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海外贸易盛况空前，是我国封建社会对外贸易的黄金时代，是最彰显海洋文明的朝代。泉州在南宋晚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开封、杭州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宋代造船业的规模和制作技术，都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具备了推进海洋文明的技术和经济基础。海洋文明意味着商工文明，宋朝很大程度上是以商立国。北宋中朝以后，海外贸易的收入一直占宋朝全年收入的很大比重。以商立国的宋朝，重视和推进经济外交是题中应有之义。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广州市舶条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时期的交子被公认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代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外交最发达、成效最显著的时代。
宋代空前的外贸成就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代对外贸易港口有20余处，宋朝先后在今广州、杭州、宁波、泉州、嘉兴、松江、镇江、苏州、温州、江阴、海盐、上海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与唐代相比，宋代海外贸易体现了两个新特点：一是经济交流的内容明显增加，甚至开始成为对外交流的主体；二是对外交流的路线由西北陆路改成了东南水路，交易成本降低。
宋人赵汝适在其著作《诸蕃志》中列出了与宋代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名称超过了60个，为写这本书，他在泉州亲自“询诸贾胡，稗列其国名”。宋代进出口货物的种类、数量比前代更多。宋代进出口货物达410种以上。
宋代造船业的规模和制作技术，都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据吴自牧《梦梁录》记述，宋代海船可乘五六百人以上。海船很多，据《梦梁录》的说法，福州一地就有300余艘宽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东南沿海主要海港都有发达的造船业，所造海船载重量大、速度快、船身稳，能调节航向，船板厚，船舱密隔。载重量之大，抗风涛性能之佳，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航海技术的进步表现在海员能熟练运用信风规律出海或返航，通过天象来判断潮汛、风向和阴晴。舟师还掌握了“牵星术”、深水探测技术，使用罗盘导航，指南针引路，并编制了海道图。
这些都大大促成了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宋代人对海外的地理概念比前人更加清晰，专门记载海外情况的著作就有《诸蕃图》、《诸蕃志》、《岭外代答》、《海外诸善地理图》等好几部，其中对非洲的记述比前代更为广博，如北非的默伽国（今摩洛哥）、勿斯里国（今埃及）、东非的层拨国（今桑给巴尔）、中理国（今索马里）等。宋代与中南半岛、南海诸国、大食诸国、西亚诸国的贸易比前代更为红火，与日本、高丽的来往也比前更为密切，日本和高丽都辟有专门对宋贸易的港口。
宋代的对外贸易依托两个平台来进行：一个是官方贸易，主要体现为朝贡贸易、贡赐贸易；另一个是民间贸易、私人贸易。宋朝政府对这两种贸易都持鼓励态度。官方贸易既是经济行为，更是政治行为。宋朝开国初期，承续传统做法，对贡赐贸易一般不加限制，任其发展。外国贡使可由任何口岸进入中国。贡使携带的货物均被视为贡物，全部送至汴京。贡物包括朝贡国国王贡物、王室成员贡物、贡使及随从人员贡物等几部分。在中国政府指定的商人估定价值以后，所有贡物进入国库。宋朝则对各部分的贡物分别给予高于其价值的回赐。回赐之外，有时还有“别赐”、“加赐”、“特赐”等赏赐。各国贡物多是本国出产的物品和某些动物，包括犀角、象牙、龙脑、香药、珍珠、玳瑁、金银器及大象、狮子等。宋朝的回赐物也是外国稀缺和欢迎的东西，包括丝绸、衣物、铜钱、金银器、鞍马和某些动物，有时还从朝贡国所请，赐予兵仗、甲胄、书籍等物。
宋朝为什么能成为世界外贸第一大国？
宋朝特别重视发展海外贸易，把海外贸易看成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是强本弱末，重农抑商，宋朝则农商并举。宋神宗说过：“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若钱（指吴越政权）、刘（指南汉政权）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指中原地区的五代政权）者，亦由笼海商得法也。”宋廷积极推动经济外交，以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辏中国”。（《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宋高宗也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二三。）南宋朝廷为提高海外交通能力，促进经济外交，还曾对本国海商采取“饶税”政策，规定出海商船“若在五月内回舶，与优饶抽税；如在一年内，不在饶税之限；满一年之上，许从本司根究”。这项政策的实施，显然有利于刺激宋代海船造船技术向快速性方向发展的提高和航海技术的提高。
宋代海外贸易规模大，经营者身份复杂。宋朝政府鼓励大批海外蕃客来华贸易且“住唐”。“这里的‘住唐’却并非宋人的概念，而来自当时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外国人所称的‘住唐’，宋人则称之为‘蕃人’；同样，宋人所称的‘住蕃’，外国人则称之为‘唐人’。所以，外国人将海外中国侨民的聚居区称为‘唐人街’；而当时宋人则将在华的外国侨民聚居区称为‘蕃坊’”。（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第32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宋代的“蕃坊”，主要存在于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按照宋代制度，蕃坊中设有蕃长（也有点称作“都蕃首”），其办事机构称作蕃长司。蕃长由宋朝政府在侨居的蕃商中挑选，宋朝政府还往往授予其一定的官衔。如1073年的广州蕃长麻勿，就曾被授予“朗将”官衔。蕃长的职责，是“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朱彧：《萍州可谈》卷2。）即协助宋朝政府具体管理外国侨民社区的公共事务，并替市舶司机构招徕更多的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如果有外商在中国境内违犯了宋朝的法律，蕃长还应及时向地方政府奏报。如外商所犯罪行较轻，宋朝政府也往往将外商罪犯送交蕃坊，由蕃长按照本国习惯法惩处。
宋代，有不少外商世代在宋朝居住。1114年，宋朝政府专门就“诸国蕃客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的财产继承问题，作出了规定。（《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八。）北宋大观（1107—1110）、政和（1111—1118）年间，宋朝政府在广州和泉州专门为侨居中国的外商子弟建立起“蕃学”（阿拉伯语学校、波斯语学校），一些侨商甚至还同当地土著居民通婚。史载：“元祐间（1084—1094年），广州蕃坊人刘姓娶宗女（即赵姓皇族的女子），官至左班殿直。”“左班殿直”为武官之品阶，与正九品相当，可见宋朝蕃坊子弟可以为官。它反映了宋朝政府对外国侨民政策的怀柔性质，从而促进了外国侨民与中国土著居民的融合。在广州、泉州等地，还有集中的“蕃客墓”。
宋朝政府对中国商人“住蕃”，即侨居国外做生意持开放态度。宋代海商的“住蕃”国家，主要在高丽、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北宋末年，高丽京城开京（今朝鲜开成），就有“华人数百，多闵人因贾至者”。而高丽王朝官员则“密试其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文献通考》卷325，《高句丽》。）例如，泉州商人王元懋一行，就曾在占城侨居十年。
宋朝外贸的几点启示
一是经济外交，不能办成面子外交。宋代统治者特别重视朝贡贸易的政治、军事意义，对朝贡贸易的经济利益重视不足。对于一再遭受屈辱的北宋朝廷而言，发展朝贡贸易，有羞于启齿的另一层政治意蕴所在，这就是“柔远人以饰太平”。（《文献通考》卷325，《四裔考三》）因此，每次战争失利之后，北宋朝廷便四处遣使，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和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曾发动两次大规模北征，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以消除边患，但都以失败告终。为挽回面子，淡化朝野上下的不满情绪，宋太宗采取多种措施装点升平。就在雍熙北伐失败的第二年，朝廷派遣8名宦官携带官府文书十多道，以及金帛等物品，分乘4艘船只前往海外国家，招徕进奉、收买海外产品。其后不久，广州蕃坊的“蕃长”也受命招引大食等国的使者进京奉献。
二是朝贡贸易，既要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北宋初期，对朝贡贸易不加限制，赏赐无度，薄来厚往，许多时候，宋朝的经济外交做的是得不偿失的买卖，成本的扩大使贡赐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外交难以为继。庞大的贡使队伍中，不乏借朝贡之名来华贸易的商人，他们在牟取商业利润的同时，还获得宋朝政府丰厚的赏赐。据史载：“二圣（宋太祖、宋太宗）以来，四夷朝贡曾无虚岁”。（《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O）自宋真宗统治末年起，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在市舶贸易兴盛的广州，当地官员率先提出朝贡贸易的改革方案，得到宋真宗批准。
据《宋会要辑稿·蕃夷》记载：是年七月，秘书少监知广州陈世卿言：“海外蕃国贡方物至广州者，自今犀、象、珠贝、拣香、异宝听赍持赴阙，其余辇载重物，望令悉纳州帑估值闻奏，非贡举物悉收税算，每国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注辇、三佛齐、阇婆等国勿过二十人；占城、丹留眉、渤尼、古逻、摩迦等国勿过十人，并来往给券、料。广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缘赐与所得贸市杂物，则免税算，自余私物不在此列。从之”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一、四之三二。）这说明，宋朝政府开始通过限制进京贡使人数、严禁蕃商假冒贡使、以及削减贡物数量等措施，来限制贡赐贸易的规模。宋朝政府还作出新的规定，除进京所携贡物估值回赐外，其余部分作为商品，纳入市舶管理制度予以征税。这样做，降低了宋朝经济外交的成本，有利于市舶贸易的良性发展。
南宋时期，朝廷更加重视民间经济外交往来，更加注重发展民间海外贸易。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市舶贸易成为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以贡赐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外交则降到次要地位。南宋政府不再像北宋政府那样，极力推动贡赐贸易，而是一再采用削减乃至拒收贡物，以及限制贡使进京等做法，进一步压缩贡赐贸易规模，节省外交成本。有所选择地接受贡物，成为南宋政府的习惯做法。
三是一味让利、薄来厚往不可能打造真正的战略同盟，不可能结交生死攸关的好朋友、真朋友、铁朋友。公元十世纪初，东亚地区旧有的国际秩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辽（契丹）崛起于宋的北方，凭借其军事优势对汉族建立的赵宋王朝磨刀霍霍、虎视眈眈，形成了两大政权南北对峙的格局。宋朝不仅失去了汉唐以来对东亚体系的主导地位，而且几乎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外患几乎与300多年的国运相始终。
此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是公元918年立国的王氏高丽政权，高丽与宋朝文化同源，地理相近且与辽境土相接，共同面临辽的威胁。宋朝与高丽的关系既是汉唐以来中国与古朝鲜关系的延续和发展，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演变的新关系，东亚大陆宋、辽两大鼎立政权与高丽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微妙的三角外交关系，宋丽关系的发展、演变始终受到宋辽关系、辽丽关系的双重变化的影响。在宋太宗统治的21年间（976--997年），先后9次遣使高丽，其中，至少有3次就是直接落实宋廷“联丽制辽”的军事战略的。
但实际效果并没有达到宋的预期目的。如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征伐以契丹为后援的北汉，欲乘胜进击幽燕地区。出征前，“命太子中允张洎、著作佐郎句中正使高丽，告以北伐”（《宋史》本纪·卷四）。但高丽并未积极回应。随后，雍熙二年（985）派遣监察御史韩国华出使高丽，希望高丽出兵配合宋军伐辽。高丽也仅是口头答应而已，一直观望到宋军在对辽战争中败退，高丽始终未发一兵一卒助宋。反观宋廷，只是基于自身安全考虑制定“联丽治辽”的战略，过分地强调了高丽与辽的宿怨和对宋的归附之心，而忽略了高丽在三角外交关系中对自身现实利益的追求和维护。
宋朝想当然，以己度人，一厢情愿，花了无数的银两企图“联丽抗辽”，结果都打了水漂。宋朝对高丽国的贡赐贸易特别优待，由皇帝下诏，专门设立了高丽交易法。高丽借朝贡而趋利，每次来宋的人员都比较多，不仅白吃白住，而且还白拿。如苏轼在《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记载，在作者上书的元祐五年（1090）八月初十日，据明州申报，“高丽人使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这种大规模使团的接待是要花费不少银两的。而高丽人所朝贡的，“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其却利用朝贡之名从事贸易活动，以此获得利益。宋朝人花了差旅费给高丽人做生意，还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并给予优厚的赏赐，这对高丽来说简直太划算了。高丽也正是看到了宋朝外交的矛盾，而大行其便。神宗更是在元丰三年批“高丽国王每朝贡，回赐浙绢万匹，须下有司估准贡物乃给，有伤事体。宜自今国王贡物不估直回赐，永为定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这就是说，无论高丽贡品价值几何，宋廷都回赐浙绢万匹。
四是把握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自身过硬，是打造世界贸易大国、强国的关键。为什么宋代能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外交最发达、成效最显著的时代，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对外贸易的黄金时代呢？最重要的是宋朝能针对当时的国际环境与时俱进，从而做大做强自己，打造出对外贸易的强大基础。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 ，宋朝出现了宋明理学，儒学得到复兴，科技发展迅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这三个是在宋代完成的。北宋因推广占城稻人口迅速增长，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3710万增至宣和六年（1124年）的12600万。咸平三年（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
当时，十字军东征、塞尔柱突厥人的兴起，迫使活跃的阿拉伯商人把贸易视线转移到东方，向东方开辟商路，越来越多地出入我国沿海口岸。这为宋代的海外贸易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安史之乱后，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隔断了宋朝与海外的陆路联系，于是宋朝把东南方的海路开辟成了宋朝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海路贸易因而更加兴盛。宋朝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外交最发达、成效最显著的时代，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对外贸易的黄金时代，同宋朝的科学技术、经济建设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同宋朝对外开放、开明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