪怕是无限期地维持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现状，也在所不惜。（第42页）
共产党本身是一个寻求激烈变革的政党，但反对周边资本主义包围的诉求又使得它具有保守性。正如科耶夫所说：
这个党一方面对作为国家而存在的国家赋予极高的价值，另方面又主张，国家要想在政治上生产，只有通过毫无保留的变革才能做到，这种变革经常是激进的，快速的。（第42页）
拉丁帝国不与苏联东欧集团接壤，苏东集团的威胁较小。尤其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后，拉丁国家的共产党决不能被简单视作为苏联的跟屁虫。科耶夫接着说：
在建构帝国的过程中，共产主义的普世主义不会被拿来起一点推动的作用。（第43页）
科耶夫因此建议法国国民政府赶紧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须知战争期间，戴高乐领导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就与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游击队有过亲密合作的经历，这是它们在战后实现谅解和互信的基础。
一方面，抵抗运动包括了这个国家最具有活力的因素，它有某些进行深入改革的倾向，并且它与共产主义者也已经有过不是太糟糕的政治合作经验。另一方面，推动这个运动的是一种纯正的法兰西爱国主义，它跟戴高乐和某些法国的统治阶级都已经有过个人的和直接的联系。（第43页）
六、余论
以上就是科耶夫《法国国是纲要》的基本内容。它给中国有什么启发呢？
拉丁帝国的前提是类似的文化基础，中国悠久的历史已经为奠定了一种深厚文化基础。问题只在于如何保存和发挥这种基础，它不在那些高高在上的所谓儒家学术当中，而在于我们的民间文化当中，在我们的常识性观念里面。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些杨家将、岳飞以及各种各样的故事里面，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液，必须要守住。
在这个基础上与尽可能地与少数民族的固有文化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已经为这种结合提供了有力的实践经验。中国革命恰恰巩固而不是分裂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性。
更重要的是，在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和拉丁天主教传统是分裂的，但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的革命小说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就具有古典侠义小说的精神品格。法国没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应该能够做到。这就对我们党提出了类似于科耶夫的要求：既要有革命性，又要有保守性。革命性要求我们党始终是一个现代政党，始终能够把握住历史转折的现实处境；保守性则要求我们党始终立足于中国的民族特性，始终服务于中华民族本身。
我们知道，科耶夫的“奏折”没有能够完全实现，欧盟走的不完全是拉丁帝国的路子。相反，它倒是更接近于中国的道路，可是他提出的很多问题我们并没有真正解决，思考这些问题无疑会对中国未来的道路深有启发。
注：[1] 引文均出自于﹝法﹞科耶夫：《法国国是纲要》，邱立波编译：《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8月。本整理稿随文夹注页码，不再另行脚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