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何角度来看，上海都是奇特和有足够分量的城市标本：它在国内是龙头，在国际上是窗口，背负着“看中国要看上海”的重责大任，一方面，它因“国际化大都市”的招牌而备受尊崇甚至艳羡，另一方面，则遭遇着众说纷纭的非议和指责——学术界和政治界在“政府强势，文化保守”上做足了文章。上海人处境也很尴尬，他们的全部自得和自恃在“阿拉上海人”中溢于言表，而身后堆积了满地以轻慢和讥讽为主调的议论。特别是“小市民”三个字，几乎仍是上海的附骨之咒。
怎样看待大上海的“小市民”，为什么大上海，偏偏会产生小市民？
参与本期“市民话题”谈论的四位学者：朱大可、张念、张闳、王晓渔，都来自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朱大可生于斯长于斯，却从不认同上海人身份：“我的性格骨子里面和上海无关。”从20年前首度提出“石库门文化”，到仍坚持石库门最可当作上海地标的今天，他对上海文化脾性的批评却毫不留情。其他三位，是外来“新上海移民”，在上海分别生活了一年到十多年不等。但他们都自认为和上海没有太多关系，理由是“根和养分都不在那里”，只是“寄生”在此。他们的分析冷静、细腻而尖锐，但何尝不是繁华上海值得侧耳一听的诤言。
空间逼仄：争夺的导火索
朱大可：我一直认为，上海的居住条件对市民性格的养成有决定性的影响。上海最传统的居民建筑就是石库门和里弄房子。楼梯极窄极陡，脚在上面放不直，要侧着走，有亭子间，顶楼有一个晒台。空间很狭小，光线很暗，里面住很多人，很拥挤，厨房是公用的，房间也分割得非常小。房间与房间隔得非常近，对窗能互相看见。有时候板壁是很薄的木板，上面还有窟窿，可以偷窥。解放以后，人口增长速度大概超过工人新村建筑速度十倍以上，工人新村也不够住，于是不得不分割一些原有的里弄房子，使它变得更逼仄，对空间的争夺因此变成他们日常的功课。争夺主要发生在一些暧昧的公共空间，比如厨房、晒台。它培育出“小市民”（使用全称判断会有很多不妥之处，但为了便于交谈，暂且这样使用，以下同）的第一个品性，就是争夺——空间争夺。这是小市民性格的核心。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无法认识上海小市民。
争夺，一是家庭之间的争夺，一是家庭内部的争夺、争斗。到知青回城的时候，这种争斗达到了顶尖。大量知青回来，可是根本没有空间，兄弟姐妹之间斗得很凶。这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候，上海小市民阶层最恐怖的岁月，对他们来讲，完全是一场噩梦，小市民成了牺牲品。我见过最惨的一个例子：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三代五口人，两个孩子，两个父母，一个奶奶，住在六平方米的房子里。就有一张大床，一个大橱，还有一张桌子，晚上在桌子底下睡两个，床上睡三个。
张 闳：这一点也是上海“小市民”生活和其它城市的一个重大区别。私人空间的狭窄，在别的城市也有，但没有这么严重。上海的个人空间已经超出人所能忍受的底线了，这时人性就完全扭曲。在其它地方，比如武汉，也有对公共空间的争夺，但在表面上还不至于要全部侵吞掉别人空间的意图，没到那么激烈。直到1990年代初，上海家庭居住特困户的标准是人均居住面积小于四平方。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指标！
《市民》：那为什么在其他城市，尤其是一些内陆城市的人，还会考虑向外流动，而上海人却一般不愿往外走？
王晓渔：这个城市提供了很多满足感和各种可能性。鲁迅的小说里有“豆腐西施”，这种现象在小镇很常见。漂亮女孩因为学历、出身、能力等原因不得不从事一些收入较低、劳动强度又比较大的职业，虽然容貌可以给她们带来一些好处，比如招揽一些顾客，可这还是容貌经济学的初级阶段，基本无法改变她们最后成为“圆规”的命运。可是在上海，只要容貌说得过去，甚至只要不是太难看，她们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说，上海的奇迹和传奇，不仅出现在电视剧里，而且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比如一个棚户区的女孩，有可能会被花园洋房里的女孩看不起，但她绝对不愿意离开上海，因为在这座城市她可能遇到现代版范蠡，在其他地方只能成为“豆腐西施”。
永远的身份焦虑
《市民》：外地人经常抱怨上海人太排外，具体说说上海人的“排外”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张 闳：这是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像在其它城市，尤其在内地的中等城市，市民阶层是没有分化的，他们在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是“一体化”的。比如，官员、干部，可能在社会身份上跟普通工人、职员有差别，但在穿着、饮食、审美趣味、日常礼节、生活态度等方面，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上海就不一样了，市民阶层分化程度相当高，不同阶层的说话习惯、生活方式、文化品味等，都不尽相同。对此，上海人心里很清楚。但外人可能看不明白，在他们那里，只有一个笼统的“上海人”概念。
王晓渔：这个城市给人带来的身份差异感太强了，等级划分的标准太多了。我们经常说上海人“排外”，其实“排外”是很多地方的共性，在这个方面很多内地城镇一点也不亚于上海。在我看来，上海人的特产是“排内”，比如在上海，“上海人”和“本地人”是两个概念。“上海人”的祖籍往往是外地，但他们移居这座城市有两代以上，大都住在市区；而“本地人”则是当地“土著”，通常住在郊区。不仅市区歧视郊区，市区之间不同区域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等级甚至不亚于上海人对外地人的居高临下。记得大学时有个卢湾区的同学，声称不找卢湾区以外的女朋友，对地域身份的强调可见一斑。
政府不断提高上海户口的门槛，也使得上海小市民获得很大的满足：你不是博士、硕士么？还不如我们下岗工人呢！不仅“外地人”难以进入上海，有郊区户口的“本地人”也遇到越来越多的户口壁垒。我有两个同学，都是上海郊区人，在上海市区读了十年博士，毕业留校之后，反而被要求将户口从市区迁回郊区。这还是因为十年前大学生户口统一迁到学校所在地；现在上海郊区的学生考到市区的大学，户口根本不迁，毕业之后再想迁到市区，难度甚至超过外地人。上海的职业转换比较容易，但户口转换又很困难，这就造成了上海的一种内部循环，它的流动是在城市内部进行的。从表面上看，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大都市，可是它在很多方面的保守程度远远超过它所看不上的内地。
《市民》：为什么上海人对身份和地位的划分看得这么重？
张 闳：可能跟上海的历史记忆有关。即使是普通的上海市民，他们也曾见过各种各样的富人，同时也见过富人被剥夺。但是，被剥夺的富人依然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曾经有过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味，如所谓的“老克拉”。直到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些破落了的“老克拉”，社会地位跟普通市民一样，住在破旧的弄堂里。但他们一走出门，还是有一种不同一般的气派。虽然普通市民可能会很乐意看见富人们的落魄，但实际上对那种“老克拉”式的人依然心存敬畏，在内心深处有模仿富贵人家的愿望。
但在职业意识方面，新上海市民却并未很好地培养出来。事实上，职业意识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在现代西方社会里，人们对各种不同的职业都是非常尊重的。即使是对那些服务性的行业，也不能吆三喝四。可是对一般上海市民来说，一方面把服务业看得很低等，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去从事这些行业。所以，造成心理上的极度不平衡。比如在一些超市里面，营业员阿姨常常对顾客爱理不理：你要找什么自己去找。他们还延续着一种“供销社”的方式。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悖论：市民看不起跟他属于同一类的人。过去有一种幻觉，认为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可能赢得尊重。但是这种机会实际上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而且让人更为不平衡的是，原来同学、邻居可能突然爆发，住进了小洋楼，或者当了个科长、处长什么的。他们把这种焦虑、不平衡转嫁给了下一代，他们要孩子能够超越他们，孩子是这一代父母打破身份差异的唯一机会。
朱大可：拿张闳说的超市里的阿姨来说，她的技能几乎等于零，知识也等于零，中学后没有机会上大学，文革当中又没有受到教育。所以小市民中的这一群是被忽视的，但是他们也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在抵抗。这是小市民里面最惨的一群，同时他们的小市民趣味是最浓烈的。他觉得这个身份是跟他个人完全不符合的，觉得自己应该做更伟大的事情，但实际情况又不是这样。上海小市民的这种痛苦，也值得我们同情，是一个时代给他们带来的，饱经了时代的畸形。他们对社会有一种怨恨，对时代的怨恨。
“兴趣小组”并非公共参与
《市民》：有人得出结论说，石库门的天井有圈子的意味。这应该怎么解释？上海的公共参与氛围是怎样的？
朱大可：复旦的李天纲认为上海是有市民社会的，认为天井形成了类似的联盟体，或者所谓的圈子，实际上根本不是，完全是乌合之众。今天我跟你议论他，明天碰到他了，又转过来议论你，不停地变换立场。市民社会是有信念的，小市民不是这样，他只有利，没有义。
我有一次在杭州的公园里看见一群老人围在一起很热闹，以为是在跳舞或练功什么的，结果过去一看，人家在谈论毛泽东。上海的小市民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公共话题，都是一些非常私人的话题。比如去上海作协，感觉就像进了一个居委会一样。谈论的是淮海路哪一家商场打折这样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利，并不是一个公共利益。如果有的利益通过集合，可以获得公共利益，那也是现代商业社会很重要的一个途径。但上海不是，完全只有私利，而不是通过保护公共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利益。这样它就永远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民社会。
王晓渔：并且，有些公共参与非常可疑，比如那些“热心市民”或者“兴趣小组”的行动。有次在超市，一个营业员对两位老年顾客不太恭敬，旁边的人纷纷站出来怒斥营业员。如果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会觉得这是值得歌颂的新风尚，并惊叹于市民对公共参与的热情。可是当那个营业员迫于压力不得不保持沉默时，顾客还是不依不饶地围着她继续怒斥，路过的人也纷纷加入声讨阵营，态度之激烈仿佛当年的批斗会。作为在场的旁观者，我对那些自称打抱不平的市民就很难产生敬意，我不认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就是公共参与，何况对方并不是老鼠。
我们缺乏公共参与的传统，而公共参与需要一些基本的常识，这些常识在市民中基本还是空白。在上海，“超市里的批斗会”不算少见，也经常得到较高的正面评价，可是所谓“热心市民”未必适合成为公共参与的主体。他们也没有一个稳固的常规性的组合，就是根据一个事件，临时结盟。市民社会需要一个相对的稳固性，它不能是临时需要才建立，没了就解散。虽然有些猫友们会组织救助流浪猫等等，但也仅此而已，不过是“兴趣小组”。报纸曾经报道一些车友在半夜封闭上海的一些道路，然后飙车，这跟农民有钱了没事干，买摩托车比赛跨河沟差不多。
“小市民”的正面意义？
《市民》：上海人可以把他的个人空间利用和发挥得很好，这对市民社会有没有正面意义？
张 念：这是个人生存能力的一种爆发。其实从现在来看，上海也是全中国治理得最好的城市之一，虽然这么多人口，但治理得挺好的，规规矩矩的。这是家庭治理延续到了城市治理。上海人求好的心理还是很强的。
张 闳：我们讲生存空间的逼仄造成性格扭曲，但实际上，在个人生存空间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公共空间。现代都市广阔的公共空间提供了改变自身形象和身份标识的可能性。比如说上街去看戏，去做客，这个时候，上海市民非常注意改变自己的形象，改造自身相对低微的社会身份。可见，前面所说的“小市民文化”在整个社会里，有时并不是主流。“小市民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现象，是在1949年以后的事。
朱大可：上海人形象最恶劣的是文革以后，文革后期开始到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上海的空间和人口的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所以他的习性发展到了最恶劣的地步。其实90年代以后，上海人的形象逐渐在改善，因为它的空间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讲，改善是有可能的，但完全消除就没可能。
反过来讲，小市民的优点是什么呢？因为空间很狭小，上海人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他能够把很小的空间打理得非常干净非常井然有序。如果是这种地方出来的一个建筑工人，他会做得比其它地方出来的工人更精致，上海工匠的工艺会比北方的更精细。这个是要肯定的。但是，他的逻辑是一个自保性的逻辑，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而不是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所以上海人的性格总体上讲是保守的。
王晓渔：我觉得，这些因素对于建构市民社会有助，同时又有阻。在“文革”的时候，顽固的小市民意识使得他们没有完全被收编，但也正是这种意识使得他们离市民精神非常遥远。不是说全盘否定小市民，可是关于小市民的分析，太多的是先象征性地批评两句，然后“但是……”，比如“虽然小市民很爱计较，但上海人还是很遵守条约”。我们现在要超越这样一种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已经非常有限了，它成了小市民自我合法化的一种修辞策略，上面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因为上海人很遵守条约，所以计较是难免的”。
上海市民社会：指望谁？
《市民》：小市民要完成哪些改造，才能有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
王晓渔：还要看时间。我觉得要改造小市民，个人不可能，关键在于，这会成为一个很巨大的惯性，不仅是造成他们自身的问题，还构成城市发展的巨大问题。我觉得政府应该退出某些关键的领域，其实市民社会的形成和经济的非政治化、政治的非宗教化、宗教的非伦理化，是密切相关的。现在社区行使的功能其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张 念：现在的强势政府太一体化了。上面是强势的行政力量，底下又是汹涌的小市民力量。中间就萎缩。相对于行政之外的是城市的市民空间，或者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力量相当匮乏，缺乏文化的生长性与创造力。上海号称“小资城市”，但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精神、独立精神在哪里？上海有六万的知识分子，但上海的知识分子，包括行为方式、情感方式，更多的时候体现为一种小市民的价值判断。
王晓渔：在目前的政府治理下，上海不可能产生市民社会，只会产生“小市民社会”。小市民社会由“热心市民”和“兴趣小组”构成，他们会打抱不平或者组织一些兴趣活动，没有市民社会传统的人们常常误以为这就是市民社会，可这是一种幻象。市民社会更需要理性的市民和自治的组织，市民不仅具有热情而且具有公共参与的常识，组织也不仅关心花鸟虫鱼。我对新的上海移民抱有一定的希望，他们往往构成公共参与的新生力量。当然，如果户籍制度不取消，一切都很困难。现在虽然说每年都有上万大学毕业生留在上海，但是这个数字对上海小市民文化不构成冲击，而且还会被它改造。一定要有个顺畅的移民通道。
张 闳：我认为，市民社会形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定型，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熟的市民社会需要丰富繁杂的社会分层。目前的社会阶层的分化刚刚开始，而且人们尚未认可和适应这种分化。没有分化的市民整体，就不能生成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和由这种差异带来的不同政治诉求、利益诉求、文化认同，而这种诉求和认同差异的冲突与妥协，才是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生成的基础。我觉得，政府和社区应该鼓励市民建立起健全的职业身份认同意识，并形成不同身份的政治平权观念。否则，对正在出现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利益阶层的不适应，就会形成整个社会在心理上的一种巨大的不平衡和对立关系。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冲突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爆发出来。这是社会紧张和不安全的因素。
朱大可：几个问题阻碍了上海的国际化。第一是户籍保护。号称国际化大都市，可是国内流动都困难。大都市的一个核心就是流动。第二是文化保护。在文化上采取极为保守的苛刻的做法，也就是意识形态化。所以在上海要办一个前卫一点的画展，很困难。上海为了制造繁荣景象，就做了一些所谓的艺术节。艺术节像一个集市，人请来以后，轰隆一下就散了，完全是空架子。没有一个有根的原创性的文化。
要有完全的自由经济和自由思想、思想和言论的公共平台，以及利用这两者打造出来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不是中间收入阶层，我们现在很多人判断说中国已经有中产阶层，其实讲的是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级除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之外，还要有价值理念，包括他的荣誉感、公共发言的欲望、对公共事务的激情。达到这些，才会有市民社会的可能性。原来的上海，上世纪30、40年代全国移民共同打造的上海，还比较有创造力。
大政府只能培养出猥琐的小市民，而过去租界的小政府倒是能塑造有力量的大市民。这是政府和市民的关系。而现在，精英阶层是萎缩的。除了商业以外，所有跟文化相关的阶层都是萎缩的。上海高校的知识分子，是靠吸外地的血生长的。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们不在上海这块土地上长大，我们住在上海，但我们的根不在。我们是悬空的，靠外地的养分活下来的。这是一种寄生现象。（知识分子）要不然就是生活方式完全和小市民同质化。英国的传统离我们太遥远了，过去多少年了，早就被改造掉了。完全是幻觉。
●它培育出“小市民”的第一个品性，就是争夺——空间争夺。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无法认识上海小市民。
●一个棚户区的女孩，有可能会被花园洋房里的女孩看不起，但她绝对不愿意离开上海，因为在这座城市她可能遇到现代版范蠡，在其他地方只能成为“豆腐西施”。
●上海人的特产是“排内”，比如在上海，“上海人”和“本地人”是两个概念。
●在一些超市里面，营业员阿姨常常对顾客爱理不理：你要找什么自己去找。他们还延续着一种“供销社”的方式。
●上海小市民的这种痛苦，也值得我们同情，是一个时代给他们带来的，饱经了时代的畸形。他们对社会有一种怨恨，对时代的怨恨。
●上海号称“小资城市”，但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精神，独立精神在哪里？上海有六万的知识分子，但上海的知识分子，包括行为方式、情感方式，更多的时候体现为一种小市民的价值判断。
●市民社会更需要理性的市民和自治的组织，市民不仅具有热情而且具有公共参与的常识，组织也不仅关心花鸟虫鱼。
●艺术节像一个集市，人请来以后，轰隆一下就散了，完全是空架子。没有一个有根的原创性的文化。
●大政府只能培养出猥琐的小市民，而过去租界的小政府倒是能塑造有力量的大市民。
●他（小市民）的逻辑是一个自保性的逻辑，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而不是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所以上海人的性格总体上讲是保守的。
●“虽然小市民很爱计较，但上海人还是很遵守条约”。我们现在要超越这样一种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已经非常有限了，它成了小市民自我合法化的一种修辞策略，上面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因为上海人很遵守条约，所以计较是难免的”。
上海市民符号：
石库门：上海居民最传统的居住建筑。出现于19世纪中叶。当时太平军东征，上海老城内的居民和江浙难民大批避入租界，一种脱胎于传统四合院和西方联排式楼房的二层民居应运而生。后经不断完善，逐渐发展成由天井、客堂、厢房、灶披间、亭子间和晒台等组成的石库门住宅，数幢或数十幢为一排，构成分弄，又以数条分弄组成大弄。2006年7月，上海最老的石库门里弄之一“大中里”开始拆迁。
工人新村：1956年上海市政府从苏联引进的居住形式，解决了上海300万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当时能住进“工人新村”的都是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学者通常把工人新村看作上海在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空间化，还认为它形成了上海人的一种性格：制度化，比较容易被管束。
老克拉：该说法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初，通常指熟悉社会内幕或上层生活的人。“克拉”是英文class的洋泾浜语，早期多讲作“克拉斯”。class的本义是等级、阶级，中世纪的欧洲等级观念极强，有财产、地位的人或家族才能挤入class之列，而平民、贫民只能被排挤在class之外，因此，class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古典的、经典的。
假领：以前叫做节约领。1970、1980年代，买衣服要布票，并且还不易得到。但当时有很多零碎的布头不用布票，就拿来做成节约领。可以套在不同的外衣上，节省了布料，还可以尽情变换花色，更显得体面。
“半两”粮票：1970年代，上海的油条半两粮票一根，为了方便人们买早点，上海特制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半两”粮票，以至于当时来沪的外地人，把这当成了上海人小气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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