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夏天，我第一次来到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热贡地区（注：今同仁县）。那时我正在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择田野考察地点。热贡（Rebgong），是一个藏语名字。藏族小伙子们挂在嘴边的是一个虽不准确，但足够浪漫的汉话翻译——“金色的谷地，梦想的故乡”。
这片金色的谷地里，世世代代居住着画神的人。“唐卡”（thangka）一词也来自藏语，《藏汉大词典》中解释为卷轴画，常以天然矿植物为原料，绘制佛本生故事、历史风俗、历史人物等。在2009年，唐卡、堆绣、泥塑等热贡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前，藏传佛教唐卡艺术是热贡地区几个藏族村庄的主要经济来源。
男女有别、尊卑分明，仍然是这些藏族村子保守的传统。在热贡，画唐卡赚钱的主要是男人，女人的社会地位普遍比男人要低，受教育的程度也低一些。大到田间劳动、修房子、背泥土，小到烧火做饭、清理屋子，都落到女人的肩上。哪怕是几家人外出游玩野餐的时候，也常常是男人们坐在一边，女人们带着小孩儿坐在另一边，座次也是按照年纪的长幼顺序排好，丝毫不乱规矩。
我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总是以观察者的角色出现在热贡的社会生活中。在当地社会的性别划分中，我往往处于非常模糊的地带。村里人都知道我是做研究的，是个“文化人”，所以对待我和对待村里其他女人的态度十分不同。除了一些宗教禁忌以外，男人们能参加的活动，我基本都能参加。当然，女人们日常的活计，我也可以跟着一起做。虽然田野调查的工作常常让我处于一种“无性别”的状态，但毕竟我是一个女性，而且，我所生长的环境，对于女性的观念和这里有很大的不同。
这一天是农历的正月十六。白天的时候，一个措瓦（注：土语中部落的意思，指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的联合）的二十几户凑在一家人那里念经。念到下午五点多，这些家的男人们临时决定，大家凑点钱，让这二十几家的媳妇晚上到县上去搓馆子。我借宿那家的嫂子也去，她把我也一道拉去。嫂子说，这二十几家的男人在几辈以前都是近亲，后来因为结婚分家，没再住一起，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平时大家都忙，没时间聚会，过年最后一天，这些家的男人和女人们才会凑到一起。虽然措瓦里的媳妇们不一定是血亲，但都来自同一个村，大家很熟，现在又沾着姻亲，所以关系特别好。一听说要去县上吃饭，媳妇们都很兴奋。她们飞快地脱下厚重的藏袍，换上五颜六色的羽绒服、牛仔裤和高跟鞋，到公路上去搭车。
天黑前，我们赶到县上一家回族人开的清真餐厅。据说，村里人请客办酒席都会选这家清真餐厅。有人家刚刚在饭庄办过婚宴，大红的“囍”字还挂在大厅的墙壁上。这会儿男人们还没到，媳妇们凑到红彤彤的墙壁前，兴奋地吆喝着，让我一张接一张地为她们照相。独照，合影，几个女人互相把衣服换来换去，很快就拍出一百多张照片。她们在镜头前显得有点羞涩，笑得也不太自然。可一拍完，便原形毕露，不顾旁边还有人等着拍照，尖叫一声从我手里一把抓过相机，急着从LCD里看自己的样子。
因为交通不便，村里的面包车来回运人，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所有人才到齐。措瓦里的男人们没全来，只来了十个，单独坐一桌。其他的二十几个女人分两桌坐。措瓦里管事的大哥一边喝酒，一边给大家分配座位。他走到我身边的时候，身上已经有很浓的酒气了。我按照借宿那家大哥交代的，给了他一百元“份子钱”。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拎到女人的一桌去坐下。他一边把我按在椅子上，一边冲着我的耳朵嚷嚷：“好好吃，好好喝，今天你们女人家放松放松！”
菜先上到男人那一桌。男人们喝酒喝得厉害，菜却吃得很少。没吃完的菜，就被端到女人们的桌子上来。媳妇们即使在外面吃饭，也还是保持了勤快、持家的女主人性格。菜一端上来，一下子就被利索地分到了每个人的碗里。吃了一会儿，男人们酒劲儿上来了。一位大哥突然站起来唱歌，女人们中间嗓子好的，也跟着唱起来。虽然是在餐厅里，他们仍是放开了嗓子，如在旷野里一般豪放，而且还不忘麦克风。
当有男人起来唱歌的时候，女人们便放下碗筷，举手跟着打拍子。
闹到夜里十一点多，聚会接近尾声。管事的大哥和餐厅老板结了账，让其他几个男人把没喝完的酒水带走，他们一会儿要去县上找个地方继续喝。临走前，大家聚到大厅中间，再载歌载舞了一段才满意地出了门。出门前，管事的大哥忽然跑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怎么样，高兴吧？我们当家的今天凑些钱，就是想让你们女人高兴高兴。”我脸上笑着，但心里却有点别扭。这种感觉，就像前几日在山顶煨桑祭祀时，村落的族长向妇女和小孩儿抛撒糖果和零钱，引得所有女人和孩子们跪在地上哄抢，而男人们在一旁哈哈大笑时我感到的尴尬一样。
也许是因为我的文化背景，我不习惯看到女人被这样对待。记得在一次访谈中，村子里的一个女人告诉我，她丈夫常年在外地画画，平时很少给她打电话。即使打电话，也总是骂她笨，嫌她田里的事干不好或者小孩儿管教得不好。但她马上话锋一转，眼神如孩子一般快乐地说，过年的时候，她丈夫就会从外地带好吃的回来给她和孩子，那时她觉得自己特别幸福。我看着餐厅里挥着手臂跳舞的女人们，很少看到她们这样放松地欢笑。
这种高兴与满足非常真实，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从村里来县上的时候，只开了一辆面包车和一辆小轿车。我借宿那家的大哥二话不说，自己抢先钻进他朋友的小轿车里，和几个男人走了。嫂子赶快拉我去搭面包车，所幸我们挤上了车。这辆准乘8人的车子，最后一共坐了15个人。车子“惨叫着”发动后，开始笨重地前行。我惴惴不安地坐在车里（其实是跪在车里），丝毫没有忘记司机刚才饮酒饮得是那般尽兴，没有忘记超载、无证驾驶、一盏路灯也没有的乡间小路以及汽车本身糟糕的照明……车一边行驶着，我一边紧紧地抓住门把手，同时还要不时地注意周围，避免在颠簸的时候被密密麻麻的手肘和肩头磕到脑袋。
行驶到一半时，车上的女人们突然念起了经。经文十分流畅，如同流水的歌咏一般，绵延不绝地萦绕在耳旁。司机和另外两个男人抽完了手上的香烟，也跟着念了起来。两种声音加在一起，变得浑厚悠远，车子里突然充满了静谧和坚定。这好像一个突如其来的梦境——自己正与朝圣的藏人挤在车子里，在夜色中穿过树林，穿过群山，一直缓缓地驶下去。
我时常会有这样的矛盾：作为女人，我对这里的男人对待女人的态度很不习惯；但我也清楚，这一切对于当地人来说，约定俗成，自然而然。村子里的女人，有着十分隐忍的性格。她们沉默而非无知，她们非常宽容，有着极大的同情心，懂得珍视简单的快乐，这甚至让她们显得很高贵（一个西班牙人到热贡旅行时也曾这样评价）。我知道，我不可能全盘接受村里人对女性的观念，就像我不会苟同一个极端女权主义者一样。我知道，我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他们身上，同样，理解他们的文化并不代表我要改变自己的价值观。
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总是处于两者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