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现在的理解来看，侨易学是一门极其宏大的学科，涉及面广阔，内部机理复杂，需要深入的挖掘和整理。这里，我想先谈一谈我对侨易学的一些粗浅认识，再结合我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研究，谈一谈它可能在之中发挥的作用。

我理解的侨易学

阅毕叶隽的《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一书，我对侨易学主要有以下三点认识：第一，“侨易学”是一个侧重分析文化交流效应的概念，如叶隽所说：侨易学是研究研究对象（侨易过程之主体）是如何通过“相交”，尤其是物质位移导致的“异质相交”过程，发生精神层面的质性交易过程。[1]不同文化，或者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交”，既可以是渐进的，温和的，也可能是激烈的，冲突的，在国家间可能表现为战争，在个人间也可能表现为矛盾，相互厌恶。叶隽在书中主要介绍的和平交流，没有过多提及冲突，当然站在文化的基础上考量，战争可能显得也不是那么重要，也只属于一种交流方式而已。

第二，侨易学包含了哲学上所说的本体论和知识论两个层面的内容。“侨易学的核心内容乃在于探讨异文化间相互关系以及人类文明结构形成的总体规律”[2]。“侨”表现了侨易学理论的描述性的一面，即概述事实是怎样的；而“易”则表现了工具性的一面，即探讨应当如何处理问题，什么是理想的解决方案，探求合适的规范。前者属于本体论范畴，后者归属知识论的领域。作者以“易”来评价“侨”所产生的效应，以“易”来指导和规范“侨”引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第三，侨易学力图进行科学理论建构。叶隽提出了“文化阶梯差”的问题，指出“侨易对象是借助不同的地域（或层级）文化阶梯差而获得充分资源补给，而发生思想质变的主体”[3]，并提出一个侨易现象公式，即“侨易效应=侨易主体（对象）生性值x侨易时间x侨易条件”[4]。通观全书，我并不认为作者持有文明单线进化的观点，他并没有预先假设当今时代西方文明处于高势位，其他文明处于低势位，而是一种“双车道”的交流形式，即各地域文明中的个人或团体在相互交流中相互“补差”。“阶梯差”体现在“差别”，而非“差距”上。侨易现象公式的提出，体现了作者尝试通过量化将侨易现象科学化的努力，这也是当代学科发展的普遍趋势，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

全球化中的“侨”与“易”

当代的全球化指随着通讯、交通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地理因素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下降，同时人类交往的频度增强，速度加快。从侨易学的角度看，“侨”的现象大大增多了。在古代出门远行需要承受的舟车劳顿之苦已经大为减轻，出国也变得相当轻松，刨除签证问题，只要拿起手机订张机票，普通人也能轻易实现玄奘西行、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以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侨”的成本急剧下降了。另一方面，“侨”的现象的增多也是一种必然。当代的全球化主要的体现是经济全球化，由于科技的发展，通过远程视频和大型计算机系统，远距离沟通和交易可以“瞬时”完成，海运、陆运和空运的成本也相对低廉，这样生产资源可以实现全球自由配置，一件产品可以在美国设计，用德国的机器在中国加工和组装，再销往世界各地的市场。这种生产模式的改变也改变了诸多人的生活方式，无论是跨国公司的管理者、高级技工、财会人员，还是学者、政府工作人员，出于工作需要，出行和居于异乡已经成为他们的常态。

“侨”现象的增多只是一种全球化造就的客观事实，以“易”来解决或缓解全球化带来的众多新问题才是我们更应关注的重点。这是因为在人们自然地适应和享用经济全球化带给自身的种种便利的同时，其副作用也在同步表现出来。这种副作用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风险，经济全球化在正面提升经济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加快了金融、环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等多种风险扩散的速度和范围。通讯、交通和交易系统的发展和完善，给这些风险跨越国界传播提供了充足的技术手段，使它们轻而易举可以给世界各国人民生活和政府运作造成巨大破坏。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说，现代化风险“拥有一种全球化的内在倾向”，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的“风险社会”[5]。灾难电影里几个疯子，或者是野心勃勃的人物毁灭地球，已经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其次，全球化“酿造”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全球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迅捷流通，找到商机，这在促进全球资源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大大损伤了公平，令“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目前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都已达到历史极限水平[6]。目前世界上40％的人每天消费不超过2美元，而世界上最富有的一小部分人的资产却在不断增殖。在这一波大规模的全球化之前，经过长期历史演进，各民族国家建立了以政府为核心行为体的财富再分配机制，但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层面上并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同时各国在自己国内推进再分配措施的时候，要承受来自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和资本选择性排斥带来的压力，回旋余地比二十年前大大缩小，向资本妥协成为世界性的常态现象。

国家原本是世界政治的垄断性主体，但全球化增加了个人、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决策中的发言权，因此国际合作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样来看，在全球化研究中，要对国家之间、组织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侨易现象进行多层和网状分析。在方法上，叶隽运用二元三维的哲学思维，认为侨易存在于游戏和博弈状态的中间部分，是一种介于理想状态和现实情况之间的客观存在[7]。这种中道思维同样适用于上述多主体之间的交往、交易和互学互鉴。

全球化对“侨”的改变

全球化进入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从之初单向的西方传向发展中世界，变为双向的相互传输。经济全球化方面，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占据世界产业链和分工的重要一环。文化方面，也是如此。20世纪末好莱坞电影、星巴克咖啡、麦当劳和肯德基快餐、沃尔玛和家乐福超市等具有鲜明西方文化特征的产品如潮水般涌入世界其他地区，今天我们在纽约、巴黎、伦敦、柏林也随处可见中餐馆、印度菜、墨西哥快餐和东南亚食品。人们在品评一个城市是否国际化时，主要指标不是欧洲歌剧的上演场次，交响乐的盛行程度，而是看当地餐馆的多样性，街头可以听到的语言种类，工作场所或是地铁等交通工具里可以遇到的不同肤色，着不同民族服装的人数。所以，尽管英语成为世界各地人群交流的语言，但文化交流已经不仅限于书本、报刊和杂志，而是体现为一个城市中不同种族、民族人群的相遇相识和相知，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对话。

伏尔泰、莱布尼茨和歌德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书籍和欧洲传教士的介绍，但如果生活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他们就可以来到中国，实地体验和感受它的文化与气氛。同时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可以使得这种了解和认知“民主化”，即不再限于那些知识精英、外交官和富有探险精神的冒险家，普通人也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以低廉的成本拥有这种切身感受。网络的存在更是为对异域文化有兴趣的人提供了多种了解的渠道，图书馆和博物馆正在进行电子化，人们足不出户即可以阅览和欣赏万里之外的文物和文化精品；即时沟通软件可以让身处地球两端的朋友自由交谈和辩论；甚至大学都在尽力将自己的精品课程上网，方便全世界感兴趣的学子了解自己国家优秀学者的思想和观点。

总而言之，全球化为世界范围的侨易提供了极为快捷和便宜的工具和平台，“侨”在今天，地理上的位移变得相对容易得多，思想的位移在现代交往工具的辅助下，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接近地理位移的效果。今天的“侨”不再是单向的位移，而且难度也大为降低。可以说，只要个人所处全球化的环境之中，如果他或她能够使用网络等沟通工具（偏远地区、非洲部族社会，经济无法承受网络费用的人群除外），就能借助“地域或层级差”，而获得“充分资源补给”，前提主要取决于是否他或她有兴趣，而不是成本。

以“易”来指导治理全球化

如果说全球化对“侨”的现象来说是一个变量，那么它对“易”来说则主要体现为常量。即是说，全球化改变了地理位移的影响力，但它没有增进人类处理变化的知识，增加多少人们掌控和调整变化的手段。反而，如上文所述，它还给人类增加了风险和麻烦，更加需要人类克服本性中的动物一面，以更智慧的方式应对这些新难题。

《易经》原为占卜之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用来预测未知的命运的学问，属于预测学，但“善为易者不占”，真正懂得《易经》道理的人，是不会去占卜的。《易经》是在对过去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抽象而成的，可用来指导人们更好生存、生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哲学道理。它是人们，乃至组织和国家的一种行为准则，以它为指导，可以促进自身的进步，同时确保与周边团体实现相对的和平相处，如果大家皆行此道，则可实现世界的和谐。

易不是纯粹理想主义，完全合乎道义的，如“噬嗑卦六二，噬肤灭鼻，无咎”，咬食肥肉，鼻子没入，没有灾难。“《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象传》说：咬食肥肉而鼻子没入，是因为凌驾于刚强者之上。傅佩荣这样解释六二这一吃相为何如此不雅：原因是“乘刚”，它凌驾于初九之上，乘刚者自身不顺，又须用刑于刚强之人，所以不太计较手段[8]。全球化时代虽然经济利益至上，军事冲突减少，但商战也同样残酷，商场如战场，以大欺小、倚强凌弱的情形比比皆是。

不过，易更多的爻辞体现了在秩序基础上对道义的追求，特别是主张统治者（今天可理解为决策者）应当加强自我约束，如“观卦六三：观我生，进退”，观察我的生民，再决定该进还是该退；“观卦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观察我的生民，君子没有灾难[9]。全球化时代，决策者的定义已有所变化，数量也大为增加，在原有的民族国家之外，各种公民社会组织、跨国公司、利益集团都可参与和影响决策，这些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组织在不同情境、决策的阶段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但均有必要遵循组织成员的集体意志。

《易经》倡导个人的自我调节，以适应艰辛的环境，如“明夷卦：利艰贞”，适宜在艰难中正固，即面临内外忧患，人要端正自己的志节[10]。易主要讲的个人的处世之道，但组织和国家与人也有众多相似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拟人性”，它们也在历史演变中形成了自己的原则立场、道德规范和政治文化。全球化时代，人与人，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交往和交锋急剧增多，既接受和吸纳一切美好的、可促进自身发展的外来影响，同时又能抵御以“硬实力”或“软实力”强制输出的，违反自身意愿，价值上不认同的外界压力，是各个主体要坚持的“志节”。

《易》最重要的启示还是对度的把握，这一点全球化中的诸般侨易主体与其他领域是一致的，都需要注意“过犹不及”，顺势利导，因时而为，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乾卦的“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和“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就对各个时段的“扬”与“抑”，“进”与“藏”做出了标示，人生和事业不可能一路高歌猛进，掌握住度，当时机成熟，准备完善时才可积极进取，这对个人、组织和国家是同样适用的。

当然，易的指示作用主要落在个体本身，它对站在整体高度上关照个体之间的合作与冲突方面，似乎没有西方一些学术流派的关照力度大，比如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制度主义，认可制度对人类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此外，在规范力度上，欧洲政治哲学中的沟通交往理论主张以协商的态度对待社会合作，“公开地以理性说服别人，对待对方的态度和要求同对待自己是一样的”[11]，易如何在考虑现实的基础上，逐渐摒弃等级思维，这也是新的全球化时代对自身的一种改造和提升，或者说“侨易的自我侨易”。

注释：

[1]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2] 同上，第18页。

[3] 同上，第37页。

[4] 同上，第39页。

[5]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6] 摩根斯坦利亚洲非执行董事长史蒂芬·罗奇在《金融时报》2012年1月30日的文章中指出，如今的收入差距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贫富差距达到历史极限水平，不仅出现在以市场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也出现在中国等由国家控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下。

[7]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0页。

[8] 傅佩荣：《傅佩荣译解易经》，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9] 傅佩荣：《傅佩荣译解易经》，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159页。

[10] 傅佩荣：《傅佩荣译解易经》，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64页。

[11] Jürgen Habermas, “Drei normative modelle der Demokratie”, in 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 Studien zur politischen Theorie (edited by Jürgen Habermas), Frankfurt: Suhrkamp, 1997, pp.277-292.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