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走“美国优先”路线，持续推进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调整，采取了以“压制性回缩”为特征的大战略。美国大战略的变化不仅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明确地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美国战略界对华延续负面的认知变化，美国对华政策逐步形成新的共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显著上升，体现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美方借“对等贸易”“印太战略”“台湾牌”等加大对华压制，并炒作中国的“锐实力”。美国对华政策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竞争性共存”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中美双方需提升战略沟通质量，稳慎管控互动关系，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避免陷入“新冷战”。
特朗普自2017年1月上台执政以来，面对国内“建制派”等势力带来的压力，以“美国优先”为纲大力调整美国的内外政策，展现出强有力的“破局者”姿态。在处理同盟关系、开展经贸合作、承担国际责任等方面，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非美国”特征的举措，以美国相对强大的国家实力为依托，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交易主义等为手段，坚持“实利至上”，谋求“以实力保和平”，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特朗普政府的执政目标、方式、风格，尤其是其以“压制性回缩”（repressive retrenchment）为特征的大战略，不仅给国际秩序的演进带来深刻影响，也对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构成新的重大挑战。
本文力图从探讨特朗普政府的大战略入手，阐释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和取向的深刻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共存”新态势，就如何促进中美关系形成良性转型提出若干思考。
一 特朗普的大战略：“压制性回缩”
自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特朗普坚定地奉行“美国优先”理念，在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社会思潮的加持下，努力突破“建制派”力量的束缚，积极打造能够落实“美国优先”理念的执政团队，在推进大规模税改、加大移民限制、减少贸易逆差、增强军力建设等方面逐步实现其竞选承诺。应当看到，特朗普的施政已展现出一定程度的连贯性，而其国内支持率上升等现实也表明特朗普的执政可能会具有长期性。未来数年，即便特朗普有可能因为遭遇某些政治突变而下台，他的政策也已经给美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丽贝卡·莱斯娜（Rebecca Friedman Lissner）等人所言，“到了2020年或2024年，我们将难以回归那些‘国际秩序’的旧有概念。”因此，有必要认真探讨“特朗普主义”或曰“特朗普大战略”，以及它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可以说，在特朗普治下，美国的总体对外战略呈现出一种“压制性回缩”的态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甚至将如今的美国描述为“流氓超级大国”。美国自身的深刻变化是促动中美关系战略转型的根本性因素之一，对当今世界国际秩序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深刻变化，尤其是民粹主义的长期化和扩大化，是特朗普政府实施“压制性回缩”大战略的动力源。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大力推进经济全球化，但由此造成国内制造业“空心化”、技术优势流失、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2007年至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则使得经济全球化对美国构成的负面效应更为突出。过去十余年来，美国国内的社会分裂、族群矛盾、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理念正是诞生于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生态之中，具有很强的民意基础。客观而言，经济全球化加剧了美国国内利益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导致白人中下层民众与“全球主义者”和其他精英阶层严重对立，前者反对美国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美国的“内顾”倾向日益增强。奥巴马执政时期推行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改革不仅未能有效地缓解这一矛盾，反而引发了某种有利于特朗普执政的“回弹效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宣扬“白人至上主义”的“另类右翼”（Alternative Right）运动和“左翼民粹”现象在美国的逐渐兴起，进一步加大了美国国内的种族、阶层裂痕。2017年3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进行的调查显示，30%的受访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国内将爆发第二次“内战”。
在政治领域，特朗普以“反建制派”自居，执政以来并未试图努力弥合共和党、民主党两党之争，反而进一步利用甚至促动国内的“分裂”来巩固其自身的执政基础。面对各方面的反对力量，特朗普上台后处于一种“持续竞选”状态。他并不在意赢得广泛支持，而是着力维护选民基本盘，强化铁杆支持者的拥护。在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分立日趋加深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大量依靠总统行政令的方式来推进政策议程，在国会基本上难以得到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与此同时，共和党内部也在发生分化，一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成立“自由连线”(Freedom Causus)，对特朗普的施政构成了一定的阻力。但是，随着特朗普政府将其17项主要竞选承诺中的大部分予以兑现，他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仍然有所上升，这有利于他倒逼共和党上层。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的相关选情表明，共和党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特朗普化”，这增加了特朗普执政的有利条件。此外，面对“通俄门”调查等压力，特朗普严词批评美国国内精英构成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激烈攻击《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CNN）等主流媒体。美国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等人担忧美国陷入“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甚至认为特朗普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美国民主体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在美国国内出现上述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纲，逐步从全球事务中“抽身”，表现出以“经济民族主义”对抗“全球主义”、以强调“主权”的双边方式取代多边主义的倾向，试图在扩张与收缩、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之外走出维护美国霸权的“第三条道路”——“压制性回缩”。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坚持内政优先、实力优先，以较为狭隘的方式界定美国国家利益，努力降低美国在参与和领导全球事务方面的成本。在同盟关系方面，特朗普以“交易主义”理念来应对，将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承诺视为商品，要求美国的盟友和安全伙伴增加“付费”并切实承担其自身的责任；同时，美国对国际发展、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大国合作的兴趣显著下降，做出了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通过的《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决策。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推进的这种“回缩”战略又具有显著的“压制性”。特朗普具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维，认为美国长期遭受不公平对待，虽然有强大实力但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他欲充分利用美国相较于其他大国仍然极为强大的国家经济、技术、安全实力，并以双边主义方式放大这种实力优势，通过贸易战等讹诈性、霸凌性手段，逼迫对手做出较大让步。此外，特朗普信奉“以实力保和平”和“强人”哲学，主张恢复美国的“军事荣耀”，更有力地巩固美国在军事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提升军事手段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
为推进“压制性回缩”大战略，特朗普还采取了一些具有反建制色彩、突破美国外交传统方式的策略和手段。首先，特朗普公开质疑美国盟友和北约的重要性，将欧盟称为“对手”（foe），甚至对盟友进行“分化”，如蔑视欧洲一体化进程，批评英国政府在“脱欧”问题上不彻底，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建议退出“欧盟”，用激烈言辞指责德国总理默克尔。其次，特朗普不愿背负“政治正确”的包袱，对价值观因素不太重视。美国国内舆论指责特朗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威权主义领导人”抱有好感，用“粪坑”等粗俗词汇来形容非洲国家。此外，特朗普政府2018年5月推出的“零容忍”移民政策导致约3000名非法移民儿童被迫与父母分离，该政策也受到广泛批评。再次，特朗普敢于突破一些外交禁忌，敢想敢干，好出风头，大搞“峰会外交”而不太重视后果。特朗普政府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声音，发布了“穆斯林入境禁令”，并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搬迁至耶路撒冷。在朝鲜并未明确承诺“弃核”的情况下，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会面，引来一些争议。最后，特朗普善变而不重诺，意欲“立威”而非“立信”，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特朗普将“不可预测性”作为赢得交易的手段，在对外经贸谈判等方面不遵守既定原则和承诺，通过推特释放混乱的政策信号，经常采取“极限施压”方式逼迫对手就范。由此，有研究认为，特朗普的世界观、战略理念和政策手段相当保守陈腐，其所作所为与19世纪的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Millard Fillmore）和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十分类似。
姑且不对特朗普的大战略做道德评判，需要强调的是，“压制性回缩”并不是简单的收缩，也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它实际上是一种“以退为进、欲退还进”的大战略，是针对全球化催生的国内矛盾、大国战略竞争回归、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等重大挑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旨在重新打造对美国更加有利、更能为美国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和国际体系。实际上，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回缩”态势保持了一定的延续性，美国愈加关注国内的国家建设，愈加不愿在美国之外“背包袱”，希望探索低成本维护霸权之道，只不过奥巴马选择的是自由主义、制度主义路线，特朗普则选择了“强现实主义”路线。对于美国的这种“回缩”态势，美国国防大学战略学者T·X·黑姆斯（T.X. Hammes）从全球化视角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解释。他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奠定了美国大战略的基础，如今全球化出现逆转态势，这种变化将影响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大战略的选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机器人、人工智能和3D打印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将削弱低劳动力成本地区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这为美国海外企业的“回流”创造了条件；其次，温室种植等技术降低了从其他国家进口农产品的重要性，美国等发达国家可以把工业和农业生产转移到距离国内市场较近的区域；再次，随着“能源独立”目标的实现和国内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美国将更少地从国外尤其是中东地区进口石油等资源。由此，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导致美国大战略不可避免地变得更趋“内向”。
特朗普政府的“压制性回缩”大战略对国际秩序的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副所长克里斯托弗·普雷布尔（Christopher Preble）等人认为，特朗普正成为“后美国世纪”的真正揭幕者，过去70多年来美国领导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了危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等认为，过去两百年来，西方民主国家一直在努力构建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运用权力和规则，围绕着多边机制、同盟和特殊的关系扩展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借助同盟体系保障国际和平，用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为其他国家提供“服务”，推动以资本、贸易、技术、人员自由流动为目标的全球化，使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盟国享受了安全与发展红利，而美国自身的权力则受到了国际机制的约束。当前，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正在试图解构这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如罗伯特·卡根所言，特朗普“利用深植于战后秩序的巨大实力差异，牺牲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利益”，“迅速摧毁70年来那种有助于维护世界秩序、防范国际混乱的信任和共同使命感”，“特朗普的世界就是全面斗争，不存在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关系，只存在实力决定的交易。这正是一个世纪以前令我们陷入两次世界大战的那种世界。”
卡托研究所研究员帕特里克·鲍特（Patrick Porter）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一个“神话”，它导致美国在过去数十年中陷入“过度扩张”（overstretch）。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不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败的原因，而是其结果。“无休止地缅怀‘自由秩序’”不仅是“反历史的”（ahistorical），而且会损害美国对其大战略进行深入评估和重新设计的能力。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汉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指出，“长期和平”并非自由主义秩序的产物，而是美苏两国在45年冷战期间保持的危险均势和随后美国主导的短暂时期的副产品。尽管特朗普是损害既有国际秩序的关键因素，但他远非全球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不应寻求回到一个想象中的、照自己的模样塑造世界的过去，而应仅限于维持一个“保全多样性”（safe for diversity）的世界秩序，从而使美国能够集中力量在国内重建可自行维持的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应当看到，特朗普的“压制性回缩”大战略正在对既有的国际秩序构成强烈冲击，美国“霸权变霸道”的现实、“非自由民主”问题以及跨大西洋联盟日益突出的裂痕，导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面临内生性危机。正如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等人所言，“世界秩序”实际上从未被建立起来，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不过是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秩序逐渐向非西方国家的扩展。换言之，“美国的世界秩序”正面临危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仍在形成之中。无疑，特朗普的“压制性回缩”大战略增加了国际秩序演进的不确定性和动荡性，这对中美关系的总体环境和战略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和取向的重大变化
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和总体政策取向的变化，都服从于美国自身大战略的调整。冷战中后期，为了实现施压苏联的目标，中国一度被美国视为战略伙伴，美国对华军事和情报合作的水平甚至不亚于美国与其盟友间的合作水平。克林顿执政时期，作为“接触与扩展”大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在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在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纲实施“压制性回缩”大战略的背景之下，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和总体政策取向正在发生极为深刻的转变。美国已明确地将中国视为其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其对华政策取向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强硬转向。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提及中国30余次，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对手”，并在经济关系、地区角色、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中国大加指责。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份以应对“中国威胁”为导向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在冷战结束后尚属首次。2018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2014年以来的首份《国防战略报告》，其中涉及中国的表述基调与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保持一致。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N. Mattis）在《国防战略报告》发布会上强调，中国和俄罗斯是“修正主义强权”，“寻求建立一个与它们的专制模式相符合的世界”，虽然美国还将继续打击恐怖主义，但“大国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这一文件的主要执笔人、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和部队部署的助理部长帮办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称，“这份战略报告代表着根本性转变，其重点将是优先准备打仗，尤其是为大国战争做准备。”
特朗普政府的官方言论和美国国家战略文件中的涉华表态，基本反映出美国战略界正在逐步形成一种新的“中国观”。大致说来，这一“中国观”的形成经历了三大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节点是2007～2008年，当时金融危机在欧美多国发生，西方国家经济困局加深，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受到质疑。美国战略界感到，随着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地向前发展，中国国内开始出现一种“西方衰落、中国崛起”的“必胜主义”情绪，其“中国观”遂开始发生变化。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加之此后中美双方围绕南海争端、“亚太再平衡”等问题产生的矛盾日益凸显，构成了美国战略界“中国观”消极演变的第二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第三个时间节点大致在2014～2015年间。正如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所言，面对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走向和外交姿态出现的新变化，美国战略界围绕对华政策展开了过去50多年来“最为激烈的辩论”。不少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加速崛起的中国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长期性威胁，主张将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向“遏制”方向回调。甚至一向对中国态度温和的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等人也认为美中关系走到了重大的“临界点”，存在进一步恶化甚至走向全面对抗的危险。2014年10月，主要认同民主党理念的鸽派军方将领、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在《纽约时报》撰文称，中国近期的国内政策和“胁迫性”外交表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实施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已告失败，“中国变得更自信，更强硬，也更封闭”，美国对两国关系前路之坎坷不应抱有任何幻想，是时候对中国动真格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美国战略界“中国观”的变化与其对“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误解和消极态度不无关联。为了避免中美陷入崛起国和霸权国相互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中国方面倡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然而，一些美国智库专家认为，“大国”一词使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无形中降低了欧洲、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和印度等新兴大国伙伴的地位，会招致这些国家的不满。他们还担心“新型大国关系”所主张的“不对抗、不冲突”理念，实际上“冻结”了美国在必要的时候以武力捍卫同盟关系的承诺，给中国“侵犯”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提供了空间。此外，他们认为“相互尊重”的含义模糊，中国可以借此将自身核心利益“泛化”，使美国失去讨价还价的可能，况且中美各自的核心利益本就有很多相互冲突之处。他们认为“合作共赢”的说法也较空泛，指责中国在朝核、伊核等问题上与美国配合不够，在其他领域也缺乏可以操作的、可视度高的合作方案。上述对“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严重误读，集中体现了美国战略界“中国观”显著的负面变化。
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中国强硬论”“中国取代美国论”“中国另起炉灶论”“中国政治渗透论”等消极论调甚嚣尘上，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声音日趋增多。比如，特朗普中国政策顾问、国防部前官员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宣称，中国长期对美国进行“战略欺诈”，中国的真实战略意图就是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把美国赶出亚洲，因此，美国需要加大对中国的压制。特朗普另一核心智囊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甚至称，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迄今犯下的最大错误，中国的崛起导致了“美国的衰落”。2017年3月，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等民主党背景的战略界人士也在一份共同撰写的报告中表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过软”，对中国的“反击”不力。同年9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Joseph Dunford,Jr.）毫不掩饰地表示，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这一判断基本上已经成为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在中共十九大之后出现了新一轮的消极变化，美方对中国的“新时代”产生了严重误判。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未来30年中国将按照“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此前的提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此外，十九大报告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聚焦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势必将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带来更多机遇。部分美国战略界人士对报告中提到的上述长期愿景进行了刻意的曲解，错误地认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意欲实施地缘扩张和意识形态输出，谋求用中国的“新时代”取代美国的“旧时代”，试图在亚太地区推进“新朝贡”（Neo-Tributary）方略。
其中，尤以“另类右翼运动”旗手、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phen Bannon）散布的相关言论为甚。他以“儒家重商威权主义”来描述中国模式，称中国试图借“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谋求全球霸权，并煽动全世界的民粹主义者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班农称，中共十九大标志着中国正在走上争夺全球霸权的道路，“儒家重商威权主义”正在击败西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全球化的问题恰恰是中国造成的，中国早已对西方打响“经济战”，通过输出过剩产能等方式摧毁西方国家的工业能力，导致美欧中产阶层日益穷困。班农认为，美欧的“全球主义”精英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大量利益，因此不愿对抗中国，而现在民粹主义者已经觉醒，将从根本上改变面对中国时的软弱和被动。班农还号召全世界的民粹主义者联合起来对抗中国。
特朗普在推出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时宣称，美国正面对全球竞争的“新时代”。显然，特朗普政府眼中的“新时代”与中国所说的“新时代”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强调的是竞争和对抗的一面。应当看到，2010年前后启动、2015年前后逐步“白热化”的美国对华政策辩论，到2017年已基本形成一种新的共识。在美国深度调整内外政策的同时，美国战略界的“中国观”日趋消极，毫不讳言要加大应对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的力度。不仅很多共和党政界人士炒作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民主党人、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等也明确提出，中国而非俄罗斯才是美国最大的对手。此外，美国对“中国威胁”的认知目前已涉及经济、安全、外交、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美国担忧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挑战其利益。2018年3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了名为“全球威胁”的听证会，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Dan Coats)、国防情报局局长罗伯特·阿什利（Robert Ashley）等称，中国花费巨资加紧提升其太空作战等能力，并在全球范围内利用经贸等手段构建自身的地缘战略地位，对美国的影响力构成了严重威胁。
从历史视角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大致分别采取了“接触+演变”“接触+防范”“接触+规制”的对华战略。时至今日，大部分美国战略界人士都认为，过去几十年旨在通过“接触”中国促进其实现“市场化+民主化”的战略已经失败。当前美国国内的一系列涉华消极论调表明，中国是美国“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正在成为美国政策界的一种新共识，美国对华战略似已进入更为突出全方位制衡（balancing）的“后接触”时期。
三 “竞争性共存”与中美关系的新态势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国战略界日益从“战略竞争”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对华政策，这是不应否认的新现实。这实际上反映了中美关系在实力对比、政策取向、博弈领域、国际地位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国需要适应“竞争性共存”这一新态势。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万亿人民币（约合12万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8.5万亿）的65%。未来十余年，随着中国在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不断强化自身能力，在中美总体实力差距相对缩小但呈现“非对称平衡”（asymmetric parity）形态的背景下，美国战略界对两国“战略竞争”加剧的担忧势必进一步增强，双方寻求“竞争性共存”之道将会面临越发艰困和复杂的挑战。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和分析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的新变化。概言之，这种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国经贸关系从“压舱石”变为博弈焦点，美国以“对等”“公平贸易”为由对中国加大施压力度，并大力维护其“技术领导地位”。提升美国经济竞争力是特朗普施政的重中之重，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理念，并称中国在对美国进行“经济侵略”。特朗普政府的施政口号是“让美国重新伟大”，而在其看来，中国在经贸问题上的诸多做法——包括所谓强制性技术转移、窃取知识产权、对国有企业补贴等，是导致美国不再伟大的关键因素，。根据美方统计，2016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约为3470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70%。特朗普及其核心幕僚将中国描述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困境的“罪魁”之一，指责中国依靠“不公平贸易”等手段对美国进行“经济侵略”，使美国成为输家。
自2017年以来，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总统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等“激进鹰派”人物的政策影响力有所上升。他们不惜通过阻挠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等方式来进一步对华施压，发起针对中国的数个“不公平贸易”调查。美国多位重要国会议员主张强化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CFIUS）的职能，进一步严格审查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考虑以“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为由限制来自中国的投资，并将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扩大到美国的海外合资企业，防范中美合资企业威胁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在技术创新领域，美国也在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打压，强化涉及高新技术的“出口管制”，大力维护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美国采取的其他相关举措还包括对到美国学习科技、工程等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签证进行限制等，以减少“非传统情报收集者”实施的经济盗窃。特朗普政府不仅与中国打“贸易战”，也打“技术战”，将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作为开展大国竞争的筹码。中美经贸博弈对两国关系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的长期性、全局性影响不容轻视。正如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裁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所言，“贸易战”不仅关乎贸易赤字、技术优势等问题，它或将演变为一场更广泛的战略对抗。
第二，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关系更趋紧张，美方指责中国寻求“把美国赶出亚太”，并借助“掠夺性经济”“南海军事化”等手段谋取地区霸权，特朗普政府通过实施“印太战略”加紧打造制衡中国的地缘经济和地缘安全架构。奥巴马执政后，美国积极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这适逢中国正在实现从“地区大国”向“地区强国”、从“陆权国家”向“陆海强国”的跨越，于是，在亚太地区百年来首次出现中国和美国“短兵相接”的态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美国战略界日益担心中国以经济合作为先导，打造“去美国化”的地区和国际秩序，尤其对中国方面在2014年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抱持极大的疑虑，指责中国在南海、东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以及中印领土争议等问题上日益强势。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战略重心总体东移的态势未有改变，并在“印太”地缘战略框架下加快构筑制衡中国的“联合阵线”，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亚太“轴辐同盟体系”向“网络化安全体系”转换，更加注重深化地缘经济和地缘安全政策的相互协调。
2017年11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战略”。美方在阐释其“印太战略”时指出，所谓“自由”的重要含义之一是指该地区国家不受他国胁迫，且在本国国内维护自由民主体制；所谓“开放”强调的是“印太”地区海上交通线以及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性。美国政府高官多次公开批评中国的“掠夺性经济”和不透明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批评“一带一路”建设会使相关国家遭遇“债务陷阱”，损害其主权权益并破坏地区安全。自提出“印太战略”以来，美方不断推动该战略的细化和可操作化，包括完善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协调机制（Quad），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推出“对印太地区经济前景的构想”和安全合作倡议，与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在支持地区基础设施、能源安全、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方面采取联动举措。在“印太战略”之下，美国以低调的方式加大了对南海争端的介入力度，美军在南海区域的“航行自由行动”日趋常态化，军方的自由裁量权较前有所上升。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等公然宣称，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特朗普签署的《台湾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显示，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安全关系呈现出进一步增强的趋势。此外，特朗普政府借助“印太战略”持续加大对印度的拉拢，努力将印度打造为可有力制衡中国的“全球性力量”。对此，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D.Swaine）认为，“印太战略”旨在“确保地区盟友意识到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风险”，目的是让所有地区成员“共同对抗中国”。印度国家海事基金会(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执行主任、“印太”问题研究专家格普利特·库拉纳（Gurpreet S. Khurana）不无忧心地指出，“印太”正成为引发新冷战的地缘政治概念。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需要加紧寻求在“印太”地区开展良性互动之道，尤其是处理好“一带一路”与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之间的关系。
第三，中美围绕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问题进行的博弈日趋凸显，“机制制衡”（institutional balancing）成为两国战略竞争的新方式，美国指责中国试图打造“平行秩序”和“替代秩序”。自21世纪以来，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治理机制却未能实现相应的变革。中国领导人对参与全球治理问题的重视程度大幅提升，强调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但是，在不少美国战略界人士看来，中国正试图通过创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在西方主导的秩序之外“另起炉灶”，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平行秩序”和“替代秩序”，推行中国版本的经济全球化。约翰·艾肯伯里提出，唯一有可能取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就是“北京共识”（Beijing Concensus），但围绕“北京共识”组织起来的国际秩序“将是一个分裂的、充满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集合体，所有人都会深受其害”。
在经济层面，美国方面担心中国通过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构筑排除美国的亚太经贸圈。已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的特朗普政府表示，如果“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的条款对美国更加公平，美国会考虑重新加入。在安全层面，美国对中国借助“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机制、上海合作机制等扩展地区安全影响力保持警惕，希望借助“印太稳定倡议”（Indo-Pacific Stability Initiative）、“印太海上安全倡议”（Indo-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等打造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并通过拒绝邀请中国参与“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等方式来孤立中国。在国际发展层面，美国最初即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行抵制，至今仍拒绝加入。同时，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对世界银行增加了130亿美元的资助，并支持亚洲开发银行进行改革，给予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OPIC）和世纪挑战集团（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MCC）等机构更多资金和更广泛的投资权力。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总裁雷·沃伯纳（Ray Washburne）在参加美国国会听证会时指出，需要“现代的、21世纪的机制”与中国进行竞争。此外，布鲁金斯学会等机构的专家也在持续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美国参与国际多边性开发体系的策略，以提升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第四，美方部分人士炒作“中国政治渗透论”，指责中国针对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使用“锐实力”（sharp power）扩大其政治影响，借助“一带一路”对相关国家输出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之争成为美国战略界关注的新焦点。一方面，美国担心中国借助强大的经济实力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中国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向其他国家出口自己的发展模式，一场历史性的发展模式之争正在中国与美欧西方国家之间上演，而这会影响全球政治的未来，“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就有可能将欧亚大陆以及世界其他重要地域的未来拱手让给中国以及中国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美国担心中国的“政治渗透”已经扩展至民主国家，进而开始对中国进行新一轮的“妖魔化”。2017年12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发布题为《锐实力：威权国家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报告，称中国针对阿根廷、波兰、斯洛伐克等“年轻的”民主国家，以文化交流、智库合作、建立媒体伙伴关系等方式进行“政治渗透”，对民主价值观和政治体制构成威胁。 “锐实力”这一颇具煽动力的概念的出现，实际上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热议中国“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延续，反映出美国对中国意识形态自信的忧虑，也势必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带来现实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俄罗斯等国在利用网络等手段加大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对相关国家搞“颠覆”活动。2017年12月，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CECC）举办了题为“中国的长臂：输出中国特色的威权”的听证会，炒作中国通过对外宣传等方式获取政治影响力、控制敏感话题等说法。马克·鲁比奥(Marco Rubio)、汤姆·科顿（Tom Cotton）等美国国会议员要求清查中国政府在美国的“外国代理人”，限制中国旨在对美国媒体、智库、大学等施加政治影响的“长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梅认为，“在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总体上升的大背景下，美国学界、政界及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种以‘恐中’‘反中’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政治正确’”，“新麦卡锡主义”对中美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还在推动澳大利亚、德国、新西兰等盟国提升对所谓中国“政治渗透”的反击，在美国的大力动员之下，西方国家联手应对中国“政治崛起”的态势悄然浮现。
应当看到，上述中美在不同领域开展的“竞争”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具有日益突出的总体性、跨域性和联动性。比如，中美“贸易战”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之争”，其根本矛盾在于两国的政府-社会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存在深刻的差异，美国既要“谋利”也要“谋势”，“贸易战”是影响中美战略竞争走向的一场艰难而持久的较量。此外，经贸冲突和国家安全问题是相互缠绕的。美国军方领导人由于担心本国军工产业链对中国企业的依赖程度加深，成为两国经济和技术关系部分“脱钩”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再者，卜大年（Dan Blumenthal）、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等美国智库学者近期在重点讨论如何应对所谓的中国“经济胁迫”“政治战”以及“灰色地带”（greyzone）等问题，主张尽快制定应对中国挑战的全面战略。这表明中美战略竞争进入了新阶段，并有日益复杂的趋向。故而，需要更多地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思考和应对中美经贸冲突，同时切实防范台海、南海等战略安全问题与之形成负面共振，以避免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进一步侵蚀中美关系的整体基础。
四 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
在国际秩序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美关系也在经历过去40年来最为深刻的战略转型。两国需要高度重视对彼此的战略误判和中美关系“战略漂移”所带来的巨大风险，接受中美关系竞争性因素上升、进入艰难调适期的新现实。同时也要认识到，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中，“竞争”实际上是一种常态。但是，“竞争”与“对抗”存在根本区别，“对手”和“敌手”也有很大不同，需要积极管控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避免其沦为“对抗”。与此同时，应当从“良性竞争、深度合作”的角度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所言，“如果说中美之间有竞争的话，那也应该是良性和积极竞争，这在国际交往当中也是很正常的。换句话说，中美可以有竞争，不必做对手，更需当伙伴。”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要避免战略对抗并探索建立新型关系，关键是双方要共同努力，相向而行，逐渐适应一种既有竞争又相互依赖的“竞争性共存”状态。概而言之，中国需要应对的核心挑战是“权力”（power）问题，即如何更好地使用自身不断增长的权力，推动实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重新相互适应。美国需要应对的核心挑战则在于，如何对待其所寻求的“绝对优势”（primacy），如何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分享权力，以及如何明智地推动国际秩序的良性变革。无疑，中美关系能否实现稳定和健康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具有决定性影响。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面对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和取向的深刻变化，以及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不断施加的“竞争”压力，应注重把握“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实质，提升中美双方战略沟通的质量，努力落实“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相互尊重”的原则，进一步加大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理念引领和战略引领。总体而言，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结合中国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战略安排，解决好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扩大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重新筑牢稳定中美关系的经济基础。一方面，要逐步适应中美关系进入经贸摩擦常态化的新阶段，加强国内各部门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协调，精准回击美国方面的贸易战攻势，同时防护好中国在国际金融等方面的软肋，确保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大局。另一方面，要利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契机，按照我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既定部署，全面落实相关改革举措，完善营商环境，对外国企业包括美国企业释放更多的政策红利。可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新平台，加大从美国的进口，继续不失时机地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中美经贸合作，推进金融等服务业合作。宜结合美国不同州、国会不同选区的特点，加大同美国地方政府和国会议员的沟通和接触，在低敏感领域扩大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中美经贸和投资关系向纵深发展。
第二，要将塑造中国周边环境与探索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模式相结合，处理好“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倡导中美与其他相关国家合作构建“亚太共同体”，培育两国共享的“朋友圈”。由于亚太地区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十分重要，特朗普政府将会加大对该地区的关注和投入力度。美国的亚太政策调整势必将引发地区局势的复杂演变，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都在积极推动各自版本的“印太战略”，地区“多强竞争”的态势越发明显。中国既要看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共同牵制中国崛起的一致性，也应深入分析这些国家各自对华政策的差异性，不要简单地以“零和博弈”思维来应对“印太战略”。中国可以继续探索构建“中美+X”的新型三边/多边合作框架，管控好可导致中美直接对抗的“第三方因素”。同时，应推动中日关系、中澳关系的改善，构建中印关系的战略稳定框架，适当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进程，与东盟继续深化合作与互信，进一步细化和落实“亚洲新安全观”的举措。
第三，要继续推动中美两军关系的深化，加强涉及地区安全热点的危机管控机制建设，避免军事误判和直接碰撞，增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救灾、反海盗、反恐等领域的两军合作。随着中国不断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海洋强国”建设的进程，中国的军事战略目标将更为多元化，中国的安全力量也将加快向海外拓展的步伐。与此同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和安全伙伴体系不会弱化，相关军力建设也会进一步增强，中美双方在东亚陆海衔接地带和西太平洋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升高，台海两岸关系、中日东海摩擦、南海争端、朝鲜半岛问题等地区安全挑战或会成为引发中美两军冲突的源头。中美需要继续强化战略沟通，为发展中长期的两军关系制定指导方针和规划。要着力做好危机管控，完善中美两军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形成多层次的紧急联络渠道，逐步增强两军签署的《中美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等协议的约束力。要继续扩大中美两军在打击恐怖主义、核安保、海上搜救、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的安全合作，加强军事安全对话，探索推进相关军种、战区等层面的机制性沟通。
第四，积极探索“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美相互协调，尤其是推动两国企业展开“第三方合作”，借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深化中美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协作关系。“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有效应对大国战略博弈带来的挑战，尤其要处理好“美国因素”的现实和潜在影响。美国在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拥有传统经济利益和强大的安全存在，相较于其他大国，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制衡将更加有力。同时，也要防范相关国家对中国打“美国牌”,利用“美国因素”制造麻烦。随着特朗普政府调整应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策略，“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美互动将进入新阶段。从挑战层面看，“一带一路”建设可能会导致中美在地缘经济、国际机制、发展模式等方面的竞争更趋深化。从机遇角度看，可以吸引通用电气公司、霍尼韦尔公司（Honeywell International）等更多美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发挥美国企业在服务业方面的优势，为中美经贸关系创造新的互补性。此外，中美两国还可以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在国际发展领域构建新型伙伴关系。再者，中美还可以围绕“一带一路”探索安全合作的路径，围绕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维护海上交通运输线安全等议题展开政策对话与协调。
第五，要高度重视中美在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等领域的“竞争”问题，促进“共同进化”，减少中美人文交流的官方性质，厚植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应当看到，意识形态对抗是导致美国和苏联陷入冷战的主要驱动力，也可能是致使中美关系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因素。2017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和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演讲时明确指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应当厘清部分美国战略界人士对中国政策意图的误解，使其意识到中国不是苏联，中共也不是苏共，引导其客观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要减少中美人文交流的政府色彩，进一步发挥地方和行业性组织、私营部门、青年群体等民间力量的作用，将中国对美投资等经济活动的影响力转化为正面的社会影响力。此外，要重视中美发展模式之争正从“双边”向“国际”层面扩展的新动向，尤其是回应好美国方面针对“一带一路”提出的“输出模式论”“滋生腐败论”等负面论调，避免两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相关地区陷入恶性竞争。
结 语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转向并非始自特朗普政府，分析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既要抓住特朗普，也要跳出特朗普。从“特朗普现象”到“特朗普主义”，美国自身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构成了中美关系战略转型的大背景。近年来，世界政治正在进入“新时代”，表现出若干新的特征：首先，经济全球化陷入低潮期，特朗普政府坚定推行的“美国优先”路线是经济全球化“再平衡”的一种表现；其次，大国地缘战略竞争加速“回归”，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氛围受到损害，多边主义机制的权威性和效能有所下降；再次，欧美国家出现民粹主义长期化的趋势，经济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社会情绪相互激荡，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越来越难以用“左”“右”概念来进行清晰的区分，极端主义等思想也在扩散，以致《纽约时报》知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试图从“无序世界”和“有序世界”的新视角来理解当今的世界政治。可以说，国际秩序自身的演变正与中美关系的转型相互重合，相互作用，这极大地增加了把握两国关系发展前景的挑战性和复杂性。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国际战略界人士在评析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时常常提及“新冷战”，甚至有人提出中美已经陷入霸权国和崛起国激烈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显然，这一看法夸大了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某些政治势力似也在有意借此推动美国对华战略朝着更具“敌对性”的方向发展。不容否认的是，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呈现出过去40年来前所未有的强硬转向，美方已经明确将中国视为自身的最大威胁，中美关系的经济、安全、外交和人文交流三大支柱变得越发脆弱，双方关系是否进入“后接触”（post-engagement）时期引发议论。值得警惕的是，在智库讨论的层面之外，美国政府官员已经开始使用“冷战”概念来评判中美关系。2018年7月，在参加阿斯平安全论坛(Aspen Security Forum)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任务中心助理副主任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表示，中国正在对美国展开与美苏冷战不同的一种“悄无声息的冷战”，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大国。美国情报部门的公开表态一般来说是较为谨慎的，其涉及中美关系的言辞公然谈及“冷战”，是值得充分重视的动向。
显然，“冷战”具有特定的意涵，其基本要素是大国对抗尤其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而且这种对抗是以“阵营”为依托的，具有全球性影响和“零和性”特征，与意识形态的深刻对立密切相关。在“冷战”体系中，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颇为凸显，相互间极易做出误判，且常常反复“刺激”彼此。它们在“边缘地带”展开的争夺十分激烈，导致世界处于一种“冷和平”状态，人们非常担心发生一场新的世界大战，非常担心独裁者当道，人类文明终结。从中美关系的现状来看，并不能认定两国已经陷入“新冷战”状态。虽然特朗普政府采取了“进攻性”的对华经贸政策，并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消极举动，但中美关系迄今仍维持总体稳定，而且双方在解决朝鲜核问题方面还进行了深度协调。
此外，美苏当年陷入争霸对抗的前提是双方之间几乎不存在经济联系。如今，经济全球化带来各国之间高度的相互依赖，盟友和敌手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国际社会的规则、规范、法治程度以及调整国家关系、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国际机制正在不断发展，主动挑起军事冲突或是以武力解决问题不仅效果不彰，而且缺乏道义支持。况且，中美之间有着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中国还是美国很多盟国的重要贸易伙伴，美国难以对中国实施全面的遏制战略。当然，中国也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经济、军事等实力，中美陷入“新冷战”的看法过于夸张。然而，“新冷战”论可以被视为中美关系战略转型的一种反映，对于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双方需要以更大的战略克制和积极作为来深化沟通与协调，调整互动模式，防范中美关系“脱轨”。
（本文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