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中印关系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关注；其中，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印边界问题不仅是涉及中印两国核心利益的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同时也是国内外学术界持续关注的学术课题，而相关学术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深受冷战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学者的研究也力求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家利益。
印度和欧美学者（主要是英美学者）的研究，根据其论著发表的时间段、主要研究内容、档案文献的利用程度以及相关论点和结论，大致可分为三个较为明显的时期和三个主要的流派：从1950年代中后期到1970年代初期，主要是“传统学派”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从1970年代初期到1990年代中期，国外学术界有相当一批学者依据档案文献进行研究，挑战传统派学者的观点，形成“修正学派”，并逐渐主导这一问题的研究；从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在印度和英美的研究中开始出现“后修正学派”，在相关论点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相当数量印度学者的研究从不同的视角，重新论证“传统学派”的论点和结论。
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开始主要体现在官方编撰出版的相关著作中，其内容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领导人传记或外交思想、西藏问题以及国际关系史等论著中；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国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更趋向于学术化，其研究特点也较为明显。从研究领域看，部分学者主要关注1947年印度独立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中印关系和中印边界问题，其中以英俄在中亚和西藏的争夺与中国边疆安全、英国对西藏的侵略、中印边界争端的缘起、中央政府同西藏的关系及西藏的历史地位等议题为研究重点。另一部分学者则重点探讨1947年以后的中印关系和中印边界问题，研究议题和研究视角更为开阔。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分学者开始借助于国内外新近解密的档案文献，利用国际史的研究方法，以中印边界问题为重点，探讨影响1947～1965年中印关系发展变化的诸多因素，成果丰富；很多研究课题属于学术前沿，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一 “传统学派”及其主要论点
从1959年开始，随着中印边界争端的公开化，印度学者开始发表大量的论著，探讨中印边界争端和边境战争的起因，重点论证印度所主张的中印边界线，特别是“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由此形成了中印边界问题研究中的“传统学派”，在国际上产生了有利于印度主张的政治上及舆论上的重要影响。综观印度传统派学者的研究论著，其主要观点呼应印度政府当时的立场，坚持中印边界是经过传统、习惯、地理特点及条约所确定的边界线；在中印关系上，认为中国“背叛”了印度的“友谊”，因为中国不但没有感谢印度承认新中国政权、放弃在西藏的特权、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调停朝鲜战争、邀请中国参加万隆会议，反而向印度提出领土要求，挑起边界争端，最后对印度发起战争。为此，印度学者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著，以证实其上述基本论点。在文献资料上，印度传统派学者主要利用印度政府公开出版的《白皮书》、《尼赫鲁论中印关系》以及《中印两国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等资料，同时也利用英国印度事务部、相关历史人物以及尼赫鲁政府中参与决策的人员的回忆录等。这一时期印度学界代表性的著作包括：贾 殷 的《潘查希拉及其以后：西 藏 叛 乱 背 景 下 的 中 印 关系》，查克拉瓦蒂的《中印关系》、《印度对华政策》以及《印度北部边界的演变》，巴尔加瓦的《东北边境特区的战争》，瓦尔马的《争夺喜马拉雅山》，卡 尼 克 的《中国入侵的背景与后果》，巴特的《中国与印度》，拉奥的《重评中印边界》，乔里的《印度、中国和缅甸的边界》、《中国对东北边境特区的入侵》和《中国对拉达克的入侵》，查特尔吉的《印度的陆地边疆》，苏尔雅·夏尔马的《印度的边界与领土争端》，梅赫拉的《麦克马洪线及其以后》等。除出版著作外，这一时期印度传统派学者还在各种刊物上特别是在英美的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
印度传统派学者首先从国际法的角度，集中论述印度主张的边界，特别是“麦克马洪线”的所谓“合法性”。在这方面，夏马尔的论文“印中边界争端”和 Ｋ．Ｋ．拉奥的“中印边界问题与国际法”最具代表性。夏尔马和拉奥的研究及其论点被印度学者和西方学者多次引用，在当时影响甚广。夏马尔的论文发表在1965年1月份的《美国国际法杂志》上。时任印度法律研究所教授的夏尔马从六个方面论证印度对中印边境争议地区领土主张的“合法性”。他所提出的法律依据包括：与协议相关的权利要求，与历史所有权相关的权利要求，与默认和禁止反言相关的权利要求，与情形变更相关的权利要求，与政府更迭相关的权利要求，等等。夏马尔强调，中印边界东段的边界线，是由西姆拉会议以及1956年周恩来同尼赫鲁的谈话所确定的；中段边界线是由1954年的《中印协定》所确定的；而1684年和1842年的条约则确定了西段的边界线。夏尔马声称，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国家”，而且是得到中国承认的“国家”，因此在西姆拉会议期间拥有缔结条约的权力。英国虽然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但这并不影响西藏签订《西姆拉条约》的权力。至于印度的边界，夏尔马甚至还指出，早在公元前1500年，印度的北部边界就已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脊。因此，“当代国际法的所有原则，无论是单独考虑还是综合考察，都显然证实了印度对中国所主张权利的那些地区拥有持续的专权”。
拉奥当时担任印度外交部法律顾问，他的重要论文“中印边界问题与国际法”发表在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前的1962年4月份的《国际法暨比较法季刊》；１９６３年，拉奥在该刊物上又发表了“中印边界问题：某些相关的法律层面问题的研究”一 文。印度国际法学会 （在1963年还出版了拉奥的《中印边界问题与国际法》单行本。拉奥的这些论著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影响。拉奥认为，印度的领土主张是基于以下原则：其一，印度同这些地区的密切往来以及拥有这些地区的历史权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其二，印度北部边界同国际法有关自然边界和分水岭的原则及实践是一致的；其三，条约和习惯都明确显示，中国和印度是接受这些边界的，在中国开始对边界提出领土主张并进行“侵占”的时候，印度已公开对这些地区实施主权；其四，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对印度、西藏和中国都具有约束力；其五，中国承认过印度所宣称的中印边界线。
印度传统派学者基本赞同夏尔马和拉奥的论证和观点。辛格在“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一文中强调，“麦克马洪线”遵循的是“现存的传统边界”。查克拉瓦蒂在《印度北部边界的演变》中认为：“尽管没有特定的条约安排，但分开两国之间的山脉，其分水岭便构成了边界。”为此，他强调了以下三点：（1）印度北部边界是几个世纪以来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2）尽管边界的各段在英国统治印度之前业已成为传统边界线，但边界的其他部分呈现出目前的走向，则是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受到来自中亚地区新的威胁之影响的结果，同时也受到英国当时新的安全思想的影响；（3）最高山脊的分水岭原则，是为了政治目的对边界进行的合理描述。因此，“印度所主张的这些原则，是符合国际法及其实践的”。对中方所强调的“麦克马洪线”及《西姆拉条约》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的论断，查克拉瓦蒂甚至指出：“根据国际法，特定的边界究竟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还是侵略的结果，这两者之间是不相干的。”而《西姆拉条约》“是自愿谈判的协定，麦克马洪线是在详细考察地理、历史以及人种等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划定的。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司伦夏札或达赖政府违反自己的意愿，而被迫接受了这个协定”。
在论证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合法性”之后，印度传统派学者有关中印边界战争责任的结论自然就不言而喻了，并在这方面同样出版了大量论著。他们认为，中国主要是出于各种动机发动边境战争，这些动机包括：削弱和羞辱印度，赢得对印度的战略优势；教训达赖喇嘛；打破印度不结盟政策的神话；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在亚非国家中孤立印度；通过打击印度转移国内矛盾；迫使印度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反击印度的“前进政策”，占据有利的地势实施军事打击；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警告所有邻国特别是苏联，中国将会用战争手段解决领土问题，同时加强其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和南亚次大陆抗衡苏联的地位。
在评价尼赫鲁外交政策方面，印度传统派学者普遍认为，尼赫鲁推行的是典型的均势外交政策，其不结盟政策的核心，一是远离冷战政治，二是要推进战后非殖民化运动。他们还强调指出，尼赫鲁对国际形势的评估、对印度安全形势的认识以及获取政治和外交支持的具体措施，都是“极其正确的”；历史将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所推行的政策或许是最好的”。
别值得提出的是，印度传统派学者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利用语言方面的优势，在印度国内发表和出版相关的英文研究论著的同时，还在西方国家的学术刊物上广发“研究”论文，制造声势，力图在中印边界问题的国际舆论方面，赢得有利于印度主张的话语权。这些出版物既包括知名学术刊物，如《国际法暨比较法季刊》、《美国国际法杂志》、《当 代 史》、《中 国 季 刊》等等，也包括一般性的政治经济类杂志，如《环球》、《国家地理杂志》、《远东经济评论》等等。从实际效果看，印度传统派学者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一时期也有个别印度学者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派学者的论点。例如，海姆萨特和曼辛格在《现代印度外交史》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论述和分析了中印关系的演变、边界争端和战争、尼赫鲁对华政策的特性等问题。他们强调指出，中印双方直到1950年代都尚未对边境地区行使连续的行政管辖，也都没有为各自主张的边界提出无可置疑的证据。
从1950年代开始到1970年代初期，西方学术界（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印边界问题时，同样是传统学派的论点占主要地位。导致这种学术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冷战对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对有关敌对阵营之社会文化、历史等问题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另一方面，经印度政府有选择的歪曲以及误引的、使之有利于印度主张的文献资料的公布，同时也有印度学者基于上述文献的、以英文出版发表的研究论著的影响。英美传统学派在主要问题上同印度学者的观点基本相同，其代表性论著包括：费希尔、罗斯和胡腾贝克的《喜马拉雅战场：中国和印度在拉达克的争夺》、冯·埃克伦的《印度的外交政策及其同中国的边界争端》、罗兰多的《印中关系史》、帕特森的《北京对抗德里》、沃森的《中国的边界》、欣顿的《国际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布雷切尔的《印度与世界政治：梅农的世界观》等。此外，这一时期欧美学者也发表了许多相关的重要论文。
这一时期西方传统派学者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过度依赖印度方面的文献，其本身并不注重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甚至出现伪造文献出处的现象。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英国著名学者兰姆在1981年的一篇文章中曾明确指出过，将印度外交部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官方出版物中的引文注释，同英国外交部档案馆及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存的原件加以对照可以看出，印度的某些领土主张并未体现“历史的准确性”。兰姆进而尖锐地说：“我查对印度出版的文件越多，我发现其中存在的歪曲和误引就越多。”而印度的这些文件却被欧美学者不加辨别地不断引用。兰姆还不点名地指出一部由多位美国学者参加撰写的专著，其中就包括了上述错误；而“这些错误显然是由于他们引用的只是印度的官方资料，但在注释中却标注是来自英国的原档”。
另一方面，出于冷战的需要，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媒体也极为关注中印边界冲突和边境战争，在普通人中影响巨大的报刊如《时代》、《新闻周刊》、《读者文摘》、《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新共和》等等，都发表过相当数量的相关文章，其观点完全倒向印度，谴责中国的“侵略”，塑造了西方普通民众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基本认识。
鲁宾1960年在《国际法和比较法季刊》上发表了后来为西方和印度学界广为引证的长篇论文，较为充分地体现了西方传统学派的基本观点。在文献史料方面，鲁宾基本上还是使用英印政府及印度政府编纂公布的文件；在涉及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关键问题上，他提出了以下重要的观点：第一，英国和印度的主张比中国更为有力。鲁宾强 ，英国官员在1912年、1913～1914年期间被派往这一地区，并在1921年进行了人口普查。因此，“看起来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在这一地区建立过有效的行政管理……”另外，印度多年来沿“麦克马洪线”部署警力，这可能被解释为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公开宣示和行使权利的措施。第二，无法证实中国主张的合法性。鲁宾指出，在越过被印度视为其北方边界的时候，中国可能真正认为是在保卫自己合法的权利；中国的主张最终是否会被国际社会认定符合国际法，这将是一个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三，否认西藏同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联系。鲁宾认为，从人种和文化的角度看，喜马拉雅山麓的部落民既不同于阿萨姆平原的印度人，也不同于西藏人，尽管他们同西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印度宣示主权的根据更为充足，而中国所宣示的主要权利在国际法上是“不合理的”。
不过，鲁宾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上持较为客观的立场：其一，“麦克马洪线”并非印度所言是不容讨论的。鲁宾说：“显然，毫无疑问的是，即便是西藏在这一地区的南部边界可能被视为是确定的，但就中国方面的领土要求而言，这条线不可能是毫无讨论余地的，只要这些要求源自于中国的习惯权利。”其二，必须考虑中国同周边藩属的关系。鲁宾指出，如果过于明显倚重由英国同中国边界上的藩属国通过条约所确立的关系，而不考虑以下情形的话，那将是不明智的，这种情形就是：“除锡金之外，英国显然没有在边界地区的问题上直接同中国达成明确的国际约定，而且，中国也显然拒绝承认其藩属国所缔结的、没有中国参加的条约，而这项条约在法律上的目的就是要终止藩属国效忠中国的权利。”其三，支持中国对拉达克地区的领土和主权主张。鲁宾强调：“不论印度对这一地区主权的看法怎样，显而易见的是，西藏和中国不会由于没有宣示这些管辖权而放弃对这些土地的主张，而且宣示的实际模式将是复杂的，形式也会多种多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年来对拉达克某些地区的占领，尽管在政治上可能是不合时宜的，但从法律层面上讲，同印度控制这一地区的宣示是有区别的。”鲁宾进而指出，假如1870年的时候英国官员和克什米尔官员在管理商路的问题上认为不同中国方面进行商议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在1956年也会认为，自己修建通过拉达克地区中国境内的公路时不通告印方，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中国对这一地区领土主权的主张有着“有效的根据”。
在同一时期，另一篇重要的文章是奥拉夫·卡罗撰写的“印度北部边界的地理与人种”。由于卡罗曾经具有的特殊身份，这篇文章影响甚广，对后修正学派的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卡罗从1939年起担任英印政府的外交秘书，1946年担任“西北边境省”的省督，被后来的研究者誉为英印时代“主要的地缘政治思想家”。卡罗在文章中全面否定中国同西藏的关系。他指出，自从英国统治印度以来，在涉及印度北部边界的问题上，英印政府从来都是同西藏进行谈判的，而中国即便是参加此类的谈判，至多也是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卡罗强调，印度对喜马拉雅山南坡地区的占领是基于以下事实：从19世纪初期以来，这一地区的主要部落，如阿卡族、门巴族、达富拉斯族、米里族、阿巴族、內说龋?即υ谟⒐?恼?慰刂浦?拢??庑┎柯浯游丛谥泄?蛭鞑氐墓芟街?隆Ｖ劣凇奥罂寺砗橄摺保??奚踔辽?疲?泄?笔被蛑钡�1958～1959年的时候，并未就此提出过任何异议。
值得提出的是，即使在传统学派的观点占据统治地位的这一时期，西方学界也有部分学者客观地评价了中国处理边界争端的做法，对中印边界问题持较为中立的态度。例如，斯坦克强调，中印边界争端显示中国是在传统国际法的框架内伸张其立场的，中国领导人展示出自己对利用国际法以及国际法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愿意依靠国际法作为支持其主张的重要手段。因此，尽管边界问题被视为政治问题，但“北京强调问题的解决要依据以下两点法律或准法律上的考虑：其一，边界从来未经国际法认可的程序划定过；其二，中国对有争议领土的主张是基于诸如行政管理和官方记载的历史证据。与此同时，中国外交人士还巧妙地散布了一些非法律上的命题，即印度正试图按照英帝国主义活动的方式，在中国的南部边界通过展示武力来获取并强化其主张”。伍德曼在1969年出版的《喜马拉雅山边疆》一书中也指出，中印两国从边界争端到边境战争，两国的政策都存在问题，双方都负有责任，而妥协才能解决边界问题。
二 “修正学派”及其主要论点
1960年代后期，随着印度方面参与中印边界问题的有关人员回忆录的相继出版，特别是学术界对英国统治时期的档案进行整理和利用，从197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初期，欧美学术界和印度学术界相继出版了大量研究论著，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学派的论点和结论，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响应。
英国学者马克斯威尔的《印度对华战争》、兰姆的《中印在拉达克的边界》、印度学者古普塔的《中印边界的真相》等重要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印边界问题研究的“修正学派”的出现。修正派学者在有关中印边界的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上，诸如西姆拉会议及“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西藏的历史地位、尼赫鲁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中印边境战争的责任等，文献源的利用更为丰富，评价更为客观，或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特别是，在论及中印边界冲突的责任时，修正派学者或突出强调尼赫鲁的政策是边界冲突的根源，或认为中印双方都负有各自的责任。
实际上，修正学派的观点在1960年代已初见端倪，兰姆的研究在当时就具有代表性。兰姆通过对英国外交部、印度事务部等档案文献的研究，陆续出版了《中印边境：边界争端的缘起》、《麦克马洪线》等著作，并在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系列论文①。在这些论著中，特别是在其两卷本的《麦克马洪线》中，兰姆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论点：首先，关于西藏的历史地位。兰姆强调，西姆拉会议召开之时，国际上没有一个大国承认西藏的独立；英国也从未正式否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而是承认西藏“在政治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其次，关于《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的问题。该条约集由英属印度外交部副秘书艾奇逊主编，全称为《印度和邻国的条约、契约、证书集》，简称《艾奇逊条约集》，初版在1929年出版。兰姆发现，1929年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中所收录的1914年3月24日和25日英印政府同西藏当局的照会，并没有附加地图，而《西姆拉条约》当时之所以没有发表，“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批准”。最后，兰姆强调，直到1947年，西藏当局还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平原地区行使权力。“绝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独立的印度政府坚持在1912～1914年的虚幻所得，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正是自己目前困境的根源所在。其原因就在于，尼赫鲁先生在宣称自己致力于同共产党中国友好、和平共处的政策的同时，却固执地坚持那些在中国人看来起码表面上还象征着英帝国主义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照会，这是20世纪的一个神话。”因此，兰姆的重要贡献在于，激发学者在利用档案文献时要明辨其真伪，而不是单纯地使用经过印度政府修改过的资料来进行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
马克斯威尔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使用了当时研究者难以获取的印度官方内部文件，彻底颠覆了传统派学者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基本观点。马克斯威尔认为，中印边界争端的核心在西段，中国在东段虽然从未承认过“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但考虑到两国关系以及边界的实际控制等因素，愿意在其基础上进行谈判，并希望把东西两段边界放在一起考虑，即印度在西段也做出相应的让步，承认中国控制阿克赛钦的合法性。但尼赫鲁政府则坚持中印边界已划定、不容任何谈判的立场。针对印度的“前进政策”，麦克斯威尔指出，这一政策就是要通过控制中国的据点和迫使中国军队撤出，以达到将中国“清除”出印度所主张主权的土地。在印度推行“前进政策”的背景下，中印边界纠纷导致冲突、最后走向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斯威尔在其随后的一系列研究中都坚持认为，所谓印度遭到中国的“无端侵略”，完全是印度自我安慰的一种神话。他强调说，中印边境战争完全可以避免，边界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的责任在于印度，是尼赫鲁政策的必然结果。印度的对华政策把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边界争端推向了战场；如果印度继续推行这一政策，战争可能还会重演。
古普塔对修正学派的形成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对有关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的英国档案文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古普塔到伦敦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查阅相关档案和资料。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古普塔发现为印度政府、印度学者以及西方学界反复引用，用于证明印度领土主张之“合法性”的许多重要文献，居然是经过英印政府及印度政府精心修改过的，特别是《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版本。有关两个不同版本的《艾奇逊条约集》，早前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但一般认为这件事本身并无任何秘密可言。古普塔考证后认为，有关西姆拉会议的条目，在第14卷1929年的初版中，并未提到英藏秘密协定，也未提及“麦克马洪线”，只是对西姆拉会议作了简短的说明。而1938年再版的第14卷，则对涉及上述问题的条目进行彻底修改，增加了“麦克马洪线”的内容及地图。但这个修订版仍将出版日期印为1929年，收回并销毁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1929年初版。1971年，古普塔在《中国季刊》杂志上发表了“麦克马洪线，1911～1945年：英国的遗产”一文，公开自己的发现，并由此丰富了兰姆此前的论证。古普塔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著，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中印边界秘史》。他强调：“自1959年以来，（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力图宣传关于印度边境直达昆仑山脉的神话。这样，印度从英国时代继承下来的真正遗产对公众就成为秘密。而灌输给他们的错误观念，就只有印度的边界是明确划定的，中国人在1962年蓄意侵略了印度。”古普塔以英国的档案阐释道，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要求缺乏依据，其东段的边界主张缺乏合法性，西段的边界主张也不具备法律依据，即没有条约和传统习惯线支持其主张，即使分水岭原则也不能支持印度的领土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古普塔在这些论著中强烈批评印度政府在涉及中印边界问题的文献资料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他强调指出，印度最高当局在有关继承英印政府之边界遗产的问题上，歪曲历史纪录，由此必然导致无视关键的史实与事实，特别是有关中印边界的西段。古普塔指出，尼赫鲁在1959年以前还愿意就西段同中 国 进 行 谈 判，但是在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司长戈帕尔“挖掘”英国档案后，尼赫鲁的态度则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进而相信印度在历史上对西段也有充分的主权要求。对此，古普塔质疑道：“究竟戈帕尔在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中发掘出哪一类的证据，从而证实印度对阿克赛钦也拥有主权，这至今仍然是个谜。”古普塔甚至建议，印度议会应成立专门委员会，详细调查外交部历史司在歪曲史料方面的责任。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是修正学派的突出特点。1980年代以来，兰姆、马克斯威尔和古普塔的研究得到学术界的积极响应。尽管相当一部分学者仍倾向于印度，但多数学者在史料的选择和辨析、研究的视角、结论等方面都明显受到修正派学者的影响，同时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Ｄ．Ｋ．班纳吉的《中印边界争端》、拉尔的《阿克赛钦和中印冲突》以及拉贾戈帕兰的《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拉贾戈帕兰在较为系统地利用印度方面的资料后认为，印度决策者决定以武力将中国军队“赶出”，主要是由于印度决策者相信：其一，对印度“前进政策”的实施，中国只是在西段有争议的地区采取行动，在东段则不会如此；其二，中国当时面临着内政外交方面的严重问题，不会向印度发起进攻；其三，印度在东段的军事力量要强于中国。印度决策者由此相信，印度可以放手采取局部的行动，而不会冒导致冲突逐步升级之风险。拉贾戈帕兰分析说，中美敌对关系和中苏之间正在出现的分裂，使印度相信可以通过同两个超级大国建立非正式的以及互不冲突的关系，以形成对中国的威慑。但是，这并非印度方面精心策划的政策，尼赫鲁也未意识到中苏分裂的程度。当苏联暂时搁置其同中国的分歧，以便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获得中国支持的时候，印度的威慑态势就崩溃了。更为糟糕的是，印度并未意识到这种威慑态势的崩溃。印度军队的部署反映出一种政治信念，即不可能同中国发生全面的敌对。因此，印度政策的失败是以开始与中国的敌对为标志的，而非印度在战场上的战败。拉贾戈帕兰还特别强调，古巴导弹危机在促成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决策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关中印边界争端的后果，印度修正派学者指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冲突绝非不可避免，至少可以不用诉诸战争。乔普里认为，1950年代中期，如果中印两国进行更多的协商，而不是采取单方面主张和行动的话，中印关系的进程将完全不同。在东段达成对印度极为有利的协议的可能性很大，但这个机会失去了。尽管周恩来决心达成某种协议，但遭到尼赫鲁的拒绝。桑杜虽然也认为是中国策划并首先发起战争，但印度的责任则在于它刺激中国发起战争；印度的“前进政策”在中印关系恶化方面负有一定的责任。尚迪雅在1998年出版了《1962年印中战争》，该书以“麦克马洪线的真相与‘中国1962年侵略’的事实”作为该书的副标题，抨击尼赫鲁及其政府的本质是“反动和独裁的政权，代表着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尼赫鲁政府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一直力图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忠实伙伴”，这才是导致中印边境战争的真正原因。
在印度学界其他较为重要的研究中，任嘉德（1987～1991年任驻华大使）和卡纳认为，在中印两国从友好走向冲突和战争的进程中，关键因素是双方的错觉和误解；中印双方对战争和双边关系的恶化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很难说谁是边界争端和边境战争的受害者。中国对印度的战争同中苏关系的恶化和破裂、中国国内的权力斗争密不可分，在很大程度上讲，对印度的战争是上述两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对美苏的战略和策略首先在对印关系中得以验证和实践。他们着重考察了中苏关系的变化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指出从1959开始苏联就关注中印关系，苏联所采取的中立立场，是促成中苏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强调，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有关国际政治的观点，表示了强烈而坚决的反对，这对印度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同印度的友好关系，表明所有的错误都是苏联引起的”。中国特别想向苏联显示：印度的不结盟是一个神话，印度实际上已经是西方阵营的追随者，因此苏联同不结盟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是错误的。
这一时期的印度修正派学者也极为注重研究方法，力图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中印关系和中印边界问题。查图尔维迪试图把中印关系置于国际体系中加以考察。杰特里在从印度国内政治，特别是印度议会的作用来考察1947年以来中印关系的演变。她强调了印度议会内不同政党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主张，特别是反对派与政府的关系，由此论证尼赫鲁并不能完全对外交政策的失误负责。布塔尼则分析了“政治文化”的影响，认为两国冲突的根源在于政治和文化上的冲突。哈扎利卡突出了地缘政治、印度战略、中印关系和边界问题的相互作用。斯里·夏尔马使用政治学的方法，对战后中印关系的演变以及中印边界问题对中印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穆尔蒂使用决策理论，论述了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各种主张，不仅分析了每一种方案对于印度的利弊，也评估了中国接受各种方案的可能性。普拉桑塔·古普塔则研究中国的“信念系统”与中印关系之间的互动和关联。他突出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毛泽东的政治理念对中国外交特别是对印度政策演变的影响。同时，普拉桑塔·古普塔在研究中并未持特定的立场，而是客观地分析了1949年以后中印关系演变过程中诸如“不相容”、“友好关系”以及“敌意”等关键因素，是如何影响和主导中印边界争端的发展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坚持传统学派观点的印度研究者仍不在少数。他们特别强调中国发动边境战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并再次试图从国际法的角度论证印度主张的合法性，如拉奥的“中印边界争端的法律问题”一文。这一时期体现传统派论点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印度国防部在1992年公开发表的《1962年同中国冲突的历史》。该书完全无视印度政府歪曲史料的事实，更无视修正派学者的研究成果，继续攻击中国的政策特别是中国对西藏以及对中印边界争端的政策，为印度的领土主张以及尼赫鲁政府的政策辩护。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担任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班纳吉在其回忆录中也强调，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使毛泽东相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应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应从赫鲁晓夫转到毛泽东。为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最先关注的地区就是亚洲和非洲那些同中国有着相同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国家，首要的目标就选择了地理位置最靠近中国和最有影响的最大国家印度。班纳吉进而坚持认为：“进攻和颠覆是毛泽东的战略的第一步，如果印度垮台了，印度共产党将夺取政权，亚洲其他国家将会纷纷效仿这一模式。”
这一时期欧美学者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体现了修正派学者的特点，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有所创新。韦尔兹伯格的《外交政策制定中的错觉：1959～1962年的中印冲突》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印度在 1959～1962年对华政策决策过程所形成的错觉及其原因。惠廷的《中国威慑的谋算》、霍夫曼的《印度与中国的危机》和高龙江的《持久的竞争：20世纪中印之间的对抗》等著作，都力图使用历史学、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等学科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中印关系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边界问题上的争端。在这方面，高龙江的研究具有典型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高龙江从中印两国对西藏的争夺来分析边界争端的缘起，特别强调控制阿克赛钦的重要性。高龙江指出，尼赫鲁坚持认为，印度的边界早在英国到达南亚次大陆之前，就为习惯及传统的管辖所确定了；与此同时，保持西藏的“自治”地位以及减少中国在西藏的军事存在，是1950年以来印度的主要目标。尼赫鲁显然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后勤保障方面的困难，并希望这些困难可以限制中国在西藏的军事存在。尼赫鲁或许希望，通过在阿克赛钦向中国施加压力，或最好能迫使中国从这一地区撤出，这将会增加中国经济及后勤供应上的困难，使中国能“明智地”继续保持西藏的“自治”。更为重要的是，切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供给线以及增加军队的困难，这是尼赫鲁想把中国赶出阿克赛钦的关键因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尼赫鲁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所支持的对西藏的隐蔽行动视而不见，因为他肯定期望，这样的行动或许能迫使中国对印度的上述要求做出让步。在高龙江看来，中国决策的原因更为简单，因为中国决策者相信，尼赫鲁切断阿克赛钦道路的意图，就是要迫使解放军退出西藏，以此鼓励西藏的分离主义。尼赫鲁在阿克赛钦问题上的强硬要求，是中印边界争端的关键。
另外，国外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同类课题时，还从战争史的角度出发，将重点放在中国如何使用武力来处理和应对诸如边界争端这些重大的周边危机。这方面的研究如西格尔、埃勒曼、斯科贝尔、麦克戴维特、李小兵等的论著，都突出了这样的主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和海外华裔学者还出版了有影响的英文论著，为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的声音做出了贡献。这些论著或利用档案文献，或从国际法的角度，研究中印边界争端的缘起、进程及影响，如邹念祖的《中国与国际法：边界争端》、刘学成的《中印边界纠纷和中印关系》、钟建平的《国内政治、国际交涉与中国的领土争端》、戴莹琮的《康边与西藏：清朝前期的帝国战略》、刘晓原的《普天之下的重塑：革命、战争与20世纪中国的边界》、王修原的《中国最后的帝国边疆：晚清在康藏地区的扩张》，等等。
这一时期学界对中印边界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主要是从中苏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导致中苏分裂的原因的视角，利用俄罗斯解密的档案，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中国的文献资料，分析和研究中印边界冲突和1962年边境战争。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有普罗祖门什科夫的“1962年10月的中印冲突、古巴导弹危机和中苏分裂：来自俄罗斯档案的新证据”、拉琴科的《天有二日：1962～1967年中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吕德量的《中苏分裂：共产党世界的冷战》，等等。他们强调指出，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是中苏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两国关系公开破裂的开始。
三 “后修正学派”与中印边界问题研究的新趋势
2000年以来，包括军方研究人士在内的印度学界，在检讨修正派学者论点的基础上，对中 印关系，特别是中印边界争端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新一轮的研究，在内容、方法及观点等方面都呈现出较大的变化和新的特点。在研究内容上，虽然中印边界争端和边境战争依然是研究重点，但诸如总体的政治关系及国际环境对中印关系演变的影响、从国内政治角度研究印度的对华决策等问题，逐步得到深入探讨。研究方法也从较传统的历史学方法，转向包括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方法结合。在相关重要问题上，印度学者和欧美学者的论点发生一些较大的变化，即便在同一问题上，印度学者也出现了明显而公开的分歧，“后修正学派”初露端倪，并受到广泛的关注。而在这一进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一些知名研究者之身份所具有的典型而重要的意义；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权威学者，依然坚持其一贯的传统学派的论点，如梅赫拉的研究。军方背景的研究者继续为尼赫鲁和印度政府辩解，如达夫的研究。而新生代的年轻学者，一方面对印度的政策持批判性的态度，但同时也高度评价尼赫鲁的政策，特别是其对华政策和对边界问题的处理，如拉加万、海拉里的研究。
后修正派学者在探讨中印边境战争的起因时，论点存有分歧。斯瓦密在《印度的中国观》中强调指出，中印边界在历史上从未划定，尼赫鲁所坚持的“麦克马洪线”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中国从未承认过《西姆拉条约》；但直到1980年代中叶，印度当局却一直对民众隐瞒着上述事实。一方面，印度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却坚持英国殖民者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有效。尼赫鲁在公开场合向中国表示友好，但他的密件和备忘录却充满侵略意图，同时印度又没有做任何军事准备，这就导致了边界战争。马克斯威尔在2011年的一篇新作中也强调，中方并没有意识到边界摩擦背后的真相，也没有意识到印度政府外交照会那些“诡辩的措辞”所深藏的含义。具体到朗久事件，马克斯威尔认为它的发生并非偶然，这一事件反映的是印度对待边界争端的基本方法，即印度所主张的领土，都应自动成为印度的领土；在朗久事件后的一年多内，对于印度对待边界争端的态度的侵略性和不妥协性，中国领导人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1961年年中，印度的“前进政策”将边境地区变为冲突的地区；对中方要求进行谈判的呼吁，印度方面也加以嘲讽；其军队继续在西段向前推进，到1962年夏，印军在东段也开始实施前进政策”；印度的这些举措使得冲突最 终不可避免。
后修正学派的论著集中反思印度政策的教训，特别是对中印边界西段的政策。努拉尼在《印度与中国的边界问题》中，对边界的东段和西段作了系统的研究，其论点具有相当的独特性。有关东段，努拉尼认为有两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其一，1914年的时候，中国无论是在西姆拉还是在德里，都没有对“麦克马洪线”提出过异议，中国反对的仅仅是内藏与外藏的分界线；“如果中国当时对内外藏分界线满意的话，那么它肯定会在《西姆拉条约》及附图上签字的”。其二，中国大约在1936年出版的最新地图上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提出主张，而中国政府只是在1959年9月8日才正式提出自己的主张。因此，努拉尼强调，《西姆拉条约》划定了中印边界的东段。至于西段，努拉尼认为历史纪录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他在书中总结了六点：（１）英国人并不认为１８４２年拉达克同西藏签订的条约划定了拉达克的边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要求清政府进行有关谈判了。（２）整个西段边界在1846～1947年都被视为是“未定”的。（３）西段存在着一块“无主之地”，中印双方对此均未行使过主权。但是，中国并不知道其西部边界在哪里，因此其主张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但当时双方也均提出“传统习惯线这样的概念，这是两国在1959年以后为支持各自的领土主张而提出的。（４）当时英印政府的多数人主张，中印边界西段以从喀喇昆仑山到
昆仑山的山脊作为边界线。（５）显而易见的是，英印政府对西段尚未划定的边境地区是清楚的，但中国并不清楚；中国的主张不明确，也不连贯，经常在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变化。（６）只有双方同意的边界，各自的领土主张才是有效的。
古鲁斯瓦米和辛格在《印中关系》中指出，西段是印度同中国发生边界争端的关键所在。英国的政策显示，西段边界绝非由于自然形成的。英印政府对西段边界的走向从未正式表述过，也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英国人处理西段边界的办法“是由其帝国之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需要所决定的，从来都不是为了满足主权国家的主权的基本需要”。他们强调说，英国的战略基于这样的观念：印度处于帝国防御的“战略中心”，而有效地防卫印度，对保护英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总之，英国人在西段留下了纷争的根源。在古鲁斯瓦米和辛格看来，独立后的印度拒绝在西段同中国进行谈判，从而导致僵局的出现，随后使并不存在争议的东段也产生了问题，从而加重了印度“被出卖”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又导致政治解决边界问题变得更为困难。他们还批评印度的“前进政策”，指出这一政策“在军事上基本没有任何逻辑，使中国对印度的意图产生了怀疑，从而影响中国动用武力”。帕蒂尔利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均势理论，探讨这一时期印度对中国的政策。他认为，1950年代中印关系的核心是“安全竞争”，这一竞争对其后的双边关系和南亚地区的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当今困扰中印关系的最富争议的三个问题，即边界、中巴关系和西藏问题均开始于这一时期。帕蒂尔强调，决定这一时期印度对华政策的关键是尼赫鲁的中国观。在边界争端问题上，帕蒂尔认为西段，特别是新藏公路对中印关系演变的重要性。他指出，阿克赛钦公路的修建折射出两个突出问题：其一，印度并未有效控制其官方地图上所主张的一些领土；其二，中国并不想强迫其邻国，只是将其从国民党那里继承的、并为苏联所承认的地图视为权威性的。帕蒂尔特别对“前进政策”持批评的态度，因为尽管这一政策是针对中国的“入侵”，但其效果却使两国关系陷入“动荡的旋涡”。
也有印度部分学者对此持不同的观点。在狄伯杰看来，有关印度“前进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中印双方都有过失和责任。印度的过错在于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建立哨所，在印度承认分水岭原则的情况下，这些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哨所为中国采取行动提供了借口。中国的责任则在于不断改变其主张的边界线，“单方面使用武力”确定其主张的1960年边界线，改变了1906年主张的边界线。
在这一问题上，即使有修正派学者所作的上述大量的基于档案文献的研究，依然有印度学者继续坚持传统学派的观点，诸如喜马拉雅山几千年来就是印度的传统边界，西藏在历史上是个独立的国家，“前进政策”是印度应对中国挑衅的措施，1959年以后“西藏内部持续不断的危机以及中国决意要重新划定同印度边界的要求，导致了1962年印度同中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等等。如此论点，不一而足。达夫在2006年出版的《１1962年中国对印战争的真相》是这类论著的代表。达夫虽然也批评印度政府和军方在国家战略的制定和战术实施方面所存在的失误，但是他强调，中国发动边境战争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国家战略及政治目标”，包括巩固中国西南边防，使其免受印度特别是由美国援助的从拉达克或东北边境地区所发起的进攻，因此中国希望重新划定边界来加强其战略力量；同时，给印度一个教训，使其不要幻想通过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也让印度不要对通过使用武力使达赖喇嘛重返拉萨抱有幻想。另外，中国还试图以此来诋毁尼赫鲁的国际形象，羞辱尼赫鲁及其政府，并期望在印度成立一个有利于中国的政府。达夫在书中指出，印度没有进攻中国，实际上也没有挑衅中国；中国对印度发起战争是中国的决策，印度人没有任何理由为挑衅而感到内疚，应摆脱这种情结。而且，中国并没有背叛印度，中国方面已经向印度发出了足够多的警告。中国并没有承认“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也没有承认东段沿喜马拉雅山脊划定边界线的分水岭原则。值得指出的是，达夫曾在朝鲜战争期间出任“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顾问，还长期担任情报局派驻“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代表。达夫以此经历来撰写如此结论的著作，可见尼赫鲁及其政府政策的影响之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后修正派学者的研究还重点检讨了尼赫鲁的总体战略，力图重新解释和评价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由此出现了明显的观点分歧。一派对尼赫鲁的国家安全战略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著名学者甘古利指出，尽管尼赫鲁依据道义及规范来提升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而独立的作用，但他同中国打交道的战略的特点却是“安抚和绥靖”。甘古利强烈批评尼赫鲁的政策，认为尼赫鲁政府在边界问题上所做出的那些“关键的政治和战略选择，都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因为“当中国试图质疑英国向中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外围进行殖民扩张的合法性的时候，尼赫鲁不加批判地继承通过殖民而获取的边界，这就使得两国走上了对抗的道路”。努拉尼也认为尼赫鲁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是个“神话”，是建立在“自以为是的沙文主义”之上的。努拉尼突出了尼赫鲁的个人因素。他指出，是尼赫鲁自己调动了舆论，如果尼赫鲁愿意的话，那么在1959年1月21日至3月23日这段时间回复周恩来的信函时，他就会采取一项基于历史事实和理性的政策，私下详细规划出一个行动方针，那将肯定会同中国达成协议。“在解决问题之后，再将毫无争议的历史事实告知内阁、议会和公众，那么事态将会有不同的发展。”对中印边界争端解决的前景，努拉尼强调，假如以及当需要解决边界争端时，印度领导人必须让国民了解历史事实，因为“这些历史事实在1959年及以后被印度领导人、被整个国家、特别是被媒体和学术界抛掷一旁，置之不理，由此产生了不幸和长远的影响。
印度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戴辛卡分析了尼赫鲁的亲信及顾问对尼赫鲁政策的影响，强调尼赫鲁实际上是全盘接受英帝国的观点，即尼赫鲁认为防卫印度应从北部喜马拉雅山脊的“地形边界”开始，并将中国的西藏视为“缓冲国”。戴辛卡批评尼赫鲁在对外政策上，特别是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单边主义”，因为直到1959年之前，尼赫鲁都没有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表明一个法律上的态度，当他单方面宣布“麦克马洪线”是印度边界线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明确宣布过这是一条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合法边界线，或这是一条对中国有约束力的边界线，对西段边界线的态度更是含糊不清。戴辛卡由此也批评尼赫鲁的“前进政策”。他指出，印度没有必要在边界西段建立新哨所，新哨所的建立导致了中国军队的开火。尽管尼赫鲁准备谈判，但他却附加了太多的先决条件，比如要中国先撤军等，而中国当时正感到来自各方的威胁，印度则有可能成为一个方向。因此，中国领导人积极考虑对印度采取尽可能和解的路线，而新德里的所有举动在北京看来都是印度决心对中国开战；一旦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必然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对于中国的政策，戴辛卡强调，中国希望谈判，建议双方都做出让步；尽管印度指责中国“动机邪恶”、“口是心非”等，但中国甚至在1959年以后也没有采取单方面的行动。
另一派以拉加万和海拉里为代表，高度评价尼赫鲁的“大战略”。拉加万现任印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曾任职于伦敦国王学院的战略研究系，在《战略研究杂志》、《经济与政治周刊》等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印边界问题多篇，是研究印度独立后的外交、国防政策以及中印关系的最富成果的学者之一。他利用印度方面最新的档案文献，在2009年出版了《现代印度的战争与和平：尼赫鲁时代的战略史》。该书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高度评价尼赫鲁处理国际关系和印度对外政策的战略。拉加万首先指出，不论是传统学派还是修正学派，都强调尼赫鲁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缺乏现实主义。针对修正学派指责尼赫鲁草率行事、拒绝妥协，拉加万认为这一指责“标新立异”，因为在他看来，尼赫鲁表示出愿意同对手进行对话，并寻求可接受的妥协，对危机的处理也是“谨慎”的。尼赫鲁常常关注危机升级的可能性，为了将危机升级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尼赫鲁通常的做法是，力图每次谨慎地先迈出一小步，以确保这一步是正确的，并在采取下一步之前，刺探敌手的意志。“这种方法同尼赫鲁行使权力时的性格及其本能的谨慎是一致的。”但是，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解危机紧迫性之起因的能力，同时还依赖于对所涉及利益以及可供选择方案的评估。具体到中印边界问题，拉加万指出，尼赫鲁最初的设想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边界问题将会得以解决；直至1960年代初期，尼赫鲁还愿意在阿克赛钦问题上做出让步，但他并不愿就整个边界问题进行谈判。拉加万认为，尼赫鲁的这一立场“源于对中国大一统的长期恐惧”，而中国处理边界争端的做法也强化了尼赫鲁的上述顾虑，并“使新德里相信中国人是不可信的”。至于阿克赛钦，拉加万指出，尼赫鲁愿意在此问题上帮中国的忙，提出可将这一地区长期租借给中国“作为民用”，是“北京毫不妥协地宣称已控制这一地区两百多年，从而破坏了这一解决办法”。
在如何评价尼赫鲁的战略的问题上，拉加万指出，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尼赫鲁战略观的缺陷就在于没有很好地把握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因素。尼赫鲁虽正确地认为，赫鲁晓夫并不想因为中国的行为把印度推向西方，但尼赫鲁错误地假定苏联能够或者会约束中国，把苏联对印度的支持解释为是由于苏联自身利益以及考虑苏联同中国的关系所推动。如果尼赫鲁过高估计了苏联的作用，那是因为他低估了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因此，尼赫鲁对华政策的问题不是其理想主义，而是其现实主义所致。基于这样的考察，拉加万高度评价尼赫鲁的战略，认为其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他对力量的本质及限度的把握”；因为尼赫鲁意识到力量的运用既具有当前的效应，也蕴含长期的意义；尼赫鲁的“自由现实主义”使他极为关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合法性，认为这同经济和军事力量一样重要。尼赫鲁对国际行为准则的承诺，并非源自虚幻的现实主义，而是他深谙力量同合法性是密不可分的。拉加万强调，尼赫鲁还认识到力量的多样性。在印度自身相对弱小和贫穷的时候，尼赫鲁意识到，要维护印度的利益并实现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抱负，需要熟练地将物质与理想这两方面的资源结合起来。“当印度在一个充满变数的国际秩序中日益崛起的时候，忽视尼赫鲁所拥有的那些最为重要的洞察力，那将是具有戏剧性的嘲弄和令人遗憾的。”
海拉里同样高度评价尼赫鲁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其不结盟政策。在海拉里看来，不结盟与和平共处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核心，同时尼赫鲁还致力于世界和平、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呼吁超级大国结束冷战冲突。这样，“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就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样板”。更为重要的是，尼赫鲁将不结盟政策视为在冷战中保持国家利益的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
这一时期特别值得引起关注的学术现象是，由于修正派学者此前的研究，为数不少的印度学者更为强调从人种、族裔等视角出发，论证印度领土主张的“合法性”。1970年代出版的巴普雅里三卷本的《东北边境山地部落的问题》，是印度学者较早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著作。这一趋向也成为后修正派研究的突出特点。后修正派学者不再过多地论证《西姆拉条约》及“麦克马洪线”本身是否合法，而更多地从族裔、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人种构成等方面，论述“麦克马洪线”并非按照严格的分水岭划界，而是以人种和族裔来划界，从而证明“麦克马洪线”划界的“科学性”。这方面的论著多以研究“阿鲁纳恰尔邦”的缘起、族裔构成以及英国和印度管辖权的确立等作为其立论的重点。
潘达在2010年出版的《印度东北边界的帝国动力：以阿鲁纳恰尔邦为个案研究》中，虽然承认中国拒绝签订《西姆拉条约》毫无疑问使“麦克马洪线”的法律地位大打折扣，但又认为：“毋容置疑的事实是，这条线的划界依据就是阿鲁纳恰尔的部落同西藏的传统边界线，从而使这条线具有事实上的科学边界线的地位。”古鲁斯瓦米在“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印中边界”一文中强调，尽管“麦克马洪线”违反了若干划界原则，但它确确实实是一条“族裔边界”，因为该线以南除了达旺之外，其他地区在人种上均不属藏族。古鲁斯瓦米还认为，西藏方面是默认“麦克马洪线”的；“显而易见的是，除达旺之外，中国人几乎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对阿鲁纳恰尔邦提出要求”。古鲁斯瓦米的结论是，两国政府在1950年代的时候一方面掩盖边界问题，另一方面则争夺各自的利益。“表面上是中印友好，并推行和平共处的原则，但私下却意识到，对双方控制下的大片土地的所有权是存在争议的。当1959年3月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并在那里得到政治避难之时，这个盖子就被揭开了。”萨利在《中印边界争端：以东段作为个案研究》一书中声称，尽管中印边界东段从未正式在地面上划界，而“选择分水岭山脊作为中印边界的划界，本身就是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但他同时却坚称，“麦克马洪线”是“中印两国在东段唯一合法的边界线”；西藏拥有同其他国家签署协定或条约的权力，而东段的当地居民除宗教和贸易关系之外，“在各方面都与藏族不同”，同中国和西藏没有任何关系。在阿克赛钦问题上，萨利承认，1950年解放军进驻阿里地区以及中国修筑新藏公路，这都表明印度的行政管理并未达到这一地区。他批评印度领导人在独立之初及以后的岁月中都“缺乏战略远见”，特别是在西藏问题上，印度放弃条约所赋予的在西藏的权利是“战略上的极大错误”。
同时，也应该看到，印度一些学者对英国在“东北边境地区”所推行政策的殖民性质，提出了分析和判断。莫汉塔在《阿鲁纳恰尔行政管辖的演变（1875～1975）》一书中，特别强调英国人在这一地区所推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莫汉塔指出，英国人通过划定一条 “内线”，在山地部落和非部落之间制造“人为的屏障”。这种将部落居民同其他非部落居民分离开来的政策是一种行政性的政策，其目的在于“阻止部落居民同非部落居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团结起来”。随着印度民主运动的不断发展，英印政府的这种管理也不断强化。斯里坎特在“英国殖民主义与阿萨姆地区的山地部落”一文中也持同样的论点。
相关主题的代表论著 还包括以下重要的论著：乔杜里《阿鲁纳恰尔邦：从边界土地到联邦领土》、辛格的《阿鲁纳恰尔邦的形成》、巴姆布里的《印度独立后的各邦》、莱戈的《阿鲁纳恰尔邦现代史》、杜塔与特里帕蒂合编的《阿鲁纳恰尔邦历史的起源》、布延的《阿萨姆历史研究》、巴哈杜尔的《卡姆鲁帕早期史》，等等。这一时期也有西方学者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如怀特希德的《遥远的边界：1857～1947年印度东北部的人民及事件》等。
这一时期印度学者论著的另一个重要趋向更需要加以警惕，即通过所谓的学术研究，继续论证西藏在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立”地位，以此证明“藏印边界的合法性”。这方面最新的研究以国多马的《中国、西藏和印度》、古哈的《尼赫鲁与中国》以及阿尔皮的《1962年与麦克马洪线的传奇》最具代表性。国多马在其著作中坚持西藏在历史上曾是“独立的国家”，中国在1950年时“入侵”了西藏。国多马批评尼赫鲁对西藏的政策，是由于他认为当时印度有可能在“适当的时间”采取行动，阻止中国“占领”西藏，但尼赫鲁的缺乏“战略文化”的政策，导致印度并未对此采取任何的行动。不过，国多马也承认，《西姆拉条约》从来就不是英属印度和中国之间共同确认的一项条约。古哈的论文发表在2011年的《哈佛—燕京学社研究文稿系列》，是在其2011年3月29日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古哈在谈到中国中央政府同西藏的关系时，通篇使用“入侵”、“占领”等词汇，称西藏为“国家”，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在评价尼赫鲁在1950～1962年的对华政策时，古哈认为，尼赫鲁的政策存在着一系列的误判和错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个人层面，主要是尼赫鲁“信任那些给他提出愚蠢建议的官员”，特别是情报局长穆立克和国防部长梅农；其二，是政治层面的误判，即尼赫鲁“忽视或低估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民族基础”；其三，则是战略层面的误判，即尼赫鲁听信了梅农的政策，放弃对印度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他天真地认为“前进政策”不会引发中国的反应。古哈强调指出，尼赫鲁的上述错误是严重的，但在军事冲突的背后，是“重要的结构性”的因素；在古哈看来，导致两国产生分歧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有关西藏的地位和前途，而中印关系中的西藏因素也包括三个层面，即长期因素、中期因素和近期因素。长期因素源1913年开始的西姆拉会议，“麦克马洪线”便是此次会议的结果；印度独立后坚持这条边界线，而中国则声称这是帝国主义的遗产，要求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中期因素是中国在1950年对西藏的“入侵和占领”，只要西藏保持“半独立”的状态，它就是中印之间的一个“缓冲区”。而近期因素则是达赖喇嘛在1959年3月逃亡印度。古哈还将中印两国不同的政治制度同两国处理边界争端的不同方式联系起来，因为“独裁的”中国的政策是由高层决定的，而“民主的”印度，其政策须经过议会的讨论和辩论，尼赫鲁在边界问题上必须同其阁僚和政府进行讨论。这种差别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阿尔皮在《1962年与麦克马洪线的传奇》中，特别强调1962年的边境战争同“现代西藏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西藏作为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的事实”。阿尔皮无视历史，甚至声称“按照威斯特伐里亚条约的原则，西藏与印度之间没有边界，喜马拉雅山两边的人员和物资都是自由流动的，这一切在1962年则突然终止了”。因此，阿尔皮在书中特别强调了三点结论，以此论证《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的所谓“合法性”。这三点结论是：（1）1911～1951年，西藏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2）拉萨拥有谈判并签订条约和协定的权利。阿尔皮声称，当陈贻范1914年在西姆拉同西藏及英国代表坐在一起的时候，就表明中国是承认西藏拥有这种权力的。（3）1911年以后，西藏先后通过噶厦政府及其外交局处理对外事务，不仅同英印政府有着正常的关系，而且同尼泊尔、不丹以及中国国民政府也是如此。阿尔皮进而指出，“当前的中印关系也同中国对西藏的占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西藏问题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那么同中国的边界争端也将得不到解决”。
在此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梅赫拉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权威学者，梅赫拉在印度乃至国际学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是传统派学者的主要代表。梅赫拉1952年开始在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师从拉铁摩尔，退休前一直担任印度旁遮普大学历史暨中亚研究系的教授和主任，其主要著作包括《麦克马洪线及其以后》、《同中国人的谈判（1846～1947）》、《确定的边界：拉达克与印度最北部的边界（1846～1947）》以及《东北边境：对印度、西藏及中国之间致命争斗之文献研究》等。
梅赫拉2007年出版的《边疆史文集：印度、中国与边界争端》，集中体现了其学术思想。梅赫拉坚持认为，英印政府统治时期印度北部边界的划法，“是地图绘制和帝国关切的最终结果，当时主要是为了抵挡沙皇俄国潜在的威胁”。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的“麦克马洪线”地图，“是在沿着全部边界线进行最为精细的测绘之后”完成的。因此，中国的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历史正当性”，中国人“从来没有在边界地区存在过”。他强调西藏在文化、经济、地理等方面同印度的特殊关系，“对普通西藏人来说，印度是他们朝思暮想渴望朝拜的圣地”，甚至西藏文明也源于印度。
梅赫拉同样高度评价尼赫鲁的政策。他甚至声称，尼赫鲁“真诚和热切地”愿意并希望和平解决同中国的分歧。他指出，尼赫鲁1950年代对华政策的动因，源于其“道义的情感”，因为尼赫鲁相信，通过新德里的行为所确立的美德的典范，便可赢得中国的合作，以此实现印度的目标，而这一目标旨在构建亚洲的均势，以限制所有西方列强之影响。因此，尼赫鲁的对华政策“全都是为了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这样可以保证在中印领导下维持亚洲和平，防止西方特别是美国干涉亚洲事务”。梅赫拉认为，尼赫鲁毫无疑问地意识到印度军事力量的局限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其对华政策的软弱，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的原因。梅赫拉认为，尼赫鲁“真诚地希望并最热诚地期待和平解决同中国之间的分歧”。当尼赫鲁的国内批评者极力限制其谈判空间时，中国则对尼赫鲁进行“毫不留情的公开诽谤”。梅赫拉强调，中国经常重复地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作为公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只能是“自欺欺人的方法”。梅赫拉着重指出，尼赫鲁“恪守信誉，尽管遭到中国的断然拒绝，这位印度总理依然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的是同印度伟大的邻邦发展友好关系，而非敌对关系”。因此，1962年边界战争，中国除了羞辱印度之外，“收获甚少”；但是，战争却对印度的防卫规划、战略以及军事组织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著名的学术网络“人文社会科学在线”所属“外交及国际史在线”在2008年组织学者对梅赫拉的这部书所进行的评论，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欧美学者的价值趋向。来自美国的评论者基本上对《边疆史文集：印度、中国和边界争端》赞赏有加。例如，著有《现代西藏的形成》的著名学者格伦菲拉德就特别强调，梅赫拉对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研究是个“重要的贡献”，研究这一问题的当代史学家都必须参考梅赫拉的著作。他甚至称赞说：“人们不禁会怀疑，在印度和中国的外交部，是否有人会像梅赫拉那样熟知中印边界问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针对有评论者质疑该书没有利用中国方面的新资料，梅赫拉在回应时虽承认自己并不了解中国的资料，但同时他却意味深长地写道：“我自己感到有趣的是，中国学术界也并没有重视这些资料，很少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这些资料。”梅赫拉在回应中还特别以刘学成的前述英文著作为例，称该书在文献资料的运用上，也只是更多利用了兰姆、古普塔以及马克斯威尔的研究成果。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欧美学界的研究，特别是后修正派学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文献资料、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的突破和创新。哈佛大学的《冷战研究杂志》在2006年夏季号以“大国敌对、西藏的游击抵抗与南亚的冷战”为专题，发表了一组重要的文章，突出了欧美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的研究取向。而在这组文章中，又以陈兼和霍夫曼的研究更具典型性。陈兼在“1959年西藏叛乱与中国同印度及苏联关系的演变”一文中，充分而系统地利用了中方文献，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探讨1959年西藏叛乱的缘起及其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分裂的影响。而霍夫曼在“西藏与中印边界冲突之关系的再认识”一文中，利用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方法，不仅分析了西藏、中国和英属印度三边关系的互动，1949～1962年西藏、中国、印度三边关系的互动，而且还进一步探讨了美国、西藏、印度、中国四边关系的互动，强调中印双方相互冲突的观念以及随之产生安全困境，是中印边界争端难以解决的关键所在。
另外，弗拉维尔的系列研究需要予以特别的评介。弗拉维尔现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通晓汉语。2002年以来，弗拉维尔在《国际安全》、《战略学研究》、《安全研究》、《国际关系评论》等重要刊物上发表相关研究论文多篇，并在2008年出版了专著《固疆安邦：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合作与冲突》。弗拉维尔尽管在其上述论著中并未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新近解密的档案文献，但也大量借助了中国公开出版的资料以及中国学者的论著，集中探讨与中国领土争端相关的课题，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领土争端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中国在1950年代推迟边界谈判，而到1960年代初期的时候又采取合作的政策变化的原因。弗拉维尔指出，1962年春，中国领导层面临着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而产生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同时新疆地区还爆发了民族骚乱；而来自印度和台湾的挑战更增加了保持领土完整和加强国家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尽管每个事件本身并不足以产生如此大的推动力，以致中国在如此多的领土争端中做出让步，但这些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同时出现的威胁加在一起，则让中国领导人感到忧虑”，同时也增加了维持同周边国家边界争端现状的代价。这样，“随着危机的加深，中国开始同邻国进行谈判，并在许多边界争端中做出让步”。弗拉维尔强调，导致中国决定使用武力的关键因素，是1962年以后印度方面在争议地区不断增长的军事存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弗拉维尔强调了“政权的稳固”在中国决策者处理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特别是处理中印边界争端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四 中国相关研究概述
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起初主要体现在官方编撰出版的有关中国外交、中印关系以及西藏问题的相关著作中；相关内容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领导人传记或外交思想、国际关系史等的研究中。在涉及中印边界问题上，这些著作都强调中国对中印边界主张的历史合法性；有关中印边界冲突的缘起，中国的研究一般认为，1959年以后，印度以及美国支持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武装叛乱，干涉中国内政，继而觊觎中国领土，挑起边界冲突。
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西藏的历史地位、中央同西藏的关系、英俄对西藏的侵略、西姆拉会议、“麦克马洪线”、国民政府的政策等内容展开，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9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大量收集整理有关西藏的文献资料，编撰出版了对研究中印关系以及中印边界问题缘起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集，主要包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编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西藏亚东海关档案选编》和《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民国治藏行政法规》和《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以及张羽新、张双志编的《民国藏事史料汇编》（学苑出版社2005年），等等。这些论著及史料集的突出贡献，在于充分阐释了西藏历史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为论证中国对中印边界主张合法性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文献来源。
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对中印关系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同此前的研究相比，这一阶段出现一批具有相当水准的论著，其重点也集中在印度独立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印关系，有关著作包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印中关系风云录（1949～1999）》、《印度总理尼赫鲁》、《尼赫鲁研究》等。这些著作的研究主题虽是中印关系的演变以及尼赫鲁的生平，但都有相当的篇幅论及中印边界问题。2000年以来，以下几部著作体现了中国学界研究的若干倾向和特点，包括《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尼赫鲁外交研究》、《中印关系研究（1947～2003）》、《美国外交政策与南亚均势（1947～1963）》、《百年中印关系》、《中印关系研究：社会认知视角》、《尼赫鲁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当代中印关系述评》、《鼎定国疆：新中国成立６０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大国疆域：当代中国陆地边界问题述评》、《中印边界问题、印巴领土纠纷研究》、《中印东段边界划界的法律依据》，等等。
1990年代以来，随着相关档案的陆续解密，中国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和领域逐步扩大，在国内重要的学术刊物如《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论文；其选题从单纯的中印关系的研究，转向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史的角度，探讨这一时期的中印关系的演变，特别是围绕着中印边界问题的双边关系和大国政治的互动。
综观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论著，以下研究特点是极为突出的：
首先，加强有关中印关系的多国解密档案的整理和利用。这里所指的多国解密档案，主要是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包括台湾）、印度、英国、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国陆续解密的1949～1965年期间涉及中印关系的外交档案：英国外交部有关印度外交政策、中印关系的档案，印度外交部以及尼赫鲁档案馆的相关文献，特别是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从2004年到2008年陆续开放了三批外交档案，其中有关中印关系的档案为数甚多，基本涉及了1949～1965年中印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边界争端的文献。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档案为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印度独立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印关系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料。部分学者开始利用上述档案展开有关课题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对业已解密档案的重视和利用的程度，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其次，同多国解密档案的整理利用相关联的是，有关论著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显著变化，即以国际史的视角和方法探讨冷战时期的中印关系。研究者不再囿于对中印关系的论述，而是更多地关注这一时期大国关系的演进和国际体系的变动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内容和重点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再次，注重冷战背景下的西藏。中国研究者特别关注了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在利用美国外交档案的基础上，特别对美国对1959年西藏叛乱的反应、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中国研究者还关注了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印度对西藏的政策，如印度极力维护其在西藏的特权，等等。
最后，对学术前沿领域的探讨。多国解密档案为中国学者在中印关系研究中的学术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以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为例，中国学者已开始关注以往研究中或忽视，或研究不够，或存有谬误的领域，并进行了相关的探讨。如通过研究印度在1950～1962年期间对西藏实施的贸易管制和禁运政策，以揭示印度所谓“对华友好”的政策实质。同时，通过利用俄罗斯的解密档案，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印边界问题在中苏分裂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五 问题与展望
上述学术发展史显示，印度及欧美学者的研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其一，在档案文献源上，上述著作无一使用多国档案进行冷战时期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外交档案、俄罗斯档案、前东欧国家档案以及日本档案的利用。其二，在研究视角上，由于文献源的限制，上述著作基本上限于双边关系的研究，较少从国际史的角度进行探讨。其三，在研究领域方面，由于文献源的限制，在有关中印关系的重大问题上，如印度对西藏地区的经济制裁、亚非国家对中印边界冲突的调停、苏联对印度的经济及军事援助、英美等西方国家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印度核计划的发展、日本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对印度的经济援助等课题，尚有待展开研究。其四，在有关结论和论点上，印度学者在其最新的研究中，呈现出回归传统学派观点的趋势。这一现象需引起中国学界的高度关注，并予以回应。
同印度及欧美学者相比，中国学术界在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首先，从研究论著看，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有力度的学术论著数量少。
其次，极少利用档案文献进行研究，除在研究1947年以前的中印边界问题时利用相关档案外，上述著作（部分相关论文不在其列）的研究，依然极少利用业已解密的多国档案文献，特别是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以及印度方面的档案。
再次，从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看，中国学者在中印关系研究问题上的话语权，明显弱于印度；除上述海外华裔学者及刘学成的英文著作外，国内尚无学者用英文出版有关研究论著。最后，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上，国内学界多从政治决策、权力结构、地缘政治角度进行分析，基本停留在双边政治关系的研究。上述印度及欧美学者需要关注的领域，同样值得中国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高度关注。同时，应加强从经济、文化等层面的研究，以期探讨这一时期中印关系的变化对两国处理边界问题的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部分研究者在不了解多国档案和相关学术发展史的情况下，在中印关系特别是中印边界这样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提出错误的论点和结论。如在尼赫鲁的评价问题上，中国较多学者认为，尼赫鲁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杰出的外交家。尼赫鲁的外交思想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世界和平与合作斗争历程的产物。维护印度民族独立，促进世界和平构成尼赫鲁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的主要动机。而尼赫鲁的外交思想基于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概念：“一是民族利益与国际利益的辩证统一；一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和谐结合”。尼赫鲁“为世界和平付出的努力是举世公认的，他所受到的颂扬也是当之无愧的”。但新近解密的多国档案揭示，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外交的实质远非如此。
更为重要的是，在探讨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教训、强调“需要认真反思”时，国内有人撰文判定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政策是不成熟的；特别在论及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冲突时指出，“人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印两国建国都还不久，在各方面都缺少经验，外交政策不够成熟，因而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时在不同阶段都出现情绪化的倾向，终于导致了边境冲突，使中印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这方面的教训确实是相当深刻，需要认真反思的”。这种结论完全无视中国一直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
在边界问题上，甚至还有文章提出了匪夷所思的“反思与探讨”，这以“对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冲突的回顾与反思”一文最具典型。该文虽然论及了印方政策的失误，但其意图在于将战争的责任加诸中国。作者无视档案文献揭示的事实（该文实际上根本没有利用任何解密档案），其观点与印度传统派学者及后修正派学者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当引起中国学界和有关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提出“对印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是否非打不可”的问题后，作者强调，“如果当时印方确实准备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西藏大举进攻，或者在西段为侵占整个阿克赛钦而大举进攻，那么中方先发制人，发动自卫反击战是很有必要的”。但作者却笔锋一转指出：“实际情况却没有那么严重。印方在西段的目标只是逐步蚕食，在东段的目标为占领塔格拉山脊以南的克节朗河地区。从中印边界问题的总体看，这毕竟只属于局部性的问题，并没有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没有到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的地步。从中印关系的全局看，更没有必要为此而发动战争，使中印关系受到重大的挫折。再从中方进行自卫反击战后，重新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看，中国边防部队远离了东段的克节朗河地区和西段印方曾设立43个据点的地区。这只能表明，这些地区并不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边防部队在获得全胜并占领这些地区后，又重新放弃这些地区。”作者认为替代反击作战的选择是，在东西段都再后撤20公里。作者强调：“从政治角度看，这场战争导致中印双方长期的对抗，给双方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其论点之荒谬，不值一驳。由中印边界问题而形成的中国同印度之间的领土争端，是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从国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层面上看，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西南地区战略边疆的安全，关系到中国同印度的国家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同巴基斯坦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前途，而且对中国稳定西藏的政治经济局势，遏制和打击“藏独”势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虽然中印两国已就边界问题建立起政府间的谈判以及会商机制，但中印边界问题如要得到合理的解决，其前景并不乐观。究其根源，除印度对中印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实际占领外，还同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错误的历史观，并在其学术研究中论证此种历史观的正确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以边界问题为中心的中印关系的研究中，中国学者面临着迫切任务，亟待解决以下主要问题：
首先，深入了解有关中印边界问题多国档案的解密动态，进一步系统搜集和整理相关解密档案，特别是中国档案的整理。对这些档案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并对这些档案所蕴含的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和总结。综观上述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在档案文献的编撰方面，虽然中印两国都整理出版过相关主题的文献集，但国内外目前尚未对涉及中印边界问题的多国档案进行整理和出版，这无疑是一项很有必要的、具有前沿性的学术工程。通过对这些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从中探究战后中印边界问题的缘起、进程及其影响，还历史的本来面貌，这不仅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而且有利于中国在当前的中印边界谈判中占据有利、有理的地位，服务于国家的核心利益。因此，有关中印边界问题多国解密档案的整理和研究，不仅是一项浩繁的学术工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档案搜集整理过程中，既有前期研究的丰富经验，了解各国解密档案的进程，又具备判断档案文献价值，认识和理解相关档案文献重要性的学术能力；否则，就根本无从谈起在相关研究中利用这些档案。
其次，在中印关系的研究中，以档案为基础的，以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内容为对象的课题，依然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旨趣和现实关怀。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今中国面临同印度的诸多国家层面的安全问题，其根源均可追溯到冷战时期中国外交、中印关系以及大国关系演变的结果，涉及这一时期中国内政和外交的诸多问题。而这些现实问题的存在，无疑会激发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同时，随着中国以及相关国家的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原有的问题将会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再探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研究的基础上，以总结中央处理边界问题和争端的历史经验，比较和总结中国处理边界争端的基本模式与政策实施的特点和差异，分析和解释中国国家利益的主要目标以及这些目标的判定和维护，从而为制定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安全战略提供可资参考的历史借鉴。
再次，多国解密档案的利用，特别是中国解密档案的利用，有助于中国学者在有关中印关系的相关研究中，扭转长期以来轻视档案文献利用的现象，以维护自身的声誉和尊严，占据学术前沿，增强中国学术界在中印关系研究中，特别是中印边界问题研究中的话语权。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对中印关系和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总体而言依然存在着重现实轻历史、重二手论著轻档案的突出问题。如前所述，从现有的成果看，利用近年来解密档案文献的相关论著（有关论文除外）寥寥无几；相当数量的论著既不利用中国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也没有利用印度方面的档案文献，更不要说利用来自俄罗斯、英国、日本等国的档案文献。作为中国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没有利用中国的档案，这已受到印度学者的嘲笑。如果这种现象不改变，那么就根本无从谈起在国际学术界增强中国研究的话语权。因此，可以预料的是，中国对中印关系的研究，必须注重对中国现有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提高利用率，从中发现新的研究课题，进行深入探讨。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突出“中国中心”，注重以往研究中忽视以及缺乏系统研究的重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印关系，特别是中印边界问题的水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最后，这些档案的利用，还有助于澄清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有助于回应和批判印度多数研究者和国际学术界在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研究中存在流传甚广的谬误。这既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同时也具有政治意义。在此，一方面，发掘解密档案中有利于我国边界主张的文献资料，如英国外交档案中对“麦克马洪线”的判定，尼赫鲁私下承认中印边界存在争议，等等。另一方面，通过印度对西藏的贸易管制和禁运，通过中印围绕商务代理处存废的交涉，进一步认清尼赫鲁对华政策的本质，重新认识这一时期所谓的“中印友好”，从而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重构这一时期中印关系史的叙事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