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识孟子，应该是在中学语文课上，一段“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拨动我的心弦，从此与孟子结缘。读大学时，系统学习了《孟子》，对其思想有了初步了解。开始研究孟子，应该是攻读博士时，因为论文是《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学术研究》，孟子自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写了整整一章，对孟子仁、义、礼、智等概念做了梳理，但很难说有什么创见。真正进入孟子思想的堂奥，则是做博士后时的事了。因为郭店竹简的公布，我再次走近孟子，这次博士后报告题目是《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从撰写十余万字的博士后报告，到最终出版五十余万字专著的近十年时间里，孟子一直是我研究的中心和重点。

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这次我是通过地下出土文献对孟子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因而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例如，学术界历来认为，孟子主张仁义内在，批驳、反对告子的仁内义外，但郭店竹简中有大量仁内义外的论述，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我经过研究提出，仁内义外曾是儒家学者普遍接受的观点，只不过其强调的是仁内与义外的统一，而告子则指出了仁内与义外可能存在的矛盾和对立，迫使孟子放弃了儒家早期的仁内义外说，而主张仁义内在说。其实在《孟子》中，也可以找到类似仁内义外的表达，这说明孟子的思想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关于孟子性善论，我既不同意学界流行的“性本善论”，也不同意个别学者提出的“性向善论”，而主张孟子是“以善为性论”，尤其反对将孟子性善论简单理解为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认为如果要用命题概括的话，也应概括为：1、人有善性；2、人应当以此善性为性；3、人的价值、意义在于充分扩充、实现了他的性。如此才能反映出孟子性善论的真实内涵。我利用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交性者，故也”、“故者，有为也”等文字，解读《孟子·离娄下》“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一章，论文发表后，裘锡圭先生很快做出回应，后又有学者不断加入讨论，发表的论文竟有十五六篇之多，可以编一本小书了。我通过分析、解读简帛《五行》、上博简《内礼》等文献，指出子思、孟子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前人将其等量齐观，乃是抽象的“道统”论作祟。前不久李泽厚先生还在一封来信中提到：“你通过郭店简论证子思与孟子的差异，我认为具有重大意义，可惜学界注意不够，没有继续研究。”凡此种种，虽难说成一家之言，却得到学界的高度肯定和评价，这是我所始料未及的。

二

从2007年起，我承担了人大国学院“《孟子》解读”的课程，每年讲一遍《孟子》，与孟子更为亲近了。2010年，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撰写《孟子解读》一书，此后去海外访问，常有学者提到这本书，并不乏溢美之词，让我平添一份自信。故当袁行霈先生请我承担百部传统文化经典《孟子》一书时，我爽快答应。心想有了上一本书的基础，略作改动、完善，最多一个月便可完成吧。但真正接下课题后，才知道情况并非如此，由于我既是编委又是作者，编委会要求我将《孟子》写成一本“标杆书”，为下面的作者提供一个“范本”，故对《孟子》特别重视，仅为拙作就召开了多次审定会议，由编委会的专家提出意见、看法；书稿最终完成后，又由钱逊、李存山、廖可斌三位先生进行审读，提出详尽的修改意见。这样，从我动笔写作到最终完稿，足足化去半年时间，远远超出我的预计。

虽然前人说，文章不厌千遍改。但在这个人人忙碌的时代，能用半年的时间对一部旧著做出反复修改，除了主观的动力外，外在的激励和督促恐怕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要感谢百部经典编委会的各位硕儒俊彦、文史大家，是他们一次次的质疑、发难，甚至是“鸡蛋里挑骨头”，使我看到旧著的不足，同时也产生出写一部精品的强烈愿望。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我曾说本书较之旧著有脱胎换骨的提升。虽是有感而发，但确是心里话。而本书质量的提升，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近些年通过讲授《孟子》认识、理解有了深化，更重要的，则是与本书的写作过程密切相关。十几位专家学者为一本著作一次次开会研讨，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第一次，以后不知是否会有第二次？但无论如何，它已成为我一段难忘的经历。而我所能做的，除了努力写好书稿，真正起到“标杆”的作用，还能用什么方式回报袁行霈先生及百部经典各位编委的付出和期待呢？

三

我与孟子的另一段姻缘，始于2013年山东邹城成立孟子研究院，我兼任秘书长，2015年又被聘为泰山学者，从此亚圣故里成为我经常前往的地方，研究院再次将我与孟子联系在一起。与大学里单纯讲授《孟子》不同，孟子研究院在学术研究的同时，还承担起普及、传播《孟子》思想的工作，所以我们一方面在孟府举办孟子思想中外学者高端对话，一方面在电视台面向大众开讲《孟子》七篇；一方面编撰《孟子文献集成》大型丛书，一方面针对当地干部讲授“孟子思想与政德教育”……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我欣喜地看到，亚圣孟子的思想在消沉半个多世纪后，再次发生影响，“闻者莫不兴起”。

邹城当地的一群爱好者组织了“邻圣读书会”，用两年的时间研读《孟子》，而我有幸成为读书会的会长。前不久读书会与孟子研究院联合发起“学孟子，行善举”的活动，孟子思想润物无声，从讲堂走向生活，从经典走向人心。记得我在“《孟子》七篇讲读”收官仪式上曾经讲到：“我们今天读《孟子》，脑海里会有一个鲜活的孟子形象：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而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孟子则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他是迂阔、不切实际的。所以理想与现实是有反差的，当你坚守理想的时候，你很难被人们理解。固然，我们可以说孟子对人性的复杂性缺乏反省，对历史的看法也未免过于乐观，但孟子至少有一点是对的，真正的理想是需要坚守的。在坚守一百多年后，孟子的思想已在士人广为流传，成为其批判暴政，为民请命的精神动力；而在坚守了一千多年后，孟子的思想终于成为社会的指导思想，《孟子》一书也由子书上升为经书。至少在人们的观念中，王道战胜了霸道，仁政战胜了暴政。即便有残暴的君王如朱元璋之流想借助权力挑战孟子的地位，也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所以理想在于坚守，只要它符合人性，符合天道，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即使暂时无法实现也不必怨天尤人，如果天下要得到平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今天回头再读这段话，更有一种特殊的体味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