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著作中，我的目的在于解释那些20世纪乌托邦式的大型社会工程失败背后所隐藏的逻辑。”当詹姆斯•斯科特为《国家的视角》定下上述主题，并将其冠以“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这样一个副标题的时候，至少从吸引眼球的角度来说，他已经大获成功了——不得不承认，你很难不被这样的一种提问方式所吸引，尤其对一名中国读者来说，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所发生的那些痛苦回忆很容易引起人们对这一话题的共鸣和反思。但今天来阅读这样的一本著作，更重要的意义可能却在于提醒我们注意到，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仅仅因为摆脱极权体制而庆幸自己已经远离了“社会工程乌托邦”的境地，更何况生活在“市场乌托邦”下的我们今天是否更加自由民主本身就仍是一个有待商榷的严肃话题。

一、控制的逻辑与改善的逻辑

幻想通过国家自上而下地重新设计，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变得更加简单和清晰，是所有那些失败了“项目” ——从苏联的集体化和中国的“大跃进”、德国的科学林业和美国的工业化农业，到巴西利亚的城市规划和坦桑尼亚的乡村改造——的共同出发点，因为这样国家就能建立更为精细的税收和兵役制度、更加有效地对公共和私人领域进行治理。但这只是实施那些社会工程的动力之一。另一个动力是，从19世纪起，改善全体人民的福利也越来越不仅仅被看作是强化国家能力的工具，而是被作为目的本身——这是一个新奇的观念，在此之前，国家的中心目的主要在于扩大君主的财富和权力。

简言之，这就是斯科特对“为什么国家要积极地推行那些社会工程”这一问题的回答。如果说现代民族国家通过将自己的治理对象“清晰化”和“简单化”来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是一个并不新鲜的结论的话——那些对20世纪的种种乌托邦思想和实践进行批判的著作早已对此有过深刻而详细的论证 ——那么，对“改善的逻辑”的强调却是斯科特这部著作不同于其他著作的出彩之处：它要求我们站在国家思维的角度地去“投入理解”和想象那些“隐藏在国家自上而下地重新设计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大规模社会工程背后的逻辑”，而不是以一个外在观察者的立场做隔靴搔痒式的指手画脚——这也正是斯科特将这部著作的主标题命名为Seeing Like A State的用意所在。

一旦从国家自身的行动逻辑中去寻找那些试图改善人民处境的项目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项目都始于官僚知识分子、技师、规划专家、工程师和革命精英作为“立法者”（鲍曼，2000）的远大抱负和无限雄心，他们不仅主张“人为自然立法”，而且主张通过行动来对自然界或整个社会秩序进行彻底和理性的改造；而在这种雄心背后的，则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以及对自然甚至人类本性的控制能力的超强自信

斯科特将这种信念称为“极端现代主义”（High-Modernist）的意识形态。而哈耶克则会说这是一种理性的僭妄（哈耶克，2000），且在他看来，这些项目在其设计的一开始就因其“致命的自负”而注定要“走向奴役之路”，或者换句话说，社会工程因其根本的认识论错误本身就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可是，如果我们把社会工程的失败完全归结为设计这些项目的“理念”本身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接着解释，为什么同样是在极端现代主义指导下设计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工程”，有的就可以实现它的部分甚至全部目的，而有的则完全失败了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在历史上那些试图改善人类处境的项目中，至少成功的项目和失败的项目同样普遍。而且，即使是那些失败了的项目，也并非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效。比如，苏联的集体农业至少在建立有效的税收和控制制度上取得了成功，而在生产上，虽然生产诸如水果、蔬菜、奶制品这样的作物时是彻底失败了，但诸如小麦、大麦、玉米这样的作物时却是比较成功的。斯科特本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一些具体的项目上，他试图从这些项目所针对的对象本身的性质来进行解释：例如，覆盆子浆果这样的“资产阶级”作物不仅娇嫩，而且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地方知识，所以只能采取家庭种植的方式，而小麦这样的“无产阶级”作物的要求则简单的多，它天生的就适合大规模的农业和机械化。然而，这样的解释虽然有道理，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适合这样的解释，而由此引发的问题甚至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比如，如果说某些事物与集体化制度或者计划经济具有天生的“制度亲和性”（这是斯科特自己使用的一个术语）的话，那么，在探讨那些失败的项目的原因时，是否就应该更为细致地划分出各个项目的不同类型并做逐一的解剖呢？

二、设计的逻辑与实践的逻辑

然而，作者的目的并不是想讨论特定项目失败的具体原因，上述的反例可能更多的是提醒了他，乌托邦抱负本身并不注定就是魔咒。的确，客观的说，面对19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科学和工业进步，生活在西方的人们很难不为“现代化”欢欣鼓舞，而且在方方面面我们也确实都是各式各样的“现代化项目”的受益人。也就是说，改善的目的本身是善良的，可问题在于如何改善，是要把自然和社会改造成更容易被国家识别和控制的清晰而又简单的对象，还是真正站在人民的角度去关心和改善人民的福祉？不幸的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审视那些失败的社会工程就会发现，尽管打着造福人民的旗号，但它们里面的“人民”始终是异常抽象的可以互换的主体，他们没有性别、品味、传统，也没有价值和特定的个性——它们在构想设计阶段的高度抽象就已经埋下了今后失败的种子。

以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现代农业科学模式的移植为例，那些试图被引进的项目在西方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不幸的是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却总是遇到挫折。“淮南之橘，淮北为枳”背后的生态差异当然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官僚主义的弊病和对农村的公开掠夺也通常大大加剧这种失败，但是，这些都本是可以避免的，斯科特用大量的实例指出，在这些项目中，最致命的错误在于，当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者”把在西方已经成功的农业项目移植过来的时候，他们也不加检验地继承了许多关于种植和耕作的假设，这些假设完全不符合当地的气候、土壤环境，也完全忽视了农民在面对复杂的气候、土壤、作物时所采取的实践知识。于是，“真实的农民”成了“标准的”、“小说中的农民”，他们被想象成在同样的土地上和同样的气候下，按照种子说明书的指示，使用同样的化肥、农药，种植同样的作物——如果说“农业的实践逻辑”是对多变环境的富有创造力的、实践中的反应，那么科学农业的逻辑正相反，它是改变环境使之尽可能地适应极权和标准化的公式，这实际上是一个同质化和消灭地方知识的逻辑。正像斯科特本人所总结的那样，“如果要我将这些失败背后复杂的原因归结为一句话，我要说这些计划的始作踊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同时也将他们的对象看得远比实际上更愚蠢和低能。”

然而，如果我们稍微放宽一下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这种“简单化的设计”并不一定总是导致灾难。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大规模的计划行动都要以一定程度的抽象为必需的前提，而对治理或改造对象的抽象处理也是自古以来任何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一直在做的事情，比如在古代中国就一直是一种“间架性的设计”，中央政府提出的是接近于“理想类型”规划，并采取“倒砌金字塔”的方式使得这样的规划得到层层的传达和执行（黄仁宇，2001：150），而这些也并没有导致直接的灾难。

可见，问题并不仅仅出在“设计”的环节，进一步的梳理发现，那些失败的社会工程不仅有着“简单化的假设”，而且有在国家暴力支持下强制推行的“简单化的实践”。这是一个现代性的现象。因为在传统社会，国家权力并不能有效的深入基层，所以固然有着简单化的设计，但到了基层的实际运转中，大量的变通的存在使得简单设计的破坏力已大大降低，还是以中国的“间架性的设计”为例，国家提出的那些非常模糊和简单的原则到了基层实际上早已与当地的实际融为了一体。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揭示的，在“控制”与“改善”的双重动力和逻辑下运转的现代民族国家显然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将自己的意旨贯彻到基层的能力，而且它们有责任去这样做以改造那些愚昧和不幸的人民。于是，在苏联的集体化、坦桑尼亚和埃塞阿比亚的村庄化中，我们看到，“革命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开始毫无节制地使用国家权力来改造人们的习惯、工作、生活，甚至道德行为和世界观，农民对官方规划的反抗被归结为进步与愚昧、理性与迷信、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斗争而遭到粗暴的镇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那些乌托邦幻想的目的本身也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它们不再是为了人民的福利，而是变成了为精英所垄断的试图理性地控制自然和社会的“社会园艺”，它们的方向只是为了系统地强加国家的权威：“控制”的逻辑压过了“改善”的逻辑。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真正的批判对象是什么。“我不是要反对极端现代主义或国家简单化本身，也不是反对认识论知识本身去主张一种不可知论，对我们和我们的环境来说，真正威胁来自对于认识论普遍主义的自负与独裁主义社会工程的组合。”在这些国家中，“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其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

三、“与国家联姻的乌托邦”和“与市场联姻的乌托邦”

的确，乌托邦的抱负并不是一个可以单独起作用的魔鬼，理念或信念的自负是悲剧的种子，但如果没有适合它成长的土壤、养料和气候，尤其是在成长过程中与独裁主义相遇而造成的“致命的组合”，它也不可能开出那朵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却是致命的罪恶之花。那么，如果没有了独裁主义的政权，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欢呼自己已经摆脱了社会工程的梦魇了呢？

当极权主义体制在苏东解体的时候，的确有人这样欢呼过。这样一种乐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种错误的判断：只要斩断了极权主义体制与极端现代主义信念组合的渠道，那么，社会工程的悲剧也就不再有机会上演。可是，他们忘记了，虽然事实上大多数的社会工程确实是发生在独裁或极权的国家，且它们在独裁主义国家里所带来的灾难也表现得最为激烈，但是，乌托邦的幻想——更准确的说，是那种极端现代主义的信念——并不一定非得要和极权主义结合才能够发挥作用，它完全可以另觅新欢，事实上它也的确一直有一个除了独裁政权之外的“情人”，那就是市场。

事实上，如果要给所有那些失败的社会工程做一个归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由市场力量推动的社会工程在世界范围内同样普遍可见，它们包括了从殖民地的发展规划、东西方人工设计的城市中心、世界银行的大型发展计划到工业化农庄、科学林业、游牧人口的定居，甚至工厂的工人管理在内的庞大的项目群，只不过与发生在独裁国家里的那些社会工程不同的是，它们很少赤裸裸地将自己的对象从生产和生活领域扩大到人们的内心世界（而改变现实世界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唯一的任务），而且那些项目一定要能给推动者带来利润——在市场上起作用的是钱，而不是人——但是，这些区别 并不能掩盖在其背后的与发生在独裁国家内的社会工程一样的逻辑：在以人民利益为名的旗号下，使改造对象一致化、清晰化、简单化。

在全球范围内的“与国家联姻的乌托邦”已经日趋衰弱的今天，警惕这样一种“与市场联姻的乌托邦”显得更加重要，特别是在那些曾经处于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前共产主义国家以及更加广泛的第三世界各国，全球资本主义反而可能成了推动化同质化最强有力的力量，而国家有时反而成了地方差异和多样性的保护者。不过对于中国来说，更大的挑战可能在于，我们必须在与仍然矍铄地存活着的“国家乌托邦”斗争的同时，在另一条战线上抵制日益骄横和强势的“市场乌托邦”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入侵。

显然，作为一种信仰，极端现代主义并非只是极权主义或计划经济的专利——我们在后面将会谈到，这也并非是社会精英的专利。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有可能接受极端现代主义的主张，甚至相互合作。例如，在农业领域，几乎全世界的社会工程师和农业规划专家都更青睐理性化、大型甚至全国规模的农业生产，在美国，1930年代就兴起了许多试图按照科学管理方法组织起来的大型工业化农场，而当苏联开始实施农业集体化的时候，许多美国的农业科学家不仅为之欢欣鼓舞，甚至直接参与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28年几个从未去过苏联的美国专家在芝加哥一家宾馆的房间里足不出户的就“设计”出了苏联一家国营农场的全部细节，当然这些设计被采纳后所造成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正如鲍曼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也许看似荒谬，实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困难（鲍曼，2002）。

那么，面对现代性始终存在的可能导致灾难的风险，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是让国家放弃使治理对象简单化和清晰化的目标吗？还是让我们自己放弃科学理性而去追逐后现代般的不可知论？也许这都不具有多少切实的可操作性。斯科特的建议是我们在实践中要摈弃那种致命的自负，不仅在理念上更加关注地方性的实践知识，而且在行动中采取更加细致和谨慎的方式来落实我们的理想；而鲍曼的忠告则是，鉴于那些社会工程往往都能成功地诱使受害者与之合作，所以最重要的是面对那些改善的旗号的社会工程的诱惑和威胁时，每个个体都能承担起自己的道德责任——也许对我们这样的普通百姓来说，鲍曼的忠告显得更为急迫和重要。

【詹姆斯•C.斯科特，2004，《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著，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参考文献：

鲍曼，2000，《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鲍曼，2002，《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

哈耶克，1997，《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哈耶克，2000，《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冯克利、胡晋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黄仁宇，2001，《放宽历史的视界》，三联书店。

秦晖，2003，“转轨前中东欧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可放弃性’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第3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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