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冷战结束后三十多年，全球经济不平等水平急剧增大，贫困人口增加，中产阶级的财富严重缩水。分配不均导致西方政治上出现了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但由于技术进步，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不平等问题依然只能依靠加强国际政治层面的全球治理来缓解。“平等”是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核心特征。在不平等时代，中国在国内也已形成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管控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做法，现有必要将其介绍给其他国家，为降低全球总体不平等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 不平等；全球化；全球治理；全球不平等
当前，在发达世界出现了强劲的反全球化社会思潮和运动，这些思潮和运动已开始实际映射到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之中：2016年脱欧主张在英国公投中胜出，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建制力量在美国总统大选里战胜希拉里、极右翼政党在法国和荷兰的2017年大选中均表现出问鼎的实力。这些现象昭示世界：反全球化运动已不再停留在1999年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抗议游行示威层面，而是在相关政党的领导下，对既有的主张全球化的西方主流观念和治理机制发起体制性变革冲击。这些民心中的“燎原之势”不能简单扣上“民粹主义”帽子了事，必须分析其背后的深层次经济和政治原因。其中，部分由经济全球化酿造的经济不平等是风波兴起最主要的原因，[[1]]部分因经济全球化加大的贫富悬殊进而也对全球治理构成了巨大挑战。笔者将对全球经济不平等的现象进行描述和总结，并提出缓解这一现象，在全球化时代只能依靠政治层面的全球治理来缓解。解决经济不平等的全球政治治理的理念和措施不可能依靠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自上而下地“灌输”和“强制执行”，而是需要世界各国各地区将自身成功降低不平等的实践和先进理念向全球层面“传输”，并相互吸取经验、相互借鉴。“平等”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是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形成的外交伦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当代反映。中国近年来在减少贫困、限制国企高管薪金、减少地区差距等领域已走出一条独特道路，并取得了良好成效，这些举措应当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减少全球不平等做出更大的贡献。
经济不平等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问题”
2014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项目”做了一项关于什么是“世界最大的危险”的民意调查，结果是欧洲和美国的受访者均认为“不平等”超越核武器、宗教和种族仇恨、环境污染、艾滋病及其他疾病，“荣膺”全球最大危险。[[2]]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利用现有统计数据指出，2010年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60%，而这些国家中的一半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般不会超过国民总财富的5%；美国的情况更加严重，最上层的10%占有美国财富的72%，位于底层的一半人口仅拥有国民总财富的2%。[[3]]皮凯蒂还提醒大家，由于调查时财富数量是主动申报，所以富人拥有的实际财富很有可能比这一统计更高。美国智库“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显示，美国最富裕的20个人的身家是底层5700万美国家庭，约1.52亿人（占到美国总人口的一半）的财富总和。[[4]]由于富人的年收入远超过穷人，所以他们之间的财富差距在未来还会越拉越大。例如，尽管遭遇经济危机，但2010年后，富时100指数成分股公司首席执行官平均薪酬累计上涨1/3；标普500指数成分股涵盖的公司中，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中位数为1080万美元，而2015年美国全职工人全年薪酬的中位数不足4万美元，[[5]]前者是后者的250倍。
西方在二战后形成有利于稳定的“橄榄型”社会，即富人和穷人的相对数量皆较少，而中产阶级成为全社会的主体，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社会结构重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发社会动荡、富少穷多的“金字塔”型靠拢。皮尤研究中心以收入中位数定义“中产阶级”，按照该中心的估算，1971年61%的美国成年人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中，到201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49.9%，中产阶层已经不占多数，而低收入者则从1971年的25%上升到2015年的29%，高收入阶层比例也从1971年的14%上升到2015年的21%。[[6]]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将中产阶层定义为居10%富人和50%穷人之间的40%人群，中产阶层本在社会总收入中拥有超过所占人口比例的份额，但根据皮凯蒂的估算，在欧洲，2010年中产阶层的年度总收入仅占国民总收入的40%，与其人口比例持平，而美国中产阶层仅占美国国民总收入的30%，预计按照这种趋势，到2030年，美国中产阶层收入将降至总收入的25%。基本上，欧美中产阶层拿到手的只是一些“面包屑”：欧洲中产阶层的财富几乎不到总财富的1/3，美国仅为1/4，他们的人数是高收入者的4倍，但财富却不足高收入者的1/2或1/3。欧美中产阶层的生活也很不易，他们的平均财富数额只有17.5万欧元，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群仍未拥有自有住房，不得不租房居住，即使拥有自住房，中产人士中大部分也还未还清住房抵押贷款。[[7]]更重要的是，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路径，中产阶层与高收入阶层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他们也时刻会因失业等问题跌入低收入阶层，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未来前景比较悲观。
中产阶级的“下流化”，再加上贫困人口的大幅增加，削弱了欧美主流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增加了全社会的不满情绪，并进而引发生活困顿人群和失业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憎恨。西方很多普通民众并未感受到欧美执政者和精英阶层倡导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反而认为其他国家的工人抢夺了他们的饭碗，来自外国厂商的竞争压低了他们的收入，全球化只不过填满了那些西装革履的金融“才子”的钱袋。蓝领工人和年轻人是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打击最大的两个群体：南欧一些国家，如希腊、西班牙，青年失业率超过50%，超过一半的青年没有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放低身段与来自中东、北非和中东欧地区的移民竞争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岗位。德国和北欧国家近年来已对福利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所谓的“灵活保障”，很多年轻人只是“部分就业”，即短期工作或者每日工作半天，收入较低。美国的青年人也是经济危机和美国经济缓慢复苏进程中的“失败者”，由于缺乏社会保障的支撑，并需要用多年工作收入来偿还高额的大学学费贷款，他们在低收入阶层中的比例大幅上升。[[8]]蓝领工人，特别是白人蓝领阶层，是欧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输家”，欧美资本选择向劳动力更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国家，投资设厂，这又加重了欧美蓝领工人的失业问题。在欧美，高薪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少，比如美国蓝领阶层2010年以来损失了7万个高薪工作岗位，[[9]]再加上文化水平不高（美国白人蓝领一般为高中学历），他们对自由贸易理论、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或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新贸易协定都没有正面印象。欧美对不平等的抗议正在逐步升级：2011年美国年轻人提出“社会的99%反对1%的贪婪与腐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停留在游行示威抗议阶段，到2016年民众对经济不平等的不满已经开始进入主流政治的博弈场，涌现出强有力的代表性政党，英国脱欧或是美国大选这些重大公决或选举中，这些非建制派政党已经推翻了主张全球化的主流政党的“统治”，将自己的声音变为政府的政策。
经济不平等现象当然不仅限于西方，贫富悬殊在西方以外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加突出，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成熟度低于发达国家，它就更加容易直接引起社会动荡。2011年由突尼斯开始，席卷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之春”，就有阶层固化和青年人大量失业的经济因素作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特别提及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高度关注。[[10]]可以说，在冷战结束三十五年后，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不平等时代”。
不平等时代的全球治理
如果没有政治力量进行强制性社会再分配，经济在自然增长过程中，必然会导致收入不均等。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资本的选择范围：如果一国政治环境对资本进行制约，或者利润状况不理想，资本可以轻易地转向对己更友好、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如此一来，原本在国内竞争中就处于弱势的蓝领工人和青年人，如果没有提升学历，掌握IT等新技能，增加国际化意识和能力，就更加容易变为被边缘化的“失败者”。这些弱势人群的不满情绪一直在缓慢积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们的状况日益恶化，而且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因而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所宣称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学说，即开放自由的经济增长可以自然让每个人都从中自动获益（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在他们眼中已全然“破产”。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已经不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名词。在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袭击等种种难题面前，他们转而更加依赖他们更熟悉的“民族国家”。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自然高企，甚至偏向强调种族认同、宗教认同，使得政治整体趋向保守。在公投或选举总统这样的“一人一票”的政治制度安排下，大众与精英在个体影响力上拥有了难得的平等机会，经济上弱势的大众得以用国内政治许可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全球化的反抗。英国本是西方世界中最为开放的中等强国，但2016年的脱欧公投结果却是与欧盟进行切割；美国更是二战后自由主义世界的大本营，但发表大量反移民、反自由贸易言论的特朗普却能够当选总统，这两个案例均揭示了不平等时代发达国家民意的变化，向世界展示了草根白人阶层“绝地反击”的威力。
不幸的是，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的不平等问题都是通过血腥的战争或流血革命得以缓解的，在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土地是封建时代最主要的财产）的政策，大多都是在农民战争或是地主集团争斗，导致改朝换代之后的新朝廷才会出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体制建设成功地增加了中产阶级比例，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这也是拜二战所引发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冲击所赐，所以皮凯蒂称战争所带来的冲击“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11]]能否以战争之外的和平方式解决全球化时代日益突出的不平等难题？这是考验我们当代人是否能够超越历史的重大命题。
尽管经济民族主义在美欧出现回潮，但由于资本可在全球化时代相对自由地流动，加强国际政治层面的全球治理依然是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唯一出路。经济全球化是随通讯和交通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它很难逆转。无论是对资本，还是劳动力而言，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已经形成，如果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选择自我孤立，那只会加速它们自身的衰落。经济全球化促成国际产业分工细化和专业化，资源高效配置，各国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这已经形成巨大的制度惯性，美国和西欧尽管是全球化的发起者，但在全球经济结构中也已不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政府如欲修改全球治理规则，实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不仅会使自己经济利益受损，在实际操作中也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结果。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美国主导的“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如遭特朗普任下的美国政府抛弃，反而会有利于中国积极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其他区域性贸易安排谈判更加顺利。由于“金砖国家”的崛起，在国家行为体层面（而不是在资本流动层面）上，出现了“世界是平的”的新局面和新版本，[[12]]发展中崛起国家可以填补全球治理机制的“漏洞”和“塌陷”，保证经济全球化继续运转。即使西方在全球治理机构中“撤退”，也会有新的治理思想和治理安排“递补”上来，这样反而可能纠正原有全球治理不公平的倾向，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原有全球治理机构进行改革。
共同抵御气候变化、环境恶化、恐怖主义、大规模武器扩散和有组织犯罪等风险问题原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商讨领域，但现在全球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已经上升到更显著的位置。过去二十年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思想——过分强调资本自由流动的“新自由主义”，目前在其发起国——美国，都已受到民族主义的“反噬”，可见偏向资本的既有政治治理全球机制已经遭遇到重大挑战。如何用适当的方法“驯服”资本这匹全球化时代“脱缰的野马”，这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首要问题。一方面，世界各国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创新和发展，带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但另一方面，全球政界也需要形成共识，在全球层面以协调征税等形式进行社会再分配调控。2011年欧盟委员会就响应民众呼声，提出实行金融交易税（FTT，即托宾税）的建议，对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交易征税。在法德等国的不懈努力下，目前法国已经实行，德国、奥地利、比利时、爱沙尼亚、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10个欧盟成员国同意征收金融交易税。按照该倡议的发起者法国前外长菲利普·法比尤斯的解释，通过对股票和债券交易征收0.1%、对衍生品合约征收0.01%的金融交易税，欧盟每年可以获得590亿欧元的财政收入。欧洲可以将征收金融交易税所获得的收入中的25%用于为那些接收难民的国家提供金融和技术救助；50%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缓解极度贫穷；另外的25%列入欧盟预算。这样做，不仅能促使成员国愿意接受难民，还能有效防止金融投机，可谓一举多得。[[13]]这种跨国税收如能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赞同，推广至全球层面，将是一种降低社会不平等的有效举措。
降低全球总体不平等状况，还需要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破除西方在发展援助过程中附加给穷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等附加政治条件。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质疑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著名著作《正义论》：为什么我们总是认为饥饿、饥荒以及医疗卫生的缺乏没有对自由的侵犯那样严重？站在全球角度，发达国家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8倍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绝对贫困，而发达国家的贫困是相对贫困。所以，全球治理中的减贫议题，应当由对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所谓的“自由民主”还是威权体制的关心，转向对社会的关心；对参与治理的各种行为体也应当一视同仁，非政府组织未必都是“好的”，政府也未必都是“坏的”，只要有效发挥作用，取得良好效果，就都是应予以称许的组织。对待公正问题，应采取宽容的态度，如阿玛蒂亚·森所说，评价公正问题需要“全人类的眼睛”的参与：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可能会认同其他地方的人们，而不只是我们自己所处的社群，其次是因为我们的选择及行为可能会影响远处或近处其他人的生活，最后是因为他们凭借各自的历史和地理视角所持的看法，可能会帮助我们克服自身的地域狭隘性。[[14]]全球治理在规范性方面，应当以相对性为追寻原则，即追寻更好的全球治理方法和政策，超越对绝对公正社会的寻找。
中国的“平等主义全球治理观”
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历史表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并不具备通过秘书处等机构制订全球治理政策，然后“自上而下”要求各国实施的权威和能力。气候变化、国际贸易、金融治理等问题都是首先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取得成功实践之后，然后才在国际层面上示范推广，得以变为全球普遍认可的规范或是规定。本人曾在过去所写的几篇文章中提出“全球治理的地域性”的概念，[[15]]个人认为在国际社会整体处于无政府状态下，全球治理并不具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各国各地区，特别是主要国家和地区基于自身历史传统、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缔造出自己的全球治理模式（包括观念和行为），这些模式之间既是一种相互学习彼此长处，共同提升全球治理效率的合作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竞争关系。谁在全球治理模式竞争中真正占据道德制高点，获得道义感召力，谁才对未来的世界秩序更有影响力。当今时代，主要大国都手握核武器，均拥有让对手难以承受的“相互摧毁能力”，这点从安全上保证了它们之间不会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所以大国对世界秩序的塑造，主要是在经济和政治治理模式上相互竞争。经济不平等问题推升了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声浪，但也进一步促使它们的民众“放低身段”，更多注意观察世界其他地区制约贫富分化的政策和成效，在态度上也可能变得更加谦虚和客观。在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观念和制度出现种种问题，世界政治格局正在转变的背景下，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和制度设计是否具有吸引力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平等”实际上是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核心价值，[[16]]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形成的对外交往规范取向在全球化时代的自然延伸。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经列强欺侮，几代中国人为求世界平等一员地位而苦苦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受种种不平等条约绑缚的“旧社会”，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一个平等的新世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秩序，平等也就内化为中国的外交伦理。中国不希望外国干涉自己的内部事务，推己及人，也不认为自己或其他国家有权力干涉别的国家的内部事务。同时，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也流淌着宽容平和的血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提倡宽仁慈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心比心对待每一个人，关心照顾自己的邻邦以及有困难的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这也是平等理念的体现和进一步升华。习近平主席在阐述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个方面的具体路径时，第一条即为“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17]]这种平等理念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平等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烙印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当代的反射，这三种思想力量集合而成的产物。
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和资本全球运作的压力下，基尼系数也在不断增大，但是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减贫扶贫，确定到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宏伟目标；对国有企业高管实施“限薪令”，将高管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挂钩；特别是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规范党风政风，整治庸懒散奢不良风气，要求国企和政府部门勤俭奉公，增强党员干部的公仆意识和责任感，从政治上促使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建立更加平等的关系。上述这些在自由主义看来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管制措施，恰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治理中的平等主义特色，在全球经济不平等程度大大加深的今日之世界，这种中国特色的负责任的平等治理模式提供了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种选择，也有可能赢得包括西方民众在内的全世界普通民众的欣赏和认可。
中国主张的全球化，是一种“层级全球化”，即建基于国家政府自身管理基础上的全球化。我们主张发展中国家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但认为进入全球化不能完全依赖外资、外援、向外输出劳动力，而是应当自力更生，在外力协助下通过不断提高自己政府的治理能力来应对内外挑战，我们坚信只有每个国家自己繁荣稳定，世界才可在发展基础上变得安宁和有序。在治理的规范上，中国仍应坚持已得到发展中世界好评的“平等”原则，“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一国不应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予他国。中国政府的援外记录中从未使用“捐赠者”和“受赠者”这种西方人常用的称呼，摒弃了西方与非洲等发展中地区国家一方优越、一方卑微的两国关系，受到受援国的普遍赞誉，这种规范仍应长期坚持。在对外交往风格方面，外交部门和中国出境人员应当注意保持老一代中国外交官和援外人员同当地国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不因为中国经济和政治地位客观提升而改变心态，切忌产生优越心理或“殖民心态”，平等待人，关心发展中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困难，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做他们的“知心人”和“真朋友”。
对于发达国家，在当前形势下，中国除了继续以“利益共同体”对其实施利益“绑定”外，应注意对其领导人、政商精英，特别是普通民众“深度”交流，介绍中国在社会平等方面所采取的举措和取得的成就。由于意识形态偏见和对中国认知的不足，西方国家舆论依然将中国视为“一党制下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片面关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环境恶化、农民工待遇、食品安全、户籍制度等负面问题。对中国三十年来的减贫成就，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诸多国际组织和很多欧洲国家政府都已予以高度评价，但西方媒体依然没有进行广泛报道。对于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和“高管限薪”等“刮骨疗毒”和强制性社会再分配措施，西方的高层还不赞同，民众还不了解，需要中国领导人在外事场合予以着力介绍，并吸引西方媒体进行深度报道。西方国家的贫富悬殊问题在当前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已经引起西方民众的极大不满，中国促进平等的经验可吸引西方一部分有开放胸襟的群众的客观思考，增加中国模式的“魅力指数”。
结语
现有的全球治理规制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这并不表示它只有单一的思想来源（如新自由主义）和制度架构，也不表明它是静态不变的。我们虽然身处全球化的世界中，但世界各主要力量对于治理经济全球化现象均有不同的理念和看法。比如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总愿意充当“豪杰”，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引下，崇尚霸权，经常无视国际机制和国际道德规范，霸道地干涉世界经济体系运作和地区安全事务；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则视自己为“圣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推广人权、民主、法治等生发于己的价值理念，希望介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执政理念和治理方式。而中国在长期历史实践中，也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念，即在“平等”的基础上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为 “亲人”和“朋友”，同它们平等协商，共同努力，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美欧等发达世界，在社会层面出现很强的民粹主义思潮和声浪，发达国家内部对世界贸易体制和全球经济治理已经出现犹豫和分化之时，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性大国，更应迎难而上，有所作为，对内加强中国全球治理理论的构建，对外加强对世界舆论的引导，提高中国以“平等”为核心的全球治理观的影响力。中国提倡的是平衡的全球化、更可持续的全球化、收益更加平等的全球化，这种全球治理理念不仅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心声，在当下发达国家内部出现反感“过多干预外部事务”思潮和因贫富悬殊导致西方国家政府信任危机的状况下，如果我们的对外传播科学有效，也会引发发达国家民众的“共鸣”。
注释：
[[1]]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2016年美国大选中，美国民主终于对绝大多数人民经受着的不平等扩大化与经济停滞做出了回应，“社会阶级”主题重回美国政治的核心，压倒了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地域等占据近几次美国大选中心的纷争议题。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ean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6, pp. 58-71.
[[2]] Pew Research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http://www.pewglobal.org/2014/10/16/middle-easterners-see-religious-and-ethnic-hatred-as-top-global-threat/.访问日期：2017年4月3日。
[[3]]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61-262页。
[[4]] Chuck Collins and Josh Hoxie, “The Forbes 400 and the Rest of Us”,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Report, December 2015, http://www.ips-dc.org/wp-content/uploads/2015/12/Billionaire-Bonanza-The-Forbes-400-and-the-Rest-of-Us-Dec1.pdf, 访问日期：2017年4月5日。
[[5]]《西方大公司高管薪酬被指“无底线”》[N]，《人民日报》2016年8月18日，第22版。
[[6]]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No Longer the Majority and Falling behind Financially”,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15, p.6.
[[7]]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第253、265页。
[[8]]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No Longer the Majority and Falling behind Financially”,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15,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12/09/the-american-middle-class-is-losing-ground/.访问日期：2017年7月6日。
[[9]] Anthony P. Carnevale, Tamara Jayasundera and Artem Gulish, “Good Jobs Are Back: College Graduates are First in Line”, p.14, https://cew.georgetown.edu/wp-content/uploads/Good-Jobs_Full_Final.pdf. 访问日期：2017年4月6日。
[[10]]《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N]，新华社杭州2016年9月4日电。
[[11]]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第8-9页。
[[12]] 弗里德曼所说的“世界是平的”，更适于对企业界的描述。（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M]，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34页。对此问题的辩驳，请参见赵晨：“并未反转的全球治理：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地域性的关系” [J]，《欧洲研究》2014年第5期，第1-13页。
[[13]] 王丽颖：“欧洲金融交易税风刮美国”，北京：《国际金融报》2015年12月14日，第21版。
[[14]] 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M]，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121页。
[[15]] 赵晨：“中美欧全球治理观比较研究初探” [J]，《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4期，第86-103页；赵晨：“国内政治文化与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基于加拿大的考察” [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80-94页；赵晨：“并未反转的全球治理：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地域性的关系” [J]，《欧洲研究》2014年第5期，第1-13页。
[[16]] 赵晨：“中美欧全球治理观比较研究初探” [J]，《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4期，第86-103页。
[[17]]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N]，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265页。
原载《国际论坛》201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