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候机的间隙闲逛书屋，店口醒目处赫然摆着东方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李世民》。当时就想，我的朋友李大华教授的这本号称“学术小说”的新作，大概要荣登畅销书榜了。

我所认识的李教授是专治隋唐道家与道教史的名家，此前有两卷本的《隋唐道家与道教》问世。旁人或许不解一个思想史的学者缘何染指“小说”，不过，于李教授而言，借助文学“神游故国”，再现公元7世纪的帝国辉煌，则是他心中挥斥不去的梦。

唐代道教流行，帝王结交道士或者道士为朝廷重臣，乃寻常之事。如太宗时期，道士出身的魏征成了一代名相，太史令傅奕更以著书《老子注》名世。因此，李教授在研究隋唐道家与道教的过程中，自是难以置身于“朝廷”之外。李教授说：“每翻开那个时期的历史文卷一次，就激动一次。书中的人物在我的脑子里面不知萦绕了多少遍，我甚至说不清是他们使我不得安宁，还是我打扰了他们，以至于我觉得不得不对此作出个了结，而这种了结的方式，除了拿起笔来把我们之间心灵的对话写出来，没有更好的办法”。而令其最难以忘怀的是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正是这个“半人半神”的帝王，“把中国固有的思想与文化资源运用得淋漓尽致，将人道与法律的精神结合得如此完美”。

不过，在古装片、清宫戏充斥电视屏幕的今天，“帝王”早已被涂抹得活灵活现。李教授说，此前热播的电视剧《贞观长歌》，《贞观之治》中的李世民“都不是我所了解的李世民”。他执意从正史出发，以文字再现“帝王”的生活世界，虽然他明知这肯定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李教授花了5年时间，遍读《贞观政要》，《唐太宗集》，《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唐语林》，《大唐新语》，《唐大诏令集》，《唐才子传》，《全唐文》等史料之后，提笔创作《李世民》，既以历史学的方法注重历史事件的准确描述，也不忽略以文学的手段再现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更以哲学的视野达成对历史的深度理解。因为需时时顾及史实，《李世民》一书并不像常见的帝王剧那般把故事情节编造得跌宕起伏，但该书所呈现的，也许是你所不知道的帝王。

电视剧里的帝王无不为所欲为，甚至还有点狂颠。问题是，历代帝王若果真一意孤行，完全置帝国文官集团于不顾，中华帝制何以绵延数千年？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我们看到弘治皇帝和万历皇帝如何以央告的口气要求大学士同意免朝而不得，看到万历皇帝想为其母亲装潢宫室以表孝心而如何遭到宰相张居正的反对。同样，在《李世民》一书中，作为帝王的唐太宗也是时常受到文官集团的制肘。

帝王大都喜好佳丽，“后宫三千”，毋宁是帝制允许之事。但美人当前，唐太宗也有难遂心愿之时。庐江王杀人而娶人妻，太宗灭庐江王之后将该妇人留在宫里，不料遭到谏议大夫王珪的反对而未果，太宗自叹：“庐江王能做的事，天子就不能做”。又如，隋朝旧臣郑仁基女儿相貌殊绝，太宗下了诏书迎娶，宰相魏征耳闻该女子此前已许配人家了，于是匆忙进宫禀报。魏征全然不顾皇家的礼聘车队即将出发，劝阻太宗道：“此事一旦传播开来，百姓会认为陛下行的不是为民父母之道”，太宗也只好放弃己之所爱以成全小民之爱。

对帝王来说，任何小事总“兹关大体”，帝王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记录在《起居录》中，谨言慎行是帝王的基本功。正如起居郎杜正伦对唐太宗进言：“君举必书，陛下的言论都要记载保存在左使那里。陛下若一句话悖于道理，就要累及圣德千年，就不只是有损当今百姓，但愿陛下谨慎”。为此，虽贵为帝王，也不得不牺牲或者遮掩个人兴趣。登基之后的唐太宗仍有骑马射箭的爱好，大理少卿孙伏伽则谏言：“天子居则在九门之内，行则需列仗警卫，不可自己选择随意骑马的方式，这不是取决于陛下个人的好恶，而是取决于百姓与社稷的需要”。一日，太宗完成祭祀之后意欲顺便狩猎，因担心被魏征等人知道，只好扫兴作罢。太宗还喜欢玩鹞子，一日魏征求见，正在玩鹞子的太宗情急之下匆忙将鹞子藏入袖中，最后，太宗心爱的鹞子活活被闷死。

陈寅恪先生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理念）者。”从“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的角度看，此“三纲六纪”有如中华帝制之“constitution”（韩国儒学新锐咸在鹤即以“作为宪法的‘礼’”作为其在哈佛的法学博士论文），其主要功能在于保证帝制之运作。时人往往将“三纲六纪”斥为“封建枷锁”，其实只是念念不忘于“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而恰恰忘了“六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三纲”规定秩序，“六纪”则规定角色。比如“君君”，第一个“君”是个动词，说的是做君王的人必须像个君王的样子。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君者，群也”。如果君王一意孤行，那就不是君王了，因为他不“群”。不“群”即为“独夫”，而沦为“独夫”的君王是可杀的，所谓“诛独夫”也。所以，黄万盛教授曾言：“讨论君道的问题，要从中国古代最广泛的政治资源去了解，而不是从‘五四’乃至于今天电视连续剧所塑造的那些皇帝形象去理解”。

一味地把历代帝王描绘成颐指气使横行跋扈的电视形象，也许迎合了受众的幽暗心理和某些精英的“反封建”情结。但是，如果中华帝制的故事仅仅只具有供大众娱乐消费的功用，那是真正在糟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