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组成社会大系统的不同人群，因其对社会稀缺资源——包括国家控制权力、生产资料及财富、社会资本、专门知识、技术等要素的拥有、控制的不同，形成了社会地位、职业、收入等方面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阶层。本文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并对劳动者阶层的构成和利益需求做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本文认为，在当代，不同阶层间的妥协是民主的象征，是政治解决不同阶层之间冲突的理智和合理的方式。

关键词：四个阶层 阶层冲突与妥协

一、阶层的划分及标准

所谓阶层，是指按照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群体、，每个阶层都有其独立的群体利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将目前中国社会分成国家与社会管理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这样10个阶层①（陆学艺 2002）。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s）认为，社会根据三种“市场能力”划分为三种阶级，即掌握生产资料的市场能力的上层阶级、具有教育和技能的市场能力的中产阶级、具有体力劳动的市场能力的下层阶级② （李培林 2004）。

划分阶层的标准有很多，如生产资料的拥有、财富和收入、组织权力、社会声望、知识技能、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关系、消费水平、信息资源占有、职业等等。因为影响人的社会地位的因素的多样化，不可能依据一个唯一的标准来进行划分不同的社会群体，使用综合标准，即以多种因素的组合进行划分，是一种较为科学和合理的方法；同时，采用的标准和因素，应当是本质性、决定性的因素。对这些因素的控制、占有的不同，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就有了明显的、本质性的不同。

按照人们对社会稀缺资源的控制和占有的不同，本文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阶层、资本家阶层、中产阶级、劳动者阶层。稀缺资源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个方面。

在传统的国家理论中，将国家看成是最高利益集团的代表，国家的决策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表达。近年来的国家权力的实际作为表明，国家是具有明显自主性的实体，有一定的独立目标和利益。同时，国家机关是由具体的各级官员组成，国家的意志和政策，依靠官员的行动成为现实。尤其在我国历史上，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体制，形成了国家具有极大的管理功能。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形成的历史惯性和文化沉淀，使得国家权力控制者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代表着某些集团的利益，但也有自己的追求目标和利益。在一个具体的历史片段，更是如此。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政治资本不是人人都可以享有，作为一种控制社会的稀缺资源，依其占有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就明显的产生了。

经济资本的占有和控制，首先是按照对生产资料的拥有的不同，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整个社会被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产资料对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化生产中是无与伦比的，是决定性的，甚至是唯一性的关键因素，拥有生产资料，便拥有一切。到20世纪中叶，“人力资本”的概念逐步为社会所接受，它被认为是教育提高了人的素质，从而提高了对生产资料的应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越来越成为第一生产力。对科学技术这种稀缺资源的占有，也就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的概念也逐步被人们接受。社会资本强调人是处在广泛的社会结构之中，他动员周围存在的社会网络资源，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这种“社会网络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它以人们之间的相互承认和认可为基础，带有排他性和平行性的特征。这种对社会资本占有的不同，对公司的发展，尤其是对某些行业和中、小公司来说，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例如中介行业，律师、注册会计师、税务师、评估师等，社会网络、人力资本的作用是首要的，生产资料（办公用房、办公设施）的多寡是次要的因素。这种“社会资本”拥有的不同，同样也成为一种阶层划分的依据。文化资本来源于教育，很明显，一般来说，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乃至读过博士学位的人，比一个中学文化程度的人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的程度、文化水平的高低，也成为划分阶层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们对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控制、占有的不同，其外部首先表现为职业的不同，一般来说，人们把职业看成是包含了各种资本资源占有使用信息的标准。以职业为基本标准，再辅助以收入、消费水平等指数进行划分，比较容易区分不同的阶层。四个阶层的划分，是一种本质性的区别划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结构上认识社会。

二、 阶层构成及社会地位

国家管理人阶层，即由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由中央、地方的各级官员和受托享有政府管理权力的组织中的控制者组成，他们实际控制着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走势。和哪个阶层组成联盟、倾向于哪个阶层；如何配置有限的资源、如何平衡各阶层的利益。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的运行、调控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强调的是实际控制者，以此将普通业务性的公务人员予以区别。

资本家阶层。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和实际控制者，主要由大、中资本家组成。他们以对生产资料的拥有和控制分配社会资源，通过对企业的控制，影响和控制社会。这个阶层的共同特征是以资本的运作为主，通过资本运作获得利益。因为生产资料的拥有、控制仍然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因素，所以这个阶层对社会的经济控制依然有极强的能力，进而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这个阶层在中国目前是一小部分人，但能量很大。

中产阶级——即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划分至今不很明晰，有些模糊。中间阶层的划分既有职业的成份，又有收入、消费等方面的含义。在形式上一般认为是主要由具有管理权利、专业技术知识的白领阶层，他们以知识的应用、行使管理权、特殊技能的发挥为主要工作方式。典型的如大、中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中、高级公司职员、大学教授、高级专家、自我雇佣的小私营企业主、持股人、企业承包人、高级营销人员、知名律师、中介行业的投资人、体育明星、歌星等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表现为中间阶层是介于高层和底层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高层与底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就会大大缓解；其次，中间层代表温和、保守的社会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发展的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这个阶层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的社会群体，当这个群体在人数上成为社会的多数时，其生活、消费方式就保证了社会有庞大、可持续增长的消费市场，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增长稳定、持续的有力保障。所以，一个稳定、优良的社会阶层分布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即中间阶层人数较多，大资本家阶层和社会底层占较小的比例。如此，社会才能保持政治、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在我国目前，依然是中间层欠缺，是底层大上部小的“金字塔型”阶层分布，高层与底层的冲突得不到有力的缓冲；消费市场的增长缓慢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减缓也与此有关，很明显，贫困的社会底层不可能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

因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地区间的差异较大。在阶层划分中辅助性的指标收入、消费水平等，因地区的不同，其绝对值也就不同。例如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年收入3万元左右可能达不到中产阶级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但在一些欠发达的地区，年收入3、4万元的营销人员可能会被认为属于中产阶级。

劳动者阶层，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这个阶层的共同特征是以劳动为生。其划分标准以职业和收入为主。依职业、收入的不同，这个阶层被细分为三个子阶层：贫困型、温饱型、发展型。

贫困型——主要指贫困山区的农民、年老体弱和无技能的城市下岗职工、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等。这部分人的生活极为贫困，是绝对生活贫困者。他们的年收入在3、4千元左右甚至更低，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衣、食、住、行对他们来说都显得尤为重要，他们为如何生存而苦脑，一旦发生较大的疾病、子女上大学、意外事故等，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灾难性打击，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民，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员总数有6500万人左右③（孙立平 李强 沈原 2004）。在城市中，形成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尤其是那些40-50岁左右的中年失业者及其家庭，这部分人的夫妻双方大部分只受过初等、中等教育，过去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体力工作，现因公司不景气破产或停产、半停产，这部分人既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新的经济增长产业，需要较高的文化程度，他们对此也没有任何机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的淘汰者，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工资收入，同时也失去了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在他们目前连自己的生活都成为困难的时候，他们又不幸的是家庭的中坚，上有老、下有小，其家庭成员一旦发生较大的疾病、上大学等较大的开支，都是他们无法解决的困难。他们在企业中长期从事单一、具体的体力性操作工作，没有经商做买卖的意识和能力，大量的民工涌进城市、大量的下岗、半下岗工人，使得小本经营买卖也变的竞争十分激烈和微利。从整体上说，他们的出路将会越来越难，他们比那些已退休的职工、比有一块承包地的农民更为困难，他们是改革利益的受损体。社会地位的下降、经济保障的灭失、城市生活中贫富的巨大反差、子女的前途也因此受到巨大的影响，这一切，使他们产生不满情绪。

温饱型。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体力劳动为生。典型的如一般企业的产业工人、服务行业中的普通服务员、建筑业的民工、自给自足的农民、小个体户、普通营业员等。因地区分布的不同，他们的收入也有所不同。在发达地区，如广州，他们的年收入在1-1.5万元左右。之所以将他们划分为温饱型，是说他们的生活刚刚脱离了绝对贫困线，他们的衣、食有了一定的保证，但他们依然很脆弱，面对本人及家庭成员的疾病、失业、子女上大学、养老等问题，他们依然是束手无策，他们随时有可能因一个微小的振荡而掉进贫困型中。

发展型——是指智力型劳动者，他们是劳动者阶层的最高层。典型的如技术工人、公司中的普通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中介行业中的一般律师、注册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个体工商户、中小学教师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知识、技能性劳动为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收入中等，他们依然属于劳动者阶层。与贫困型、温饱型劳动者相比，他们对工作的兴趣部分来自于生活的必须（解决物质需要）；部分来自于对工作本身的兴趣和向上层流动的追求，他们渴望成功、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他们对自我成就等高层次需要有一定的追求。在发达地区，如广州，他们的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在内地，在2万元左右。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为稳定，有初步的失业、疾病和养老保障，他们已拥有一定的知识、技能、社会网络关系等稀缺资源，他们在社会上已有了一定的声望。之所以说他们是发展型，是说他们通过阶层流动、身份转换，有可能上升到中产阶级甚至更高。

目前，在短时期内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不现实的，中产阶级的形成，第一要有较长的产业化阶段，在产业化阶段才能形成有规模的中产阶级；第二，由高等教育和科技进步造就大量不直接操作生产劳动的新职业和从业人员。从目前情况来看，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约50%④（李培林 2004），农村人口将近10亿⑤（孙立平 2004），在城市的从业人员中，绝大部分是普通的产业工人、普通的公司办事员、商业、服务行业的普通营业员、服务员，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属于劳动者阶层中的温饱型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在短时期内造就一大批中产阶级成员是不可能的，较为现实和有希望的是，造就一大批智力型劳动者，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中产阶级的预备队，是准中产阶级。通过造就庞大的智力型劳动者阶层，改变社会结构，使政治、经济、文化趋于稳定的发展。

三、阶层冲突与妥协

各个阶层，因其对社会稀缺资源的占有和控制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对社会的需求也就有所不同。这种对社会期望的不同，是对国家政策、决策的要求不同，尤其表现在对经济资源的分配上。稀缺的经济资源如何配置？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国家管理人手中，他们向哪个阶层倾斜？如何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在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均被视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都是建设者，似乎没有区别，只是分工职业的不同，然而实际上，各阶层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不同是明显的，是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绝对的社会阶层平等是不可能存在的，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这种空想在今天被认为是有害无益的。但是，也绝不能在所谓机会均等的平等下，漠视、忽略各阶层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巨大差异，绝不能认为这是“合理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任其自然。尤其对劳动者阶层中的贫困型和温饱型，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有可能随时因意外原因而崩溃。由于他们生活在绝对贫困线，实际上他们本人及家庭成员的“机会平等”也被剥夺了。如贫困山区的农民，无法供他的子女象大城市中的学生一样上好的小学、初中、高中，更无法上好的大学，他们子女的机会平等也就被剥夺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恶性循环，本来他的子女有可能通过受高等教育而进入智力型劳动者阶层。

对个人而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对于人的需要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hraham Maslow）的“需要层系理论”⑥(Frank Goble 1987)。这个理论把人的需要分成5个层次，依次上升。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社交需要；4.尊重需要；5.自我成就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是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一种，就是对生存的需求。人们需要食物、水、住所、衣服、性交、睡眠和空气等，除空气可免费吸取外，其余都要从社会中通过一定的交换方式才能获得。该理论认为，一个缺少食物、自尊和爱的人会首先要求食物，只要这一需求还未得到满足，他就会无视或把所有的需求都推到后面去，他只对食物发生感情，而且感觉到的是食物、只需要食物。人一旦生理需要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就会产生对安全的需要，已拥有食物和住所的人开始关心他将来的食物和住所。对于劳动者阶层来说，他关心的是明天是否会失业，劳动中是否安全，生病后的医疗费支出，退休后的生活费来源等。这种对安全的需要，对每个人都是必需的，对劳动者阶层来说，这个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对中产阶级、资本家阶层、国家管理人阶层来说，他们已不存在这种包括生理、安全需要的低层次需求，他们关心的是尊重、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社会上层、尤其是国家管理人阶层“遗忘”了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人尚未解决安全需要甚至是生理需要，严重的社会阶层冲突就在所难免了。历史上的饥民造反，当今世界贫穷国家的动荡不安，这里面固然有种族、政治等因素，但贫穷、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是参加人数众多的重要原因。

社会要稳定，稳定才能发展。对大面积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理性的社会应当帮助他们解决基本生理、安全需要，尽可能的使他们的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培养高层次需要，这也是社会发展进步、是文明和谐社会的标志和象征。事实上，收入的差距是在所难免的，是社会经济增长的表现，问题是如何在提高收入水平的同时促进收入平等。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都是很大的，但是国家通过各种财政税收和福利保障政策，可以大大缩小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例如英国1994—1995年，最上层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是40330英镑/年，与最下层20%家庭年收入2024英镑/年相比，二者收入差距是19.9倍；在考虑货币福利、实物福利和税收后，最终收入分别变为28640英镑/年和7720英镑/年，二者相比为3.7倍⑦（李培林 2004）。所以说，初始收入差距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收入差距丧失了调节能力。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大大缩小了收入的二极分化，缓解了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英国的税收和福利政策，使最低收入者的最终年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是初始年收入的3.8倍；最高收入者的最终年收入与初始收入相比，则下降了约29%。可见，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和可以被社会所接受的方法。毫无疑问，对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而言，面对庞大的劳动者阶层，尤其是贫困型、温饱型的劳动者，他们的生理、安全需要，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国家的税收、尤其是福利政策来解决，而不是以所谓“机会均等”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事实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尤其是中年人，因客观条件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已不大可能转换职业角色向上流动。

如果说以封建专制为社会主要控制力量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以资本的所有和控制而形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今社会则进入多元化时代，多元化是当今社会的最本质的特征。即控制社会的政治力量、经济成份、文化意识都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和发展。经济资本的多元化，生产资料、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共同发生作用，导致既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由资本家阶级单方面来决定国家的政策方针，国家管理人，不可能也不应当只是资本家阶级在政府中的代言人。中产阶级的崛起，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对公平与正义理性的树立，起了重要的作用。阶层划分的多元化，对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能回避的社会问题。在现阶段，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和冲突，是一种可调和的矛盾，各阶层都是社会的建设者，因此，阶层之间的相互妥协是必须的，也是可能、可行的。可以这么说，阶层间的妥协是民主的象征，是解决阶层间冲突的重要政治手段和途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那种阶层之间排他性、消灭性的对稀缺资源的争夺，是危险的和非理性的，非暴力、合法的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将会长期存在，在这种竞争中，国家管理人作为调控人与参与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每个阶层都需要自己的代言人，在国家政策、方针的制定中代表本阶层的利益发表意见。这种利益表达的协商、妥协机制，可以较好的、合理、合法的保护各阶层的利益，避免阶层间大规模的激烈冲突，因为冲突造成的社会动荡对每个阶层都不是什么好事。同时，职业的上升流动被认为是社会的政治“安全阀”。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可以直接改变、改善劳动者阶层的生活状况，增加其安全感和满足感。上升流动渠道的畅通，使人们树立一种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和学习，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去经营，就可以成功的信念。当这种良性竞争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就会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而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之一就是接受良好的教育。

在我国目前，通过教育，造就一大批智力型劳动者，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阶层的状况，并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建立畅通的意志表达渠道，形成阶层间的对话、抗争与妥协；改善劳动者阶层中贫困、温饱型成员的生存条件，是实现社会公正、建设和谐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和象征。

参考文献：

1.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十大阶层》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

2.3.4.5.7.李培林 李强 孙立平等著: 《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第7、55、102、345、99页

6. 美国 弗兰克•戈布尔(Frank Goble)著:《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陈红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4-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