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在1904-1905年输掉了日俄战争十年后，在国内危机四伏的状况下把俄国又投入一场更大的赌博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战争来驱散俄国革命的毒气”，“内部矛盾外部解决”是沙皇历来转移国内矛盾的做法。然而适得其反的是，战争使已经疲惫不堪的人民更加困苦，为爆发社会革命提供了土壤。
二月革命事发偶然，但却是开战以来长期积累的民怨爆发。刚开始并没有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俄历2月23日因面包师入伍导致黑面包短缺引发骚动。2月24日继而引发数十万工人罢工，势头一发不可收拾。
与1905年罢工马上导致当局镇压情形相反的是，接连几天政府方面没有任何动作。就连社会主义者都在猜测，运动发生以来没有逮捕一个人，没有放一枪，就像是一场精心准备的街头演出。这是不是政府在耍阴谋，故意想把事态闹大，好以此为借口采取大规模的镇压。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统治阶级“合法性失缺综合症的”表现，沙皇得罪了几乎所有的阶层，以至于使他成为孤家寡人，这个政权落到一根支柱也无法依靠的地步。
12年前即1905年1月9日民众和平请愿，沙皇下令出动哥萨克武力镇压，导致多人死亡，酿成震惊国内外的“流血星期日”。事后沙皇对以武力弹压的方式感到懊悔，迁怒于下属的情报误导而导致他的判断失误，原本稍作安抚就可以收关的一件事变成了节节溃退的一大败笔。
该事件不但导致革命爆发被迫实行君主立宪，使俄国再也回不到1905以前的专制君主制状态了；更重要的是造成了沙皇的道义形象坍塌，丧失他在民众中的“慈父”形象和声誉。马克斯.韦伯在《论俄国革命》中说，“在绝大多数农民眼中，笼罩着沙皇的浪漫光环消散了，很可能这是所有事件中最有影响力的结果”。
杜马很快做大，而且自由主义和左派的声音逐渐主导了舆论，“在俄国，自由主义偏袒革命者是所周知的事情”。“连工人都很重视杜马，把它看作是革命的一个‘阶段’”。从此沙皇的指挥棒不灵了。尼古拉知道，这就叫“一招不慎全盘皆输”。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部队来对付群众了，“狼来了”只能喊一次，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政府的一举一动均需小心谨慎。
更窝火的是，这种失误还不能明说，否则在恶性循环下会导致权威性的进一步削弱，于是沙皇只能把气撒在内务部身上，斥责他们谎报军情，夸大事态的严重性。皇室成员都知道，沙皇很久都没有从“流血星期日”的阴影中走出来。二月革命爆发时，沙皇当时在作战前线大本营视察，没有人敢向沙皇报告彼得格勒的情况，皇上还是从皇后的信件中得知一些零星的信息。
警察局得到的线报是，二月事件“没有发现鼓动者、领导者，没有任何组织在操纵”，是由于食品供应短缺，导致家庭主妇们的不满，确属偶发事件。所以二月事发两三天没有人向沙皇报告。由于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刚刚就任两个月的新内务部长普罗托波波夫认为，把这么微不足道的事件慌忙报告给皇上，会使沙皇认为自己的缺乏判断和处理能力，弄不好又会像自己的前任一样吃瓜落。
而卫戍司令哈巴洛夫也没有向大本营报告，既没有开枪也没有军队调动，他认为，何必多此一举呢？战争期间为什么要造成后方的流血呢？他的呈报中说：“我们整整三个昼夜克制自己，没有开枪，这是我们的策略”。他采取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原来准备入伍的500面包工人送回来。整个卫戍部队一直没有接到使用武器的通知。
与我们教科书中所说的沙皇专制、集权专断相反，当时真实的状况是沙皇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不畅，双层指挥下的政府班子应变能力低下，时常发布相互矛盾的、缺乏长远计划的以及朝令夕改的指示使各方面紊乱情况不断增加。由于俄军在战场上接连失利，后方补给混乱，民怨沸腾。沙皇政府不起作用、不能领导国家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如果不是李沃夫公爵领导下的自治局联合会承担了相当部分的政府功能的话，患上“重症肌无力”沙皇内阁早已指挥不了帝国的神经末梢了。
沙皇政府内阁成员的不断更换，13位政府成员五位部长才任职二个月，总理交通部长和内务部长是1916年底才到位，教育部长库利奇茨基是11月上任，还有3位多次请辞而没有得到批准的老部长早已撒手不理事了。
那些刚刚走马上任新任不但他们对自己职责范围不清晰，就连下属官员都没有认识，面对突发事件大家都在等，不知道这类事件属于哪个部门职权范围。因为远离他们的皇上从来没有赋予内阁明确的职权范围和决定权。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政府方面没有对策推诿观望，缺乏统一部署。
近十年来的“松紧带”策略搞得政府机构莫衷一是。大家心里明白，任何人都可能会成为沙皇政策的“替罪羊”。各部门的头头每天都面临着更换和解职，上下情况不通，人员、业务不熟悉是一种普遍的状况。政府里弥漫着一种不安定焦虑情绪，反正国家是沙皇的“家天下”。说白了，官僚阶层也不过是为沙皇“打工”，所以“不作为”是最好的应对，能不负责就不负责，谁都不想手上沾血。
政府官员都有一种不愿承担责任的短期心态，在二月事件刚刚发生的那几天被动消极地等待上面的命令，使本来就“贫血”的政府更像睁眼瞎子。就是在军界对镇压行动也有不同的看法，对如何恢复首都的秩序讨论来讨论去，一直没有定论，导致指挥调度失灵。当时的报纸说，“政权瘫痪者在软弱无力地反对革命的癫痫病者。”二月事件发生伊始，感觉“就像是统治者睡觉睡过了头”了一样。
二月革命爆发2-3天以后，卫戍部队对是否使用武器仍然各执一词，由于“没有得沙皇的指示”，下级单位都在各行其是，自己看着办。后来彼得格勒卫戍司令哈巴洛夫勉强同意，如果人数众多且带有挑衅行动的话，在三次警无效以后可以开火，但不能殃及无辜、不要把事态扩大化。不想担责任的下级连队擅自决定，“明天不去伤害老百姓，我们曾经宣誓杀敌、保卫祖国，但是不杀我们的乡亲”。被调去镇压的军队放空枪做做样子。
最奇怪的是，被称为沙皇“鹰犬”、群众运动“绞肉机”的哥萨克态度中立。在二月革命时，那些只会服从命令“无脑”的哥萨克坐在马上一动不动，听任工人们从他们的马肚子底下“钻过去”。哥萨克表示他们不支持警察，而是同情群众的。很多资料显示，这一次“哥萨克没有开枪，没有打人，没有用马鞭子抽人，没有用马蹄踩踏人群”。托洛茨基说，二月革命不择其路，革命是“在哥萨克的马肚子底下迈出它最初的脚步的”。这次工人再也不会被哥萨克的马蹄所践踏了，很快革命再也不需要在哥萨克的马肚子底下爬行了，它挺直了腰板，顶天立地的站起来了。
哥萨克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对事态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位哥萨克说，我们在1905年反对过人民，为这件事我们多少年以来受到良心的谴责，这次我们一定要努力洗涮掉自己身上昔日的耻辱。哥萨克变成了旁观者，进而又成为革命的同情者。城里各地的哥萨克士兵表示他们不支持警察，而是巴不得闹出些事端来。缺乏军队和哥萨克的介入，警察局在上面态度不明朗的状况下，就如何实行逮捕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任由各分局“自己处理”。
彼得格勒市或者说整个俄国缺乏一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机构，军队和警察系统互不通气，哥萨克与军队相互推诿，毕竟1905年的流血在社会上留下了极坏的名声，现在谁也不想承担责任了。
彼得格勒街头只剩下冰冷无情的警察还在维持秩序。民众痛恨警察，把他们称作“法老”、“鹰犬”。人们说，我们再也不愿过有警察的日子，我们要过完全自由的生活。大家高呼着“砸烂法老”、“打倒法老”去冲击警察局。
暗探局在民间被称为“有毒的蜘蛛”，是百姓们最痛恨的职业。很多警察分局被捣毁与总局失去联系。民间已经发生杀警察的行为。军火库被盗，一天之内就盗走了4万之枪，大量的武器流入民间。缴械了各个地段警察局的枪支，民众抢伤兵和散兵的枪支，捣毁狩猎商店使一些猎枪流向民间。武装的民众有恃无恐起来。
事态越闹越大，已经影响到前方的战事了。按理说有16万人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对付“暴民”是小菜一碟，（由于彼得格勒紧靠前线，除了卫戍部队还有相当数量的后备武装，兵力储备相当庞大）。但是大部分由当地人组成的卫戍军队不愿意面对父老乡亲。由于战争期间，军事机构指挥一切，地方武装原则上归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指挥，而他根本瞧不起地方警察机构，认为那些都是口碑糟糕人品极烂的醉汉和无赖。
直到2月29日，沙皇痛下决心：“把动乱镇压下去！”如果卫戍部队不行就从前线抽调8个团回来保卫首都。但是没有料到遇到了抵触情绪。前线的指挥官们认为，正在准备春季攻势期间，在前方吃紧的情况下，抽调正规军去打后方的老百姓这合适吗？
战役发动前从前线抽调兵力是兵家大忌，况且是从不同战区的分别抽调。沙皇的原意可能是不给某一个战区造成压力。虽然由于对德作战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一线俄军部署了700万兵力，区区的8个团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然而适得其反的是，它等于通知所有的战区，后方“造反了”，再加之农村各地展开的“自行分地”和布尔什维克在前线散发传单策反士兵造反，直接动摇了为沙皇卖命的传统价值观。结果抽调工作迟迟不能完成。最后，先从三个战场上调了两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后来又调去了8个团。如果都能够到达的话就有11个团了。可是等到部队集结完成，铁路已经不在政府的控制下了，所以这11个团的兵力也没能到达彼得格勒折返而回。
原本总参谋部就有一帮“青年土耳其派”校级参谋，希望继承十二月党人的遗志，来实现国家变革。后来的确也主要是军队逼宫，导致沙皇退位。他们劝皇上，应当抚慰人民的不满情绪，不能指望军队全部站在沙皇一边。让我们去和外敌交战可以，正规军“不过卢比康河（意即不介入内讧）”是职业军人的传统。
2月29日，近卫军沃伦营教导队打死了上尉拉什凯维奇，部队开始失控。普列奥布拉仁斯基近卫团的军官们敌视皇后，对作为德国人的皇后与妖僧拉斯普京沆瀣一气积怨已久，他们希望由杜马来建立一个责任内阁，他们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看作是十二月党尚未完成的任务。
军人们服从杜马这个弯子转得不算太大，从1905年《10月17日法令》以后，君主专制越来越不得人心，所以军队宣布归附临时政府，一来是大势所趋，二来可以尽快恢复秩序，三来军队避免了“刽子手”的罪名。不愿实行镇压的士兵说，血已经流得够多的了，今天让我们杀人，明天让我们坐牢，我们是大人物的替罪羊。上街游行的民众再坏，难道能比德国人更坏吗？
就这样真到“狼来了”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挽救”沙皇的家天下了，君主专制呼啦啦大厦倾。就像别尔嘉耶夫所说，沙皇专制制度与其说是被推翻，“不如说是自行瓦解和自己崩溃的”。二月革命胜利，沙皇退位，杜马临时委员会接管了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