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显得来哗众取宠——难道科耶夫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的确，要是谈论毛泽东与科耶夫，就有点过分了，但如果谈论的是科耶夫与毛泽东，就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毛泽东不大可能会知道科耶夫，但科耶夫肯定知道毛泽东：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科耶夫读过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因为科耶夫去逝的前一年“密访”过中国，尽管我们没法看到中联部的材料，实在可惜，但访问本身就表明，他对毛泽东的中国有兴趣。

首先不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科耶夫会对毛泽东的中国有兴趣？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让西方的左派大为兴奋，毛泽东的现代演化方式第一次引领西方的现代演化方式——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思考视野迄今仍然主要局限在中国自身，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很可能出于国际战略的考虑。1965年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运气时，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上山之前，毛泽东在武汉梅岭闭门审视国际政治态势。按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一生的功绩有两个——也就是闹了两场革命：第一个是打败蒋介石统一中国，第二个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言下之意，第一个革命解决的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分崩离析问题，第二个革命则是要解决中国在国际战略中的地位问题。著名的“第三世界”理论就是在 “文革”期间提出来的，有如国际战略上的“农村包围城市”——联合第三世界包围第一世界。我们还记得，当中美谈判因台湾问题陷于僵局时，毛泽东的指示是：台湾事小，世界事大。

一直在致力于重建欧洲的科耶夫看到毛泽东的举动，也许会觉得“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哪一点上相通？我们知道，迄今国际战略的基本格局是二战结局划定的，美英和苏俄主宰了国际战略格局，法国和中国虽然都是战胜国，却在雅尔塔会议上没有发言权——对中国来说，雅尔塔会议无异于又一次巴黎和会。然而，中国大陆的内战结束，随之，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毛泽东决定迎战美国，从此，毛泽东的抱负从中国视野转为国际视野：摆脱苏俄与美国两个新帝国的制约关系。这种处境恰好是科耶夫的《法国国是纲要》的基本问题所在：“一个孤立的法国只能在两个彼此对立的帝国之间选择其一”（页12-13）——事实上，法国在二战以后尽了自己最大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国际战略地位。科耶夫在二战结束时提交的《法国国是纲要》的抱负，与毛泽东的抱负在如下这一点上相一致：必须或者至少值得考虑法国或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在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中的领导权问题。

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就需要考虑科耶夫和毛泽东的抱负的思想史基础：科耶夫的思想背景来自黑格尔的普遍秩序构想，毛泽东的思想背景至少从观念上讲与此相关。在《法国国是纲要》的引言中，科耶夫提到法国的两大危险：来自德国复苏的危险和来自美英与苏俄交战的危险。在科耶夫看来，第二个危险固然还为时尚早，还不是非常明确，但却是“真正的致命”危险（页4），它使得法国将要承受的创伤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涉及“文明本身”。正是这个“文明本身”，会在深切的层次上触及毛泽东的抱负。

正是基于这样的旨趣，我尝试提出这样的阅读科耶夫《法国国是纲要》的方式：从毛泽东的视野和行动来考验科耶夫在1945年提出的构想。我相信，倘若科耶夫活到今天，他一定会把毛泽东的中国纳入他的论述框架。

科耶夫的《纲要》从“历史境况”谈起，视野一下子拉长了数百年——科耶夫要谈的是法国的当前“国是”，起点却是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 转折相媲美的历史时刻，但他正置身于对中国来说的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转折”。

科耶夫的考虑的确具有战略意识和眼光，他思考的并非是现代性的既成形态——民族国家形态，而是新的“由加盟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帝国性”联盟。在晚清时期，中国的战略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想的都是中国如何从帝国性的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从而处于科耶夫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开局”阶段，尽管如此，康有为并没有忘记中国这个国家所承载的“文明本身”。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晚清以前，并没有一种国际性的政治观念的视野，而这样的视野西方人早在古希腊的古典时期就已经有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晚清一代学人中，最具国际政治观念的当推康有为，由于第一次巴黎和会以降中国一直处于局促的国际政治处境，中国的国际性政治观念根本没法展开。毛泽东完成中国大陆的统一以后，对新中国的想象才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国际政治观念。不用说，毛泽东的考虑视野与康梁已经非常不同，根本差异在于，毛泽东已经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新构想。尽管如此，康有为与毛泽东之间，仍然有一条内在的联系线索。

科耶夫提出的新的 “帝国性”联盟及其战略意识和眼光，显然来自黑格尔的观念——如科耶夫所说，“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精神已经抛弃了民族国家”（页9），我们知道，黑格尔的《法权哲学》与他的《世界历史哲学》有紧密的关系（从这一点来看，科耶夫对毛泽东的第二次革命抱有极大兴趣，就在情理之中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科耶夫以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为例，说明了民族性国家与“帝国性功业”之间的矛盾。科耶夫说，早在中世纪中叶，德国就在追求“帝国性功业”，由于不具备“现实的基础”，这样的追求注定指挥是“一个乌托邦”（页6）；如今，“现实的基础”已经出现，“乌托邦”也就可以从空想变为现实——科耶夫的思考立场完全基于黑格尔式的现代性构想，要挑战科耶夫的思考立场，就得挑战黑格尔式的现代性构想，这就会牵涉到更为深远的思想史问题。事实上，科耶夫的思考立场已经受到严峻挑战，这就是施特劳斯在《论僭政》中提出的挑战；不过，我们在此很难展开这一挑战引发的论争（参见施特劳斯《论僭政》中所附的科耶夫的评论文章以及施特劳斯的回复），只能从科耶夫已有的既定现代性立场来看他的国际战略观，并在此视域中来考虑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构想。

最后，我想回顾古希腊第一位幸存的纪事作家希罗多在《原史》中的一句话，它为我们阅读科耶夫提供了仍然有效的提示：

……我探究过人间大大小小的城邦，从前曾经伟大的城邦，如今有许多已经变得渺小，在我的时代强盛的城邦，过去却微不足道，由于我相信，人间的飞黄腾达决不会在此留驻，我将一视同仁地忆述大小城国（的命运），——希罗多德《原史》卷一，5，3—4

科耶夫在《法国国是纲要》中说：

英美人、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都没有占有，并且也不会占有以法兰西民族为首的拉丁民族已经给予文明世界并且还将继续给予文明世界的那些东西。（页13）

我们可以恰当地把这里的“拉丁民族”换成“中华民族”，这样一来，当我们研读科耶夫的这篇报告时，就会自然而然联想到我们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