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城镇的企业化与工业化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在全国可谓是偏低开花。但，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因资源困境、运输困境等原因而无疾而终。又，伴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浪潮，最终市场引导的资源再配置将城镇企业无情抛弃。市场的力量不能小觑。

事实上，正是这样的市场化又催生出一种新的城乡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在城郊地区。而另外一种富有内生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因此而催生，并出现了凋敝的状态。这些都是基于我们实地调查的结果。前者，以桂林市B村为例，后者以安徽省D县为例。而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前者，它是一种多元化的农村发展模式。其特点在于，B村是被桂林市扯动的，而不是主动融入。

从地理位置来看，B村处于桂林市区二环以内，至今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城乡差异，一方面，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乡村的道路硬化，而且厂房较多，另外一方面，又有一部分农田依然在种植，包括水稻、蔬菜棚等。

这个与市区只有大概30多分钟路程的村庄，似乎受到城市发展的经济辐射并不是太大，却又隐约可以在村庄内部看到厂房出租的消息。同时，还有一些腻子粉厂等在经营。从外部观察，他们的生意其实并不算太好。

且，这些厂房还给当地的环境带来一定的污染，比如说灰尘等，以及在此务工的农民，往往因为防护措施比较差，而导致会有一定疾病的伴随、发生。

相反，这些企业之所以在此能够存在的原因，并非是当地的招商引资等，而是因此地和市区比较近，在运输材料和输出产品方面比较便捷。

当地的村干部告诉我们：“这些场子存在一定时间了，基本上是小作坊之类的形式存在。”他还说：“在经济效益上，其实腻子粉厂都不算太高的。”那么，什么是比较赚钱的场子？从外部观察和当地的村民口中得知，主要是厂房出租。不难发现，出租厂房是当地的一个特色，沿着北二环路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案例。也就是说，地理位置造成了土地效应增值，而与市区距离较远的地方，则没有这样的收入机会，只能依靠外出打工，或是靠种地来谋生。

的确，当地居民之所以打工正是因为土地资源匮乏，而人口又较多，这种资源与人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促使了当地农民外流，而且农民将打工所得收入，基于观念的原因，再投入到房屋的建设上，从而赢得“当地人的尊重”。说到底，就是“面子”。这样的面子，在外人看来却很奇怪。为何不去市区直接买房？

还发现，在当地厂房里打工的本地人并不多，一方面是因为场子太小，不存在如广东东莞之类的作坊；另外一方面，距离市区比较近，则就业机会更多。

在B村，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经济体，即农庄。这种农庄平日里没有多少人去，主要是预定。而且，经验模式上完全是一体化的，有养鸡，养鸭，养鱼，同时，养猪。此外，还有大棚蔬菜等，甚至将苗圃等也纳入在内。之所以就这样的休闲农庄产生，无疑还是市场化的需要，但与佛山等地的农庄比较起来还是比较欠缺，尤其是在硬件方面。但，反过来说，正是硬件欠缺，你可以发现，真是原汁原味的“农家饭”，甚至用柴火煮饭、煮菜，可谓是逆市场化、效率化而行。

所以，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第一，B村的发展，主要时出租土地，而后让企业在此建设库房。而且，周边还有一条高速公路。说到底，是运输的便捷性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造就了B村的今天。第二，B村的村民外出打工较多，因为土地资源有限，B村的场子缺乏就业机会，农民被迫外移。第三，B村的生产作坊给当地的环境带来了问题，但因为不是特别规模化，加上还可以缴纳税费等，所以这些场子并没有因为外部环境的约束力（比如旅游景区的一些规定）而关停，而是继续在此生产与存在。此外，B村村民也没有进行抗议。第四，城郊地区的经济发展其实与城镇化是存在一定悖论的，为什么？他们可以住在自己的农村家中，而工作事可以直接骑电瓶车去市区上班。所以，如何城镇化？不存在什么留城的问题。这是经济理性决定的。第五，农庄是该地区的一个特色，包括野猪林等旅游、餐饮、苗圃等一体化模式。

笔者认为，B村之所以如此发展，主要还是在城郊，是城市在扯动农村发展。与安徽D县等不同的是，前者是依靠城市辐射所构建出来的一种农村发展、生活模式，而后者完全是自谋型发展。基于此，要想农村发展的较为完善，就要在两个方面来做文章：第一，把握当地的资源特色和地理位置优势；第二，多元化的发展农村经济。这，总比种稻谷等要强很多。

2018-9-30

原载中国乡村发现，2018-9-30

作者系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