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任剑涛教授在闲谈系列“比较文明的理性目的”活动上的发言）

相较于上一季的“中华文明再出发”， 这一季我们把视野扩展开来。上一次我们聚焦在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上。这一季我们打开视野，聚焦比较文明。各位朋友或许会好奇“比较文明”这么大的话题，通过12期，每期3位专家从各自角度讨论，能够展示“比较文明”什么样的画面？客观上讲，我们并不期望通过我们的对话给各位或者自己提供一个对既有问题的现成答案。我们希望的是，通过碰撞可以形成一个比较视野，而且是比较文明的视野。

“文明”这个东西很复杂，复杂在它的含义无法界定。从定性上而言，文明跟野蛮相对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展开比较文明的征程。我们从区域性、延续性的角度，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明形态进行比较。客观地讲，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这种文明形态有很多。根据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对“比较文明”的描述，历史上存在过几十种文明形态。当然根据他的说法，存活下来的文明形态不过是几种。这是我们的一个视野，但不是核心。

我们的核心想落在哪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在发源、发育、发展甚至勃兴阶段都独领风骚。因此我们总想解答一个问题，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上，哪一种文明具有领导地位？今天大陆的新儒家朋友还在这样的文明视野中探讨问题，强调不要让西方文化独领风骚，要让儒家文明重出江湖。但这不是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明视野，全球化比较的文明视野意味着我们共处在同一个时空，文明必须要通过对话来建立相互的了解、尊重，同时要共同地去开拓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新境界、新结构和新状态。这样的“比较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比较，哪怕以后我们会面对所谓死掉的文明，比如玛雅文明，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如此辉煌的文明形态会死亡。

换言之，在比较文明视野中，是否所有的的文明形态都有发生、发展、兴盛和衰落的过程，我们如何延缓一个具体文明的死亡过程，使这种文明对人类的总体文明发展持续有所贡献。这个可能才是我们的对话目的。因此一种文明吃掉另一种文明应该不是我们“比较文明再思考”的目的。

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确立比较文明的理性目的，这个“理性目的”在哪里呢？科学哲学家库恩在早期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到“范式转换”一语，意指如果一个科学共同体制定出来的范式，经过另一个科学共同体进一步推敲后发现可以证伪，那么这种范式就可以被替代，进而推动范式革命的发展。到了晚年之后，他对范式论有了更新。他的科学哲学比较视野变得宽广，在知识论上也有了自己特殊的进展，所以特别强调三个概念，我相信这对我们“比较文明再思考”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是“可公度性”，强调比较视野一定是具有可公度性的。所谓可公度性的意义在于，我们怎样去理解和化约本来不可化约的东西。“化约”是从数学概念中转移过来的，圆周跟直径不可通约，等腰三角形的三边不可通约。三角形如果可以通约就变成单边了，圆周如果跟直径可以通约，那将成为什么形状呢？你就无法定义了。但是是不是说因为不可公度，所以就变得彻底不可理解和不可交流了呢？库恩说不对的，我们转化数学概念为理论概念来看，虽然圆周和直径不可通约，但可以把它们换算成理论术语让它们得以相互理解，所以这两个概念也变得非常重要。

就人类文明来讲，也许我们跟希腊文明大不一样。希腊文明本来是跟中东文明冲突的结果，波斯文明深度介入了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过程。在提洛联盟和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战争中，后者因为引进了波斯军队所以让前者一败涂地。结果就生成了一种东西方文明相融合的结果，因为雅典文明的终结就是希腊文明的终结。波斯文明跟希腊文明是不可通约的，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希腊文明需要拿波斯文明做参照和比较，否则就不知道希腊文明为何物。今天研究希腊文明的古典学家们，仅仅就地中海范围内的希腊文明做比较是不妥当的，一定要有东西文明相比较的大视野。所以“可公度性”就意味着，我们要把希腊的某种概念跟波斯文明的某种概念进行比较，使它们中的不同概念可以相互理解和比较。这有助于比较文明的研究者或者抱有兴趣的人士去了解——当这两种完全不同质的文明相遇时，它们共同地在想什么问题？

现在比较文明最大的毛病在于老是比差异、老是比优劣，老是比权威和服从。在“可公度性”面前，这证明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所以库恩理念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启发。“可公度性”来自于可比较和可理解，因为虽然所有文明的话语体系、历史发展、现实情况和未来命运都不一样，但是它们之间一定面临着人类文明共有的基本难题，比如说个人对群体、公民对国家、历史对现在、现在对未来、中国对西方、中东对远东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比较的。因而没有绝对相互隔绝的文明。

现在比较文明中存在着另一种强大的思潮，就是一定要描述出文明的原生形态，也就是没受污染的原初文明形态，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尝试。比如今天中国人特别要比较出何以为中国人，于是我们就要勾勒出纯而又纯的儒家文明，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主意。尽管其动机和意图也许非常高尚，但是这在比较文明的理性目的上是不可比较的，因而也是不可公度的，进而也是不可理解的。不可比较的东西一定是不可理解，要理解一定是要比较。

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明的目的，按照库恩方法论的提示，一定是增进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融合和追求文明间更高水平的发展。现在把中国文明等同于儒家文明，儒家文明等同于中国文明，儒家历史等于中国历史，中国历史等于东亚历史，这样东亚历史就把朝鲜、日本、越南排除在外，好像他们就没有文明的创造，只是听儒家的调遣。或者按照知名学者赵汀阳的说法，中华文明是内卷机制，不管谁来，都像漩涡一样漩进了中华文明，全世界面临中华文明的漩涡机制都无能为力，只能接受中华文明。

这就变成了单一文明形态对其他文明形态卷入机制的说法，这是特别具有侵略性的，尽管说的特别温和，但特别没有理性精神。为什么？因为你要吃掉别的文明形态。其假设前提是，西方文明在14世纪后开始吃掉其他的文明形态，因而今天要结束其他文明被西方文明吃掉的结果，就必须由其他文明吃掉西方文明。这种不兼容性的心态导致在比较文明上的反理性心态，即认为文明之间只有谁吃掉谁的优势对劣势的关系，没有一个可公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的平等理性视野。

对我们来说，我们强调比较文明再思考跟这些单纯的、封闭的、对立的、排斥的和你死我活的文明视野有鲜明的不同。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在今天的发展状况下，一个民族不能够太过骄傲、自满和封闭，太过觉得自己承担了为人类解决一切问题，通吃一切文明的使命。而作为排斥性文明，试图解决人类文明所有问题最明显的是日尔曼人，他们已经有了非常沉重的教训。日耳曼人认为，雅利安人要从人种到文化的升华等都由他们来包办，结果是最后德国成为准殖民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比较文明的目的是比较，是打开我们的视野，开拓我们的眼界，认识、尊重甚至敬佩其他文明各自必有的独创地方，也有其令我们为他们而感到骄傲之处，而不是只认识到他们为我们而骄傲之处。

我们要以理性的心态看待中华民族在现代文明发展中的瓶颈阶段，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中等陷入陷阱”、在改革开放上被称为“发展陷阱”，在国家的现代文明转轨上被称为“国家陷阱”。我们只有跨越这些陷阱，未来才有望进入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才有资格与其他文明一起筹划创造一个更光明灿烂的人类文明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进行文明比较的目的不是单纯地战胜其他文明，来让我们的文明形态显得更加高级。

文明跟野蛮相比，文明是值得绝对肯定的。但不同文明的具体形态之间绝对有发展的先进与落后之分，绝对有发展高低水平的参差不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定要承认文明之间是可以相互学习的。只有秉承竞争性的客观理性心态，才能对未来做出很好的筹划。在这个意义上，发展的文明眼光跟我们比较的、可理解的和可公度的的文明心态是相互伴随的，这样我们的比较文明就会帮助打开我们的视野，真正让中国人在1840年以来的“睁眼看世界”，有一个真正的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呈现在眼前。而不至于因为经济的发展让我们在文明上显得狭隘，缺乏气度。这就是我们比较文明的理性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