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5日至29日，当代著名思想家、巴西政治家、哈佛大学法学院庞德法理学讲座教授罗伯托·M. 昂格尔应清华大学人文高等研究所邀请访问北京，10月28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对昂格尔教授进行深度访谈，谈话内容涉及到中共十九大的新方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中国的制度改革路径。本文系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次访谈部分内容的梳理和读解，特此刊出，以供关心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各界人士讨论。）
昂格尔教授访华之际，恰逢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不可避免地，中国研究者与昂格尔教授的交谈，是以十九大传递出的新信息为起点。在昂格尔看来，十九大报告中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提法，以及放松GDP目标的指示，是对“以数量手段解决质量问题”的旧有举措的反思，政策指向已经很明显：经济增长的瓶颈只有通过结构性变革，特别是通过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变革，才能加以克服。昂格尔认为，思考中国与世界的未来，我们必须从理解当前国家发展的困境入手，因为这种困境不仅存在于中国，而且是个世界性难题。
一 世界经济的两种先锋主义
昂格尔提出，世界经济有两种取向：“孤岛式先锋主义”与“包容性先锋主义”。前者是当前世界发展困境的根源，后者要求一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昂格尔的阐述从批判主流发展经济学开始。
当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指导国家发展的发展经济学强调，最佳的发展路径是使劳动力和资源从低生产力的经济部门转移至高生产力的部门。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劳动力和资源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这种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劳动分工和规模生产理论，与之相配套的是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模式：工业是指那种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和服务的模式，配备基于半熟练工人的相对刻板的机器和生产流程以及等级制和专业化劳动关系的制度环境。昂格尔指出，由于四点原因，福特主义工业生产模式不再是国家发展的可靠基础：
第一，它不再占据世界经济的高地。新兴的高端生产实践，即所谓“知识经济”，已经崛起，生产转变为基于知识密集型经济活动的不断创新和彻底的实验主义实践。这要求生产组织与思想及需求的活跃程度相匹配，同时要求世界范围内生产文化的变革。昂格尔认为，这才是世界经济的真正的先锋队，之前的那种工业化只是一种“低端工业化”。
第二，更为发达的知识密集型生产实践，有能力通过竞争超越旧有的工业化，即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创造出相同的成果。
第三，在此前的那种福特主义工业化下，对半熟练工人的依赖，始终会导致出现另有一个国家可以提供更低廉的劳动力的情景，因此产生劳动力不断低廉化的“竞次”（a race to the bottom）现象。
第四，在新的生产模式下，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差异，将日益缩小。这是因为知识和创新成为所有经济部门发展的基础，如所谓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如精密制造业）、知识密集型农业（如精密农业），其主要创新源泉就是具体的知识服务。
上述四点原因导致此前理解的工业化及经济增长理论不再有效。很显然，替代性方案是在国家经济中使新兴高端生产实践——实验主义的、分散化的知识密集型生产活动——得以彻底化与普及化。然而，昂格尔马上强调，当前的困难在于，在世界范围内目前的实践中，高端生产实践仅以“孤岛式先锋主义”的形式存在：例如，虽然在工业领域有硅谷这样的网络信息行业先驱，在服务业有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在农业中有精密型科学农业，但在任何经济部门里，这些高端生产实践都仅局限于狭隘的边缘地带，仅包含一小部分人群。
即使在当今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中，“孤岛式先锋主义”也是一种常态。昂格尔指出，“知识经济”局限于孤岛状况，是当前世界经济停滞与大规模不平等得以出现的最为重要的根源：之所以是经济停滞的原因，是因为最具生产性的实践仍狭隘地局限在生产系统中的某些领域里，由此阻碍了更大范围内的生产力的提升；之所以是经济不平等的原因，是因为这种实践加深了经济的先锋队（如技术精英、创新天才）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这里的落后者，昂格尔指的是衰落的大企业的工人、技术和组织落后的小企业的雇工，包括家庭企业经营者，等等。
当然，昂格尔绝不是说，应当去抑制技术进步和创新才华，以一种“不患寡，患不均”的态度打压当前的知识经济实践，以便拉平不均衡。昂格尔追问的是，如何能实现迅猛的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对于多数人的全面发展直接有利？就此而言，当今世界各国盛行的二次分配方案，如累进税制和再分配性社会分红等校正方案，由于受限于经济停滞和不平等得以产生的既有经济社会政治结构，远远不够充分。
不过，昂格尔也并不是说，那些旨在实现分配正义的社会政策方案没有意义。他要说明的是，这些社会政策方案必要但不充分：它们是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应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补充，但不能成为后者的替代。当代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大谬误正是，他们以二次分配的社会政策方案代替了一次分配的经济社会制度改革。二次分配的社会政策的价值不在于它们能否消除眼下的不平等，因为最有效的方法只能是改革经济和社会制度。它们的真正作用应当在于，投资于人以及人的能力发展，给予人们有保障的利益和权能，保护他们能够应对不断变革的周遭环境。只有这样，二次分配的社会政策方案才能对一种有效的经济社会改革方案产生效益，这种改革方案就是以惠及更广泛人群和更具社会包容性的方式推进高端生产实践，即建立“包容性先锋主义”。
昂格尔主张，为创建这种创新性经济和一种收益面广泛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辩证地沿着两个方向实施改革：一方面，为包容性的高端生产实践建立基础，另一方面，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基本保障，使任何人都不必依赖于任何具体的工作也能享有便利且普遍的保障。由此，我们能够兼备彻底的灵活性（选择的勇气、能力和机会）与经济上的安全（普遍的基本保障）。
二 金融与劳动制度改革
昂格尔所谓为包容性先锋主义建立基础，其制度方案主要是针对金融与劳动制度的改革。对于前者，昂格尔提出，关键在于金融应按照确保它能为社会生产服务的方法加以组织，不能允许金融为自我服务，如出现美国金融危机时的那种“金融自我肿胀症”，必须“让金融成为好的仆人而不是坏的主人。对于后者，昂格尔指出，特别需要避免使绝大多数劳动者陷入“不稳定雇佣与彻底的经济不安全”的境地。
就金融制度改革来说，昂格尔认为，在当前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下，金融自我膨胀，这使公司的生产体系主要靠留存利润进行再投资，银行和股市中的大部分资本与生产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结果是，不论经济形势好坏，金融都不受影响，且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更具破坏性。中国的情况是，大银行与国有企业有更紧密的关系，并实施强制性投资战略——这正是昂格尔所说的“用数量方法解决质量问题”。中国很幸运地拥有很高的储蓄水平。原则上，高储蓄水平是一种稀缺资源，它使得国家能够不单纯依赖金融资本的利益。然而，高水平储蓄率仅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方法贯通储蓄与生产，即延迟消费且进入生产性投资的渠道，仍然不足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昂格尔认为，这正是中国当前发生的情况：资本要么藏而不露，要么流入影子银行体系（影子银行体系是缺乏监管的无序状态，有助于填补正式银行机构不足形成的空白，但是也加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
因此，昂格尔提出，必须重新组织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国家应在政府与企业的中间层面进行组织，如推动建立自主管理的风投基金，以便推动庞大储蓄资本进入生产性投资的渠道，并防止其流入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同时，政府需要推进资产市场的深化，使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能够获得本国货币的信贷支持，从而保证国家经济相对于国际资本市场的独立性。针对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昂格尔指出，当前欧美流行的实践是一种“监管二元主义”，即在政府保险作为担保的金融机构采取强监管措施，而对所谓市场自发形成的金融机构采取一种基于自治主义的弱监管，这就导致了市场上很容易产生逃避监管的金融机构，眼下需要改革监管二元主义。不过，昂格尔也说明，这种改革虽然紧迫，但却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根本性任务依然是前述的促使金融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的创新举措。
就劳动制度改革而言，昂格尔认为区分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非常重要，前者为后者的努力确定一个方向。长期目标关注的是知识经济的潜力，集中体现在人与机器关系的塑造上。在福特主义工业化生产中，工人只是亚当·斯密别针厂和亨利·福特装配流水线上一个组成部分，不断地进行着重复劳动，就像机器一样。知识经济有潜力从根本上改变工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人已经学会如何用算法公式来表达那些可重复的工作，并且能够把这些公式具体化在机器设备中，因此机器要做的工作就是为人类去完成那些人类已经学会了如何重复的事情，从而使人类有可能将他们最重要的时间资源用于那些还没有学会如何重复的工作，这样能够使人变得更为强大。昂格尔强调，人类不能被等同于机器。机器变得越来越灵活和复杂，但人类的操作先于机器，人类从事那些不可重复的、需要想象力的工作。如果说，人的思维里的确有一部分接近于机器，即按照已发现的规律从事重复的工作和思考，那么，想象力就是人的一种“反机器”的特质：超越那些所谓规律和框架去探索新的事务。
知识经济的创造力就应当体现在将人的机器属性与“反机器”属性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结果是促进人的更全面充分的发展。昂格尔指出，上述长期目标不会在劳动力被买卖、仅有少数人能使用公共资本、私人资本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对劳动者行使专制的经济体制中得以实现。在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相信，雇佣劳动只是通往自由劳动的一种暂时有效的过渡形式，它们将必然随着时间推移而被自由劳动的更高形式所取代，即合作与自我雇佣。昂格尔提醒注意：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属性就是买卖人类劳动，社会主义必须把解放劳动者作为它的方案的一部分，并且创造一种经济生活形式，停止雇佣劳动作为自由劳动的主要形式。无论如何，要实现这种长期目标，需要财产权和合同体制的逐步变革、人与机器关系的逐步改变、合作和自我雇佣对雇佣劳动的逐步取代。
而短期目标需要特别关注这样一个现实问题：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陷入“不稳定的雇佣与彻底的经济不安全”的境地。昂格尔指出，在当前世界那种孤岛式知识经济格局下，经济的先锋队有能力从事不重复的、充满想象力的工作，而把那些重复的生产过程外包给欠发展地区和国家的人们。例如，加州的高技术产业区的少数人实施发明、设计产品和提供服务，将所有可以重复的生产过程和组成部分进行商品化或常规化，然后将其分配给世界其他地方——这些地方的廉价、低技术能力的劳工能够满足这种重复性、技术含量低的工作要求。昂格尔总结，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简单组成部件，工人越来越多地被迫从事不安全、临时性的工作：他们不但面临本国本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更面对世界其他地方提供更廉价的劳动力的竞争。必须要有一个方案去阻止这种情况，使包容性先锋主义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使这种劳动关系中能产生增加工人收益回报的条件。昂格尔提出，就当前许多国家和地方的恶劣劳动制度而言，需要特别确立两项制度改革原则：其一，要么使工人自组织起来产生自己的代表，要么通过法律实施直接保护（如法定工会），总之应避免让工人直接面对资本的压力；其二，建立确保同工同酬的法律制度，不得在临时工与正式工之间形成收入上的歧视。
三 基本收入与教育制度创新
与劳动制度改革最重要的一个相关关注点是，不得使越来越多的工人跌落到依附于某个具体工作的状态，这样才能逐步为包容性先锋主义奠定基础。那么，如何为每个公民提供基本保障，使他们能积极投入建设包容性先锋主义的创新彻底化过程中？昂格尔强调了他对“普遍性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理念的支持，认为应当通过制定这种制度而为每个公民提供一种资源和权能的基本保障。
基本收入理念的制度实践相当多样，例如，可以定期给予每一个公民无条件的基本收入，也可以在每个小孩出生时为他/她建立一个储蓄账户，供其在创业或者成家或求学时使用。但是，昂格尔补充，任何此类制度都可以根据其存在的制度环境而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对于西方当今的社会民主主义而言，没有经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方案，因此基本收入制度成为了结构性改革的替代物。而对于包容性先锋主义的建设方案而言，基本收入制度可以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昂格尔重新强调，彻底化的创新需要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即确保个人不至于因周遭的持续创新变化而失去安全感。因此，在推动彻底化的创新的进程中，每个公民都必须有所保障，不至于为了创新而永远处于风险之中。这正是基本收入制度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内容对于包容性先锋主义的意义。
包容性先锋主义还要求一个创新性的教育体系。昂格尔的思考分为两个层面：教育的运作制度与教育的内容。关于教育的运作制度，昂格尔认为，在一个体量庞大的国家里，基本任务是要兼顾按国家标准实施的投入和质量规定与地方对学校的实际管理。教育的目的是，保证接受教育的年轻人不依靠其偶然的出生也能获得一定质量的教育。因此，教育投入和质量标准一定需要国家统一，而实际管理则需要因地制宜。昂格尔指出，为兼顾国家标准与地方管理，需要设置三个制度工具：首先是国家的评估体系，即学校绩效测评体系，在学校之间开展考核比较，以便于了解具体问题以及推动实施改革；其次是面向贫困地区的再分配制度和人才流入机制；第三是选择性干预的程序机制，即当某个地方学校一再无法满足最低质量要求时，应当有暂时接管这所学校、对它进行改革的方法。这些教育改革的实际工作需要有机构来负责执行，但不能仅依赖于官僚和教育企业家，需要大量的教师参与行动——用昂格尔的话说，教师是国家的教育先锋队，他们应该成为国家解放方案的共同实施者。
关于教育的内容，昂格尔提出可以分为一般教育与技术教育两个方面。（1）一般教育强调的是：第一，教育必须把培养思想能力或思想技能作为首要任务，而不是传授知识或内容。特别需要综合培养技能与想象力，即奇思妙想的能力与分析和综合的能力；第二，由于这些能力不能在真空中存在，所以需要一定的教育内容。必须有选择地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拓展，围绕这些方案系统地组织教案。但这不是围绕一本具体的百科全书来组织教育，而是给予学生尽可能多的接触各类知识的机会；第三，应当在教育中倡导合作和社会性互动，即教师之间、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校之间的合作；第四，在教育理念中强调思辨，即每一门课程至少应该教授两次，从正反两个角度进行教学，这是促进思想解放的唯一方法。
（2）技术教育强调，必须聚焦于高端经济中的技术教育，而不是传统职业所要求的工作培训和操作机器的技术。后者是从德国传播到全世界的一种旧的职业培训模式。应该关注高端能力的培养，即那些既具有通用性又具备灵活性、既有实用性又有抽象概括性的能力。昂格尔指出，在旧式的一般教育和技术教育模式中，两种教育是完全不同的理念：在阶级社会里，一般教育培养的是精英，而技术教育培养的是工匠；但是在包容性先锋主义的改革方案里，两种教育拥有共同的特质，是一个连续体，技术教育理念只是一般教育理念的拓展。因此，在这种新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民、培养有能力行动的思想。昂格尔认为，这是实验主义道德或者心理学的维度，是实验主义的彻底化和深化。这种教育方式不能容忍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格。它要求从一开始就培养一种高能的人格，崇尚反叛而不是服从。
在此，昂格尔反复强调“教育”所具有的一个最大的歧义：教育并非是为了使我们更有能力在既有的世界中活动，而是使我们更有能力去超越这个世界并且改变它。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或多或少含有这种歧义，我们要做的是正视这种歧义，然后推动制度创新去实现其中的超越。这是一种“赋力”（empowerment）的理念。
四 迈向高能的民主体制
昂格尔强调，推动创新性知识经济的彻底化和普及化，即建立普惠式的和包容性的先锋主义，是当今世界走出发展困境的替代性经济方案。这种方案无法通过社会政治革命的方式一蹴而就，只能在具体的问题面前，一点一点地实施制度创新。但是，这种点点滴滴的制度创新又不能蜕化成对既有制度框架的固化，于是要求一种高能的民主体制，一方面以此确保制度创新本身是以培育社会和个人能力为目标，另一方面保证能够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参与，不断实施创新。如同昂格尔一再提及，不断创新的境况容易使人产生不安全、不稳定的感觉，因此必须通过基本收入以及其他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建立最根本的安全感，必须通过金融制度的改革给予个人参与实体经济领域的创业以有力和便利的支持，必须通过劳动制度的改革将知识经济领域的那种灵活而平等的就业理念及制度推广开来，必须通过教育体制的改革培育以创新为业的社会文化。
高能的民主体制强调上下互动和广泛参与。
它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的力量或者其他任何自发权力，而是需要以二次分配的社会政策方案来缓解收入不平等、发展不均衡的危害；它更需要加强国家在打破既得利益阻碍方面的权能：（1）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在一次分配上实现公平和正义，使普通人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能力去接触对于发展有益的资源、资本和数据；（2）推动彻底的民主实验主义，以保障普通人的丰富多样的探索来维护每个人的自主性和基于自愿的合作。所以，在当前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不断陷入否定性政治的困境之际，有必要探索如何创新制度设计，使政治体制中的“否定点”转化成为不同利益主张和理想相碰撞进而推动制度框架发生变革的制度性契机。这个思考也就是昂格尔在他早期著作中提出的建立一种变革性宪制，即“否定结构的结构”。当前，中国在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深化体制改革，昂格尔的这些思考正可以提供有益的启发。
本文发表于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主持出版的学术刊物《公共政策研究季刊》2018年第4卷第1期。这次访谈的大部分内容近期已由《文化纵横》（2018年6月号）刊发，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