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旨在对伊万·塞勒尼等人提出的“新古典社会学”的理论脉络及其过去15年里的进展进行全面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对所谓“后共产主义世界”的市场转型的不同绩效进行比较的分析路径。面对市场转型呈现出的“趋同”与“分化”并存的复杂局面，笔者提倡一种以宏观逻辑与微观机制为基础的解释框架。在宏观上，需要厘清工业化、全球化和转型这三种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宏观逻辑”在经济现象上的不同解释力，在微观上则通过分析行动者的策略，揭示这些宏观逻辑得以运作的机制。
[关键词]新古典社会学 比较分析 机制解释 多元转型绩效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这一事件意味着两年之前开始的“后共产主义时代”席卷了整个东欧。整整 20年后，那些曾经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有的声称自己完成了“转型”，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有的则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还有的则处在历史的十字关口。对“转型研究 ”来说，一项必须面对的议题是，如何对过去20年来所呈现出的多元的“转型绩效”进行解释?
跨国比较研究在解释国别差异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基于机制层面的解释依然凤毛麟角。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提出一个基于机制层面的跨国比较研究的分析框架，用以分析“转型国家”所取得的多元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绩效。从理论脉络上来说，这个分析框架直接受到伊万·塞勒尼(Iván Szelényi)等人提出的“新古典社会学”的启发，并试图对其做出改进。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对“新古典社会学”的主要内容做一番评述。第二部分将对这一理念提出后近15年来所谓“后共产主义世界”的多元面貌做出描述。其中既包括了塞勒尼本人的观察，也包括了笔者对其观察的经验性的补充。第三部分笔者将从“宏观逻辑”和“微观机制”两个层面，结合在第二部分提出的经验素材，展示对“转型绩效”进行比较研究的框架。本文的最后部分致力论述“后共产主义比较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并对未来可能兴起的经验项目进行了展望。
一、“比较资本主义”的两个层次
在社会转型研究领域，吉尔·伊亚儿、伊万·塞勒尼、艾莉诺·汤斯利三人合著的《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Eyal etal．，1998)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在这本著作中，他们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规划，并将其冠名为“新古典社学”。这个“新古典社会学”的核心研究规划是“比较资本主义”。它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并非“趋同全球化命题”所预设的那样，只有一种单一的、同质性的模式，也并非“古典社会学”所描绘的那样，只有一种发展轨迹;相反，“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2不仅目标不同、形式各异，而且形成的轨迹和动力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对复数形式的资本主义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开展“比较资本主义”的研究。进一步来说，“比较资本主义”至少有两个既相互关联又有所不同的层次。
在对这两个层次做进一步阐述之前，笔者需要对一些术语做出澄清。“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体制衰落之后的资本主义”的意思。需要说明的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词都沿用了塞勒尼的说法，而在塞勒尼那里，它们都并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判断，而更多地是为了便于与西方学术界衔接而给两种经济体制贴上的标签。受到波兰尼关于三种经济整合模式的启发(Polanyi，1944;吕鹏，2005)，在塞勒尼看来，只要一种经济体制的主导性协调机制是按照“形式理性”来算计成本和收益的，它就是“资本主义的”;若经济体系的支配性逻辑受“实质理性”形塑，经济再生产从属于“政治考虑”，则就是“共产主义”(Eyal etal．，2003)。也正是因为塞勒尼更看重的是经济体制，因此他多倾向于使用自己所创造的“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和“市场导向的经济”来指代“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Szelényi etal．，1994)。这两个概念也非常接近于科尔奈提出的“官僚协调的经济”和“市场协调的经济”(Kornai，1992)。此外，在塞勒尼的术语体系中，凡是经济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资本形式或运作逻辑发生了改变，就可以称之为“转型”。在《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中，作者分析了在中欧历史上发生过的三种转型: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从资本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型，从国家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也就是说，“转型”一词在本文中不带有任何“目的论”的暗示，也绝无“转型”就是要转向“资本主义”的含义。
(一)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与经典资本主义的比较
“比较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层次，是所谓“经典资本主义”(classical capitalism)与“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post-communism capitalisms)的比较。“经典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理想型”，它本身当然可以继续去做更具体的细分和内部比较。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研究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项强劲的传统(Esping-Andersen，2007/1990;Hart，1992;Albert，1993;Coates， 2000;Hall＆Soskice，2001)，尤其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基础和经济社会绩效进行深度比较剖析，并形成了相当系统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塞勒尼等人看来，与“经典资本主义”及其各种变体相比，“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构成了一种与它们都不相同的独特类型: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向市场整合体系的转型，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既没有私有产权制度，也没有私人所有者阶层的体制中发展出了资本主义。
“后共产主义”经济体中的市场机制，是在几乎为零的历史遗产中重新诞生的，而这正是它不同于所有其他市场经济体的独特特征。这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向市场整合体系的转型”与“威权国家的转型 ”的重要区别之一。许多学者将拉美、“东亚四小龙”甚至南欧国家的转型与苏东中越的转型放到一个比较框架内来讨论(冯绍雷，2004;普沃斯基，2005;诺格德，2007)，它们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侧面，尤其是市场与民主、经济转型与政治改革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苏东剧变和中越改革的多重面孔。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的理论框架和灵感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这一维度比较的基础之上。之前关于资本主义转型的各种理论已经将资本主义体制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有产阶级当作理所当然的假定，因此对于这一史无前例的市场兴起方式，现有的主流社会学理论几乎都没有提供现成的有力解释。另一方面，由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人所奠定的“古典社会学”的理论预设甚至整个社会学的经典传统——尽管这些传统各有侧重——都将现代性，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作为其最为核心的研究意识;而“新古典社会学”的抱负，就是通过对“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这一资本主义家族新成员的研究来探讨“资本主义或现代性的起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塞勒尼认为其所提出的“比较资本主义”的研究规划正是对“古典社会学”的重访，因而可以称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Eyal etal．，1998，2003)。
(二)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内部的比较
“比较资本主义”的第二个层次是所谓“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内部的比较。“新古典社会学”在这一层次提出的“比较研究”的核心主张是:同样是从共产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亦即从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体系向市场整合体系转型，东欧、中欧和东亚4却遵循着三种不同的轨迹(trajectory)。这三种轨迹分别为 “自上而下地建设资本主义”、“由外而内地建设资本主义”、“自下而上地建设资本主义”。不同的转型轨迹在这些国家造成了不同的后果，比如不同的财产关系、市场制度、政治权威类型、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在经济增长速度、转型危机程度和进入世界体系的趋势上的分化。
塞勒尼以这些不断分化的政经制度和表现为主要指标，明确区分和正式命名了由三大历史区域构成的“后共产主义的三个世界”:以匈牙利、波兰、捷克等“中欧”国家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体制”(neo-liberal regime)，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为代表的“新承袭主义体制”(neo-patrimonial regime)，以及以“东亚”的中国、越南为代表的“混血资本主义”(hybrid capitalism)或“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King＆Szelényi，2005，2006)。
需要指出的是，这组“标签”最终被采用经历了一个比较和淘汰的过程。在《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以及稍后完成的《论反讽》一文中(Eyal etal．2003)，作者都还在使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和“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社会”来分别描述中欧和东欧。但在2000年之后，塞勒尼以研究社会不平等现象为平台，越来越偏重“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内部，尤其是“中欧”和“东欧”之间的比较，对《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中简单论述的命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梳理、完善甚至修正。到2002年《转型社会中的贫困与社会结构》这一长篇报告出炉时，他已开始使用“新自由主义体制”和“新承袭主义体制”来界定当时的中欧和东欧(Kligman＆Szelényi，2002)。
这其中的原委，盖因为随着转型的不断推进，中东欧的阶级结构和市场制度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随着一些前国企的经理人成为私营企业主，以及原有的私营企业家在市场中获利，匈牙利、波兰等国的本土大资本阶级开始壮大，“中欧”已不能再像90年代中期那样被描绘成“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考虑到作为官方引导性的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依旧强大，将它们称为“新自由主义体制”更为合适;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制度的建立变得更加清晰，东欧“有资本家却没有资本主义 ”的特征也在削弱，但“新承袭主义体制”的特征却日益明显，在这样的体制中，本土的新精英(主要是前党政官员及其子女)将公共财产转变成私人财富，庇护关系仍然盛行。7
二、转型的多元绩效:趋同与分化
正如塞勒尼自己总结的那样，《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与其早先的《通往权力道路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企业家》一起，构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和后共产主义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宏大叙事”的三部曲，而其他著述都只是这些宏大叙事的“侧面故事”(side-stories)(Szelényi，2002: 42)。“新古典社会学”正是这种“宏大叙事”的总结。从1997年该想法提出算起，现在正好间隔了将近15年的时间。重访其主要假设，探索哪些假设依然有效，哪些需要重新思考，正当其时。
(一)2006年以来的“新挑战”
在2006年前发表的公开著作中，塞勒尼认为，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三个世界”之间的差距还将继续扩大。然而，2006年发生的两件事情给塞勒尼带来了不小的思想冲击。一是3月上旬在莫斯科参观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最近几年俄罗斯经济复苏所带来的“繁荣景象”;二是匈牙利在当年9月中旬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后来演变成骚乱。加上之前几年陆续读到的其他文献以及友8 人的提醒，塞勒尼开始正视和反思之前某些观点的不足之处。
在2007年写就的两篇文章中，塞勒尼提出:“在后共产主义的世界中，自1995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一些实质性的趋同发生了”( Szelényi，2008)。他得出这一判断的经验基础主要是如下三个维度的现象:第一，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自2000年以来，“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三种类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较快，尤其是俄罗斯的经济起飞更是给塞勒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仅仅在不久之前，他和他的学生还认为，“新承袭主义体制 ”的经济活力不如“新自由主义体制”，贫困率和社会不平等程度也比后者高 (King，2001;Kligman＆Szelényi， 2002;Szelényi＆Ladányi，2005)。第二，在经济制度上，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启动，9俄罗斯的市场制度逐渐明晰。第三，由于本土的大资产阶级开始崛起，中欧不再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而俄罗斯的中产阶级也发展迅速，两者在社会结构上呈现趋同的趋势。
塞勒尼后来当面向笔者解释，“趋同”实际上指的是“差距”的缩小，相关各方在这个过程中的变化强度并不一定一致。比方说，在转型的头10年，匈牙利的经济表现要远好于“休克疗法”下的俄罗斯，两国差距扩大，但现在俄罗斯迎头赶上，匈牙利的经济虽也保持增长，但速度放缓，而且要低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但这并不妨碍说两国在经济上的表现是趋同的。
然而，如果我们继续只是纠缠于这些“趋同”现象，就很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虽然塞勒尼提到了“趋同”，但是他并未放弃整个“比较资本主义规划”的基本立足点。在他看来，新的趋同有其限度，实质性区别(尤其是制度上的区别)依旧明显，“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仍然存在。也就是说，提及这些“趋同”现象并不意味着塞勒尼转而向“趋同全球化命题”靠拢，也不能证明“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正在被同化为其中的某一种模式。毋宁说，作者对“趋同”现象的描述，是给自己创立的“新古典社会学”，也给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鉴于过去10年里所发生的进展，关于多重轨迹的理论如何得以继续支撑下去?”(Szelényi，2008)
匈牙利2007年的骚乱则带来了另外一层的新挑战。在塞勒尼看来，那场骚乱可能预示着“第二次转型危机”的到来。在1995年左右，由于产权和经济体制转变过快，匈牙利出现了“第一次转型危机”，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骤增，但即使形势陡转直下，社会仍然保持了沉默。后来，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引入外资，以及维持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福利制度(塞勒尼称之为“单向改革”)，第一次转型危机得以化解。但在2000年后，为了达到加入欧盟的“经济指标”，政府开始缩小财政赤字，改革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在内的社会制度，使它们事实上朝“英美模式”靠拢。民众对社会福利的削减、社会不平等的扩大、贫苦的增加感到不满，匈牙利出现了“第二次转型危机”。塞勒尼的一个困惑是，为什么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新自由主义体制中会突然爆发社会运动，而在处境更加困难的第一次转型危机期间，以及环境更恶劣的新承袭制体制中，大众却没有在政治上动员起来? (Szelényi＆Wilk，2010)
塞勒尼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试探性的解释:第一次转型危机期间，知识分子和职业阶层仍努力从新的经济和政治机会中获利，他们不仅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危机保持沉默，也没有去动员大众;而第二次危机到来时，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都受损，由形形色色的社会力量组成的“彩虹联盟”成为新改革的主要阻力(塞勒尼，2008)。但是这样的回答并没有揭示机制层面的因素，因而仍然有改进的空间。在下面的部分，笔者将首先给塞勒尼所描述的“趋同和分化”的图景添加一些新的经验性事实，从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比较框架做好准备。
(二)经验补遗后的新发现
作为一项必要的“前期工作”，我首先给塞勒尼描绘的“趋同”和“分化”趋势的大判断打点“补丁”，从而提出一种补充性而非全面替代的“升级版本”。这项工作有助于我们厘清转型10年后我们所面临的“新挑战”，哪些是由于新近出现的动向而引发的，哪些则根源于“新古典社会学”潜在的理论不足，只不过由于塞勒尼过去掌握的经验素材不够，或者事态的发展还不明显，这些理论不足在他的脑海中尚没有成为“问题意识”而已。
20世纪80年代，中国、匈牙利和苏联的执政党都曾试图在保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通过引入市场机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现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 “第三种道路”。在中国，这表现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万元户”的出现;在匈牙利，是“第二经济”和“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壮大(Szelényi，1988);苏联也开始允许私营业主进入制造业、服务业与外贸部门。但突如其来的政治剧变打断了中东欧国家 “自下而上”的自发私有化进程，而早先不被看好的中国反而经受住了政治风波的冲击。
接下来的10年里，一方面，中东欧执行了一条“加速私有化”的战略来推动市场转型(Kornai，2000)，另一方面，仅仅在短暂徘徊之后，中国也于苏联解体三个月之后的1992年春天，开始了“小爆炸”式的“反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 Lin，1995;宋承先，1995)。如果将社会供给体系(social provisioning system)的变迁也纳入我们的视野，中国的改革甚至最为激进:将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市场化 ”和“社会化”始终贯穿于中国的改革进程之中，并在 90年代中后期因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达到高潮，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甚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消失殆尽。相反，在几乎把所有国有企业都卖给了外资的匈牙利，则仅仅进行了经济制度的“单向改革”(Szelényi＆Wilk，2010) ;即使在“休克疗法”下的俄罗斯，虽然贫困激增，但苏联时代的很多福利政策也作为“遗产”几乎完全得以继承下来(Manning etal．，2000)。值得注意的是，“后共产主义三个世界”在这一阶段的市场和社会转型，无一例外地都是“自上而下”地进行的，也就是说，精英及其联盟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这些补充性的经验描述，并不是要否定塞勒尼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这两阶段的转变在结果上呈现出多元趋势的判断。毋宁说，笔者是想提醒读者注意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这两段历史时期的起始点，大多数国家设立了基本相似的经济改革目标(80年代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90年代的“让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甚至事实上至少在经济领域拥抱了相同的意识形态(8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和 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但10年之后的结果，两次却都是分道扬镳。
因此，当21世纪到来的时候，这些国家站在了一个更加分化的起点上。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起点，在“国家向何处去”这样的战略问题上，“后共产主义三个世界”的代表性国家都明确设定了不同的终点。匈牙利、波兰、捷克乃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罗的海等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加入欧盟“成为自由民主的正常国家”的道路，为了达到欧盟的经济指标，匈牙利政府甚至开始减少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领域的福利，使它们事实上朝“英美模式”靠拢;“颜色革命”在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影响有限，俄罗斯则放弃了“融入西方”的目标转而寻求重振大国雄风，2005年启动的“社会福利货币化”改革虽然引发了群众不满，但普京政府很快宣布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福利工程进行补救，其资金的主要来源，则是重新“国有化”的能源企业;中国开始强调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希望化解前些年因“国家的撤出”而激化的社会冲突，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在各方压力下也被明确叫停。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当以匈牙利、俄罗斯、中国为代表的三种体制类型的分化开始越来越清晰的时候，它们之间在经济增长速度、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本土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的发育程度，乃至社会福利制度和转型危机程度上的差距，看上去却在开始缩小。
总之，尽管在“完备性”上仍有缺憾，但无论从早期转型“轨迹”的分化还是当下“体制类型”多样化的角度来看，塞勒尼所概括的三种理想类型都确实存在。而且，21世纪之后，这三大历史区域中代表性国家的市场和社会转型陆续开始进入第三阶段，三种“体制 ”在国家、市场、社会、全球性嵌入因素这四个领域呈现出“趋同”与“分化”交织的复杂图景。笔者将这种图景称为“转型的多元绩效”。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那些制度和结构层面的“趋同”更多地是“片断性的”，而有些“趋同”只是统计学上或量表上的“差距缩小”，它们遵循着相反的轨迹 (比如社会福利制度和转型危机程度上的差距 )。要想对上述同异交织的图景做出解释预测而不是仅仅在宏观上进行描述，就有必要对“新古典社会学”的比较研究框架做出改良。
三、比较研究的宏观逻辑与微观机制
笔者提出的对“转型多元绩效 ”的比较分析框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我们需要区分出上述现象背后三种不同的宏观逻辑(工业化、市场转型、全球化)，从而针对具体问题采取多重的比较策略;第二，厘清并比较宏观逻辑运行的微观机制并赋予其更多的动态，从而捕捉这场大转变过程中各个事件的实践状态。
(一)工业化、市场转型和全球化作为相对独立的三重宏观逻辑
我们需要区分出至少三种既相互影响又各自具有较强相对自主性的宏观逻辑:工业化的逻辑、全球化的逻辑和转型的逻辑。每一种背后事实上都对应了一种具有因果解释力的元理论(macrocausal meta-theories)，亦即现代化理论、全球化理论和转型理论。这么做的经验基础在于，中越与苏东在“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完成程度和时点”上存在差异:苏联在20世纪 30年代，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至迟到 60年代都完成了工业化和资本积累，而且这项工作主要靠的是“自我投资”或者“经互会”内部的相互援助。由于文革和战争，中国和越南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前未能完成这项“历史任务”，当它们于70年代末和 80年代中期先后重新启动“改革开放”和“革新”进程时，全球资本得以有机会担当它在苏东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曾扮演过的重要角色。事实上，塞勒尼在他和劳伦斯·金合著的文章中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指出，这种差异既是大部分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资本主义时与“经典资本主义”的不同，也是它们与中越两国——让我补充一点，还包括蒙古和中亚五国——的不同。他们进而认为，历史和文化遗产(比如行动者的惯习、宗教传统、集体记忆等)、与资本主义核心经济体的地缘邻近程度，以及尤其重要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完成的时点及其与民族特性发育的关联——所有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为形构阶级、建立联盟以及阶级内外的冲突创造了不同的机会结构，而正是本土各阶级之间和内部的力量格局，对特定国家沿着哪条轨迹建设市场经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King＆Szelényi，2005)。
笔者同意他们关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程度和时点”和“融入全球市场的模式”会通过影响阶级结构对转型轨迹间接产生作用的观点，但笔者愿意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解释具体国家尤其是“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时，很有必要将“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全球化”和“市场转型”看作是三种既相互影响又各自具有较强相对自主性的并行的宏观逻辑，而不仅仅是解释转型轨迹的变量。
让笔者依旧举“转型多元绩效”中经济发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主张。后共产主义世界在进入21世纪之后普遍的经济增长，仅仅通过转型轨迹以及由此形成的体制类型是无法解释的。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的GDP增长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全球石油价格的飞涨，以及对前几年“去工业化”的恢复性增长，与它的新承袭主义体制类型关系不大。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少在早期有一部分要归结于“迟发展效应”，其内在的逻辑与“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甚至英美、德日、苏联在工业化和资本积累时期的经济奇迹没太大差别。举一个最极端的假设，朝鲜现在要是有沙特那么多的石油出口，然后再实施工业化，就算继续维系家长统治，取得的经济奇迹也说不定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突出。
在比较研究，尤其是涉及到“后共产主义世界”的比较研究中，区分上述不同的宏观逻辑十分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研究者从一个受多重逻辑影响的社会现实中抽取出哪些“较低层次的实体”进行比较，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比较策略是有意义的。当然，虽然出于分析的目的可以将同一个现象中并存的多重逻辑一一罗列，但它们在实践中却不是彼此排斥的，我们在经验上观察到的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现象，都是这些逻辑之间复杂的互动形式的结果。兼顾宏观逻辑的相对自主性和相互作用的途径之一，就是在比较研究的不同阶段结合使用不同的比较策略(Dogan，2002)。例如，在解释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事实上一直不曾间断的经济增长时，我们可以通过二元比较的方法检验另一个个案研究中被验证过的假设，比方说，有学者通过定量分析提出，波兰经济转型成功有一个重要机制，即在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前由国家进行战略性地重组(King＆Sznajder，2006)。我们采用类似的方法，可以将这一假设应用到与中国的比较中。之后，分析可以被扩展到对多组具有相对情境相似性的国家的比较之中(例如东欧、中欧与东亚“后共产主义三种体制”之间的同时性比较、中越与东亚其他后发展国家的纵时性比较，以及中越与拉美的历时性比较，它们分别在前述的三种宏观逻辑上具有相对相似性)。最后，将各组相似国家的比较中得出的假设，拿到异质性范畴中的概念同质性比较(conceptual homogenization of a heterogeneous domain)，亦即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经典资本主义、后发展国家、边缘国家的比较中进行检验。如此这样一种多重的比较体系，才能更为全面可信地解释多重宏观逻辑影响下的总体层面的社会事实之间呈现的差异和相同。
(二)迈向关注微观机制实践状态的比较分析
要想了解在一个具体的现象中宏观逻辑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就需要使用更小的分析单位，亦即机制来解释。很显然，同一种宏观趋势(比如，20世纪90年代由国家主导对国有企业的产权进行变更，在宏观层面完全可以被视为“市场制度趋同”的表现 )最终却在后果上出现分化，可能正是因为执行者的策略以及策略发挥作用的机制有所不同:俄罗斯式“证券私有化”的后果是“看守人变成偷猎者”;波兰采取了国家干涉下的“受控制的自由主义”，先是由工业和贸易部对国企进行重组，然后再将优质的国企私有化给本土私企或外资，所以私有化后的国企绩效普遍不错，而且培育了一个经理人阶层(King＆Sznajder，2006);中国制定了和波兰思路基本相似的改制和重组政策，但实施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却是俄罗斯式的，政策上可供使用的机制明明很多，但最普遍的产权变更模式却是管理层收购这种“最次选择”，它占到了所有非国有改制模式的60－70%左右，其中将近90%的企业采取了协议转让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内部操作，不仅因公开性和透明度差而被指责为“侵吞国有资产”，而且改制后的总体经济绩效也不理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
塞勒尼和他的同事完全知道“机制”在解释宏观现象上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出色的研究，例如通过市场和再分配机制的消长来解释国家社会主义转型前后的社会不平等现象(Szelényi，1978;Kligman＆Szelényi，2002)、从社会排斥的机制来解释底层阶级的形成(Szelényi＆Ladányi，2005)、用公司在市场中生存策略的不同来解释国有企业重建绩效上的差别( King，2001)、用国家经济运行机制和公司策略的集合来解释两种后共产主义体制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别 (King＆Sznajder，2006)。正如金和桑吉德引证的那样，收集机制层面的数据“可以产生更加深刻的、更加直接和更加细密的解释，超越相关性解释的‘黑箱’”，去捕捉“使宏观因果分析元理论运转起来的‘齿轮’”(King＆Sznajder，2006: 761-762)。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去做机制分析。我们以市场转型前后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为例，塞勒尼的实证研究告诉我们，在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不平等主要是由再分配机制造成的，而仅仅扮演补充性角色的市场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弥补作用;但当市场成为“支配性机制”之后，沦为第二位的再分配机制反而开始抵消市场产生的各种新的不平等效应(Szelényi，1978;Szelényi＆Manchin，1987)。然而，对90年代的中国来说，除了和中东欧相似的市场主导的“新不平等”之外，普通百姓的社会福利也被市场化的改革削弱，更糟糕的是，一些群体原本通过再分配机制获得的特权却未受撼动，结果是，市场和再分配两种机制不是在相互平衡而是在共同造就和推动不平等(孙立平，2004)。这一主张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刘玉照，2008;陈光金，2010)。
这样的机制分析已经十分出色，因为它解释了某种宏观现象(从再分配体系向市场整合体系的转型)与另一种宏观效应(不平等的增加)之间的直接因果机制是什么，而不像“因果模型路径”那样仅仅算出各种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 (Hedstrm＆Swedberg，1996)。但我们还可以再往前推进一步。如果我们去追问 “再分配机制又是如何制造不平等的”，我们就会发现，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和市场兴起之后，再分配机制制造不平等的过程和逻辑并非完全相同。对前者来说，再分配机制通过“对稀缺资源的行政划拨”来制造不平等(Szelényi，1978);而对后者而言，这种方式虽然对特权阶层依旧适用，但更重要的一种方式是，一些新的再分配举措可能制造的平等效应，被“改革的扭曲机制”转化成了“不落空阶层”的福利从而加剧了不平等，而扭曲机制的形成，则反映了社会结构中的某些集体行动者已经具备了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制度本身逻辑之上的能力。所以，化解社会不平等，不仅仅是推进制度建设(如社会福利制度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问题，而是要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调整(孙立平，2003，2004)。在这里，问题的关键
并不仅仅在于追问“使得机制运转的机制是什么”，因为正如萨皮斯所言，这一代人所发现的“机制”常会成为下一代人试图去解释和理解的“黑箱”(Suppes，1970:91)。要点在于，通过展现和分析机制运作的整个过程，尤其是这个过程中的各种行动者所采取的策略，我们有可能发现理论逻辑之外的“实践的增量”(孙立平，2002)。
在我看来，塞勒尼等人在《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和“论反讽”一文中发展出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具有实践社会学的潜能。他们在对只关注制度性因素的“新制度主义”和“网络分析”进行批判后指出，“与这两种视角不同，我们对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分析的进路，将能动者作为焦点”，强调“能动者和结构之间的互动”(Eyal etal．，1998:40)。他们还引入了布迪厄的“惯习”的概念，试图借此分析能动者的性情倾向和变化着的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如何造就了行动者的生活策略和选择，从而促进或延缓社会变迁，而社会变迁又反过来改变惯习。遗憾的是，和布迪厄一样，塞勒尼等人也没有很好地在经验性研究中彻底贯彻自己的方法论主张。比如，在《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中，技术官僚和异议知识分子的同盟如何决定经济政策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惯习”和“策略”都被化约成了一种“机制”，而这种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仍然是一个黑箱。如何打开这个黑箱，仍然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懈努力的议题。
四、结语与展望
如果我们将19世纪自由市场在西方的兴起看作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变 ”的话，那么，苏东各国和中国、越南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启动的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则可以被看作第二次的“大转变”( Burawoy，2000)。弹指之间，这场转变已经进行了20余年。原先那块覆盖了世界将近一半人口的区域也已沧海化桑田。仅仅10年前“华盛顿共识”还风头正劲时，各种各样的“趋同论”成为“转型学”中的主流论调;然而，随着戏剧般的形势发展，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津津乐道由所谓“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所代表的“后共产主义世界”的多样性和其他可能(吕鹏，2011)。
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原创性的社会学家之一”(布洛维语)，伊万·塞勒尼却在此时跳出他一直所主张的“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框架，开始提醒我们注意“趋同”。这不是一次刻意而为的“反主流”，或是退回到80年代盛极一时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走向趋同的各种理论，更不是迎合所谓“漫长的后共产主义时期之终结”的论调(Holmes，2001)，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残存的再分配机制的影响，以及“后共产主义三种体制 ”之间仍然存在的实质性区别。毋宁说，将“趋同”现象摆上前台，是塞勒尼向我们发出的一张请柬，他邀请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去的10年，并展望未来不确定的走向。这个姿态符合他一贯秉持的 “反讽”精神:虽然旧的“全球趋同命题”已被实践证伪，但“多重轨迹命题”也并非必然长生不衰，社会学家卑微的任务，就是作为见证人和阐释者，记录下这一历史性大转变过程中的各种事件，哪怕它们充满了暂时性和不确定性。
在我看来，塞勒尼和他的同事所发展出的“社会结构的解释进路比很多同样关注 “后共产主义多样性”的研究框架(Blokker，2005;Havrylyshyn，2006)具有更加符合社会学传统的强大解释力。按照这个进路，如果我们要解释不同类型的转型体制中“分化”与“趋同”现象的并存，就必须首先关注，在过去的10年里，具体国家在内部阶级形构(class formation)，尤其是精英格局上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与同样变化了的外部因素相互作用，去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而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领域导致了相似或不同的后果。借此分析能动者的性情倾向和变化着的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如何造就了行动者的生活策略和选择，从而促进或延缓社会变迁，而社会变迁又反过来改变惯习。正是这一点，将它与关于后共产主义转型的新制度主义范式、网络分析区别开来。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样的一个进路仍然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这要求我们重新回到“新古典社会学”得以诞生的那个研究基点，将“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与“经典资本主义”及其变种放到一个共时性的比较平台上。历史让我们成为千年未有的幸运儿，得以第一次亲眼目睹至少三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兴起方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全球权力体系支配下的拉美道路、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转型道路——在同一个民族国家内同时上演的历史大戏。
如果将目光聚焦于原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我们就会发现，面对21世纪陆续发生的普京执政、欧盟东扩以及中国将“建构和谐社会”提上日程等“重要拐点”，后共产主义世界的市场和社会转型事实上已经悄然无声地进入了“第三阶段”。面对日益复杂的局面，如果研究者仅仅着迷于宏观的数字，可能就会被一些关于“趋同”或“分化”的表面观察所迷惑。数字差距的扩大或缩小，仅仅是现象的表面。更重要的是在比较分析的过程中，厘清这些数字或现象背后不同层次的宏观逻辑，以及这些逻辑发挥作用的微观机制。也就是说，比较研究者需要从宏观层面的结构分析转向微观的机制和策略分析。这其实本来就是塞勒尼所赞同的强调能动者与结构互动的社会结构分析的内在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自己在本文中提出的不同观点看作是一种补充性的，而不是批判性的评述。
在与我的一次长谈中，塞勒尼告诉我，他非常希望在他生命中剩下的时间里拿出一本著作，专门探讨中国这个神奇的国度中正在发生的令人困惑和着迷的大转型，尤其是社会供给制度转型给“新古典社会学”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可惜由于已经不再亲身组织大型的课题，这个愿望也许变得无法实现。在我看来，负有责任和使命的中国社会学家们应从塞勒尼的开创性工作中寻找灵感。正如熊彼特在评价马克思时指出的那样，一个伟大的理论的魅力从来就不在于它“必然是光明的来源，或者在根本主旨或细节上必然毫无缺陷”，而在于“反面评价甚至正确的驳斥不但不会给予它们致命的伤害，只会有助于显示这个理论结构的力量”(熊彼特，1999:43)。事实上，就在我写完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探索仍然在继续，而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也仍然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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