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大型工程无疑是成功的。但是斯科特认为从民众的角度来说它们是失败的，本文拟对斯科特的观点进行解读来认识神话国家控制技术。国家的清晰化和简单化、极端现代主义和独裁主义一起构成了国家神话的基础,而健全的民主制度才是对抗国家政治神话的利箭。

关键词：清晰化 简单化 极端现代主义 独裁主义

政治学家恩斯特•卡希尔在《国家的神话》一书中说过，与原始社会的巫术不同的是，现代社会的政治神话家发展了一种更为精致更为复杂得多的占卜方法，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宣称为科学和哲学的工具。他们非常清楚用幻想的力量远比用纯粹的物质力量更能鼓动大批民众，他们也常常对公众做出一些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许诺，于是政治家经常扮演成算命家。（恩斯特•卡希尔，350）由神话理论到神话实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达到了一个高潮。卡希尔指出，现代政治家从来就不相信神话是一种无意识或自由想象的结果，每一个神话都是精心按照计划来编造出来的，每一步都需要很精确的准备和谋划的。

这些科学和哲学知识是如何被强加到现代国家的政治实践中的？又有多少社会工程是以科学和哲学的名义开始的？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用人类学方法为我们揭示了上个世纪发生在一些神话国家宏大社会工程的最终命运。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斯科特开明宗义就提出，为什么那些试图改善人类命运的大型国家项目都失败了？一些大型工程项目如德国的林业科学化运动、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坦桑尼亚的贾乌玛运动和巴西利亚城市规划等等，不仅没有为人类带来幸福而且导致大规模的灾难。也许从国家的视角他们这些项目都是成功的，但从人民的角度来看，这些大型工程造成的灾难有的至今还在威胁人类的生活，相似的乌托邦工程还在不断地计划和开展中。斯科特认为，“社会清晰化和简单化为大规模社会工程提供了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其提供了欲望，独裁的国家主义则具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软弱的公民社会所导致的等级社会是这些社会工程实施的基础”。（斯科特，6）

底层政治的关怀

斯科特的底层政治情结在他的早期作品《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和《弱者的抵抗》中就体现出来了，他特别关注底层阶级的政治表达和地方性知识。在斯科特看来，任何宏大的理论都不可能还原乡村实践性知识；在阐释地方性知识时，即使是人类学的“深度描写”也要格外谨慎。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中，斯科特提出，农民反叛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被剥夺了多少，而在于还剩下了多少给他们，农民的反抗是基于一种生存伦理的反抗。在农业社会，一种互助互惠的道德秩序保证了农民应对风险，地主与农民之间也有着一套系统的伦理制度来保证，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击了这种秩序，使农民失去了传统保护；农民反抗是一种“弱者的反抗”，如怠工，偷盗、说谎、破坏公物等，因为他们不可能进行有组织的反抗；农民的反抗有公开的文本和隐藏的文本两种形式，而且农民有他们一套测试底线，什么样的剥削需要反抗，什么时候才反抗是有着计算的。

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斯科特一反以前从农民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国家治理角度出发来分析，他关注的不是底层农民的反抗，而是那些由国家亲自导演的大型工程为什么会给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这种大型工程离我们曾经很近，资本主义世界也发生过。斯科特关注农民的反抗与关注国家工程的兴衰其指向是一致的，他从几个大型的社会工程来观察国家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灌输到民众中去，国家是如何凭借其强大的强制力在基层社会实施控制，这种控制又是如何与基层的实践相冲突的，农民为什么要抵制国家的这些野心。在斯科特看来，农民的每一步都是理性计算的，这种计算与国家的计算有着根本的不同，国家的计算不一定是从农民的利益出发，尽管国家的野心十分巨大。斯科特强调，一个受乌托邦计划和独裁主义鼓励的，无视其国民价值、希望和目标的国家事实上会对人类美好生活构成致命的威胁。斯科特的这种学术立场也给他带来了一些烦恼，国家理想主义者一直批判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事实上斯科特对国家的存在并不那么恐惧。

大型社会工程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尊重农民的生存逻辑，忽略了农民的生存智慧，没有认识到农村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这又归因于国家的霸权主义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也反映了国家对底层政治的傲慢，正是这种傲慢导致了此起彼伏的农民反抗。国家为了镇压农民反抗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一种极为隐蔽的手段就是清晰化和简单化，再辅之以强大的意识形态主义和独裁主义恐怖。列宁主义革命就是一个例证。

隐蔽的工具：清晰化和简单化

斯科特的分析是以德国的科学林业运动作为铺垫开始的，当森林仅仅是被当作商业木材时，被当作是财政学的一个概念时，森林的多样性便失去了价值。因而单一的树种、整齐的排列、同一时间的播种既符合美学观念又具有大型机械化操作优点。但这种科学化运动也彻底埋葬了森林的文化意义，人们对森林的理解已经全部集中在它的经济意义上。由于商业化的种植和精确的技术导致土地肥力下降，病害的频繁，生物的多样性被破坏，农民传统的放牧、采取燃料和药材甚至躲避动乱的功能都消失了，作为人类栖息地的森林消失了。

但斯科特的意图肯定不仅仅在于德国的林业科学运动，在对度量衡统一、土地清册、语言的统一以及强迫性的定居运动分析之后，斯科特告诉我们，这些运动不仅仅是从财政角度出发的，而更多的是从政治控制出发的。在统治者看来，原始形态下的多样化的度量衡制度和土地所有权的地方性实践都是不清晰的，各个地方的计算方法不一样，对土地的产权认识标准也完全不同于现代社会，多样性和复杂性只能符合地方利益而无法反映国家利益。“假设国家希望挑战地方贵族和精英的抵抗，并且有足够的财源支持土地调查，它们往往会遇到其他障碍，特别是因为一些公共土地无法通过清册充分表现出来”。（斯科特，45）对于当地居民来说，习惯的产权结构已经经过世代认同一直没有任何争议地发挥着功能。土地清册使国家权力有了更多的文本知识，清晰的土地产权更有利于税务官员和土地投机商而不是为了当地居民。土地清册“只是功利主义的现代国家不断增长的军械库中的一个武器”。要达到持久的统治，土地产权清晰化是其根本性的一步。

60年前中国抗日游击战术的成功反映出地理图不清晰的优势，攻入巴格达的美军的遭遇与60年前的驻守在中国日本军大体相似。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对外保持一定的模糊性可以带来相对安全。但是对于入侵者来说，为了达到自己的控制就必须尽量使城市清晰化。清晰的地图和笔直的街道有助于动员军队镇压起义和警察巡逻，也有利于税务官员征税。当然这种清晰性还包含了统治者的审美主义逻辑。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他们更需要的是弯弯曲曲的街道和熙熙攘攘的人群，那里有流动的乡邻和熟悉的空间。但对城市管理者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宽敞和直线，广场是最好的城市象征，因为广场可以用来动员和镇压。巴西利亚城的设计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在那里，街道已经死亡，各个区域的功能被严格分开，广场只是国家的象征中心，围绕着广场的是政府办公地而不是市民聚集地，市民失去了公共表达的空间。但是让人嘲弄的是，“如此在城市中心保持严格的视觉美学的努力却最终使城市的非法居民点和贫民窟迅速扩大，因为那些在文明的、经过规划的中心区工作的精英们需要有人为他们清扫垃圾、煮饭和照看孩子”。（斯科特，356）

通过制作地图、人口普查、地籍名单和标准度量单位甚至是语言的统一，国家使社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这种清晰化也就降低了传统社会对地方精英的依赖，同时它也为国家实行大规模的社会工程提供了基础。在清晰化之后，民众对国家的讨价还价能力被削弱。地方不能再垄断信息，大量的地方性知识被强大的简单化运动所消解。在简单化之下，国家希望社会越封闭就越稳定，越静止就越安全。在封闭和静止的环境中国家对民众的可控制性也越强。集体化把每一个农民都纳入到政权的控制之下，不仅控制他们的收入而且控制他们的流动，如中国的户籍制度。

国家高度控制之下的民众是无所谓独立存在价值的，知识传播也只能是简单化，比如“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一个简单化的世界铸就简单化的个体，没有了思考，就没有了个体的独立。

致命的自负：极端现代主义

在中文版序言中，斯科特强调为什么“这些项目是如此的巨大、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要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他归纳出的首要因素就是极端现代主义。极端现代主义者包括工程师、技师、高层管理人员、，建筑师、科学家等，也包括政治家如列宁，托洛斯基和斯大林、波尔布特等。纳粹德国、南非种族主义、越南的村庄化、中国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都是这些极端现代主义乌托邦项目的典型代表。乌托邦本身并不可怕，但当乌托邦幻想掌握在一些不承诺民主或公民权利的政治精英手中，乌托邦幻想就会崩盘。

极端现代主义者怀着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强烈信念，“其中心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需要以及对控制自然的超强信心”。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极端现代主义呢？斯科特认为，首先是那些对现存社会具有全面深入评价的进步分子掌握了权力并被授权改变现存状态，这些进步分子都有改变人们的习惯、工作、生活方式、道德行为和世界观的野心，尤其是在革命政权中，已经推翻了旧政治制度的革命者往往负有使命要按照自己的蓝图来重建社会。

其次，极端现代主义也是官僚知识分子、规划专家和工程师的意识形态。他们的位置不仅仅是意味着统治和特权，还同时意味着对民族建设和社会转型所承担的责任，承担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的知识分子必须有足够的信心。

再次，大多数极端现代主义者相信，要达到可靠的美好未来需要背离常态的总动员，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五年计划就是这一信念的产物。极端现代主义认为人工的可操纵的社会完全有可能按照经过思考的理性的和科学的标准来设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可加改进的，可怜的穷人往往成为这些社会改造的首选对象。

极端现代主义的一个困境在于，现代社会突出的特征就是流动，“要停止流动就好像要管理旋风一样”。因而解决这一悖论的好办法是假设那些社会的设计者如同机车的设计者一样，头脑中要时刻保持流线型意识。社会停止变迁是不可能的，但是对社会生活进行良好的设计是可为的，这种流线型设计可以将磨擦减至最低值。

极端现代主义的困境还在于它总是希望藉科学和哲学知识来改善人们的生存状态并排斥异见。这就意味着与历史和传统的真正决裂，最极端现代主义者设想要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由于代议制的推行，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的经济建设以及私人空间的发展，极端现代主义受到了挑战。

极端现代主义的这种玩弄科学和哲学的把戏，早已被另一位知识分子识破，这个人就是哈耶克。哈耶克看到了这种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威胁，认为它膨胀了人类在判断自己的理性控制能力上的某些幻觉。这些幻觉即他所说的 “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设计就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不管设计者们当初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

苏联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独裁主义的试验田

尽管斯科特一再声称他的分析不含有任何意识形态批判，“它也同样可以是强而有力的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产物，当这些组织试图通过群体力量操纵自然和它们的人力以实现其控制范围最大化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的结果”，（斯科特，3）但斯科特还是用相当多的篇幅来解剖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这种策略与哈耶克十分相似，哈耶克也是一再声称他与社会主义者的分歧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或价值选择的对立，而是由于事实判断上的不同。在《致命的自负》和《自由秩序原理》等著作中，哈耶克十分耐心地从“扩展秩序”出发来论证社会主义这一人类建构的理性设计是如此的不合理和不正当，因而也无法逃离失败的命运。斯科特引用鲍曼的话作为自己论述的开端：“共产主义是现代性最投入、最具有生气和最有气势的倡导者，正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现代性梦想摆脱了冷酷无情而无所不能的国家的障碍，从萌芽发展到了极致：宏大的设计、无限制的社会性工程，巨大的技术、对自然的总体改变”。

独裁主义是如何设计革命呢？斯科特以列宁的苏维埃政权为例来阐述。列宁本人就是一个标准的“革命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早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提出党及其当地的鼓动者和宣传员的作用就像教师，“将简单的经济不满提高到为革命的政治要求是革命者最基本的技巧”。列宁还认为“群众”一词表达了没有秩序、数量众多的符号意义，如果对群众加以引导，他们能为革命过程增加的就是巨大的数量和本身所代表的非理性力量。

一旦掌握国家权力以后，当权者都希望尽快地将革命话语从街头转向博物馆和教科书中，以避免革命的历史重演。于是对少数领袖人物在革命中的贡献的过份渲染被认为是有助于加强其统治的合法性。正如恩斯特•卡希尔所说的：“这些政治领袖们不得不担负起所有的这些原始社会为巫术师所履行的职能，他们就是绝对的统治者，是许诺能够治愈一切社会原罪的巫医”。（恩斯特•卡希尔，349）

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就已经认识到使用国家的极端强制权力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他公开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仍然需要使用暴力。工业组织和大型官僚制度也是列宁主义的主要特征，社会秩序被列宁设想为巨大的工厂或办公室，从城市建筑到大型工业项目，从五年计划到集体农庄，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几乎从零开始实施他们的极端现代主义计划，而那里的知识分子也成为社会狂热的革命者。这一切也成为作家奥威尔《1984》和《动物农庄》的最好素材。

苏维埃的农业集体化是独裁主义之下极端现代主义规划中的一个最极端产物。集体化道路被掌权者描绘为一个“文明化的过程”，它成为一种社会园艺，被用来使农村、农村的产品和居民更容易被辨别和被中央掌握。它被称为定居和耕作的“固定化”、“集中化”和“大幅度的简单化”，这种革命乌托邦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国曾经上演过。1930年到1934年之间，苏维埃政府发动了一场针对农民的战争，斯大林派遣了2．5万名经过战争考验的城市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到农村征集谷物，逮捕抵抗者和实现集体化。“集体化最初的意图也非仅仅是粉碎富裕农民的反抗和夺取他们的土地，它还要拆除那些反抗所借以表现的社会单位即村社”，（斯科特，284）苏维埃政府认为农民的目的是要颠覆苏维埃国家政权。国家最终赢得了这场“得不偿失的战争”，农业集体化没有在农村创造出新人，也没有消灭城乡差别，粮食产量却下降到1920年代的水平。但从国家方面来看，集体化可以说是成功的，征收税赋和政治控制两个目标可以通过集体化较好地完成，国家以巨大的代价达到了在农村消灭有组织公开反抗的基础。对于多数农民来说，这是一个悲剧，因为它意味着回到了1861年之前的农奴制时代，农民失去了自己的财产也包括自由。

余论

斯科特的著作回答了为什么那些试图改变人类命运的项目失败的原因，但他的论述还似乎意犹未尽，斯科特很谨慎地处理书中关于意识形态的立场，他不希望人们把他的作品看作是一部批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论著，倒不是因为斯科特本人不愿意，而是他担心这可能会影响到他对已经确立的问题的论述，这可见斯科特的用心良苦。

斯科特在分析这些人类历史上的大型项目的失败并没有陷入另一种理性霸权，他甚至不敢提出任何针对性建议，在他来看来这很可能会犯下同样的错误，他只是提醒统治者一定要多关注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他对国家官员仍然抱有希望。在著作的结尾部分他提出的几点建议充分体现了斯科特的这种学术立场，他非常温和地提出“米提斯”概念并列出了一些十分谨慎的步骤如小步走、鼓励可逆性、规划要有弹性等。

1998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分析一些亚洲国家的大饥荒时指出，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但却不曾饿死过统治者；民主有助于防止饥荒，在正常运转的多党民主制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大饥荒；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担政治后果，而民主却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人。（阿马蒂亚•森，177）在一个民主的制度背景下，如果不能尊重地方利益，极端现代主义不可能赢得地方选民的选票。

人类历史在不断地演进，斯科特发现的问题却一直没有消除，国家导演各种巨大社会工程的神话还在不断地上演。如何克服这种理性的狂妄，如何消除人类这种野心，如何消除国家神话，把权力还原到人民手中，答案还在探索中。

参考文献：

1、恩斯特•卡希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范进等译，1999年。

2、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晓毅译，2004年。

3、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程立显译，2001年。

4、Scott,James C.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rom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5、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任赜，于真译，2002年。

6、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冯克利等译，2000年。

7、徐贲：《弱者的反抗——詹姆斯•斯科特的弱者抵抗理论》，《文化研究》第三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黄岩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科学系政治学专业04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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