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社会主义“大历史”的提出，是借用黄仁宇的“大历史”概念，试图放宽历史的视野，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的各个历史阶段作贯通的理解。《开放时代》近年来的议题设置，试图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大历史”，探寻中国社会主义不同阶段间的演变脉络，勾连不同阶段间的内在联系，着力在社会而非政治层面、技术而非道德层面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中的阶段、事件、人物情景化、脉络化而非抽象化、符号化。
一
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说：“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他主张“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自创了“大历史”（macro-history）概念，并声称“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
与黄仁宇教授长时段的“大历史”观相映成趣的是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的“短20世纪”的说法，即打上中国革命烙印的20世纪形成的价值系统过早地终结于20世纪80至90年代。他说，“‘80年代’是以社会主义自我改革的形式展开的革命世纪的尾声，它的灵感源泉主要来自它所批判的时代……而‘90年代’却是以革命世纪的终结为前提展开的新的戏剧，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军事的含义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他看来，“‘90年代’不是‘短20世纪’的尾声，而更像是‘漫长的19世纪’的延伸”。
我认同黄仁宇教授的上述观点，不过，如果在汪晖教授所谓的中国“短20世纪”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提出“社会主义‘大历史’”的概念，却并不容易为人接受，其障碍不在于分析这段历史的“技术”，而在于“意识形态”和“道德”。
二
所谓“中国社会主义‘大历史’”的提出，是借用黄仁宇的“大历史”概念，试图放宽历史的视野，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的各个历史阶段作贯通的理解。与惯行的将中共执政史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乃至相互否定的不同历史阶段相比，作此种贯通理解的努力，其“政治不正确”及“道德”风险显然大为增加。不过，此种努力当有助于增进对当代中国的理解。
在社会主义中国谈论“中国社会主义‘大历史’”存在“政治不正确”及“道德”风险，这是一件极为吊诡的非同寻常的事情。原因在于中国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发生了“大跃进”时期饿死人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打死人的严重事件。这两个历史时期，犹如两座冰山，横亘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长河中。不过，这也给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历史契机——“改革开放”被誉为“拨乱反正”的新的历史时期，非常规的权力更替因此拥有合法性。
在帝制中国，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是“君权神授”或者“君权天命”；而一党体制之下，权力非常规更替后合法性的获得往往诉诸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价，不太恰当地说，也许可称之为“君权史释”。所以，在1978年12月中共召开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于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也曾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该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彻底的否定，毛泽东也受到了明确的批评。
在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浩荡中，“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最为重要的关键词及中共执政过程的分水岭，中共在1949年至1978年的这30年历史，终于被悬搁起来，“文革”10年更成为不可公开讨论（包括学术讨论）的话题。从“大历史”的视角看，意在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贯通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大历史”的一个“死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类的口号、理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这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努力，同时也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开始，因为“改革开放”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反对改革开放”成为了一项新的政治罪名。客观地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不仅在学术思想界内部，而且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普遍存在“改革共识”。在“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在“新启蒙”的号角声中，学术思想界空前团结，同仇敌忾抗拒党内少数“老左派”。80年代中期在学术思想界中兴起的“文化热”，不过是“文化”包装下的对被视为“封建专制”化身的“老左派”的间接抨击。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有思潮而无思潮间真正交锋的年代。
90年代则不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世界范围的“冷战”结束，“历史终结”论及新自由主义兴起。邓小平“南巡”，严厉要求加快改革。中国的改革沿市场化方向高歌猛进，国有企业工人大量下岗，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社会不公正突显。在此背景下，中国学术思想界在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文化热”中形成的新启蒙阵营，分化出严重对立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双方就何谓“现代性”、社会不平等和腐败问题的成因及解决途径，展开激烈辩论。这场辩论表面上是聚焦于如何看待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市场经济的评价，但事实上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具体说就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是否应该在社会主义中国改革中进一步推行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交锋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内得以短兵相接，不妨称之为“内冷战”的开始。
虽然邓小平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倡导“不争论”——搁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纷争，但经此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姓“社”姓“资”问题又重新浮出水面。只是在这场论战中，自由主义占了上风，社会主义作为制度选择没有进入中国知识思想界的主流话语。所以，不仅仅是官方对改革开放前30年历史的封存，而且因为社会主义在90年代意识形态竞争中的落败，使得对中国社会主义“大历史”的探讨难上加难。
中国内部意识形态的竞争本来就是因应于国内形势的，时过境迁，进入21世纪，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激烈辩论渐渐平息，其原因与国内外局势变化有关。
2000年，中国加入WTO，依托于大量优质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低端链条上获得了长足发展，此被国外媒体誉为“中国崛起”。2003年，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中国和平崛起”，并为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正式援用。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引起其它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连锁反应。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刺激了中国新左派言论的再度活跃，如从《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到《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讨论，“中国模式”论的浮现，“通三统”（邓小平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和儒家文化的传统）的提出，新左派推崇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以及作为制度选择的社会主义又回到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争论场域。加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断裂、贫富悬殊、上向流动阻滞、资本垄断、利益固化的格局形成，以公平为主要诉求的新左派立场，得到中国底层社会的认同，新左派得以扭转其在90年代的败势。
于此情形下，自由主义学者与90年代相比，倾向于少谈“主义”多谈问题，他们着力打开被官方封存的改革开放前30年历史，聚焦于这一时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及领袖人物，有意让新左派为改革开放前30年历史背书。如“大跃进”究竟饿死多少人，自由主义学者的最高估计是4500万，新左派的最低估计是110万。由于数字悬殊，双方无法理性地开展讨论。此外，自由主义学者还着力于盘点中共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至于对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的评价，则更是褒贬分明言辞激烈，如新左派代表之一的刘小枫所言：“毛泽东是我们学界尤其思想界面临的一大历史难题”，“如今知识人对这位国父的评价极为分裂，要么恨得不行，要么爱得不行。”基于对中共改革开放前30年历史以及毛泽东的否定，大体上自2011年开始，在持自由主义立场者之间掀起一股“民国热”，褒扬1949年之前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执政，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民粉”。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在中国年轻一代中的广泛运用，90年代限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知识分子之间在社会制度、政治理念、意识形态立场上的争论，演化为越过知识界之外的各阶层共同参与的包括对现实焦点问题及重大历史阶段、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评价的立场对峙，并且越来越情绪化。知识思想界内部的立场分歧，大有扩大为社会分裂之势，如新左派代表之一的甘阳所言：“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充满着争论，这些争论有时候甚至影响到个人生活。已经有十几年友谊基础的好朋友，突然之间朋友们的看法不太一样了，分歧很严重了以后，朋友都很难做下去，很伤感情。这就是因为一些比较大的争论，特别是涉及到对毛泽东时代的看法。”
中国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导引出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并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让“政治”淡出社会，反而使意识形态卷土重来，“左”、“右”立场之间愈益紧张；而改革开放之初对之前30年历史的“去历史化”处理，也并没有把这段历史真正封存起来，“去历史化的历史”反而因为历史“暗箱”的设置，诱导了历史评价的主观情绪不断发酵反弹。不仅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而且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共识也更加严重地破裂，以致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不得不以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罕有的措辞郑重声明：“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三
《开放时代》作为一本以“以学术关怀社会”为口号、以“增进对当代中国的理解”自许的学术期刊，在其重大议题的设置上自然关切中国学术思想界及中国社会的走势。《开放时代》的议题设置主要体现于年度“开放时代论坛”及每期的“专题”上。
有鉴于从90年代以来因为改革共识的分裂导致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分裂，到今日因为历史共识的分裂导致中国社会的分裂，《开放时代》力图在议题设置上寻找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以助益于上述分裂的弥合。这个切入点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大历史’”，藉此希望清晰中国社会主义不同阶段间的演变脉络，勾连不同阶段间的内在联系，力图在社会而非政治层面、技术而非道德层面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中的阶段、事件、人物情景化、脉络化而非抽象化、符号化。
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是，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既是在野党，也是一定区域的执政党，其在“苏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动员和治理经验，与1949年之后的执政路数一脉相承。所以，所谓“中国社会主义‘大历史’”的起始，需要上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此，《开放时代》从2010年第3期至2013年第4期，一共推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七个系列专题，刊文24篇，内容涵括中共在苏区、抗日根据地及改革开放之前不同阶段的社会动员和治理经验。而之所以冠以“社会史视野”，就是为了抛开意识形态或者道德的障碍，从社会的、技术的角度，接触中国革命的社会底蕴，展示历史的丰富性，避免因为立场问题而将革命史抽象化，也避免因为将革命史抽象化而使具体的历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跑马场”。
虽然“文革”仍然被视为学术研究的禁区，但如何理解“文革”对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大历史’”来说，的确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诚如当代中国著名作家韩少功所言：“‘文革’长久处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就会成为一截粗大的绝缘体，无法接通过去与未来。这块绝缘体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前半个世纪的革命——‘文革’就是从那里逐渐生长出来的；也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后的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文革’是后续历史不可更换的母胎，孕育出后来各种出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来的危机。”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文革”研究的政治敏感度，《开放时代》选择了单篇刊发而非“专题”集结的策略，自2005年起，陆续发表了有关“文革”研究的多篇文章。主要有刘东的《黑天的故事——“文革”时代的地下手抄本》，韩少功的《“文革”为何结束？》，佟新、沈旭的《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
着眼于中国学术思想界对“文革”后期的“70年代”的陌生，对改革开放前30年评价的尖锐分歧以及对改革开放前后30年的割裂，《开放时代》于2012年11月在安徽泾县查济村举办了第十届开放时代论坛，本届论坛以“70年代中国”为主题，旨在探讨中国在70年代的转型，辨明改革开放前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联系的丰富性及复杂性，淡化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缓冲“左”、“右”的诘抗，拓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尺度。论坛内容以超长篇幅的“专题”形式刊于2013年第1期《开放时代》，将多维视角下的“文革”及“70年代中国”带回中国学术思想界，引起“左”、“右”双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后续讨论。
在今天中国学术思想界，改革开放前30年与改革开放后30年的历史关系紧张异常，不仅自由主义学者习惯于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而且新左派也倾向于褒扬前30年而贬低后30年。“左”、“右”的对立，使前后30年成为两个互不关联的时期，“社会主义‘大历史’”可谓被拦腰截断。为了打通这前后30年的联系，《开放时代》谨慎地提出“社会主义新传统”的概念，并于2006年11月在广州举办了第三届开放时代论坛，此届论坛的主题就是“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开放时代》对该主题作了如下说明：“自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尤其是1949年之后开启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对我国社会制度，而且对人们观念及行为的重新建构，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作为社会改造工程的社会主义实践暂告结束，但30年间形成的制度及观念的遗产并不随之消隐，毋宁说它正生成为一种新的传统即社会主义新传统，流淌于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之中。略显遗憾的是，复苏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学术，对此新传统尚欠缺足够意识，并没有自觉地将之作为观察、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视角之一。以‘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作为本届开放时代论坛的主题，意味着我们并不希望在此场合开展‘左’或‘右’的立场之争，也不表明我们要对‘社会主义新传统’作出价值判断。我们只是希望本届论坛所开展的这一话题，对推进中国研究稍有助益。”此届论坛的讨论内容也以“专题”形式刊于2007年第1期《开放时代》，并在2007年第2期、第3期，再度以“专题”形式推出“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之二、之三，展开后续讨论。
顺此思路，《开放时代》又在2007年10月，联手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在上海举办第四届开放时代论坛。当时，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还有两年时间，可以提前借“60周年”这一特殊的符号（中国人称为“甲子”），将前后30年作为一个历史整体加以讨论。所以，第四届开放时代论坛的主题设定为“共和国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开放时代》对该主题的说明是：“岁月匆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甲子之庆，而共和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年届而立。时光如水，如何冷静而贯通地理解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乃是我国知识界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第四届开放时代论坛拟“对共和国六十年以来在宪政、政体、法律、政策、工农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运动乃至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复杂经历加以回顾、检讨”。此届论坛的讨论内容也以“专题”形式刊于2008年第1期《开放时代》，并在2008年第2期、第5期，陆续以“专题”形式推出“共和国六十年”之二、之三。
如果说上述“共和国六十年”专题侧重于从政治制度、经济成就等外显层面勾连前后30年的联系，那么，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可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中国六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使前后30年获得某些内在联系。“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有必要研究社会主义的实践经历，避免对社会主义过于简单化和脸谱化的叙述。我们认为，超越这种脸谱化的话语，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使社会主义的经验和元素有益于思考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是达成改革共识的努力之一。”这是2010年夏季《开放时代》在广州组织的“重写社会主义”小型座谈会的邀请函中的一段话。此次座谈会邀请了部分研究世界及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学者，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探讨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问题。座谈会的内容以“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为题，以“专题”形式刊于2012年第11期《开放时代》。
《开放时代》不过是中国学术思想交锋的一个平台，其所能发挥的社会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大历史’”的有关议题设置及开展的效果期待，也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所以，尽管《开放时代》近年来就此作了上述种种努力，但不见得就可以促进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左”、“右”双方对“中国社会主义‘大历史’”达成更多的共识。如近年来“左”、“右”双方在前30年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如“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评估上的越来越严重的冲突就是明证。《开放时代》为此计划在今年适当时候，以“统计与政治”为题，在北京召集“左”、“右”双方的学者，就如何理性分析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的获得与估计，举行一次小规模的座谈会。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还在进行中，中国学术思想界“左”、“右”双方的冲突亦未见消减之势，《开放时代》的议题将无穷无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