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周文王是易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文王演《周易》”是否确有其事，以及推演易学的具体内容，向来是学界辩难的焦点所在。

卜辞六爻卦与“文王重卦”说

最早记载文王演《周易》之事的是《易传》，《周易·系辞下》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是故其辞危。”《系辞》作者认为《周易》兴起于文王之世，但他连用两个“邪”字，表示他并不能肯定。

对于“文王演《周易》”之事，司马迁将信将疑，而班固则由“疑”至“信”，直接当作信史来叙述。《汉书·艺文志》记载：“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文王重卦，并撰作了《易经》上、下篇。后世虽然有“神农氏重八卦”“夏禹重八卦”等不同说法出现，但班固所言伏羲、文王、孔子的易学传承谱系更加深入人心，已成为易学发展史最为经典的表述。

从传世文献看，“文王演《周易》”说的证据并不坚实。而商代卜辞六爻卦的出现，更是构成尖锐的挑战。河南安阳刘家庄遗址卜骨：“一一六六一五。”张亚初、刘雨指出，殷商卜甲、陶器以及彝器上六爻卦多次出现，文王生前重卦已经存在，他不是重卦的发明者。此说得到姜广辉、邢文等学者的支持，目前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意见。

马王堆帛书《易传》主体形成当在先秦时期，其中《要》篇孔子曰：“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违）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与《周易·系辞》相比，帛书《要》篇没有用“盖”“邪”等推测之辞，明确肯定《周易》兴起于文王之世。类似的记载亦见于帛书《衷》篇。帛书《要》篇、《衷》篇与班固《汉志》之说相呼应，证明“文王演《周易》”并非子虚乌有之事。如果说“文王演《周易》”不是把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那么其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文王演《周易》的真相

由于文献记载匮乏，我们已经很难弄清文王在羑里推演《周易》的具体情形。“文王演《周易》”公案的解决，必须寻找新的视角、思路。《周易》体例整饬，筮法、卦爻辞的形成，皆非一人一时所为，所以我们将“文王”理解为文王、周公以及西周筮人群体。卜辞、金文所记易卦是商代的筮法，《周易》是周人的筮法，我们比较它们的不同，从殷周之变的视域来揭示“文王演《周易》”的真相。

卜辞、金文是考察商代筮法的第一手资料，父戊方卣铭文“六六六”（《集成》5161），是三爻卦。《合集》29074“六七七六”，为四爻卦。徐家桥北地卜骨“六六六六八七”，是六爻卦。卜辞中有三爻卦、四爻卦、六爻卦，说明当时数字卦形式较为纷繁驳杂，而《周易》六十四卦全部是六爻卦。当时商人文化水平高于周人，文王应是借鉴、择取商人六爻卦作为卦体，以此为基础进行推演。自此之后，六爻重卦成为《周易》数字卦的标准样式。

《玉篇·水部》：“演，计也。”演，可解释为推算、运算。《周易》所用筮数是六、七、八、九，而商代卜辞、金文中的筮数“一”“五”不见于《周易》。筮数不同，则背后所用揲蓍法必然不同。《归藏》以七八不变为占，而《周易》尚九六之变。由此可知，“文王演《周易》”很可能包含着对商人揲蓍法的损益、改良。

四盘磨卜骨刻辞：“七八七六七六，曰：囟孚。”卜辞易卦只有简短的卦辞，没有爻辞。对照秦简《归藏》和辑本《归藏》看，商人筮法中确实没有爻辞。而《周易》不仅有卦辞，而且有爻辞。《淮南子·要略》记载： “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周室，是指西周史官、筮人群体。周文王“系辞焉以明吉凶”，将卦爻辞确立为吉凶悔吝的风向标。其后经过史官、筮人的不断加工、润色，遂成为我们今天所见的卦爻辞形式。

清华简为解读周文王的占筮观念，提供了新的线索。简本《程寤》曰：

惟王元祀贞（正）月既生魄，太姒梦见商廷惟棘，乃小子发取周廷梓树于厥间，化为松柏棫柞。寤惊，告王。王弗敢占，诏太子发，俾灵名凶祓。祝祈祓王，巫率祓太姒，宗丁祓太子发。币告宗祊社稷，祈于六末山川，攻于商神，望，烝，占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

“祓”乃除灾求福的祭祀；“币”是以币帛献祭媚神；“祈”为祈祷赐福；“攻”，祭名，是防范、化解商人祖先神降灾。先除凶，后占梦，周人已经形成一套系统化的占梦攻解之法。简本《程寤》说“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周文王和太子发拜谢上帝，接受商之大命，可知周文王是相信君权神授的。

关于文王演《周易》的内容，姜广辉先生主张文王、周公不曾重卦，也不曾作卦、爻辞，文王推演的是“德”。笔者认为，“周之盛德”当指文王之德，但从传世文献记载看，周文王从不称自己盛德。对文王之德称颂不已并深入阐发的是周公。周公在摄政之前，他和武王一样，对“德”观念尚未有深入阐释。二次克商，周公平定了三监之乱。为解释周人夺权的政治合法性，他将“德”观念提炼出来，上升至天命转移的高度，要求周天子以德配天。换言之，从清华简《程寤》看，文王演《周易》主要停留在卜筮层面，并未上升至道德天命层面，把德政与政权鼎革联系起来。因此姜先生“演德”之说恐不可信。

《周易》爻辞记载“箕子之明夷”“康侯用赐马蕃庶”等文王身后之事，所以马融、陆绩等主张卦辞为文王所作，爻辞为周公所作。西周时期，德政观念融入易经之中。讼卦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周易》爻辞中涉及“德”的内容，很可能是在周公摄政之后才陆续增补进去的。《周易》卦辞中没有“德”字，“德”字仅见于爻辞。此为爻辞出自周公的说法，增补了新的证据支撑。

清华简《保训》、帛书《易传》与文王的中道观

清华简《保训》是周文王的“临终遗训”，极为重要。简本《保训》“中”字出现了四次，这里的“中”，学者或者解释为“中道”，或解释为“刑罚公正”，但都可以看出文王对“中”很重视。文王所言“舜之中”，涵盖上下、远近，与阴阳之物有着密切的关联。

《逸周书》中的《命训》《常训》与《度训》为一组文献，相传为文王所作。清华简《命训》的出现，证明它们的成书时代大约在春秋时期。《逸周书·度训》：“度小大以正，权轻重以极，明本末以立中。”这里的“中”，指的是大小、轻重、本末之间的“适中”，主要体现为国家治理之“适度”。《命训》：“广以敬命，则度至于极。”极，是指中正。《命训》作者强调治理国家要遵循中道，礼乐行政措施要适度，避免过于倚重严刑峻法等极端倾向。

《周易》六十四卦及卦爻辞蕴含着“中道”理念。从象数的层面看，“得中”是指阴阳爻居于上卦、下卦的中间位置。“中正”是阴爻居于下卦的中位、阳爻居于上卦的中位。《周易》讼卦卦辞：“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讼卦之所以为中吉，是因为阳爻居于九五的位置。二、五之中位，吉辞尤多。“得中”“中正”“时中”“刚中”“柔中”等，正是《周易》“尚中”思想的集中展现。

孔子说《易经》存有“古之遗言”，而简本《保训》正是文王之遗言。《易经》《逸周书》“三训”及清华简《保训》的时代、作者不同，但它们皆强调中道，指向文王。《周易》“尚中”的理念，很可能发源自文王。我们虽不能说《易经》乃文王亲手撰作，但他对“中”的突出和强调，肇启了后世学者中道理论的先声。《易》使刚强者心存戒惧，使柔弱者奋发图强，使愚钝者不肆意妄为，使狡猾者摒弃伪诈。刚柔相济、抑强纠偏，此正是帛书《易传》孔子对文王中道思想的提炼与升华。

综上，周人实力日渐强大，纣王怀疑文王有反叛之心，于是将他囚禁于羑里，欲加杀害。文王假意沉迷卜筮，以此麻痹纣王之心。帛书《要》篇说： “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王荒淫暴虐，文王不幸遭奸臣陷害，盛德蒙难。他推演《周易》七年，将居安思危、朝乾夕惕的忧患意识贯穿到卦爻辞之中，奠定了《周易》的价值理念与思想基调。文王“演《周易》”，并非说西周筮法的提升皆是文王一人所为，而是说他在《周易》筮占范式创制过程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引领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先秦两汉出土易类文献汇纂通考与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3VJXT0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