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中山大学的舆论，最近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有张某教授对女性学生的性骚扰，而后在强大的舆论与二次舆论的围观下，该校做出了对张某的“处罚”，从而平息了舆论。不料，却又因学生会的“正部级”“副部级”等任命学生会干部一事，闹得沸沸扬扬。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那则已经被校方删除的学生会干部公示，引来众人反对，主要就是担心“学生都如此，以后还得了？”不难发现，这是非常朴素主义的一些具有极其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想法，也符合人们的恐惧和后怕之原因。

事实上，这种学生会组织的“做派”在之前就已经有发生，并引起了纷争。比如江南某大学曾曝出一份“学生会储备干部名单“，让不少人大开眼界，有人写了《官僚化了的大学生组织为何依旧让人趋之若鹜？》一文，其中谈到：“从形式，到内容，到发文程序均以国家下发的‘红头文件’为标准，一板一眼有模有样，让很多人在惊叹高校学生会已经如此程序化、规范化的同时，也不免感慨一句，‘今日的学生会，实为校园内的小官场啊！’”。作者还说，“大学校园应该是一片净土，但如今一些学生干部深受‘厚黑学’的影响，把学生会打造成了一个小型官场，这种行为显然是不可取的。那么这种现象要如何消除，或许只有学生干部们明白真才实干远比架子更重要时。”

此外，诸多媒体，也曾发表过类似批评，甚至危言“学生会是腐败的预演场”。诸如此类，其实都是在对浮躁的、浮夸的、形式的、权力崇拜化的“学生组织”有所歇斯底里地恐惧和后怕。

但，仅仅担忧显然是不够的。面对类似现象屡屡发生，我们似乎更应该去“理解”它。

二

当然，此处所说的“理解”，不是学界常说的“理解的同情”，而是要去认知其结构性的、全局性的一面，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批判。有一个角度，是过去的批判中谈得很少的，那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的“科层制”。

什么是科层制？这是一种社会组织内部职位分层、权力分等、分科设层、各司其职的组织结构形式及管理方式。根据韦伯的意思，科层制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内部分工，且每一成员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规定；

第二，职位分等，下级接受上级指挥；

第三，组织成员都具备各专业技术资格而被选中；

第四，管理人员是专职的公职人员，而不是该企业的所有者；

第五，组织内部有严格的规定、纪律、并毫无例外地普遍适用；

第六，组织内部排除私人感情，成员间关系只是工作关系。”

韦伯同时认为，“科层制是一种组织结构，也是一种管理体制。”

学生会是不是科层制的管理模式？显然，答案是肯定的。

在学生会组织中，内部是职位是分层的，权力也是分等的。对于此次中山大学的风波，网上有一段非常中性的概括非常具有代表性：“XX大学学生会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XX大学学生会2018—2019学年度干部选拔公告》，公告中按照三个层级公示了两百多个学生干部岗位，而在‘秘书机构’和‘组成部门’两层级中，还特别标明了职位是‘正部长级’还是‘副部长级’。”此处，秘书是服务部门，是处于领导阶层的下游，而所谓“正部级”和“副部级”，也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命令-服从”模式中的统治结构。

同样，从科层制所说的第二、第四、第五、第六点来说，其都具备。甚至关于第三点，指不定这些学生们是具备了什么样的“专业技术资格”上到这个位置，但他们肯定有“技术资格”，且这种资格是别人做不到的。

三

为什么学生会要采取科层制？老实说，这不是完全没有合理性的。

按照政治的逻辑来说，会采取一种上行下效的传统做法来设置进行实践，这一点从“双一流”学科的做法就可以看出，比如说，教育部搞“双一流”，那么各个省市也采取这样的做法，省内部也搞“双一流”，即“省一流”学科建设。同理，上级部门设置一个研究课题和奖项，那么省市也采取类似的做法。这个逻辑比较好理解。如此，也就是说，学校层面是采取的科层制，那么学生会也会采取这样的做法去做。

更为重要的是，科层制管理有其内在优势。按照韦伯的说法，即：“第一，严密性；第二，合理性；第三，稳定性；第四，普遍性”。我们结合学生会来看：

首先，严密性。如韦伯所说，“权力的层级结构制度可以确保决策制度的可靠性。位于层级结构中的每个成员都有明确职权限制，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发生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应当把问题转交给哪个部门、哪个职位；如果需要做出某项决定，那么决定应由谁来做出。这种严格按等级、法规运作权力的结果，可避免组织之间、个人之间职责不清，互相推诿的现象。”

其次，合理性。“科层制组织按照层级节制的原则，保证对组织成员的控制，使组织活动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组织内部存在大批专家，他们拥有专门知识，再充分利用档案，这样，组织就有可能通过精确的计算对未来的事件进行可靠预测，从而使组织的行为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所以，学生会成员被有效的分布在各个部门当中，按照不同部门的划分，在结构范式内，便于管理和政策下行，并运用技术的、专业的、特长的个人或子系统的优势来作出决策。

当然，有人会问，中大的这次风波，本身可能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决策，那是因为管理学生会的部门没有利用优势去了解社会舆情所致，更没有按照严格的科学性判断和理性决策来设定和称谓各个部门及其负责人。这并非是说科层制有问题，而是在科层制内部的成员没有按照科层制的做法来实践，所以出了问题。

再次，稳定性。“在科层制组织中，专业技术知识的运用是它的一个主要优势。任何行政法令、决定、条例都有书面形式的规定和记录，详细而具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从而保证了组织行为的稳定性。”对于学生会而言，本次的书面告知即为一种决定的下达，按照这样的任命来规范每一个学生会成员的职权和行为规则，以及各个部门的行为规则，认同书面形式的规定。你可以说，这是一个规范化的过程，而不是默顿所说的“失范”。

最后，普遍性。“科层制组织的崛起已被证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工业组织、政府机构、工会、宗教机构等一切大型的组织都经历了官僚制化的历程。在当代工业社会，科层制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最为普遍的组织形式。”我们正处在一个工业化、城市化不断发展，社会不断在转型的时期，而采取科层制的做法是诸多组织的一种管理机制，所以学生会作为一个校内的组织采取科层制也提高了对位上级管理部门和社会的一种可能性。

可见，科层制的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运用在学生会——或者任何类似的组织当中，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它很可能体现了一种现实的组织管理和负责学生事务的需求，而不是故意故弄玄虚。安排“正部级”“副部级”这样的“管帽”，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层制的产物。

但引发众怒的问题，恰恰出现在这样的称谓上。它给了人们以太大的官僚主义印象，因而要修缮的，首先是称谓问题，以及一些机构设置的过于臃肿，而不一定是科层制的组织形式本身。

这一点，中大在最近的一则告知中予以了纠正，《中山大学学生会关于学生干部聘任公告的说明》就提到：“学生会的主席、副主席，以及各部门的部长、副部长仅是岗位名称，具体岗位设置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明确学生干部的服务职责，更好地服务各校区广大同学，并作为进行综合素质测评时的参照。在公告中，我们错误使用了级别的表述，对此深表歉意。”

由此可见，至少在校方看来，初衷是对的，但错误地使用了级别的表述，导致社会舆论旋起和集体隐忧。

但真正的反思，恰恰应该在这里开始。

四

我们说了半天科层制的合理性，但用在大学这个特殊的环境，以及学生会这个特殊的“学生自治组织”身上，仍有不妥之处。

首先，科层制本身的特征会导致不好的影响，尤其是用在学生组织当中。比如说，科层制的特征之一，即“职位分等，下级接受上级指挥”。问题是，我们在大学里一再教育和告知学生，人与人是平等的，为什么一个学生就必须在韦伯所说的“命令-服从”的科层制管理体系内生活？难道不可以商量着来吗？难道非要让那些不是学生会的学生一定要听命于学生会的人？难道下级就一定要和上级是分等的，学生会内部的学生都处在分等当中，那没进去这个圈子的学生岂不是更下等？

同样，那些没有专业技术，或者有专业技术没有被选中的学生怎么办？非要逼着学生去适应搞关系、搞官帽，而不是搞学习，从而高人一等？此外，学生和学生的友情是难能可贵的，为何不能有私人感情？即便是学生会内部的成员，也可以成为好友，而这样的友情并非是为了开展工作方便，而是学生和学生之间的纯友谊，首先他得是“学生”，而不是“官”——说到底，大学不是官场，对学生来说，“行政效率”绝不应该是最高价值。

其次，科层制的学生会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会带来不良习气。通过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使用“正部级”这样的级别称谓，会不会引导出不良的学生风气，是值得担心的。毕竟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制度塑造人的行为”，包括了心理行为。采取如此之称谓，以后学生和学生之间，是否都会以“某部”相称？那会不会产生某种权力幻觉？而那些没被如此之叫的同学，会不会有想着何日上“正部级”，何时来个“副部级”的心理预设和期许？

最重要的是，科层制的运用，同大学的初衷，是相悖的。

五

关于大学精神，古往今来名训众多。人们随口就能背诵的，就有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梅贻琦先生的“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也常有人借用《中庸》的开篇来寄托理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爱因斯坦则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社会服务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还有孙中山的一篇面向大学生的演讲说：

“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如果一件事业能够成功，便能够享大名。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我贡献诸君的，就是要诸君立志，要有国民的大志气，专心做一件事，帮助国家变成富强。”

可现在呢？

在科层制的作用下，沉醉其中的学生们，很可能不再是独立的、批判的、创造的，而是附庸的、比谁官大的；很可能像钱理群先生说的那样，变成一种“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这是中大校友和社会各界对此忧心忡忡的根本所在。何况，中大校园里就有陈寅恪先生的故居，倘若先生在世，对“正部级”“副部级”，应该会哑然吧？

所以，采取学生会运用科层制的做法以及管理学生会的模式，让“做大官”而不是“问道”变成了现实。甚至，在错误的称谓上还变相的鼓励。虽然后来承认了这一点，但也可以窥见管理方式的不足之处。而要想改变，非常艰难，除了要淡化“学生当大官”的色彩和思维以外，还要掌握一个度，用合适于学生的模式去营造一个富有大学精神的环境，从而让学生可以更好的成长，否则就会产生“抛弃知识”和“反知识”。

约翰·亨利·纽曼认为：“一所大学就是一个群英会集的殿堂，天下各处各地的学子到这里来，以寻求天下各种各样的知识”。如果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养成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坏作风，那是会让社会遭殃的。

2018-7-20

发表时的标题为《学生会为何会有“正部级”？背后的原因，并不那么简单》

原载《上海观察》，2018-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