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4日，中国社科院“与改革开放同行”系列智库论坛第二场开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发表题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和现代经济学的反思”的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内容实录。）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最合适的是“奇迹”这两个字。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197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一般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但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均GDP是490美元。与世界上其他贫穷国家一样，中国当时有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
当时，中国也是非常内向的经济，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进口仅占5.6%，两项加起来仅为9.7%。而且，出口的产品中75%以上是农产品或是农业加工品。
在这么薄弱的基础上，1978年到2017年，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长速度，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任何国家或地区曾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并且我国对外贸易每年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14.5%，在人类经济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这么快速从封闭经济变成开放经济。
在这样的增长速度下，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出口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并且97%以上的出口产品是制造业产品，所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
曾经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最早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世界工厂”变成美国，二战以后“世界工厂”变成德国、日本，现在变成中国。
2013年，中国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去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在此过程中，七亿多人口摆脱国际贫困线标准，对过去40年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在这段时间内，虽然中国经济崩溃论此起彼伏，但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
四十而不惑，我认为，在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成绩的同时，必须分析为什么中国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今天，我主要讨论几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中国经济在40年间能够取得这样高速的增长？
第二，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那么贫穷？
第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不是唯一的国家，为什么其他转型中国家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中国却是稳定和快速发展？
第四，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对现代经济学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能够取得持续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长速度？
要回答此问题，必须先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表面上看，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物质不断丰富，但是，人均收入提高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在现有的产业进行技术创新，让劳动者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好产品；
另一种方式是产业升级，将资源从附加值较低的产业部门配置到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部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两个方式是一样的。
发展中国家有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可能性，被称为后来者优势。利用这一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小的风险，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
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前沿，只有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下一期生产活动采用的技术优于本期，就是技术进步；只要下一期进入的新产业附加值高于本期，就是产业升级。
由于技术先进程度和产业附加值水平有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以对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通过进入附加值比现有水平高且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实现产业升级。
当然，利用后来者优势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快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了年均7%甚至更高、持续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大幅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这13个经济体中表现最为抢眼的一个，也是赶超速度最快的一个。
所以，我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能够实现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充分利用了后来者优势。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那么贫穷？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没能利用后来者优势？最主要是思路决定出路的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上下致力于实现民富国强。所谓民富国强，就是希望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可以像发达国家那么高。怎么才能实现呢？为此，劳动生产率水平必须与发达国家一样高，产业和技术水平必须与发达国家一样先进。
怎么让中国强起来呢？必须要有坚强的国防工业，当时的国防工业是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产业生产的。50年代，我国开始经济建设时，提出的发展思路是“10年超英、15年赶美”，目标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建立与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
但那些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技术都有专利保护，而且与发达国家的国家安全有关，所以，不能简单地引进，在此状况下，要发展与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只能自己发明，因此放弃了后来者优势。
不仅如此，当时中国是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在资本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中，我们没有比较优势，结果是，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我们在这些产业的生产成本高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自生能力，要建立此类产业，只能给予保护补贴，这就需要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这不仅放弃了后来者优势，也造成资源错配等一系列问题。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我们转变发展思路，开始发展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素生产成本低，要在市场经济中有竞争力，总成本必须低，还要降低交易费用。
最初，由于我们刚从计划经济开始转型，政府对市场存在各种干预，基础设施又差，交易费用高，政府就以务实的方式，设立工业园区、经济特区，在园区内几通几平改善基础设施，提供一站式服务，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快速把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
有了竞争力，盈利高，快速积累资本，就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进行产业升级，加速经济增长，这就是思路转变的结果。
为什么中国转型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转型失败？
如认为市场化改革是造成1978年前后中国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转型，其他社会性质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进行与中国相似的、由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他们是危机不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我们是稳定快速的发展？
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型，当时认为，这些国家在转型前经济效益不好是因为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没有建立与发达国家一样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
当时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实现经济转型必须实施“休克疗法”，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把政府的干预全部取消，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
目标虽好，但这样的转型思路忽视了原体制中的政府干预是为了保护和补贴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如取消保护补贴，结果必然是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短期内对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巨大冲击。
而且，重工业中有不少产业和国防安全有关，即使私有化，国家也不能放弃，必须继续给予保护补贴，而私人企业主要求政府提供保护补贴的积极性比国有企业更高。
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维持稳定并快速发展？我们推行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于资本密集、规模大、与就业和国家安全有关的产业，在转型期间继续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经济稳定；对过去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的，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放开准入，积极招商引资，并以务实的方式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等，将其变成竞争力。
积累资本快速积累，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企业有缺乏自生能力变成有了自生能力，保护补贴由“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意味着需要取消保护补贴。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我国采取的渐进双轨制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主张一次性消除政府干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渐进双轨制是我国维持经济稳定和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在渐进双轨改革进程中存在的市场扭曲和不当干预,也导致腐败滋生、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这是继续深化经济改革要应对的挑战。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对现代经济学有何意义？
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致力于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但成功的经济体非常少。二战后至今，在近200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2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一个是中国台湾，另一个是韩国。2025年，中国大陆很可能成为二战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
1960年，全世界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之前，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高收入，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产国，另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二战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经济体长期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通过比较二战后少数几个成功和绝大多数不成功的经济体，我发现，迄今还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而少数几个成功经济体的共同特点是：其政策在推行时，从当时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
比如，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当时主流的理论是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应该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以政府主导来配置资源，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推行这种战略的经济体都未能取得成功。
少数成功的东亚经济体，却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产业开始，推行出口导向而不是进口替代战略，当时这种发展方式被认为是错误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所有的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都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向市场经济，当时的主流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倡导“华盛顿共识”，主张采用“休克疗法”，一次性消除各种政府干预扭曲，以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按照这个方式来转型的国家，遭遇的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少数几个像中国、越南、柬埔寨取得快速的发展，采用的却是双轨渐进的改革模式。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主流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以发达国家的条件作为理论的前提，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条件不同，照搬来自于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发展中国家必然遇到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现在采用的理论都是从发达国家有什么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比如结构主义，或者看发达国家哪些方面做得好，就让发展中国家照搬，比如新自由主义。
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完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市场有很多干预，就主张发展中国家采用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实际上，这样的理论忽略了重要一点，就是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条件的差异性。
这是2012年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开始提倡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原因，它与过去主流经济学有很大的差异，是总结于中国自己成败的经验，也是总结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的成败经验。
这样的一个理论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自觉地把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作为出发点，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为什么成功，哪些方面存在不足，未来如何发展。同时，这样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吗？
我在1995年时曾经预测：“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为什么做这样的预测呢？根据我在1994年《中国的奇迹》一书中的思路，估计到2030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将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与我预测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有何关系呢？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是英国人或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从上世纪40年代到现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是美国人或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为什么引领世界思潮的经济学家产生的时空如此集中？
这是因为，经济学理论是一个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简单的逻辑体系，而且这个逻辑体系是越简单越好。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其所解释现象的重要性，如某个理论所解释的现象很重要，而且真正揭示这个现象背后的道理，这就是重要的理论。
现实中，重要的现象是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我们知道，从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作为世界经济中心，英国现象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现象，解释英国现象的理论就是最重要的理论，所以，当英国是世界经济中心时，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多来自英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开始崛起，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当今，美国依然是世界经济中心，所以，一战后至今，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多是美国人。
我认为，只要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深化，中国在21世纪将变成最大的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将是最重要的世界经济现象，所以，21世纪当中国变成世界经济中心时，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就将来自于中国，这是当时推论的依据。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的国家，中国与其他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条件是比较相似的，我们提出的理论对其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提出新理论、产生新思想的重要来源。为纪念改革开放40年，作为理论研究工作者，我们有义务推动理论创新，不辜负这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