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7日周三晚八点，接受德国自由学生联盟巴伐利亚分会（Freistudentischen Bund. Landesverband Bayern）的邀请，韦伯在慕尼黑的斯坦尼克艺术厅（Kunstsaal Steinicke），以“科学作为天职”为题做了一场演讲，这是“脑力劳动的职业”（Geistige Arbeit Als Beruf）系列演讲的第一讲。[1]德国自由学生运动一直关注德国大学生经常面对的文化政治问题，特别是德国高等教育体制特有的专业化与职业的问题。当时对“青年文化”影响巨大的教学改革倡导者维内肯（Gustav Wyneken），[2]强烈反对将高等教育视为单纯的职业培训。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在战前也撰文尖锐批评政府官僚与资本主义的职业工作，斥其为吞噬一切的巨大机器。受这些思想的启发，在自由学生运动中相当活跃的青年学生施瓦布（Alexander Schwab），在1917年5月发表了一篇题为“职业与青年”（Beruf und Jugend）的文章，将“职业”描述为现代世界中具有致命力量的可怕魔王，与古希腊世界中人的完美 处境相比，“职业”在现代欧美“人”的谋生与精神之间制造了巨大的分裂，断送了青年人完整的灵魂，使现代人的生活沦为扭曲与倒错的不幸处境。在这篇尖锐文章的触动下，巴伐利亚的自由学生联盟，决定邀请一批“专家”，探讨在现代世界中生活与精神的关系，尤其是脑力劳动作为职业的情形。曾经撰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被视为是处理这一主题的绝佳人选。
韦伯在1917年11月7日发表“科学作为天职”演讲的慕尼黑斯坦尼克艺术厅
按照韦伯演讲的惯例，“科学作为天职”并没有预先写就讲稿，而只是准备了演讲关键主题的简要提纲。[3]洛维特多年后仍然对演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苍白而疲惫，急促地穿过爆满的讲堂走向演讲桌……他的脸庞与下巴长满了浓密的大胡子，令人想起班贝格大教堂的先知雕像深沉而炽热的神情。他这场演说从头到尾都没看稿子，也没有停顿索词之处……这演说带给我们的印象是极其震撼的，他的话语之中浓缩了毕生的经验与见识，所有的话都从内心毫无转折地倾掏而出，都经过他批判的理解彻头彻尾地斟酌过，都由于他的富于人性的凝重气质而显得强劲而有穿透力——而正是这种人性的凝重气质凸显了他出众的人格。他提问题之犀利，一如他拒绝诉诸任何方便的解答。他撕裂一切美好憧憬所穿戴的面纱，但是每个人一定都感受得到，他清明的心智深处，有着深刻而真诚的人文理想。在文艺积极分子们做过了不计其数的革命演说之后，韦伯的话可真说是一种救赎”。[4]
一次告诫听众不要等待先知与救世主的演讲，却意外留下了“先知”与“救赎”的印象，[5]无疑反映了当时听众的普遍渴望。
在发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前不久，韦伯刚刚参加耶拿书商狄德里希（Eugen Diederichs）在图林根的劳恩斯坦城堡（Burg Lauenstein）召集的非正式聚会，在5月和10月两度与桑巴特(Werner Sombart)、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等许多文化人以及德国自由青年运动的一些代表人物讨论德国当时面临的文化与政治问题（主题分别是“我们时代的意义与使命”和“国家与文化中的领袖问题”）。韦伯曾戏称以往类似的聚会为“世界观的百货商店”（Warenhaus für Weltanschauungen）。但在劳恩斯坦城堡，韦伯夜以继日地与持有各种不同价值和理念的人交流，激烈反对各种浪漫派的政治主张与文化观点。与会的青年尤其受到韦伯“个性与理智诚实”的感召，渴望韦伯这样的人能够引导他们。韦伯夫人记录了年轻一代当时的情绪：
韦伯在劳恩斯坦城堡（1917年）
“年轻人则由于拒绝一切传统价值，尤其是持续导致战争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与老一代人分道扬镳。他们渴望更单纯的存在，新的共同体，新的信念。在他们眼中，这个与上帝相异的世界，已经到了该被摧毁的时候。他们期待着新世界，一个超越国族联合在一起的新世界的降生，在这个新世界中，最终占配地位的是和平、兄弟之情、团结与社会主义”[6]
在德国政治与文化的危机时刻，青年渴望的是韦伯拒绝担当的领袖或者先知。而韦伯之所以“主动接受”“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邀请，或许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青年。
1919年年中，在演讲速记稿的基础上，经过彻底的修订，《科学作为天职》正式出版。[7]部分因为韦伯于1919年1月28日在同一演讲系列中又做了“政治作为天职”的演讲，加上韦伯夫人在韦伯权威传记中的错误说法，许多人误以为两场演讲时间相距不久，并误把“科学作为天职”看作是针对1918年战后政治气氛的言论。
《科学作为天职》德文初版（1919年）
《科学作为天职》出版后不久，年仅56岁的韦伯就于次年不幸离世。但这篇不长的文章却在德国学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来自诗人格奥尔格圈子的文人卡勒，在《科学作为天职》出版前，[8]就大声疾呼“科学的危机”（Die K risis der Wissenschaft, 1919年5月），但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对大学中专业化科学的批评，在战前就是受诗人格奥尔格（Stephen George）强烈影响的文人圈中屡见不鲜的话题。在推崇迷狂与灵感的诗人及其追随者那里，“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是否对抄本此处的文本做出了正确的推测”这样一种维拉莫维茨式的科学精神，太过技术化，缺乏人性和创造力。[9]因此，当右翼文人克瑞克（Ernst Krieck）倡导“科学的革命”（Die Revolution der Wissenschaft，1920），卡勒立即撰文响应这一主张，并以此旗号抨击以韦伯演讲为代表的“旧科学”。正如特洛尔奇在评论中指出的，这篇文章，虽然言之尚未成理，但却代表了战后一代青年对“旧科学”的不满。卡勒尔对科学的“贬斥”，表面上是对韦伯演讲的批评，实质却是对大学和“旧科学”全面宣战的宣言，社会科学家萨尔茨撰文应战，“捍卫科学”（Für die Wissenschaft gege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ächtern, 1921），从而围绕韦伯的演讲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不仅熟悉韦伯思想的特洛尔奇与李凯尔特相继加入卡勒尔与萨尔茨的争论，青年文学学者库尔提乌斯与资深的哲学家舍勒也贡献了相当重要的意见。从这场争论可以看出，洪堡一代在建立德国大学时倡导的自由“教化”（Bildung）的精神理想，处在专业化的职业要求与民族国家的精神使命的双重压力下，面临日益加剧的紧张与难以避免的分裂。这些争论，在我们这里，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思想意义。
韦伯与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在劳恩斯坦堡（1917 年）
直到今天，当一位学生对科学的职业产生了兴趣，有志成为一位学者，他的老师仍然可能会递给他一本《科学作为天职》，让他了解这一职业的苦辛，明白献身其中的巨大风险，希望他能三思而后行。然而，老师的经验告诉我，这样一篇意在劝诫的文章，却隐含了强烈而持久的感召力。在一个文化背景与生活处境相当不同的国度，韦伯的声音强迫我们思考，科学职业对于个人伦理生活的要求与意义，以及科学对于整个现代社会的文明使命与精神后果。科学仍然是个问题。无论作为外在的职业，还是内在的天职，科学工作带来的快乐和痛苦，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命运”。
为了纪念韦伯演讲发表一百周年，我们编辑了这本文集。感谢李康为我们重新翻译了“科学作为天职”[10]一文,吉砚茹从德文翻译了魏玛时期科学争论的一些重要篇章（其中还包括洛维特在60年代对韦伯演讲的继续思考），渠敬东、应星和田耕从我们今天的处境出发重新阅读了韦伯的演讲，希望能继续韦伯当年的思考。
2018年3月
注 释
[1] 对“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时间的勘定以及相关背景的介绍，主要依据相关德文版全集编者说明（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17: 49-69, Tübingen: J.C.B.Mohr, 1992）以及韦伯传记的记载（Marianne Weber, Max Weber: Ein Lebensbild, Heidelberg: Lambert Schneider, 1950; Joachim Radkau, Max Weber: Die Leidenschaft des Denkens, München: Carl Hanser, 2005; Dirk Kaesler, Max Weber: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 C.H.Beck, 2014）；参见Guenther Roth and 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Ethics and Methods,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113-6（中译文参见《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77-83页）。
[2] 参见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3] 参见“政治作为天职”的演讲提纲，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17: 138-55.
[4] 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区立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5] 不仅作为听众的洛维特，当时组织演讲的Immanuel Birnbaum在回忆中也有类似的描述。Radkau, Max Weber,p.746.
[6] 玛丽安妮·韦伯，《韦伯传》，阎克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85页。
[7] Max Web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 München /Leipzig: Duncker und Humblot, 1919.
[8] 详见Fritz 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69, pp.352-63; cf. Peter Lassman and Irving Velody ed. Max Weber’s ‘Science as a Vocation’,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9] Peter Ghosh, “Max Weber and the Literati”, Max Weber in Contex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German Ideas c.1870-193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6, pp.226-7.
[10] 国内通行的译本一般将韦伯这篇演讲标题中的Wissenschaft译为“学术”（但在翻译演讲正文时，则不可避免地使用“科学”甚至“知识”等译法），迁就中文的语用习惯，避免读者误以为演讲只限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但无论就演讲在德语学界的语境，还是其后在魏玛德国导致的争论，韦伯的演讲针对的正是现代科学的思想方式、制度化经营与伦理要求对所有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达芬奇、伽利略、斯瓦姆默丹），还是“精神科学”或“历史性科学”（比如古典语文学，“国家学”或国民经济学）——造成的理性化效果。而涉及到文化意义和价值的历史性科学（各种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之所以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不是因为它们不是“科学”，而恰恰因为它们也被转变为“科学”——以大学为中心的现代知识体制在专业化的制度经营与生活方式上对这些领域的“研究者”提出了“职业科学人”的同样要求。将标题译为“科学”，既保持了关键术语的一致，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演讲的核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