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史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而言无疑意义重大。它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并重新规定了历史的未来走向，使人们看到了从资本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然而，无庸讳言，国际共运史上所频繁出现的过度暴力，尤其是夺取政权后为彻底改造整个社会而付出的巨大牺牲，使人们不得不冷静地重新反思革命及其牺牲问题。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5页）[1]法国大革命以降，“武器的批判”逐步上升为革命的“绝对命令”。要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仅有“批判的武器”显然不够，“武器的批判”势在必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10页）于是，在一场又一场革命潮流中，革命的暴力摧枯拉朽，革命的牺牲与日俱增。马克思坚信，资本对劳动的奴役或隐蔽的“国内战争”，清楚地证明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然而，科耶夫却认为，革命不仅实际上流血，而且本质上必然要流血。此论不无反思革命之意。相反，齐泽克则强调与其苟活于尼采所谓“末人”状态，不如奋起斗争，哪怕以灾难告终。这种几近不计后果的激进主张虽然可能令人热血沸腾，却远远不足以令人信服。那么，究竟应当如何从理论上思考革命暴力的历史正当性？如何反思革命的牺牲性？如何把握革命的暴力与牺牲的意义呢？
一
我们先从科耶夫谈起。法国人科耶夫有三位来自德国的精神之父，这就是黑格尔、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然而在其《黑格尔导读》中，他却批判自己的精神之父：
受到一元论的本体论传统误导，黑格尔有时把他关于人的或历史的存在的分析延伸到自然。他说，一切存在的东西是虚无的虚无化（这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导致一种站不住脚的自然世界）。……——海德格尔重新采用黑格尔的死亡主题；但他忽略了斗争和劳动的互补主题；他的哲学也不能分析历史。——马克思坚持斗争和劳动的主题，因此，他的哲学本质上是“历史主义的”；但他忽略了死亡的主题（尽管承认人是终有一死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看到（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看到）大革命不仅实际上是流血的，而且在本质上和必然是流血的（黑格尔的恐怖主题）。”[2]（科耶夫，第685页）
科耶夫此举堪称“三斧弑父”：第一斧针对黑格尔，批评黑格尔把人的或历史的原则非法地延伸到自然界；第二斧针对海德格尔，指责海德格尔虽抓住了死亡主题（“此在乃是向死之在” 云云），却忽视了斗争与劳动主题，其存在之思不能分析历史；第三斧针对马克思，批评马克思虽抓住了斗争与劳动，却忽视了死亡主题，因而他不明白法国大革命不仅实际上流血，而且本质上必然流血。
简言之，在科耶夫看来，黑格尔不懂何为自然；海德格尔则既不懂斗争与劳动，也不懂历史；而马克思虽懂历史，却因忽视死亡而不懂革命。
细究起来，科耶夫这三板斧，各有千秋。读过黑格尔的人恐怕不一定会坚决反对科耶夫对黑格尔的批评。绝对精神如何从逻辑学转入自然界，一直是一个黑格尔特有的难题。只读过《存在与时间》的人恐怕也不一定会完全不同意科耶夫对海德格尔的批评。确实，从此在生存论分析中，人们只会碰上一个手工作坊中的工匠在不停地挥动着锤子；这种向死而在的人虽然是所谓“共同此在”，却似乎同历史无多大关联。也就是说，虽然海德格尔是在分析此在的存在方式，并曾在其问大谈特谈历史性，但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生存论分析却不无去历史性之嫌。[3]
然而，读过马克思的人恐怕就难以苟同科耶夫了。马克思虽懂历史却因忽视死亡而不懂革命？这个论断听上去令人顿生疑窦：最近一个多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居然不懂革命？就革命思想对人类现代进程的影响而言，何人能望马克思之项背呢？!甚至海德格尔也间接承认马克思“改变了世界”，虽然其承认不无条件。[4]那么，科耶夫究竟在说什么呢？什么叫马克思“忽略了死亡的主题（尽管承认人是终有一死的）”[5]，因而“没有看到大革命不仅实际上是流血的，而且在本质上和必然是流血的”？莫非是说马克思无视死亡，竭力主张暴力革命，而革命本质上必然流血，从而必定不断流血？倘若把革命洪流中主动与被动的流血统称为“牺牲”，那么科耶夫似乎就是在断言马克思不懂“革命的牺牲性”。
二
革命的牺牲性显然是源于革命的暴力性。确实，马克思公开主张暴力革命，《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就是明证。这篇政治文献开篇就为人类历史定下了阶级斗争的基调，把社会成员划分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并断言两者的斗争结局不外乎：或者社会革命成功或者各阶级同归于尽。不管结局如何，暴力革命乃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宣言》结尾明确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7页）这当然不是《宣言》中唯一一次明言暴力。其第二部分有言：“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同上，第294页。黑体为引者所标）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须通过革命，而消灭旧生产关系则须动用暴力。这里所谓的革命与暴力显然是相通的。
马克思指认资产阶级时代具有“阶级对立简单化”倾向，即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敌对阵营。在两大阵营的斗争中，暴力必不可少。所谓“无产阶级……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同上，第283页），就不能抬头挺胸，所谓“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同上，第284页），所谓无产者要夺取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同上，第283页），等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相信暴力乃是夺取政权与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手段。要夺取政权就必须炸毁旧的国家机器，而要夺取社会生产力则必须彻底改造整个社会。
马克思主张暴力革命，当然不是为暴力而暴力。暴力革命只是消灭旧暴力的必要途径。至少在《宣言》中，马克思不相信旧暴力的消灭可以采取“和平的途径”，因此他把“革命行动” 同“和平的途径”对立起来。他指出：“他们（指圣西门、傅立叶与欧文—— 引注）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同上，第304页）马克思对此大不以为然，因为他一贯坚信：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同上，第9页）暴力革命乃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不二法门。
然而，主张暴力革命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不懂革命的牺牲性呢？不能如此理解。
暴力革命或“武器的批判” 当然要涉及牺牲。马克思并不是不懂得革命的牺牲性。但在他看来，没有牺牲就不能“消灭私有制”，因为私有制本身就是暴力，而且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同上，第294页）这种暴力的一种表现曾被马克思生动地描述如下：“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同上，第279页）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时时刻刻遭受着剥削的暴力侵害。现代工人的生存可能性完全取决于其劳动能否成为增殖资本的手段。马克思甚至把资本对劳动的奴役称为“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同上，第284页。黑体为引者所标）在马克思看来，这种隐蔽性国内战争最终要爆发为“公开的革命”。这就是说，资本的暴力终将遭到劳动的暴力反抗。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性首先源于资本奴役的暴力性。以暴抗暴，天经地义。要消灭旧暴力，只有依赖新暴力。因此，不能因为畏惧牺牲而放弃革命，否则就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为革命而牺牲，自当义不容辞；为革命而让人牺牲，亦理直气壮。[6]
这种暴力在革命成功之前处于匿名的反抗状态，在革命成功之后则获得了一个专名即“无产阶级专政”。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4页）此前2O多年马克思就曾明言自己的真正贡献不是“阶级”或“阶级斗争”理论，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7]专政被提到如此核心之地位，正说明暴力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而马克思强调暴力革命恰恰在于他对私有制内在暴力性的洞察。
更为要紧的是，马克思并不满足于仅仅以新暴力消灭旧暴力，其最终目的乃是要消灭暴力本身。因此他认为，必须找到一种新形态的暴力，这种暴力不仅首先消灭旧暴力，而且最终自动消灭自己。所谓无产阶级“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这就是消灭暴力本身。马克思要求共产主义革命同传统所有制关系与传统观念（暴力及其观念乃是其中之一种）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从某个角度上讲，不正是力图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吗？
可见，在暴力革命问题上，马克思有两个观点值得重视：（1）在私有制条件下，革命暴力是消灭以私有制为核心的旧暴力的必要手段；（2）在消灭私有制之后，革命暴力将逐渐致力于自我消亡，从而从根本上消灭暴力本身。
问题在于：夺取政权后，暴力不仅没有马放南山，反而往往愈演愈烈。夺取生产力的暴力甚至远多于夺取政治统治地位的暴力。按照《宣言》的说法，无产阶级运动不同于过去的一切运动，它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同上，第283页）既然如此，何以其夺取政权之后的暴力反而远甚于从前的运动呢？这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使然吗？
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性之所以要远远大于以前的革命，是因为其目标在于改造整个社会结构，因而其所遭遇的抵抗也更加强烈。马克思就此指出：“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同上）
不妨把夺取政权所须运用的暴力称为“政治暴力”，同时把夺取社会生产力所须运用的暴力称为“社会暴力”。就政治暴力而言，也许可以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难分伯仲，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也一样不惜流血牺牲；而就社会暴力而言，则前者难望后者之项背，因为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已经掌握相当的社会生产力，其掌握政权只是为了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其发财致富的条件，因而没有必要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造。这意味着私有制本身并未遭受太大的暴力，只是变换形式而已。然而无产阶级则不然。无产阶级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所以在夺取政权之后，要掌握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改造，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暴力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由此呈现。
然而，一种以人类解放为宗旨的学说却以暴力为必不可少的利器。这说明了什么呢？暴力的正当性究竟何在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一方面，这是否意味着其所反抗的对象本身具有暴力性，所以必须以暴抗暴？另一方面，这是否意味着其目标所需过程本身包含暴力性，所以不得不继续施暴，以便最终以暴灭暴？
曾经亲身经受过“专政”滋味的齐泽克在《敏感的主体》中指出，20世纪的极权主义不同于18世纪的雅各宾主义，因为其指导思想不再纯粹是“理念”，而是有关实际社会经济过程的“知识”。或者说，它不再仅仅沉浸在政治意识形态幻觉之中，而是把其历史干预基于实际社会经济过程的知识之上。革命主体的奋斗目标当然还是与实然相对抗的应然理念，但这种理念现在被置于有关社会过程的客观知识之上。在齐泽克看来，伦理理念同社会过程的科学知识之问的巧合恰恰为极权主义暴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暴力行为虽然同伦理精神格格不入，却基于所谓的历史必然性而获得了正当性的辩护：
这种知识（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社会与生产关系）悬置了Sein与Sollen、存在与应当、何者（what is）与伦理理念（ethic Idea1）之间的古典对抗，其中伦理理念是革命主体的奋斗指向，它直接基于（与之巧合）社会过程的客观、“客观的” 科学知识——这种巧合为极权主义暴力打开了空间。因为以这种方式，反对伦理庄重性的大多数基本形式的行为基于历史必然性而得以合法化（在完成了其进步作用之后，阶级自身已经注定要消亡。从这种科学洞察力看，杀害“资产阶级成员” 的大众是正当的等等）。（齐泽克，第219—220页）
换言之，暴力是正当的，只要被施暴者属于敌对阶级。暴力的正当性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行为，被转移到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的政治行为中。共同体外部的战争状态转移到了共同体内部。共同体内部的暴力使作为阶级成员的个体无处可逃。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实践中这种暴力可能并不一定如马克思在理论上所希望的那样逐渐趋于自我消灭。于是情况就可能转变为以一种更加直接而粗糙的新暴力取代旧暴力。旧暴力（表现为个人自由、市场平等和议会民主等）被坚决反对所谓“抽象自由”、“虚假平等”与“形式民主” 的新暴力所取代。面对或公开或隐蔽的新旧暴力，人们突然发现自己进退维谷：或者对旧暴力逆来顺受，听任资本奴役；或者以暴抗暴，然后遭遇新暴力。
本来，马克思旨在消灭阶级对立乃至阶级本身，而不是像资产阶级社会那样，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形式和新的斗争形式来代替旧的对应者。但是历史的吊诡在于，芦苇般脆弱的个人却每每不得不作为某一阶级成员完全裸露在新的国家机器面前。胡克上世纪6O年代曾断言：如果说“马克思的布尔什维克化”是对马克思的背叛的话，那么马克思对启蒙及人权的某种立场也为这种背叛开辟了“道路”。[7]（cf．Hook）
三
马克思虽懂历史却因忽视死亡而不懂革命——科耶夫对马克思的这一批评也许不无深刻之处，但却并不准确。马克思当然懂得革命的牺牲性，但他更懂现代的工业劳动或资本剥削的暴力性。在他看来，只有以革命的新暴力才能打败旧暴力，并且只有新暴力才能从根本上终结暴力。因此，马克思的选择毫不犹豫，因为他深信自己掌握了历史的真理，从而掌握了未来。倘若“史前史” 的鲜血可以浇灌出人类“正史” 之硕果，那么有什么理由不欣然而动呢？
齐泽克曾经指出，雅各宾派同极权主义不一样，他们仅仅严格遵守“伦理理念”如平等原则，却并不诉诸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客观知识”，并不参照中立知识，把绝对权力的任意使用合法化。他们试图直接实现平等原则，并把它强加到现实的过程中。在雅各宾派那里，暴力的合法性或正当性来自抽象的伦理理念。而在极权主义那里，暴力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则来自有关社会经济过程的科学知识，这种知识所揭示的社会经济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绝对权力的使用与革命的牺牲性从而获得了天经地义的合法性。[8]
只是这样一来，马克思下面的一段话就似乎真的要让老鼠牙齿去批判了：“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把迄今为止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条件看作无机的条件。然而他们并不以为过去世世代代的意向和使命就是给他们提供资料，也不认为这些条件对于创造它们的个人来说是无机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2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段文字，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几人真正理解呢？恐怕不多。这也难怪后来的革命家们，因为这段话本身似乎就矛盾重重：一方面说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把所继承的条件看作无机的条件，另一方面又强调他们并不以为前人的意向和使命就是给他们提供资料，也不认为这些条件对于那些创造者来说是无机的。前一方面是共产主义者对待前人及其所创造条件的实践立场，即在实践中共产主义者视前人及其所创造条件为自己的质料。后一方面是共产主义者对待前人及其所创造条件的理论态度，即在理论上共产主义者明白前人及其所创造条件并非自己的质料。在如何对待前人及其所创造条件的问题上，共产主义者处于理论与实践的尖锐矛盾之中。共产主义者当然知道前人及其所创造条件不是质料，不是为了所谓共产主义事业的质料，但在实践中共产主义者却不由自主地把前人及其所创造条件当作了质料。这种实践上的质料化与理论上的非质料化也许最深刻地揭示出革命暴力的困境。革命的目标从理论上讲当然是为了人类的解放，但这种解放在实践中却每每以一代代前人及其所创造的条件为代价。
难道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玩人于股掌之间？难道这就是革命的“狡计”，终究会把人类送上正道？“人类史前史”的终结、“人类正史” 的开始难道可以为一切牺牲背书吗？进而思之，会不会所谓“人类史前史”其实就是“人类正史”？
生产与交往所产生的条件对于创造它们的个人来说并不是无机的——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是多么值得反复咀嚼啊!遗憾的是它却被迫留给老鼠的牙齿去咀嚼。不过，即使这段文字当时能够面世，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的牙齿去咀嚼。其关键在于革命的浪潮不允许停留在这样的理论认识之中。暴力革命使共产主义者只能在自己的实践中马上背离自己的理论认识，把这些条件统统看作是无机的，并把世世代代的意向与使命看成就是给自己提供资料。这种单向一维的目的论历史观以未来的解放否定当下的存在，这对于“人类正史”开始前的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在马克思那里，实现“人类正史” 的一大利器无疑是辩证法。《资本论》第二版跋曾明确交待：“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眭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然而，人们现在不禁要问：这种辩证法利器能否在否定地理解一切事物的同时也肯定地理解一切事物呢？也就是说能否把辩证法颠倒过来？能否承认，不仅仅未来的个人的自由发展或全面发展才是目的，当下的个人自由也是目的，哪怕它是抽象的、形式的、不完善的？在无情地消灭了这些抽象的、形式的与不完善的自由之后，我们为当下的个人留下了什么呢？难道真如青年马克思所言，人们从此不仅理论上是“类存在物”，而且实践上也成为“类存在物”，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而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
马克思对人权乃至权利一般的严厉批判，固然深刻地揭示了权利的阶级性与历史性及其对人的解放的阻碍，但是如何防止这种批判为后来的激进运动打开忽视人权的方便之门，却是一个不得不备加小心的问题。
依据科耶夫，黑格尔显然是懂得法国大革命不仅实际上流血，而且本质上必然流血的，否则黑格尔就不会在《精神现象学》中大批特批“绝对自由” 了，也不会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同时强调下述两个命题了：“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1961年，第11页）绝对自由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破坏的狂热”，只是热衷于破坏任何明确的结构，而不是建设任何肯定性成果，所以它可以打碎一个旧社会，却不能在其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结果只能造成恐怖统治。黑格尔深刻地指出：“普遍的自由所能作的唯一事业和行动就是死亡，而且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含、没有任何实质的死亡，因为被否定的东西乃是绝对自由的自我的无内容的点；它因而是最冷酷最平淡的死亡，比劈开一棵菜头和吞下一口凉水并没有任何更多的意义。”（同上，1979年，第119页）在绝对自由荡平一切的冲动中，人之死轻于鸿毛，居然比不上劈菜吞水。这种牺牲也未免太廉价了。
泰勒就此有过一番精彩评论：“在这些先知式的文字中，黑格尔勾勒出了现代的政治恐怖景象。对此我们比他那时代的人，更具刻骨铭心的体认：这种现代的政治恐怖，以人性的标帜或即真实意志之名义，扫除‘人民的敌人’，从而它吞噬的大众遂由行动上的反对者扩大到受嫌疑者。”（泰勒，第185页）
绝对自由只是强调“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而根本不承认“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9] 其恐怖统治最终只能表现为革命本质上的牺牲性。
马克思是否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是这种绝对自由的传人，有待深入的研究。按照泰勒的说法，黑格尔早就预先对马克思进行了批评：“在黑格尔对绝对自由的批判中，我们知道他的矛头是指向卢梭和法国大革命，但这其实也是预先对马克思的批判。因为马克思也相信最终我们会达到一个普遍而集体参与的社会，泯除劳动区分，而获致新的同质性。”（同上，第187—188页）泰勒认为，黑格尔式由分化或中介而通达普遍的辩证法，变成了马克思式消除分化或中介而直通普遍的辩证法。
不过，也许科耶夫与泰勒都过于苛求马克思了。马克思的事业主要在于揭示死劳动奴役活劳动的秘密，从而为超越资本解放劳动提供一种可能。尽管在马克思的话语中这种可能每每被表述为历史的必然，但是他却无意于为未来开列万应灵丹。
在资本的隐蔽暴力与革命的牺牲性之间，当代人应当如何取舍，如何选择？齐泽克在《活在末世》中旗帜鲜明地主张斗争。他指出：“要参加这场斗争，意味着赞同巴迪欧的公式mieux vaut un desastre qu'un desetra（灾难总比不存在更好）：冒险投入对真理一事件的忠诚，即使以灾难而告终，也好过苟活在尼采所谓‘末人’无事件的功利主义一幸福主义的幸存状态中。”（Zizek，p．XV）
这一观点虽然在主张斗争方面类似马克思，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已经从马克思立场上倒退了很远，因为它不再像马克思一样坚信“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马克思主张革命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已经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其革命主张是建立在历史规律可以认识并且已经被认识的假设之上的；而齐泽克在此主张斗争，则是遵循这样一种逻辑：虽然不知历史结果如何．也要投入革命斗争，哪怕遭遇灭顶之灾，因为“末人”式的生存状态不值得苟活，因为“我们通常为幸存状态所付出的代价乃是我们的生命”。（ibid）因此，与其苟活而丧生，不如斗争而求生，哪怕以灾难收场。这种近乎盲动的主张究竟是否有助于“末世” 斗争，答案恐怕并不简单。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不可推卸、同样也不可剥夺的存在责任。因此，如何对抗资本的暴力，如何防止政治暴力自动生成为社会暴力，如何防止社会暴力脱缰而出？这个难题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不如说是我们自己的。不解决“革命的牺牲性”难题，本质上不必然流血的革命根本无从谈起。
概而言之，没有革命暴力就不可能推翻一切奴役人的旧制度。暴力革命的历史正当性源于私有制的内在暴力性。然而，革命的牺牲性则要求慎重对待前人及其所创造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言，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在人类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因此，反抗资本奴役、实现劳动解放的未来斗争，必须是真正“扬弃” 意义上的革命，而不能是那种横扫一切以往财富的激进运动。
注释：
[1] 此言无疑是毛泽东这样一位久经生死考验的革命家对革命与牺牲之间关系的切身体会。其诗亦有云：“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不过这里所谓的“牺牲”是就革命主体而言，革命对象不在考虑之列。本文所用的“牺牲”概念则不仅包括主动者，而且涵盖被动者。
[2] 此书不可小觑，它至少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两代法国思想家。德里达曾清楚地指认了这一点： “谁会怀疑，科耶夫对于《精神现象学》所做的新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式的解读，是令人感兴趣的呢？这一解读对于战前或战后那一代法国的知识分子，在许多观点上有着决定性的和不容忽视的影响。”(德里达，第71页)
[3]海德格尔亲炙弟子马尔库塞后来对自己导师有相似的批评，说海德格尔虽然言必称历史性，却从来不能从思想上真正进入现实的历史，因此其有关历史性的论述终究失足于抽象。对此，沃林指出： “马尔库塞相信，尽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有其自身的缺陷，但是它还是为理解当时的危机提供了最为老道的方法。像一系列先验论哲学一样，基础本体论忽略了历史，处于一种‘辩证法迷惘’之中：概念上很耀眼，但事实上和经验上都显得很贫瘠。” 另外，“在马尔库塞看来，海德格尔对历史性的讨论仍然过于形式，以至于没有融合真正的历史事件。基础本体论有关历史性的断言最终证明是一种虚假具体的断言。” (沃林，第152、153页)此论不无争议，有待另行探讨。
[4]海德格尔明言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前提条件是黑格尔：“如果没有黑格尔，马克思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第53页)
[5]科耶夫所言应当是指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无情的胜利，并且似乎是同它们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
[6]毛泽东深得革命三昧。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就作过后来极其著名的论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
[7]阿伦特在概括马克思同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决裂时，曾指出其中的一个决裂就是对暴力意义的不同理解。她认为马克思把暴力看作历史的助产士，这颠覆了西方亚里士多德以来有关“人是理性的动物” 的传统政治思想。暴力是与理性格格不入的。无理可讲，于是暴力伺候。（参见阿伦特，第24—25页）可见，她发现了暴力对于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核心性。
[8]这个说法固然有其偏颇性，但只要回想一下20世纪激进运动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我们恐怕就不能完全忽视这一说法。
[9]“这是在严格遵守伦理理念的标准毁灭性——甚至杀戮性—— 范围与现代极权主义之间的分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恐怖主义基于对‘平等’理念的严格遵守——他们试图直接实现这个理念并把它强加到现实的过程中。这种‘纯粹理想主义’与‘最具毁灭性的暴力’的巧合在黑格尔《现象学》的著名章节中已经分析过，但是它不能解释20世纪的极权主义。雅各宾派所缺乏的是对历史（把对绝对权力的使用合法化）的客观／中立科学知识的参照。只有列宁主义革命而非雅各宾派占据了对历史必然性的纯粹工具之恰当曲解的位置，这是通过知识而获得的。”（齐泽克，第220页）
[10]虽然黑格尔并不认为存在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如他曾明确强调“一个偶然的存在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 （黑格尔，2004年，第44页），但是，经过恰当的重释，“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这个命题却可以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提供一个限制，以免后者以真理之名任意妄为。对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积极扬弃要保存“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 的论述，人们不禁要对横扫一切的2O世纪的激进运动唏嘘不已。
参考文献：
阿伦特，2007年：《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德里达，2008年：《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黑格尔，1961年：《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1979年：《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
2004年：《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科耶夫，2005年：《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年、1979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齐泽克，2005年：《敏感的主体》，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泰勒，2009年：《黑格尔与现代社会》，徐文瑞译，吉林出版集团。
《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2001年，丁耘编译，载《哲学译丛》第3期。
沃林，2005年：《海德格尔的弟子们》，张国清、王大林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Hook，S．，1968，“The enlightenment and marxism”，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9 （1）.
Zizek，S．，2010，Living in the End Times，Verso．
原载于《哲学研究》2012年第12期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