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时代的女性拥有一套共同语言是一个讽刺的梦想。

本章致力于建立一种忠于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讽刺性政治神话（myth）。相较于虔敬的崇拜与认同，这个任务作为亵渎对以上这些思潮更为忠诚。似乎亵渎总是要求我们严肃地对待事物。在美国政治的世俗宗教的、福音派的传统中（包括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政治），我找不到更好的立场了。亵渎保护我们不受这些传统中的道德主流影响，同时也坚持对社群的需求。亵渎并不是叛变。讽刺涉及那些不能通过融合成更大整体——即便是辩证的融合——而解决的矛盾，也涉及把不相容的事物结合在一起的张力，因为这些事物都是既必要又正确的。讽刺也涉及幽默和严肃游戏（play）。它是一种修辞策略和政治手段，一种我希望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中能得到更多尊敬的策略。在我的讽刺性信念，或者说我的亵渎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是赛博格（cyborg）（Cyborg一词，由“cybernetics”（控制论）及“organism”（有机体）拼凑而成，意为半机械生物。——译者注）的形象。

赛博格是一种控制论的有机体，是机械与有机体的混合物。它既是社会现实的产物，也是虚构小说（fiction）的产物。社会现实是活生生的（lived）社会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政治建构，是一种改变世界的虚构。国际妇女运动已经建构出“女性的经验”，同时也揭露或者发现了这个关键的集体对象。这一经验是最关键、最具有政治性的虚构兼事实。解放运动依赖于构建一种对压迫、因此也是对可能性的意识，或者想象式的理解。赛博格事关能改变二十世纪晚期所谓的女性经验的虚构和活生生的（lived）经验。这是一场殊死搏斗，不过科幻小说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界线只是视幻觉罢了。

当代科幻小说里满是赛博格。这种既是动物也是机械的生物，遍布了这些自然与人工模糊不清的世界。现代医药中也满是赛博格，满是机械与生物体的结合物。人们认为所有赛博格都是被编码的设备，它们关系紧密，还拥有一种并非产生于性史中的力量。赛博格的“性”恢复了蕨类植物（蕨类植物通常依靠孢子进行繁殖，而某些无脊椎动物（例如水螅）可以依靠出芽进行繁殖，这两种生殖方式都与有性生殖不同。对于认定了有性生殖的思维范式而言，这的确是无规则（baroque）的。——译者注）和无脊椎动物的一些有趣的无规则繁殖方式（replicative baroque）（多么精妙的预防异性恋主义的生物性机制啊！）。赛博格的复制是同生物繁衍分离的。现代生产看起来像是赛博格殖民工程之梦，它使得泰勒制（Taylorism）的梦魇相形见绌。而现代战争就是赛博格的狂欢，它是1984年美国一笔价值84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编号C3I（C3I是美国军方提出的“命令和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或C2）军事组织模式的变型。——译者注），即指令-控制-交流-智能（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s and Intelligence）。我要提出的论点是，赛博格是一种描绘（map）我们的社会现实与身体现实的虚构，同时也是一种想象资源，预示了成果颇丰的联系。对于赛博格政治这个非常开放的领域来说，米歇尔·福柯的生命政治是一种乏力的预兆。

身处二十世纪晚期——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都是喀迈拉（chimeras），都是被理论化了的、被制造（fabricate）出来的机器与有机物的混合体。简而言之，我们都是赛博格。赛博格就是我们的本体（ontology），它把我们的政治给予我们。赛博格的形象浓缩了想象和物质现实，而这两个相联结的中心构造了历史变迁的可能性。在“西方”的科学和政治传统中，这种有机体和机器的关系一直都是边境战争（border war）（这些传统是种族主义、男性统治的资本主义的传统，是进步的传统，是将自然资源作为文化生产的资源来侵占（appropriation）的传统，是通过思考他者而对自我进行再生产的传统）。这场边境战争的争夺焦点（the stakes）在于生产、再生产和想象之间的边界。本章的论点是，人们不但应乐见边界的混淆，而且有责任去构造模糊的边界。本章同样致力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化和理论做出贡献。本章采取一种后现代、非自然主义的模式，并根植于想象一种无性别世界的乌托邦传统。这个无性别的世界或许既没有创始（genesis），也没有终结。赛博格的化身（incarnation）在救世历史之外。它不需要等待口唇期的共生乌托邦（oral symbiotic utopia）或是后俄狄浦斯天启（post-oedipal apocalypse）的降临。左埃·索福利斯未出版的研究雅克·拉康、梅拉妮·克莱因以及核文化（nuclear culture）的手稿《拉克莱茵》（Lacklein）中有言，在赛博格世界中，最恐怖、或许也是最有前景的怪物就化身于非俄狄浦斯式的、蕴含了另一种压抑的逻辑的叙述中；我们需要理解这类叙述才能存活。

赛博格是存在于后性别世界的生物。它与双性特征（bisexuality）、前俄狄浦斯时期的共生关系以及非异化的劳动都无关，也无关乎将部分的力量最终侵吞（appropriation）到一个更高的整体中的诱惑。在某种意义上说，赛博格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起源故事——一个“终极”的讽刺，因为“西方”愈演愈烈地主宰了抽象的个体化（abstract individuation），这最终断绝了对其他事物之依赖的终极自我、太空中的人；而赛博格也正是这一主宰的天启般可畏的终极目的（telos）。“西方”人本主义意义上的起源故事依赖于神话，关于原初统一（cosmos）、完满、极乐和恐惧的神话。这样的神话由带阳具的母亲（phallic mother）表征，而人类必须从她身上分离；也体现在个人发展的和历史的任务上，体现在那对由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强力铭刻的有力的孪生神话（似指伊甸园（原初统一）-失乐园（异化）-复乐园（本性复归）的观念公式。——译者注）上。希拉里·克莱因（1989）曾论述道，在劳动、个体化和性别形成的概念上，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都依赖于原初统一的情节；在愈演愈烈地主宰女性/自然的戏剧中，差别和对差别的需求必定会从原初统一情节中产生出来。赛博格跳过了西方意义上的原初统一，跳过了与自然认同的步骤。这一非法的允诺或许会像星球大战那样颠覆自己的目的论。

赛博格坚定地忠实于不完满性（partiality）、反讽、亲密性和错乱。它是对立性的、乌托邦式的，而且完全没有纯洁可言。赛博格不再由公共和私人间的两极对立所塑造，它定义了一个技术城邦（polis），而这个城邦则部分奠基于家庭（oikos）中的社会关系革命。自然和文化被重构了，前者不再是供后者侵占或吸收的资源。那些用部分构成整体的关系，包括两极对立和等级制统治，在赛博格世界中都成了问题。不同于弗兰肯斯坦的怪物，赛博格并不期待它的父亲/创造者（father）通过重建乐园——即是说，通过制造一个异性伴侣，通过在已完工的整体、城市和和谐整体（cosmos）中达到其完满——来拯救它。赛博格并不梦想一个以有机家庭——没有俄狄浦斯计划的有机家庭——为模型的社群。赛博格不会承认伊甸园的存在；它并不是由泥土造的，不能梦想回归尘土。或许正是因此，我才想看看赛博格能否颠覆在指认敌人（Enemy）（大写形式Enemy或特指冷战另一方，即苏联。）的狂暴冲动中回归放射性尘土的天启。赛博格并不虔敬，它们并不记得原初统一（cosmos）。它们警惕整体论，但却需要联结——它们似乎天生就对没有先锋党的统一战线政治有亲近感。当然，赛博格的最大问题是，它们是军国主义、父权制资本主义的非法后代，更不用说国家社会主义了。但是非法后代往往对它们的起源极其不忠，毕竟父亲/创造者对它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我想指出三个重要边界的崩塌。正是因此，下文的政治-虚构（政治-科学）分析才成为可能。在二十世纪晚期美国的科技文化中，人与动物之间的边界已经被彻底破坏了。（人类——译者加）独特性最后的那些滩头堡——语言、工具使用、社会行为、心理活动——不是被污染就是被改造成了主题乐园，确实没什么能令人信服地把人与动物间的分隔确定下来。很多人都认为并没有必要继续维持这个区分；实际上，女性主义文化的很多分支确实都确认了把人类和其他生物联系起来的快感。动物权利运动并非不理智地否定人类的独特性，而是明智地承认被不足为信的断裂分割开的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过去两个世纪的生物学和演化论同时都将有机体生产为知识的对象，并且把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界限减弱为一条淡淡的痕迹，而这刻痕在意识形态斗争以及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间的专业争议中又再次浮现了。在这个框架下，给现代基督教徒教授创世论（creationism）应被当做虐童来加以反对。

在科学文化中，生物决定论的意识形态不过是论证人类动物性之意义的立场之一。对于政治激进分子来说，这其中还有相当的空间来质疑这些被破坏的边界的意义。正是在跨越人和动物的界限之时，赛博格才会出现在神话中。赛博格决不标示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分隔，而是既令人不安又令人欣喜地标示着两者的紧密结合（tight coupling）。兽性在这一轮婚姻交换中获得了新的位置。

第二个开裂的是动物-人类（有机体）和机械之间的区分。人们总是疑心前控制论的机械中有幽灵出没，这种预感萦绕不散。有机体-机械的二元论塑造了唯物论和理念论之间的对话，它被辩证法的某种衍生物所定调，这个衍生物根据品味或被称为精神，或被称为历史。但是从根本上说，当时的机器无法自我驱动、自我设计，也不是自治的。它们只能嘲弄，而非实现人的理想。它们并不是人，不是自身的创造者，而只是那个男权主义生育之梦的讽刺画（caricature）。曾经只有偏执狂才不会这么想，但现在我们却不那么肯定了。二十世纪晚期的机器已经彻底模糊了自然与人工之间的区分，模糊了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区分，模糊了自我开发与外部设计以及其他许多曾适用于有机体和机械的区分。我们的机器生动得让人不安，我们自己死气沉沉得让人恐惧。

我们通过把机械和有机体重新构想为编码的文本，而参与到书写和阅读世界的游戏中。技术决定论只是这种重新构想所开启的一个意识形态空间而已。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策略对一切事物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 已经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痛斥，因为它乌托邦式地忽略了任意解读的“游戏”的基础：活生生的统治关系。后现代策略确实摧毁了大量有机整体（例如诗歌、原始文化和生物有机体），如我所述的赛博格神话。简而言之，对什么才算是自然的确信——它是洞见的源头，是对纯洁的允诺——或许已经被极大地削弱了。先验的阐释授权不复存在，随之而去的是奠定“西方”认识论基础的本体论。然而它的替代方案并非是犬儒主义或毫无信仰，因为这两者都是某种版本的抽离（abstract）的存在，就像对技术决定论的解释用“机器”摧毁了“人”或者用“文本”摧毁了“有意义的政治行动”。赛博格未来的身份是什么（who）？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问题的答案事关我们的生存。既然黑猩猩和人工制品都有各自的政治，为什么我们不能也有自己的政治？（de Waal，1982；Winner，1980）。

第三个区分是上一个的子集：对我们来说，在身体与非身体（physical and non-physical）之间划界是非常不精确的。关于量子理论的推论以及测不准原理的大众物理读物，是一种像禾林言情小说（Harlequin romances）（禾林出版有限公司（Harlequin Enterprises Limited）出版的罗曼史爱情小说在全球出版量最大。——译者注）一般流行的科普读物，它们都标示着美国白人异性恋特质经历的深刻变化：它们的说法虽然错了，却抓住了正确的主题。现代机器本质上是微电子设备，它们无处不在而又不可见。现代机械是不虔敬的神中新贵，它嘲弄地模仿生父/创造者的普遍性和精神性。硅质芯片是可供书写的表面，上面的刻痕是分子尺度的，只有原子级别的杂音——核子乐谱的终极干涉（the ultimate interference for nuclear scores）——才能将其扰乱（本意是原子的不确定性会扰乱分子尺度上的书写痕迹。作者在这里用了相互照应的两个隐喻，一个是书写，另一个是乐章-噪音，其中“书写”和“乐章”譬喻分子尺度上的痕迹，而“原子噪音”譬喻扰乱分子尺度痕迹的原子不确定性。——译者注）。书写、权力和技术是西方的文明起源故事中的老搭档，但是微型化却改变了我们对机械的经验。微型化最终被证明是与权力相关的。微小与其说美，不如说是极度的危险，巡航导弹即是一例。对比一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电视机或七十年代的新闻摄像机，和目前出现在广告宣传中的电视腕带或者掌上摄像机。我们最好的机械都产自阳光带

（指横贯美国北纬36°以南地区的广袤带状区域，这片地区以冬季气候温和、阳光常年晴好以及经济增长迅速而闻名。——译者注），它们轻巧、洁净，因为它们无非是信号、电磁波或光谱的一截。这些机械尤其便携而多变，这一点事关底特律和新加坡的人们体会到的巨大痛苦。人们不可能接近如此流动不居、既实在又模糊的状态。赛博格是以太，是精髓。

赛博格无所不在又隐而不见，而这正是这些太阳带出产的机器如此致命的原因。它们的政治存在就如同它们的物质形态一样不可见。它们涉及到意识，或者对意识的拟象（出自让·鲍德里亚的《拟像和仿真》——译者注）。它们是乘着皮卡横跨欧洲的浮动能指，要阻塞它们，脱位而不自然的格林翰妇女像女巫一样用身体编成的织物比更老式的男权主义政治的军事劳力更有效果，因为前者对赛博格的权力网络解读得十分透彻，而后者的天然选民则需要国防岗位。根本上“最硬”的科学涉及的是边界最为混淆的领域，例如纯粹数字领域、纯粹精神、C3I、密码学，还有对强有力的秘密的守护（preservation of potentsecrets）。新机械多么地清洁而轻便。它们的工程师都是太阳的崇拜者，协调着与后工业社会的夜梦相联系的新科学革命。这些洁净的机械所引发的疾病“不过”就是免疫系统中抗原编码的微调，“不过”就是体验到了压力。强加给女性的对小事物的关注——从“东方”妇女纤巧的手指，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小女孩对娃娃之家的旧式迷恋——在这个世界中获得了一个相当新的维度。或许会有一个赛博格爱丽丝（化用《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主人公爱丽丝的名字。——译者注）来解释这些新维度。讽刺的是，或许正是在亚洲生产芯片和在圣丽塔监狱里旋舞（这是一种既有精神性又有政治性的实践，在1980年代早期把加利福尼亚阿拉美达监狱的守卫和被捕的反核示威者联结在了一起。）的不自然的赛博格女性所建立的联合体，才会为有效的反抗策略提供指导。

因此，我的赛博格神话涉及被跨越的界限、强有力的融合以及危险的可能性。进步人士或许会把它们作为必要的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来探索。我的前提之一是：大多数美国社会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都目睹了身与心、动物与机器、理念论和唯物论这些二元论在社会实践、象征表达以及与“高科技”和科学文化相关的人工事物中不断加深。从《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1964）到《自然之死》（Merchant，1980），进步人士所发展的分析资源都坚持必要的技术统治，并且让我们回想起一个想象的有机体，以整合我们的抵抗行动。我的另一前提是：为了抵抗世界范围内变本加厉的统治，将人们联合起来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但是如果将视角稍稍偏移，我们或许能更好地在由技术协调的社会中争得意义以及其他形式的权力和愉悦。

从一个角度看，赛博格世界意味着一套控制格栅最终被强加在我们的星球之上，意味着以防卫名义发动的星球大战的天启所体现出的终极抽象，意味着在一场男权主义的战争狂欢中女性身体最终被侵占（Sofia，1984）。从另一个角度看，赛博格世界也意味着活生生的政治现实和身体现实。在这里，人们不会对同动物和机械有亲属关系而感到恐惧，不会对不完整的身份认同和矛盾立场的永久持续而感到恐惧。政治反抗要同时采取这两个视角，因为每一个视角都揭示了在另一个视角下无法想象的统治和可能性。单一视线比双重视线或者多头怪兽能造成糟糕得多的幻觉。赛博格联合体是骇人的，也是非法的。在我们目前的政治处境里，我们几乎无法期待比这更强大的神话来进行反抗和重新联合。我喜欢把利弗莫尔行动小组（the Livermore Action Group，LAG）看做一种赛博格社团，它旨在实际地改变那些极端体现了技术天启，并且猛烈喷吐出助力技术天启的工具的实验室，旨在建立一种真正能够争取女巫、工程师、长者、变态、基督教徒、母亲和列宁主义者足够长时间的联合，以迫使国家政权缴械的政治形式。“不可能的分裂”是我所在的小城里的亲和团体的名字。（亲和不是靠血缘关联，而是靠选择关联，靠化学核小组的吸引力和渴望关联。）

*本文为唐娜·哈拉维《赛博格宣言》，谭振洲、邵城阳译，转载自公众号“激进阵线联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