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记者 吴强 秦戈 发自德国慕尼黑
8月11日，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德国著名左翼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首次公开了一个惊人事实： 17岁时，他曾参加过纳粹党卫军（Waffen－SS）！这一声犹如奥斯卡•马策拉特的尖叫，震撼了整个德国社会的神经。
作为德国最知名的左翼知识分子之一，君特•格拉斯于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院给出的理由是：他“用黑色幽默的寓言描绘了历史被遗忘了的面孔。”写作对抗遗忘，是格拉斯全部著作标榜的宗旨，更因格拉斯本人代表着战后德国社会的道德标尺——然而他对自己少年党卫军的经历长达60年的隐瞒，引爆了德国社会对这一道德立场的怀疑：这个坦白，是否来得太晚？
“他描绘出历史被遗忘了的面孔”
1999年9月30日上午，在吕贝克附近贝冷道夫作家格拉斯家里，响起了一阵电话铃声。乌特，他的第二任妻子拿起了听筒：“噢，天哪！”那是斯德哥尔摩皇家学院送来的通知：君特•格拉斯获得了这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
事实上，对于世界文坛而言，这个消息并不意外。1959年，32岁的君特•格拉斯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铁皮鼓》（Die Blechtrommel）。这是一部石破天惊的著作，格拉斯笔下塑造的荒诞、怪异的小侏儒奥斯卡•马策拉特形象，被认为是暗喻战败后的德国。之后数十年，伴随着铁皮鼓的密集鼓点，君特•格拉斯的声名传向了左翼运动风起云涌的广阔海洋。1979年，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夺得嘎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并于次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故事片奖。至今，《铁皮鼓》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成为影射纳粹统治时期社会动荡的一部世界级经典著作。中国读者则通过胡其鼎1990年的中文译本和随后引进的电影，认识了小主人公奥斯卡——发誓永远不长大的小侏儒，并透过奥斯卡硕大惊恐的眼睛，重温了但泽地区纳粹统治前后的市民生活、爱情、性、战争和逃亡。
但泽，位于东普鲁士，今天波兰的格但斯克，格拉斯的出生地。在《铁皮鼓》之后，格拉斯创作了《猫与鼠》、《狗年月》，组成了《但泽三部曲》。1993年，格拉斯被格但斯克市授予荣誉市民。在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之前，格拉斯还获得过数不清的文学奖项，其中包括德语文学最高奖项——托马斯•曼奖。
对于格拉斯，瑞典诺贝尔奖评委会的评语是：“他用黑色寓言描绘出了历史被遗忘了的面孔”——他是过去阴影的唤醒者，是善良人的精神领袖，是揭露企图逃避惩罚、遗臭万年的凶手的斗士。他的传记作家米歇尔•尤格斯（Michael Jürgs）更称他是“共和国的青面兽”。
社会道德的铁皮鼓手
奥斯卡•马策拉特的铁皮鼓声充满了魔力。在一次纳粹集会上，躲在看台下的奥斯卡逆着军乐队鼓点，敲响了铁皮鼓。顿时，纳粹的游行队伍阵脚大乱，直到最后变成了群众的狂欢！
奥斯卡的尖叫声更是充满魔力。他的每一次尖叫，玻璃都会砰然迸裂！
在过去的40多年来，格拉斯本人也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永不疲倦的铁皮鼓手，任那丛标志性的胡子由黑渐灰，细小眼睛闪过更凌厉的光芒。无论从形象上还是从社会地位上，格拉斯就像德国社会的鲁迅，紧握着“公民作家”的利器，从没有放过对任何事件、任何人物的道德批判。
他评价，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无论是关于纳粹、核武、恐怖主义、环保，还是中东战争、越战、海湾战争、德国统一与分裂，甚至关于世界杯足球赛，君特•格拉斯大步流星走在社会批判家队列的最前头，树起了德国社会道德的一尺标竿。
除了在文学界享有盛名，精力充沛的格拉斯还活跃在战后德国的政治舞台上。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格拉斯参加了在波恩举行的反战示威；1983年，格拉斯与《铁皮鼓》电影的导演施隆道夫一起参加了和平示威；1985年，德国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左翼作家和诗人海恩里希•伯尔的葬礼上，格拉斯充当了悲痛的抬棺人；1988年，格拉斯在战后首次重返但泽，与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见面言欢。作为一个立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人士，格拉斯坚决反对北约在德国的土地上部署核武器。两德统一后，格拉斯更致力于反对逐渐滋长的仇外主义和新纳粹极右势力。
一场“茶杯里的风波”？
格拉斯自陈后，德国舆论哗然。媒体和评论家们很快分为两个阵营。批评文章言辞激烈，指责格拉斯数十年以道德家自居，这份迟到的自白只能证明其立场的可疑和道德的虚伪。作家伊利斯对格拉斯表示失望，他对德国电台坦言，对他这一代人而言，格拉斯已不再是道德榜样，“他是个不可信的神经锯子。”
甚至，包括波兰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瓦文萨以及联盟党的政治家要求，取消格拉斯的格但斯克市荣誉市民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头衔。
相反，德国历史学家汉斯•蒙森（Hans Mommsen）则认为，这些对格拉斯的批评“貌似神圣”，但是在1944年夏末战争最后阶段，参加党卫军的征兵口号并不显得非同寻常，相比，现在公众对格拉斯的反应过激了。另一个历史学家但•丁讷〔Dan Diner〕觉得对一个17岁少年的党卫军成员身份兴师问罪未免“显得太可笑”。《世界报》则在一篇《德国知识分子有晚忏悔的传统》的揶揄中，认为格拉斯能在78岁之际剖析自己尚不算晚，同时挖苦其他媒体——在通常夏季无新闻的时节里，这些铺天盖地的批评更像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
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时，格拉斯曾保证从没放过一发子弹：“我被卷入党卫军，但并未参加任何犯罪行为。”最新一期的《明镜周刊》则动用了15页的篇幅，派发15名编辑记者，对格拉斯所陈述的那段历史，格拉斯曾服役的党卫军第十装甲师——弗伦堡师，以及格拉斯历来言论里关于自己的参军史，进行了地毯式调查，部分还原了1945年4月16日到5月9日党卫军第十装甲师的行进路线：在4月17日东部前线斯普仁堡发生的那一场难以形容的残酷会战中，德军和苏联红军都没有过多顾及平民的生命。涉嫌其中，就有小兵君特•格拉斯所在的党卫军第十装甲师，虽然，其部分单位因缺乏燃料而不得不退回南部。而在4月中到4月底期间，附近外萨克发生了数起大屠杀，几百名苏联和波兰战俘被杀害。
对此，《明镜周刊》不无严厉地评论道：“直到吐露真相那一刻，格拉斯还戴着一个漂亮的伪装：低级炮手。这多像一个无辜少年，被动地卷入战争，然后，勤奋，充满怀疑，毫无意识形态地，参与建设共和国。带着低级炮手这个名称，他就好逃脱干系，好使自己道德化。而在年轻的小辈面前，他更有资格摆谱。”
不能承受的历史之重
但格拉斯决意捍卫自己的清白。他辩白，他于1943年“自愿地”报名参加潜艇，却在1944年“非自愿地应征进入纳粹国防军”，在1945年2月末才加入党卫军的第十装甲师——弗伦堡师，1945年4月中在战地医院被美军俘虏。在上战场的短短七周里，格拉斯保证，他从没发射过一颗子弹，也没有参加任何的犯罪活动。倒是甫上战场就遭遇苏联红军的喀秋莎火箭炮轰击，整整20分钟，他趴在坦克底盘下，然后，尿了裤子。当炮火停止，格拉斯提着尿湿的裤子从坦克底下钻出来时，发现周围已经没有多少活着的人，一个刚刚还在一起谈话、同时入伍的小伙伴也只剩下残肢断臂……
这段惨痛的历史，格拉斯甚至没有向他的传记作者尤格斯袒露。但是，他“一直要求自己，有一天在合适的时机对此公开。”一直以来，他都视参加党卫军的经历为自己人生的耻辱。他为此耻辱了60年，反思了60年，也品尝着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苦果。终于，他选择了自传这种形式，坦白了自己青年时期不光彩的经历。
在格拉斯最新的自传《在剥洋葱时》中，他公开致歉：“所有5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明白，我们虽然不是直接的犯罪者，但也属于制造奥斯威辛集中营惨案的同一代人，我们的传记，因此也必定标上万湖会议的注脚。” 1942年1月，就是在柏林的万湖会议上，诞生了罪恶的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
万湖会议的注脚，几乎将整整一代人钉在耻辱柱上。但这一集体帮凶论是否也导致了今天媒体所追问的——为什么格拉斯迟了整整60年才坦白？而不论个人情境，是否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作为或者不作为状态，以至不论大恶小恶、卷入本身就被等同大恶、以至大恶结束之后的幸存者个体不堪承受、民族国家的传统和延续也被质疑——所以，我们在战后批判纳粹、同时也否认民族传承的民主德国，看到了历史观的扭曲，以及在这一扭曲之下，集体性再次遮蔽了个人卷入的历史，甚至在极权主义的土壤滋生了德东、前苏联地区的新纳粹。
对于另一个有着相同罪恶的犯罪与帮凶群体的国度，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在《战争责任论的盲点》中曾经叙述说，“各个阶层、集团、职业以及其中的各个人是怎么样通过自己的作为和不作为助长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日本的进程的，通过这个角度来选别每个人的错谬、过失、错误的性质和程度，问题正在于此”。
“历史是个堵住的马桶”
剥洋葱，一层一层揭穿，一层一层剖析。
君特•格拉斯的自传取名《在剥洋葱时》，继续了他一贯的冷峻和幽默。在接受德国一台的电视采访时，格拉斯强调，这个耻辱经历并不是这本自传的重点。这本书主要在追问自己的幼稚，“为什么自己当初会这样深信希特勒宣扬的理念？为什么叔叔（也是波兰人）1939年在但泽被杀害之后自己没有提出任何的疑问？为什么我的拉丁语老师在表达了对最终胜利的置疑后突然消失，自己也没有对此作出质疑？”
但是，沉默了如此之久，是否这才是合适的方式与合适的时机呢？稍早德国权威舆论调查机构Forsa进行的一份调查表明，只有29%的被调查者认为格拉斯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坦白自己的往事。随着围绕格拉斯自白的媒体讨论的深入，根据《焦点周刊》委托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54%的德国人对格拉斯的行为表示理解。其中，男性比女性们表现得更宽容，而年轻人似乎也比年长者更愿意“原谅”格拉斯的缄默。
对此，《明星周刊》的主编奥斯特科恩(Osterkorn)评论道，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格拉斯在党卫军第十装甲师（弗伦堡师）服役时曾经参与任何犯罪行为，但是，这个曾经对几乎一切事、所有人进行评判并永远保持道德正确的人，这个有着德国社会良心、喋喋不休的方形脑袋的铁皮鼓手，60年来却不曾鼓起勇气，对自己生涯中的一个小污点进行自我揭露。但如果他早这么做了，这只会让他多年一直致力的对法西斯和民族狭隘的批判更令人置信。不仅他的传记作者尤格尔斯这么认为，他的小说《蟹行》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这本2002年出版的、同样以但泽逃难人群的最后命运为主题的小说中，君特•格拉斯写道：“历史，更确切地说，我们卷入的历史，是一个堵住了的马桶。我们冲啊冲，屎却越冲越高。”
如今针对格拉斯的“屎”盘扣来。这个不知疲倦的铁皮鼓手必须面对朋友和敌人的诘问：为什么遗忘？为什么坦白来得这么晚？为了那被他预见了的诺贝尔文学奖？或者，格拉斯就只想独自支配对他个人形象塑造的权力？如果这团“屎”——他的党卫军成员历史在他死后才被公开，那么他一生的事业尽将摧毁。奥斯特科恩认为，格拉斯的坦白，虽然迟了60年，却仍然明智。
洋葱正在剥开
洋葱才剥开一片，世界打了个响亮的喷嚏。格拉斯的最新自传《在剥洋葱时》原定9月1日上市，但哥廷根Steidel出版社借机提前出摊。第一版15万本已于8月16日全面上架，立即窜上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出版社赶紧又加印了10万本。或许将与他40年前的巨著《铁皮鼓》一样，这本关于他青少年时期经历的那段困惑，对人性的自我剖析，也将在今天对战争与罪恶几近完成忏悔与自赎的德国社会，再造洛阳纸贵的情形。
在接受北德电视台采访时，君特•格拉斯说，他作为一个作家和公民所做的一切努力，足以补偿少年时在纳粹时期被卷入的历史。他也相信其一向宣扬的政治观点的可信度不会因此大打折扣，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我会继续以一个作家及公民的身份畅所欲言。”
（编辑：于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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