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的过去和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由危机引起的进行激烈变革的要求逐步让位给了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因此，在新政和战争期间受到民主党自由主义施政沉重打击的美国保守主义力量战后开始死灰复燃，准备向自由主义势力发出挑战，重新夺取政治舞台的主导地位。而冷战初期席卷美国社会的“红色恐慌”使保守主义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契机，为它提供了反对民主党政府的有力武器，以及在外交政策上调整立场的意识形态理由。但是，由于“红色恐慌”具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并不能涵盖保守主义的全部内容。因此，到了60年代，美国的保守主义开始部分摆脱冷战初期“红色恐慌”的影响，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
20世纪30至4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的状况
《韦伯斯特英语百科全书》对于“保守主义”一词的解释是：“一种维持已经建立的东西并且鼓吹逐步发展而不是激烈变革的主张。”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在1956年所写的文章《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On Being Conservative)中也采用了这种解释。他说：“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更喜欢熟悉的东西而不是未知的东西，更喜欢已经尝试过的东西而不是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更喜欢事实而不是神话，更喜欢实际的东西而不是可能的东西，更喜欢有限制的东西而不是没有限制的东西，更喜欢触手可得的东西而不是遥远的东西，更喜欢足够而不是剩余。他们满足于已经实现的东西，并且嘲笑乌托邦式的幸福。”应该说，这些定义都是相当模糊不清的。它们仅仅表达了保守主义者对于事物的一般态度，而并未提出一个足以把保守主义者们团结成政治运动的明确政纲。具体到30-40年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他们的政治观点至少可以归纳如下：提倡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调控；提倡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社会福利；提倡孤立主义，反对干预国际事务。这些构成了当时保守主义者们的基本政治立场。
但是，这些共同的政治主张却并没有把保守主义者们团结到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中来，因为在表面的共同点背后隐藏着深深的哲学分歧。总的来说，当时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可以分成两个派别“传统主义者”(traditionist)和“自由意志论者”(Iibertarian)。
传统主义者的力量集中在南方地区。他们的基本信仰是进行有限的改革和“顺乎自然”的发展，而不是进行激进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强调历史传统和经验的重要性。用拉塞尔·柯克的话说：“政治变革只有与世代相传的被人们接受的公众舆论、宗教信仰以及政治、道德、审美观相一致的时候，才能被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接受。”对于传统主义者来说，秩序和社会和谐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也是追求自由和公正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自由的概念和自我克制、服从以及对社会总体利益的责任感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反对启蒙思想家们的“社会契约论”，而是赞成爱德蒙·伯克的观点：“国家不仅是那些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契约关系，也是那些活着的人和死了的人，还有尚未出生的人之间的合伙契约关系。每个特定国家的每份契约都仅仅是永恒社会伟大的原始契约中的一个条款，它们将较高的和较低的种族联系起来，把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世界联系起来。这样一个固定契约受到包容所有物理和道德本性的不可违反的誓言支持，根据它的规定，社会的每一分子都处在它自已的特定位置上。”
自由意志论者的力量则主要集中在北方资本主义工业发达的地区。与传统主义者不同，他们并不强调传统、和谐与秩序的重要性，而是严格信仰最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自由意志论思想的基本概念是个人绝对自主，在不受丝毫限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创造自己的命运。在社会关系方面，自由意志论者信奉约翰·洛克的观点，认为社会就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缔结的“社会契约”。在自由意志论者看来，他们的思想能够发挥多大的价值，取决于科学的道德规范而不是耶稣基督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对于自由意志论者而言，由于自由市场经济所具有的效率和发展潜力，因此它是实现价值的最好工具。
由于这两派哲学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了美国南方和北方的保守主义者们往往在具体问题和主张上大相径庭，从而削弱了他们对抗自由主义的力量。再加上民主党的罗斯福政府在处理经济危机和领导战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使30-40年代美国的保守主义一度处于衰微状态。1933-1952年，民主党连续在5次总统大选之中获胜，共和党长期处于在野地位。在国会中也是如此，保守主义力量最为衰弱的第76届国会(1937-1938年)中，共和党和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加起来只占众议员人数的47％和参议员人数的43％，自由派民主党议员占了绝大多数。这种状况极大地限制了保守主义力量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
但是，从40年代后半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们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向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势力提出挑战。共和党与南方保守的民主党人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站在一起，联合对政府施加压力。1945年，在众议院进行的历次投票中，只有13次出现了共和党和南方民主党人组成保守联盟的现象，而在参议院的历次投票中，只有10次出现了保守联盟。1946年，保守联盟在众参两院投票中出现的次数就分别增加到了35次和40次许多反对斯大林的原左派知识分子如伊斯特伍德、赫伯格、伯恩海姆等纷纷加入保守主义者的行列，并在各个领域提出自己的保守主义主张。到了50年代，保守主义在大学校园中已经非常流行，许多保守主义刊物涌现出来，形成了巨大的舆论潮流。在保守主义影响迅速扩大的背景下，共和党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对民主党构成了严重威胁，而到1952年则终于赢得大选胜利，建立了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政府。
应该说，在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中，战后的“红色恐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红色恐慌”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席卷整个美国社会的歇斯底里的极端反共情绪。它发生于40年代后半期美苏在重新安排战后世界方面出现的分歧，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上半期发展到顶峰，到60年代逐渐衰落。其实，反共主义可以说几乎贯串了整个20世纪的美国历史。但是“红色恐慌”却有其自身的特点：它通过歪曲和捏造事实的做法，无限制地放大和强调美苏之间的分歧以及共产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使反共成为美国全部社会生活的惟一主题。“红色恐慌”造成的反共歇斯底里气氛，一方面极大地加剧长期的民主党执政给保守主义者们造成的挫折感和危机感，推动他们更快地走向联合，另一方面则为他们提供了打击自由主义势力的武器。因此，“红色恐慌”为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同时也给保守主义者提出的国内外政策主张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美国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间的斗争
在国内政策领域，“红色恐慌”对于美国保守主义发展的最大影响就是通过对所谓“共产党同路人”(fellow-traveller)的搜捕，把打击的矛头指向自由主义势力。著名的保守主义杂志《自由人》的编辑里斯特·戴维斯给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所下的定义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倾向于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和马克思主义那种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主义大杂烩、以及叛国行动难以区分地混合在一起的东西”，并且声称它是“传统的美国和西方最大的敌人”。
其实，在1944年大选中，共和党人就已经在利用反共武器攻击罗斯福的民主党政府了，只是由于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苏联仍是美国盟友，因此这种手段收效不大。但是，从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美苏矛盾日益尖锐化，再加上媒体对当时核研究领域中苏联间谍案的报道和渲染，使得美国人对于所谓的共产党“第五纵队”的威胁担心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于是，在美国人心目中，“共产党同路人”也就从以前善良的持不同政见者变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巨大的潜在威胁。1945年古津科间谍案、1948年阿尔杰·希斯案件和1949年罗森堡夫妇间谍案的揭露给美国人造成了一种印象，那就是苏联间谍已经渗透到了政府和科研机构的高层，他们正在窃取美国的机密情报并影响美国政策，而“共产党同路人”则构成了这些间谍的主力。《新闻周刊》评论说：“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对苏联同情心的左右下，几乎从没有这么多的消息是通过那些看似无害的共产党同路人而不是专业的共产党间谍泄露的。”它直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对那些没有卷入颠覆活动但又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美国公民应该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保守主义者的回答就是大规模的指控和调查，并且巧妙地利用美国公众对于“共产党同路人”的这种担心把矛头指向了自由主义势力。
有意思的是，保守主义者们利用反共武器对自由主义进行的攻击是朝着两个不同的，甚至可以说似乎是相互冲突的方向发展的。第一个方向就是强调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相同点，认为它们在人的本质问题上持有相同的观点，因此二者发展出的是同一套政治概念。哈耶克在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新政式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个“集体主义”病症的两个不同阶段。如果听任新政式的政府干预政策发展下去，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苏联那种中央集权的经济统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崩溃，美国人民也将失去自由而踏上奴役之路。理查德·尼克松在1950年的林肯纪念日演说中就充分阐明了这一点。他说：“今天争论的问题依然是奴役制度——这种奴役制度的形式，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要完全统治并控制人民的生活和自由。苏联就是发展成为这种奴役国家的一个例子；(工党统治下的)英国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走了一半；有势力的利益集团拼命想把英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强加在美国人民的身上。”在当年的参议员选举中，尼克松更是直接把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划了等号。他对《堪萨斯之星》报的记者说：“在赤色分子和粉红色分子之间，惟一的区别就是粉红色分子想将美国社会化，而赤色分子想把世界社会化并让莫斯科成为世界首都。他们的道路是一样的，他们都有同一本圣经——卡尔·马克思的教义。”甚至有些加入了保守主义者行列的前共产党人也强调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在希斯案件中因指控国务院高级官员阿尔杰·希斯是共产党间谍而名噪一时的前共产党人惠特克·钱伯斯在自己的回忆录《证人》中这样反思希斯案件：“事实是，当我举起枪瞄准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也打击了其他一些东西。我所打击的是庞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它在自由主义的名义下……将它的冰盖强加在这个国家头上达20年之久。”保守主义者们希望通过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以削弱它在美国社会上的威望，借反共旗帜达到他们打击自由主义的目标。
看似矛盾的是，保守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攻击的第二个发展方向却是强调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不同点：即自由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软弱”的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共产党人所拥有的那种责任心、献身精神和使命感。在战后美国出版的第一部重要的保守主义著作《思想的后果》(Idea Have Consequence)中，理查德·韦弗讽刺地写道：“苏联共产主义尽管它在表面上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的，却已经逐步发展出了一种具有恐怖传播力的思想……而美国虽然自认为是价值观和唯心论的继承人，却疯狂地在全球大肆运用金钱武器。”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自由主义抛弃了长期以来的美国传统，因此只能利用从“学术自由”、“民权”、“民主”这样的观点中提取出来的“拜物主义”来弥补自己真实信仰的缺乏。这种缺点使得自由主义无法承担起领导坚决的反共斗争的任务。早在1932年，尚未成为《自由人》杂志编辑的约翰·张伯伦已经声称：“只有保守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知道资本主义体系是如何运作的，自由主义者则对此迷惑不解。”在保守主义者看来，要想战胜共产主义威胁，最好的道路就是坚持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用联邦调查局长埃德加·胡佛的话说，对共产主义的最好防御就是“大胆的、明智的、传统的美利坚主义”。通过强调传统的重要性，他们就为保守主义势力与自由主义者争夺美国政治舞台的统治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实，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发展方向就其实际作用而言是殊途同归的。前者的目的在于改变自由主义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使美国人民不再把新政式自由主义施政看成是领导他们摆脱了大萧条并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策，而是将它视为在共产主义威胁面前出卖美国利益的叛国行动。在战后初期“红色恐慌”的气氛下，这使保守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权势集团的挑战行动获得巨大的群众支持。而后者通过声称自由主义的软弱性使它无法承担领导反共任务的重担，强调了在反共斗争中坚持美国传统的重要性，意味着只有保守主义者才是反共斗争的主力，这一方面提高了保守主义力量在美国政坛的地位，同时也加强了保守主义者内部的凝聚力。团结起来的保守主义力量当然不会仅仅把打击的对象局限在共产党身上，在反共的旗帜下，所有自由主义政策都成了他们的打击目标。当时的一个传记作者这样描述第80届国会中的保守派议员们：“他们决定除掉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叛徒和新政者，对抗乔·斯大林，搞垮工会组织，并且关闭物价管理局。”其结果则是，40和50年代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和麦卡锡委员会进行的大规模调查与迫害活动，使得政治、经济、文化、传媒等领域中的自由主义精英受到巨大打击，严重削弱了自由主义力量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
美国保守主义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变化
在外交政策领域，“红色恐慌”对美国保守主义的最大影响就是推动了从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向“国际主义”(15)(internationalism)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孤立主义是一种在美国公众中非常流行的外交政策立场。持这种立场的并不仅仅限于保守主义者，甚至罗斯福政府中一些积极支持新政的自由主义官员也支持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因为他们担心干涉国际事务将会影响到正在进行的国内改革。不过战前绝大多数的保守主义者的确同时也是孤立主义者，他们怀疑干涉国际事务是民主党政府设下的圈套，其目的是为进一步的社会改革、扩大联邦政府规模、增加税收、国家干预经济并且在政府的资助下使美国中央集权化、合作化和垄断化提供借口。“共和党先生”罗伯特·塔夫脱参议员就坚决反对美国在战后永久介入世界事务，他声称这可能“使国内态度发生彻底的改变”并且把美国变成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但是，战后随着美苏关系日益紧张以及美国国内“红色恐慌”的不断高涨却使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在美国人眼中，苏联的强大实力是共产主义威胁的具体表现，而东欧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则很快被美国人视为“又一个希特勒企图谋求世界霸权的前奏”。苏联的“侵略”行动成了“红色恐慌”最好的主题，也成为许多保守主义者放弃原先的孤立主义立场，支持美国积极干预世界事务的理由。战前美国孤立主义政策的代表，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就是因此才在战后变成美国“遏制”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的。1947年3月12日，他在给一个名叫莫菲特的选民的信中这样写道：“就今天这种世界范围的民主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分裂而言，历史上肯定没有任何‘先例’。然而，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以前民主和纳粹主义之间发生的分裂——在这种分裂中我们学会了不能通过逃避来摆脱问题，而且‘绥靖’被证明是一种致命的投资——我们肯定能从中发现某些‘类似’的东西。”
正是在“红色恐慌”的气氛下，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们开始发展出自己的“国际主义”政策。詹姆斯·伯恩海姆是一个从20年代的左派激进分子演变过来的保守主义者。1947年，他出版了《争夺世界的斗争》(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一书，为保守主义者在外交政策上立场的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开篇语中，伯恩海姆声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在1944年4月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在希腊的亚历山大里亚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伯恩海姆认为这就是苏联企图将反法西斯运动转向针对西方的标志。伯恩海姆给共产主义所下的定义是“在资本主义衰落时代为了获取霸权而进行的世界范围的阴谋运动”。伯恩斯坦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是，苏联是“内层充满磁性的核心”，“在直接来自核心部分的推动下”，周围的共产主义“保护层”不断向外扩张，填补周围的真空，直到它遇到抵抗。这样，就把反苏的外交政策和反共主义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了。伯恩斯坦指出，核武器的出现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使一个国家支配世界成为可能，由于美国和苏联是仅剩的两个权力中心，它们之间的斗争将一直进行到其中一方获得彻底胜利为止。因此，美国必须不择手段地抵抗苏联共产主义的挑战，包括通过军事和经济压力封锁苏联在欧亚大陆的扩张行动；破坏共产党在东欧国家、北朝鲜、中国的权力；确保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并且在国内将共产党宣布为非法。伯恩斯坦呼吁，世界局势要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性帝国”，也就是“美利坚帝国”，它将包括现在尚未处于苏联控制下的欧洲大陆国家、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以及西半球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将接受美国不可避免的政治霸权。从中可见，战后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已经初露端倪：强调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美苏对立的角度来考虑国际问题，主张全力发展国家的军事力量，并在实力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以此最终建立美国的霸权地位。
在“红色恐慌”的推动下，美国的保守主义逐渐开始了从孤立主义向“国际主义”的转变。早在1943年，阿瑟·范登堡参议员在前往麦金纳克岛参加为1944年大选制定外交政策纲领的共和党领导会议之前，就在给托马斯·拉蒙特的信中写道：“我的目标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一个极端是乐于彻底出卖美国，另一个极端则是企图推行现在已经变得彻底不可能的孤立。”战后，在创办时曾经是孤立主义者主要讲坛的《人类事务》(Human Events)杂志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它的两个创办者弗兰克·汉尼根和费利克斯·莫利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开始持不同的立场，汉尼根明显地在向着“国际主义”转变，而莫利则坚持原来的孤立主义立场。他们间的分歧最终导致莫利在1950年辞去了总裁的职务，《人类事务》的编辑路线发生了变化，转变成了鼓吹冷战干涉主义的刊物。而在弥漫美国的“红色恐慌”气氛下，这种立场也使《人类事务》的发行量大大增加，1956年它的读者人数为2.8万人，1964年增加到14万人，《人类事务》成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保守主义刊物之一。相反，孤立主义者的力量却在不断削弱。1952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罗伯特·塔夫脱参议员在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遭到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共和党的领导们对于塔夫脱所持的孤立主义外交立场感到担忧。到50年代中期，孤立主义已经失去了它的大部分代表人物，塔夫脱参议员和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先后去世，其他的孤立主义议员或者在选举中失败或者退休。1953年1月，国会中的孤立主义者们为了影响政府政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提出了布里克修正案，要求限制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权力，在签订国际条约之前先进行公民投票，并由国会批准行政协定。结果这个修正案在参议院中被击败。此后，“国际主义”就成了美国的保守主义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主要立场。
由于这一转变，保守主义者能够充分利用“红色恐慌”来影响政府的外交政策，迫使政府采纳他们的某些观点，以形成所谓“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1947年2月27日，在杜鲁门准备提出援助希腊一土耳其法案前夕，为了争取国会的支持，他把国会领袖请到椭圆形办公室听取情况介绍。国务卿马歇尔发言后，副国务卿艾奇逊认为马歇尔的发言力度不够，不能使议员们认识到情况的紧迫性。于是他要求发言。艾奇逊的第一句话就是：“先生们，自从布匿战争以来的2000年里，世界第一次处于两极格局之下。”艾奇逊的讲话集中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的冲突和苏联对美国利益造成的威胁上。当他讲完之后，范登堡参议员热情地说：“总统先生，如果你把刚刚讲的话拿到国会上去的话，我想国会是会批准你的要求的。”3月12日，杜鲁门主义便正式出台。此后，为了获得保守主义者的支持，政府就必须给它的外交政策披上有浓厚反共色彩的外衣。这不仅加强了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干涉，而且也极大地限制了它的政策灵活性，使40至60年代的美国外交政策趋于僵化。
可见，在某种政治思想或派别希望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的时候，它必须首先能够适应当时客观环境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和美国国力的急剧膨胀，美国一定会积极干预国际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保守主义势力要想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必须首先使自己摆脱孤立主义的影响，以适应这一变化。“红色恐慌”在此过程中则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外交政策领域，“红色恐慌”作为促进保守主义者向“国际主义”立场转变的催化剂和影响政府政策的工具，同样对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60年代“红色恐慌”的衰落
“红色恐慌”在40和5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许多美国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比如巴里·戈德华特、理查德·尼克松、罗纳德·里根、小威廉·巴克利等等都利用过它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或者推进自己的目标。然而，进入60年代之后，“红色恐慌”所代表的那种极端反共主义逐步表现出了自己的局限性，成为美国保守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它在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中的影响也随之衰落。麦卡锡和约翰·伯奇协会淡出美国保守主义的中心舞台就是这种现象的具体反映。
麦卡锡可以说是美国“红色恐慌”的代名词。正是依靠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威胁”，歪曲捏造事实，以及对所谓“嫌疑犯”的无情迫害，约瑟夫·麦卡锡一度成为美国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尽管许多保守主义者对于麦卡锡胡编乱造的行事手段都颇有微词，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们都不敢公然和这位参议员对抗。虽然马克斯·伊斯特曼在给朋友的信中私下承认：“我认为麦卡锡是一个行为无力和头脑肮脏的人，而他却占据着一个首先需要优良的行为和极为精确周密的头脑的位置。”可是，对麦卡锡的反感并不能使伊斯特曼放弃他的反共立场。他认为共产主义仍然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而他反对麦卡锡的原因仅仅是“他的工作做得并不好”。伊斯特曼自己也承认，他“对麦卡锡的反对仅仅是道义上的”。在战后加入保守主义者行列的前左翼知识分子詹姆斯·伯恩海姆则称自己为“反—反麦卡锡主义者”(Anti-anti-McCarthyist)，并且指责说“那些自称为反麦卡锡主义者的反共主义者……已经和共产党人结成了联合阵线”。甚至共和党元老罗伯特·塔夫脱也不例外。尽管他力图和麦卡锡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卷入那些诽谤政敌的斗争漩涡，但是他仍然鼓励麦卡锡“不断地说话，如果一个案件不起作用，就提出另一个”。在这些保守主义者的纵容下，麦卡锡把美国的“红色恐慌”推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然而，麦卡锡在把“红色恐慌”推进到顶峰的同时，也揭示了它的局限性。它所代表的极端反共主义并不能涵盖保守主义的全部内容。这就划清了麦卡锡和其他那些同样利用“红色恐慌”捞取政治资本的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之间的区别。像尼克松和里根那样的保守主义者，他们的反共言行是建立在极其扎实的保守主义思想基础上，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于什么是美国社会最好的发展道路的信仰。他们知道自己要利用反共主义打击的真正对象是什么——美国的自由主义权势集团；也知道自己要利用反共主义来维护什么——充分发挥个人主动精神的美国传统。反共仅仅是他们为此而战的手段。相反，麦卡锡除了利用当时美国的反共气氛哗众取宠之外几乎不关心任何问题，而且也根本提不出任何类似于保守主义的政治纲领之类的东西。对他来说，反共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不能从反共中发展出完备的政治主张，因此也就没有一套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动。麦卡锡的反共主义只有破而没有立，只会四面树敌而不会争取盟友。其结果是他的反共言行不仅打击了自由主义者，也使保守主义者受到了伤害。作为一个共和党人，他甚至声称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中都充满了共产党间谍，这就决定了他在政治上必然以垮台告终。1954年的陆军听证会辩论中麦卡锡被击败，从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麦卡锡主义也就渐渐地销声匿迹了。
美国“红色恐慌”的另一个象征就是1958年由小罗伯特·韦尔奇建立的约翰·伯奇协会。它认为世界各地都存在共产主义阴谋，只要不加入约翰·伯奇协会的人都是共产主义者。约翰·伯奇协会对所谓“共产主义阴谋”的攻击比麦卡锡主义还要泛化，把美国社会生活中一切它所不喜欢的东西都贴上了共产主义的标签。比如，福利国家被描述成政府控制社会生活的手段；政府干预经济被说成是通向中央集权的经济统制的跳板；医疗保险制度被描述成一个精心策划的陷阱，其目的是“破坏美国医生的独立和完整”，并且排挤美国本土的医护人员以便给那些来自“共产主义地区”的医生和护士提供空缺职位；民权运动和民权立法也被说成是“共产党控制美国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赫鲁晓夫“和平共处”战略的提出和美苏关系的松动，美国国内的“红色恐慌”开始逐渐消退。此时，依靠反共叫嚣来攻击国内政策不仅不能引起美国公众的支持和共鸣，反而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和厌恶。一些有远见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已经开始感到，像伯奇协会那样极端泛化的反共主义只会对他们的目标造成损害，从而力图将他们自己的“负责任的反共主义”和伯奇协会的行动区别开来。正如《国民评论》上的一篇社论所指出的：“每个美国人都有权不喜欢所得税、社会保险、种族合并、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全国范围的食品券计划、联合国、北约、对外援助，等等，等等。他也有权进一步相信这些事情可能会帮助共产党人或者威胁美国的生活方式。但是他无权，在普遍的含义上，坚持这些事情中的某些或者全部都在共产主义的范畴之内，并且必须作为反对共产主义斗争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让他在别的更加合适的旗帜下反对这些问题吧。共产主义对于人类的挑战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不能被一系列外部的无关问题而淡化。”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此时美国保守主义者们所面临的任务是针对新政式自由主义施政逐步表现出来的问题，提出一套保守主义的政纲和解决方案。而这项任务是不能仅仅依靠反共叫嚣完成的。在新的时代，“红色恐慌”所代表的极端反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已经表现出了它的局限性。不分青红皂白乱扣红帽子的做法只会阻碍保守主义的进一步发展。1965年，美国保守联盟(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以“我们这些人民”(We，the People！)为主题召开代表大会，该联盟的领导人拒绝了伯奇协会参加会议的要求。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你们协会的支配者们已经背弃了美国的原则，并且把这些原则斥之为不负责任的行动和对当前美国所面临的危机缺乏精确的分析。人们广泛认为，如果保守主义运动和你们这些人联系在一起，它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同样，如果它把自己和那些与负责的保守主义思想及行动没有任何关系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保守主义也不可能取得胜利。”这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反共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可以无限使用的法宝，而“红色恐慌”在美国保守主义发展中的影响也逐渐衰落。
40至60年代，美国的保守主义处于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时期。这个自我调整时期包括两个阶段：“破”和“立”。所谓“破”的阶段，一方面是要打破以前的，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旧的保守主义原则的束缚，另一方面是要打破自由主义势力对于美国政治舞台中心地位的垄断。在这个阶段，战后美国出现的“红色恐慌”很好地满足了保守主义发展的需要。但是在“立”的阶段，即需要提出一套能够取代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政治纲领方面，“红色恐慌”却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从实际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美国的保守主义表现出了对社会环境高度的适应能力。它既能够充分利用“红色恐慌”所带来的契机完成“破”的任务，又能够在进入“立”的阶段时及时摆脱它的束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反共主义已经从美国的保守主义中彻底消失，相反，它仍然是美国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外交政策领域，有时甚至构成它的主要方针，然而，至少它已经不能像40至60年代的“红色恐慌”那样涵盖保守主义的全部内容了。在国内政策方面，保守主义也不得不吸收某些一度被它斥之为“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政策。比如，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的问题，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别已经从“要不要”变成了“要多少”。应该说，这种高度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无论对于政治家、政治运动还是政治思想而言，都是一种成熟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