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顾颉刚毫无疑问是一位历史学家。不仅如此，他还应该属于最本质意义上的那种历史学家。这一印象，大概主要导源于他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开拓之功，以及对传统“三皇五帝”上古史系统的整体性摧毁。然而，在彻底颠覆了旧的上古史之后，顾颉刚并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立即着手构建一种客观真实的、全新的上古史[1]，却倾力投入到了对传世文献细针密缕的审查和清理当中去，甚至明确声称自己的研究重心只是战国秦汉间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终其一生也再未能将古史重建提升到全局性的层面上来，他也由是招致了诸多不满乃至非议。一方面，重建古史本身当然算不得是一个非分的要求，何况这同样是顾颉刚无法舍弃的理想；另一方面，正如我们看到的，选择“思想史”取向的文献研究路数对顾来说不仅十分自然，而且极为坚定。尽管这一路数甚至没能将他推向一种令自己满意的状况——“中国古史问题，予能发难而不能竟事，盖学力与材料俱受限制也”[2]，但不论怎样，这一路数所产生的众多成果仍不失为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任何简单否定或弃置的态度都将是不适当的。那么，其间的交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里，我们尤其有必要首先检视顾颉刚如何走上了“思想史”研究之路。
一 顾颉刚古史研究中的“思想史”眼光
在中国现代史家群体当中，顾颉刚可谓是相当具有方法自觉的一位，他也对自己的角色担当有着十分清晰的认定。在1926年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已经明确说过：“我的惟一的宗旨，是要依据了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的传说中的古史。”[3]当1930年为《古史辨》第二册作序时，针对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及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以来所迎受的种种不期而至的批评和冀望，他坦陈：
我不是一个历史的全能者，因为我管不了这许多历史上的问题；我也不是一个上古史专家，因为真实的上古史自有别人担任。我的理想中的成就，只是作成一个战国秦汉史家；但我所自任的也不是普通的战国秦汉史，乃是战国秦汉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要在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和学术中寻出他们的上古史观念及其所造作的历史来。我希望真能作成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破坏假的上古史，建设真的中古史。[4]
1935年时，他再次强调：“我常想，也常说：我只望做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我只望尽我一生的力量把某几篇古书考出一个结果。我决不敢说，也决不敢想：中国的上古史可由我一手包办。”[5]至于顾颉刚是否真的会自足于做一名“‘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或者止步于“战国秦汉的思想史和学术史”，我们可以再行讨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前引几段文字虽然在表达上有所差异，仍共同向我们传达出一个信息，那就是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中存在着一条一以贯之并不断精细化和系统化的主脉络。这一脉络取径“思想史”的方法，主体对象则是所谓“中古期的上古史说”。人们往往认为，顾颉刚从事的主要是“上古史”领域里的“疑古辨伪”工作，但若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加以考察，视其为一位“思想史家”，我们将能更真切也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他的古史研究。
事实上，“思想史”的研究门径早在顾颉刚正式开展古史研究之初即已确立。——作为其古史研究核心命题和基本预设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便远远溢出了“文献学”、“史料学”的范畴；可以断定，如果不具备“思想史”、“观念史”的眼光，它根本就无从生成。而不惟“层累”说，顾在1923年提出的在推翻非信史方面应该持有的数项标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和“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6]，以及1933年时提出的“四偶像”说——“我们的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其中“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王制”是政治的偶像，“道统”是伦理的偶像，“经学”则是学术的偶像[7]，全部都是中古时期“思想史”范畴内的命题和论断。细究起来，顾的这种“思想史”眼光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生成的过程。虽然顾颉刚早年就已经在“汉学”领域里积淀深厚，也向来都把他和他的“疑古辨伪”工作放置到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一直居于边缘、但却源远流长的“辨伪”传统之中，放置到“唐之刘知几、柳宗元，宋之司马光、欧阳修、郑樵、朱熹、叶适，明之宋濂、梅鷟、胡应麟，清之顾炎武、胡渭、毛奇龄、姚际恒、阎若璩、万斯大、万斯同、袁枚、崔述等人”的行列[8]，然而这些因素并不足以将他径直引入现代史学的殿堂。真正促成这一转变的，另有三位至关紧要的人物，那就是康有为、胡适和钱玄同。他们所给予顾的启发和影响，堪称其史学研究现代品格的催化剂。
根据顾颉刚的记述，他在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起初服膺的是章太炎的学问。因为章氏以经古文学家的立场极力抨击王闿运、廖平、康有为等今文学家的“通经致用”，诱发了顾“寻求今文学著作的好奇心”。翻览《新学伪经考》之下，顾反而发现其“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随后，他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了康氏的《孔子改制考》，开篇“上古茫昧无稽考”在顾的内心产生了深刻的震动：
长素先生受了西洋历史学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的原因，使人读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就从伪史上去研究，实在比较以前的辨伪者深进了一层。
通过对康氏著作的了解，顾颉刚“对于今文家平心了不少”，放弃了先前做一个“古文家”的念头，但话说回来，他“对于今文家的态度总不能佩服”，“觉得他们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9]。那么，顾之得以从今古文两派的矛盾纠缠中跳脱出来，钱玄同起到了可谓决定性的导向作用。
顾颉刚1920年自北大毕业后才与钱玄同结识。钱氏有着极深的经学背景，且曾出入于今古文门户之间，——留学日本时为太炎门生，归国后又师从于崔适，兼通今古却又对两者都不满意。他反复强调“今文家与古文家的说话，都是一半对，一半不对；不对的是他们自己的创造，对的是他们对于敌方的攻击”：“今文家攻击古文经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在顾看来，“当许多经学家在今、古文问题上长期斗争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打开了一座门，让我们对这个二千余年来学术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后的判断了”。顾还从钱氏对今古文双方的见解中领会到，“倘使不用了信仰的态度去看而用了研究的态度去看”，那么“迂谬的和伪造的东西，我们正可利用了它们而认识它们的时代背景”[10]。此外，钱玄同特别重视经部典籍的辨伪，由于他向顾陈明了“咱们所肩‘离经畔道’之责任”[11]，也使得顾自觉“决不能再让这班经学上的偶像占据着地位和威权”，因此“立志要澄清谬妄的经说”[12]。
可见，顾颉刚首先从接触康有为著作开始树立起一种“对于古史的不信任的观念”，萌生出“推翻古史的动机”[13]，并明暸伪史自有其产生的背景，这正是他以“思想史”眼光看待“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起点；此后，他又受益于钱玄同而冲破今古文家派的樊篱，将辨伪的范围进一步拓展至经学腹地——经书及其注解。可即便是承受了二者的启发，现存的上古史说，包括权威经典中的“伪史”在他的心目中仍然只能停留在静止的状态，照旧是一盘散落各处、无从调度的棋子。换句话说，纵使顾颉刚由此对上古史说及其背后的“思想”，连同这些“思想”的纷杂情形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比照起“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观念内核，很明显缺少了一种变化的、演进的的眼光，也就谈不上以“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14]对其加以统筹、梳理和审查了。这一处关键点，很大程度上是在顾体贴胡适的观念方法之后实现的。
顾颉刚在北大哲学门读书期间，当时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接替陈伯弢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从那里重温了自阅读《孔子改制考》而生发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但如何可以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这个问题在当时绝没有想到”[15]。
到了1920年，顾被胡适《水浒传考证》中那种寻求故事的变迁及其层次并加以贯穿的方法所吸引。由于同样的方法，胡也曾应用在有关“井田”的论辨之中，受此启发，顾开始明白“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又联系自己看戏的体验而想到：“薛平贵的历尽了穷困和陷害的艰难，从乞丐而将官，而外国驸马，以至做到皇帝，不是和舜的历尽了顽父嚣母傲弟的艰难，从匹夫而登庸，而尚帝女，以至受了禅让而做皇帝一样吗？”“这些事情，我们用了史实的眼光去看，实是无一处不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看时，便无一处不合了。”再者，“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他由此“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就这一“新眼光”的最终形成，顾总结说：
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去研究，……加上无意中得到的故事的暗示，再来看古史时便触处见出它的经历的痕迹。……在这新方法支配之下的材料，陡然呈露出了一种新样子。[16]
至此，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体系已然确立。这一方法发轫于由传统经学的整体性覆灭所导致的传世文献与上古史实之间关系的断裂，经典中有关上古史的记载，才有可能从不可移易的权威滑向历经流变的故事：“以前人看古史是平面的，无论在哪个时候发生的故事，他们总一例的看待，所以会得愈积愈多；现在我们看古史是垂线的，起初一条线，后来分成几条，更后又分成若干条，高低错落，累累如贯珠垂旒，只要细心看去就分得出清楚的层次”[17]。即如论者所言：“顾先生并不是从事平面的辨伪，如一般人所误解者；他是立体地、一层一层地分析史料的形成年代。然后通过这种分析而确定每一层文献的历史涵义。”[18]而逐层分析史料年代，再确定历史涵义的工作程序，仰赖的便是动态的、立体的“思想史”眼光，这也就意味着顾颉刚的所谓“辨伪”，实质上就是一种“思想史”的研究。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顾颉刚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思想史家”。
二 被置换了的上古史研究
由于取用“思想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较之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上古史”研究，顾颉刚的工作便呈现出了两大位移：其一是研究对象从“上古史”本身转向了“古书”中的“上古史”，即以“上古史材料”研究替代了“上古史”研究。其二，因为他对旧有的“上古史材料”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又将研究目标集结于“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19]，以审查史料为第一要务，注重追索它们的“来源”、“背景”、“经历”、“演变”和“层次”，现存叙述“上古史”的材料便极大限度地离开了“上古史”而回到了它们自身，尤其是回到了它们所产生的时代和它们的整理者、创作者那里去；为了还原和认识它们的“本来面目”，这些时代的背景、思潮，以及整理者、创作者的观念、意图等等，也就成了顾所要考察的重中之重，“上古史材料”于是被进一步兑换成了中古时期形成的“思想史”的材料，“上古史”研究也因此转向了“中古史”研究。这就是顾颉刚所说的，“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希望在研究古史传说时“能处处顺了故事的本有的性质去研究，发见它们在当时传说中的真相”[20]。简言之，“上古史”研究在顾颉刚那里已经被全面置换成了“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研究。20世纪30年代时，顾曾反复表白其古史研究实践中的方向性调整：最初在“整理国故”的氛围中，自己曾立意“根据《六经》诸子，要推翻伪古史而建设真古史”，后来察觉到这种做法的“汗漫”和“幼稚”，于是“缩短阵线”，“用我的全力到几部古书上”，以“把现在成为常识的古史的来历弄明白”，指出没有“深入的工作，便没有前进的可能”[21]。而顾缩短阵线、日益深入的过程，也就是其研究的“思想史”方法不断落实直至蔚成大观的过程。他的一系列代表性作品，从《论禹治水故事书》（1924年）、《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1924年）、《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1926年）、《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1926年）、《〈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1929年），到规模更为宏大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930年）、《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1935年）及《汉代学术史略》（1935年）[22]，无一不属于“思想史”性质的考察，并且由“点”到“面”，条理愈见周密，系统也愈见完备。
而顾颉刚这种从“上古史”到“思想史”的转向无疑非常引人注目，如对于我们上面谈到的前一种转向，当时即有人提出了“古史辨”变作“古书辨”的批评意见。但顾颉刚认为：“古书是古史材料的一部分，必须把古书的本身问题弄明白，始可把这一部分的材料供古史的采用而无谬误；所以这是研究古史的初步工作。”[23]随后，他更为果决地说：“古书的研究其实就是古史的研究，因为古书是古史的史料，研究史料就是建筑研究历史的基础。所以有人说‘古史辨’变成了‘古书辨’是一种怯退的表示，这句话是不对的。”[24]何况“以前中国的上古史材料只限于书本的记载”[25]，“用了书本上的话来考定尧、舜、禹的实有其人与否固然感觉材料的不够用，但若要考明尧、舜、禹的故事在战国秦汉间的发展的情状，书本上的材料还算得直接的材料，惟一的材料呢”[26]。总之，“现在古史问题在载记的研究上才刚开头，面前原有许多路径可走，并不是已经碰住了死胡同里的墙脚，非退出来不可”[27]。
顾由此向我们表明了他的“史料中心观”；这里的“史料”，尤其指他所致力的“古书”。接下来便牵涉到第二个问题，——“旧有的古史系统”既然是靠不住的，承载它们的“古书”的价值何在，归宿又是哪里呢？按顾颉刚的观点，它们便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尧、舜、禹的故事在战国秦汉间的发展的情状”一类问题的“直接的材料”。就此，他表示自己“愿意着力的工作，是用了‘故事’的眼光去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28]。在他看来，正如“古代的宗教迷信都有其发生的原因，在它们的歪曲反映里都能见出其中含有真实的客观的东西，而决不是一概不值得一顾可以抛弃了事的”[29]，这些材料“说它不是古史的全部材料固可，说它不完全为真材料亦可，说它不是古史的材料则不可。为什么？因为这些明明是古代流传下来的，足以表现古代的史事、制度、风俗和思想”[30]。比如《世经》中“五德五行，相胜相生”的思想，“对于上古史固然是假，对于汉代的史还是真的。汉代的社会是一个以阴阳五行为中心思想的时候，这种把戏就是那个社会的真实产物”，如果“要研究汉代思想及其在上古史上发生的影响”，便不能不去理会它[31]。顾颉刚通过发掘伪书、伪史以及伪事的“思想史”意义，将“伪上古史”转换成了“真中古史”，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真伪”之间的二元对立，他的研究阵地也随之转移到“中古史”一段：“我们站在历史的立场上，看出这些说话虽是最不真实的上古史，然而确是最真实的战国秦汉史，我们正可利用了这些材料来捉住战国秦汉人的真思想和真要求，就此在战国秦汉史上提出几个中心问题。”[32]他曾对自己的研究范围作过如下规划：“（1）战国秦汉人的思想及这些思想的前因后果；（2）战国秦汉间的制度及这些制度的前因后果；（3）战国秦汉间的古史和故事的变迁；（4）战国以前的书籍的真面目的推测；（5）战国秦汉间出来的书及古书在那时的本子；（6）战国秦汉人讲古籍讲错了的地方及在此错解之下所造成的史事。”[33]归纳来看，他在这一范围所开展的主要工作，一方面为“考年代”，另一方面则可以称之为“明时势”。
关于“考年代”，顾颉刚的解释是“辨去其伪托之时代而置之于其真时代中”[34]。在他的观念中，上古史说历经演进才凝固成现在的样子，这个演进的过程又可分辨出相对清晰的层次；所谓的“层次”即是以“时代”为基本单元的。因此，年代（也即“时代”）问题就成为了古史材料研究开展的前提，“必须弄清楚了它的著作时代，才可抽出它里边的材料（如政治，风俗，思想，言语……）作为各种的研究”[35]。而许多材料之所以称其为“伪”，那仅是就年代的角度作出的判断[36]，它们“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例如《易传》，放在孔子时代自然错误，我们自然称它为伪材料；但放在汉初就可以见出那时人对于《周易》的见解及其对于古史的观念了”。又如《诗经》，若能分辨出它“成为经典时被一般经师穿上了哪样的服装，他们为什么要把那些不合适的服装给它穿上，那么，[齐、鲁、韩、毛]四家诗的胡说便是极好的汉代伦理史料和学术史料，保存之不暇，如何可以丢弃呢”。而“荒谬如谶纬，我们只要善于使用，正是最宝贵的汉代宗教史料。逞口而谈古事如诸子，我们只要善于利用，正是最宝贵的战国社会史料和思想史料”。所以，“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在，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37]。
“明时势”则是与“考年代”相辅相成的工作。之所以要“明时势”，乃因为顾颉刚确信“现在公认的古史系统”[38]实际上是由战国至秦汉年间现实政治或道德伦理的需求，造作、整齐而成的：在这四百余年中，“社会组织的大变动，当然对于思想学术有剧烈的影响”[39]，“为了阶级的破坏，种族的混合，地域的扩张，大一统制度的规划，阴阳五行原理的信仰，以及对于这大时代的扰乱的厌倦，立了许多应时的学说，就生出了许多为证实这些学说而杜造的史事”[40]。因此，“我们要辨明伪古史必须先认识真古史。我的目的既在辨论东周秦汉间发生的伪史，所以对于东周秦汉间的时势，思想，制度，史迹等等，急要研究出一个真相来”[41]，如此才能够相应地确定这些因素对古史叙述具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形成了哪些古史材料，以及某一“材料”或所谓的“史实”出现于何时等问题。譬如，“我们既知道尧舜禹的关系起于战国，要寻出这个关系的来源，应当先看战国时的背景”，其中“最重要的理由乃在当时的政治背景”。经过辨析，顾提出：“他们的关系是起于禅让之说上；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戟，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42]再如伯夷，在讲修养的春秋时代、讲养士的战国时代、讲忠君的汉代，他的品格行止都有极大的不同，从中“不但可以理出那时人的古史观念，并且可以用了那时人的古史观念去看出它的背景——那时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潮流。这样的研究有两种用处，一是推翻伪史，二是帮助明了真史”[43]。
“考年代”和“明时势”两项工作的共同目的，用顾颉刚的话说就是“以汉还汉，以周还周”，我们这里不妨把它称为“归位”。以《周官》一书为例，“我们辟《周官》伪，只是辟去《周官》与周公的关系，要使后人不再沿传统之说而云周公作《周官》。至于这部书的价值，我们终究承认的。要是战国人作的，它是战国政治思想史的材料。若是西汉时人作的，它便是西汉政治思想史料”[44]。换句话说，“我们只要把战国的伪古史不放在上古史里而放在战国史里，把汉代的伪古史也不放在上古史里而放在汉代史里。这样的结果，便可使这些材料达到不僭冒和不冤枉的地步而得着适如其分的安插”[45]，从而“使它们各各回复其历史上的地位：真的商周回复其商周的地位，假的唐虞夏商周回复其先秦或汉魏的地位”[46]；在这些材料各自“归位”之后，“再看春秋以上的材料，在战国时是怎样讲，在秦汉时是怎样讲，在汉以后又是怎样讲而这些材料的真实意义究竟是怎样，以前人的解释对的若干，错的若干。这些工作做完的时候，古史材料在书籍里的已经整理完了，那时的史学家就可根据了这些结论，再加上考古学上的许多发见，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上古史》了”[47]。这样，顾颉刚就表明了其思想史研究的归属，——取道“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研究，最终仍是要回到“上古史”那里去。
三 史料本位与“正确的上古史”
就像顾颉刚所说，战国秦汉间“社会组织的大变动，当然对于思想学术有剧烈的影响”，从而引发了古史传说面目的更换；旧有古史系统在20世纪初期的全盘崩塌，同样起于现实社会的深刻变动。“反传统”的时代思潮，派生出了顾对传世文献和传统上古史说的革命性态度，使他的古史研究始终“偏于破坏伪史方面”[48]，进而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发展出了“思想史”的研究取向。但必须指出，虽然顾颉刚毕生从事的确实主要是一种“思想史”性质的研究，他那“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面向的也是“尧、舜、禹是什么时代出现、怎样出现的等等历史事实以外的问题”。以禹的研究为例，他看起来对“作为事实存在的禹并不是太关心”，“所关心的是作为传说存在的禹”，“从一开始就注意探讨，这位存在于故事中的禹，是什么时候、怎样被虚构出来的，其制作背景是什么”[49]；然而，与一般思想史家不同的是，中古时期的思想史事实上绝非顾颉刚最终的职志，他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始终凝聚在“思想史”之外的“史料”、“文献”上；所有对“思想史”的探析都从属于对“史料”的考辨。他所要追踪和落实的，归根结底是中古时期思想观念“在上古史上发生的影响”，譬如他分析《卦辞》和《爻辞》，“只想从这些故事里推出一点它的著作时代的古史观念；借了这一星的引路的微光，更把它和后来人加上的一套故事比较，来看明白后来人的古史观念。这两种观念一分明，《周易》各部分的著作人问题也许可以算解决一半了”；将《周易》和《易传》这两部“时代意识不同，古史观念不同的两部书”切割开来，最大的获益就是“从它们的乖异上使我们得到一个估计西周和秦汉间的文籍的尺度”[50]。
顾颉刚的“思想史”研究系以“史料”为指归，根源很可能就在于，顾颉刚全部古史研究由以开展的“历史演进的方法”，本身就是一种只着眼于文献或史料的方法，而无力在此范畴外的“历史事实”上发挥效用。尽管这一方法的首倡者胡适断言“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牺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51]。但这一方法“剥穿了看只不过是以演进观点、历史态度从事史料或文献版本源流的考辨”，它“所着重处理的，其实只是传说或故事版本的翻新变易，而非故事或传说本身所著录、附着或反映的原始事实”，“实质上从未进入史迹考定与史事重建的层次”[52]。同样地，顾颉刚“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53]的手法，也“只是化史事重建与史迹考证为史料整理，或者说化史学为史料学”[54]。这种倾向，早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那里便十分昭彰了。书中明确提出“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哲学史最重学说的真相，先后的次序和沿革的线索”[55]的判定，也仍是就史料而言的。对此，时人已经观察到，该书“批评史料之言，几占全书三分之一”[56]。后来对顾颉刚产生关键启示的《井田辨》以及《水浒传考证》，更全部是“历史事实以外”的对相关史料的排比、梳理。至于顾颉刚将《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编成“中国上古史料评论”，把“秦汉史”课程讲成“汉代学术史略”[57]，遵循的都是相同的逻辑理路，简单说就是“史料本位”。当然，评定胡、顾等人“实质上从未进入史迹考定与史事重建的层次”，并不一定表明他们在这方面从未有过任何设想或考虑，但是出于对“史料”本身的尊崇，使得他们认为一切的“史迹”和“史事”，都必须、甚至只能从“审查史料”中一点一滴地取得，“一块砖一块瓦地造起屋子来”[58]，如此才可能达致“在客观上真实认识的古史”[59]。当年胡适在盛赞顾颉刚时，曾将他与崔述相较，认为崔氏对古史的“剥皮主义”进行到“经书”就止步不前，“还不算彻底”，而顾则更进一步、也更深一层，把“经书”也剥开来[60]。然而，正如崔述的底线为“考信于《六艺》”[61]，顾颉刚也在“考信于史料”前止步。尽管他摧毁了以往上古史系统中政治和伦理的偶像，破除了经学传统中家派及门户的羁绊，却无法出离传统学术、尤其是传统经学以“经典”、“文献”、“史料”为基本致知取径的范畴。
也正是由于对史料本身的执著和追随，使得顾颉刚离开了史料叙述的“上古史”而移入史料生产的“中古期”。他揭示传世文献中古史系统伪造的层次，探求“中古期的上古史说”背后的思想、观念、时势，目的是要将现存上古史料中后起的虚假成分悉数加以判别、分析和清理，从而推导出真实的因素，尽可能地复原古史的客观记载。——他申明自己之所以“要在这一时期（即指战国秦汉——引者注）的人们的思想和学术中寻出他们的上古史观念及其所造作的历史来”，“是想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文籍，也可说是想用了文籍考订学的工具冲进圣道王功的秘密窟里去”[62]。这一目标的设定，可以很好地解释他缘何坚持“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63]。也就是说，顾颉刚认定自己“所走的路是审查书本上的史料”[64]，是因为相信“中古期的上古史说”里仍保有“真正的古文籍”的存在。但这条道路首先导致的结果，便是他“在新系统的古史方面”无以形成“切实的把握”[65]。应该看到，顾颉刚在粉碎旧有古史系统的“帝统”、“道统”，也就是其政治的、伦理的预设之时，恰恰忽略了一个事实：不论这些预设本身是否合理，它们都是上古史之成为“系统”所不可或缺的元素；他本人也丝毫无意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任何努力，从而为古史系统的重建提供一种新的支撑新的架构，只将希望寄托于“史料”之上。这就好比盖一座没有设计图纸的房屋，即便有砖有瓦，恐怕也难以将它们一一垒筑到合适的位置上去。要言之，顾颉刚的“史料本位”与所谓“正确的上古史”，或许根本就构成了一种背反。
注释：
[1]顾颉刚本人对这种希冀也非常清楚。他曾说：“这几年，社会上知道我有志研究历史的很多，对于这方面的期求也特别重，许多人属望我编成一部中国通史。”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2]顾颉刚：《研究中国古史必由经学入手》，顾洪编：《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四卷，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301页。
[3]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65页。
[4]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第6页。
[⑤]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64页。
[6]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第99-102页。
[7]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5-12页。另参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自序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页。
[8]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78页。
[9]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23-26、80、43页。
[10]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自序二》，第14页；《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1]钱玄同：《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古史辨》第一册，第52页。
[12]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50页。
[13]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80、43页。
[14]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29页。
[1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36页。
[16]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40-41、45、78-79页。另参见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第272-273页。
[17]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45页。
[18]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0页。
[19]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50页。
[20]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第273页；《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古史辨》第一册，第215页。
[21]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64页；《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第5页；《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自序二》，第16页。
[22]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第209-211页；《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古史辨》第二册，第82-93页；《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古史辨》第二册，第1-10页；《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古史辨》第二册，第130-139页；《〈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册，第1-44页；《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第404-617页；《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1-64页；《汉代学术史略》，亚细亚书局1935年版。
[23]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第4页。
[24]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25]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64页。
[26]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第4-5页。
[27]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第272页。
[28]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第272页。
[29]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第10页。
[30]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第9页。
[31]参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自序二》，第16-17页。
[32]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39-40页。
[33]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第6页。
[34]顾颉刚：《顾序》，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第18页。
[35]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册，第4页。
[36]思想史材料无绝对的真伪之分，这是当时学界公认的条律。冯友兰在评价哲学史材料的真伪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比如《列子·杨朱》篇，虽然并非先秦杨朱的思想，却反映了魏晋名士的思想，“如果把它放在错误的时代，那就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把它放在它真正出现的年代，那却是很好的资料”。因此，“说一个资料是真是伪，并不断定它本身的价值，只断定它的时代的先后”（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212页）。此外，陈寅恪也曾指出，材料的所谓“真伪”，“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页）
[37]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第8页。
[38]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第97页。
[39]顾颉刚：《中国辨伪史要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144页。
[40]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39页。
[41]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60页。
[42]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第129-133页。
[43]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65-66页。
[44]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19、18页。
[45]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62-63页。
[46]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13页。
[47]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第5页。
[48]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14页。直到中年以后，他仍然没有放弃这一立场：“《古史辨》的工作确是偏于破坏的，所要破坏的东西就是历代皇帝、官僚、地主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而伪造或曲解的周代经典。”顾颉刚：《整理古籍目的在批判接受》，《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四卷，第2610页。
[49] [日]池田知久、西山尚志：《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教授访谈录》，《文史哲》2006年第4期。这里之所以说顾颉刚对“作为事实存在的禹并不是太关心”，应该是指他在“禹”为历史人物抑或神话人物问题上的存疑态度：禹“是否实有其人”可以暂置不论，他“尽可以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但因为西周以上“更古的材料，我们大家见不到，如何可以断说他的究竟”。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64-65页。
[50]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册，第5、44页。
[51]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一册，第194页。
[52]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81、170页。
[53]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第273页；《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第59页。
[54]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207页。
[55]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56]齐思和：《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页。
[57]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的1933年中，顾颉刚曾有半年代同系的邓之诚讲授“秦汉史”课程。他所编撰的讲义大致分为三个部分：（1）在阴阳家和方士的气氛下成就的秦、汉时代若干政治制度；（2）博士和儒生怎样地由分而合，又怎样地接受了阴阳家和方士的一套，成为汉代的经学，又怎样地从他们的鼓吹里影响到两汉时代的若干种政治制度；（3）汉代的经学如何转入谶纬，谶纬对于政治又发生了怎样的作用。这份讲义即1935年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的《汉代学术史略》一书，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再版时又更题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顾认为它“大部分暴露了汉代思想的黑暗面，虽不能包括那时的全部学术，但确是那时学术思想的主流，在当时的学术界里无疑地占有正统的地位的”（参见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第6-8页）。顾就这样以秦汉学术思想史替换了“秦汉史”课程所内在要求的对秦汉历史进程本身的讲述。
[58]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2页。
[59]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65页。
[60]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一册，第192页。
[61]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自序一》，第1页。
[62]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第6-7页。
[63]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18页。
[64]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64页。
[65]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自序一》，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