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是“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事件”。① 虽然朝鲜战争结束至今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但有关战争的研究，不仅是后冷战时期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课题，同时也是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已逐步从单纯的战史研究转向中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学术影响，并对“国际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使得朝鲜战争的研究成为中国冷战史研究中最具国际影响的领域之一。
在中国朝鲜战争的研究领域中，沈志华的一系列研究引人注目，是中国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取得突出成就的突出代表。沈志华不仅在自己的研究中查阅和使用了大量档案文献，更注意发掘先前学术研究中未曾见到的第一手的档案资料，特别是有关朝鲜战争的俄罗斯的档案。②正是在利用这些最新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沈志华的研究，特别是对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在国内外发表和出版的大量论著，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学术影响。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是沈志华研究朝鲜战争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作者从中苏同盟的形成和朝鲜战争的起源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出发，综合可资利用的丰富的最新的多国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口述史料，着重分析了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苏同盟的实际结果和客观影响，论述了中苏同盟与朝鲜爆发的战争之间的关系、中苏结盟后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存在哪些分歧、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危险情况下作为同盟国的中国和苏联各自的考虑及所采取的不同对策、毛泽东是什么时候以及怎样下定决心派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以及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后对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对这些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和争论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毫无疑问在解释体系和研究视角、研究范围、档案文献的整理和利用以及研究方法都有重大的创新，代表着迄今为止中国研究朝鲜战争的最高水平。
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新解释
从朝鲜战争爆发伊始，有关战争的起源就众说纷纭。作者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界的学术发展史后，依据权威的第一手的档案文献，论述了斯大林之所以同意朝鲜战争的基本条件，那就是中苏同盟的形成，并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以及《余论》的《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等专题中做了精彩的研究。在第一章《重温远东梦——苏联的远东政策与中苏同盟的起源》中，作者首先强调，和平共处-世界革命-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是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三重目标。和平共处和世界革命只不过是为了保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手段而已。在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的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作者认为，真正促使苏联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47年6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苏联的对外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而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新路。在作者看来，苏联远东政策的总基调也还是逐步走向强硬和对抗的，以至在“国际形势改变”的条件下，终于使远东成为美苏之间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在论述苏联外交战略后，作者分析苏联对朝鲜和对中国的政策。有关对朝鲜的政策，作者指出，直到1949年初，苏联从开始赞成托管制度，后来支持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到最后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的政府，其对朝政策的内容有所变化，但基本目标始终如一，即在保持苏联对朝鲜半岛的局势有所控制和影响的同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避免刺激美国采取过分强硬的政策。当苏联对外政策在总体上由大国合作向集团对抗转变时，其亚洲政策却仍旧以维护雅尔塔体系为目标，把对立和冲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以免影响苏联在欧洲对抗政策的实施。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上。
对战后初期苏联远东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目的以及苏联政策的驱动力，国内外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作者通过档案文献认为，斯大林追求的是保证雅尔塔协定在远东的全面实现，是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时失去的全部在华权益，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在处理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时的一个政治砝码。中国内战爆发后，苏联积极寻求调停国共冲突，以维护在华利益。苏联人之所以对调停中国内战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斯大林和毛泽东对各自的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在第二章《走向莫斯科——中苏同盟的基础、目标和条件》做了更为详尽的论述和研究，并提出了中苏同盟起源的一些重要的论点。
作者用相当的篇幅展现了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刘少奇访问苏联和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历史场景，最为重要的是作者在论述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依据了新近解密的档案文件，重点论述了中苏同盟形成的艰难历程。作者重点论述了毛泽东对莫斯科的访问，不仅分析了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而且利用大量的最新史料再现了艰难的谈判过程。作者认为斯大林之所以不愿意签订新约，其原因在于他一方面是担心失去苏联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得到的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是担心如果由此引起西方对整个雅尔塔体系提出异议，苏联则将在国际上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而毛泽东出于国内和国际上的考虑，则坚决主张签订一个新的条约。在作者看来，斯大林态度的变化不仅有国际上承认新中国的压力，而且可能还包括苏联党内对签订新约的支持。
作者由此提出了理解朝鲜战争起源的新的解释，他认为，中苏同盟条约对斯大林对朝鲜政策的变化的意义就在于，当斯大林通过与毛泽东的对话看到苏联被迫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时，他必定要寻求一种补救措施来保证或维持俄国这一传统战略的实现。于是，朝鲜的问题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在斯大林的地图上，当时只有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苏联对东亚地区的要求，即为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寻找一个合适的基地，并以尽可能短的铁路线把苏联欧洲部分与这个在太平洋的出海口连接起来。因此，恰恰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完全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政策，即从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的战略突然转变为一种进攻性战略。似乎可以判定，在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动机中，考虑到维护和保证苏联在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权益，才是问题的关键。这是理解和认识朝鲜战争起源的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
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随着对斯大林对朝鲜统一政策的变化的动因的进一步探究而更加深入，并在第三章《越过三八线——斯大林对东北亚国际局势的思考》中做了系统而精彩的论述。在考察了国际学术界的相关论点的基础上，作者强调，斯大林对朝鲜政策的变化，涉及到苏联与美国（包括日本）、朝鲜和中国三个方面的关系，但这三者也不是同等和平行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与中国关系的变化，其次是对美国政策性反应的估计。保证苏联本身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同时又避免在这一地区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这就是斯大林在考虑对朝鲜问题进行决策时最基本的出发点。作者把斯大林的决策动机同苏联在朝鲜的目标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考察，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抗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因为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无疑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至于斯大林实施决策的条件，作者认为斯大林相信，一旦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是不会，或者至少是来不及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也正是有了这种保证条件，斯大林才会同意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作者为此使用大量丰富的档案文献说明斯大林如何避免苏联直接卷入朝鲜战争。同样，斯大林一向处事谨慎，他当然会想到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将如何应付的问题。斯大林的对策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希望中国出来承担责任，即由中国军队直接面对美国的威胁并与之抗衡。这样在斯大林看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比应付美国更为重要，也更加棘手。因此，作者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朝鲜战争是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第一次面临的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是对这一同盟关系最重大的考验。而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表明他对毛泽东是缺乏信任的，同时也反映出这一联盟中隐含的裂痕。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
关于中国是否同意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是中苏结成同盟以后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发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对中苏同盟的第一次重大的考验。中国决定出兵朝鲜，不仅是毛泽东最难做出的决策之一，同样也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在研究朝鲜战争时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对此，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推断和论述，其中主要有两个看法比较有说服力。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中国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对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中国只能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以及他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和责任感，并以此作为一种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作者认为，这些看法都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的，然而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即中苏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出兵朝鲜虽不是为了满足斯大林的要求，但毛泽东也不可能不考虑苏联的因素。因此，作者在第四章《跨过鸭绿江——中苏同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中和《余论》的《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中，依据最新解密的档案文献以及作者自己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有关中国出兵决策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
作者首先论述了在美国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转直下的情况下苏联的对策，对斯大林极力避免苏联直接卷入朝鲜战争做了精彩的描述。在金日成请求向朝鲜人民军派驻苏联军事顾问的问题上，斯大林特别谨慎。作者认为，斯大林全力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取得战争胜利，但其限度是苏联不能公开和直接卷入这场冲突，特别是在美国已经介入战争之后。这时，斯大林开始考虑把中国拖入战争的问题了。在这一章中，作者对两封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电报，探究了其合理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其解释和结论已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同时，关于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别墅会谈的情况，针对国内外学术界的各种说法，作者也做了合理的解释和分析，指出中苏领导人会谈的初步结果是中国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这是得到周恩来和斯大林共同认可的。
在朝鲜战局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斯大林决定放弃北朝鲜的时候，中国却决定出兵了。对此，作者系统分析毛泽东的动机，突出了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考虑。作者认为，在毛泽东看来，如果金日成在战争中失利，其结果很可能是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而莫斯科对战争局势继续恶化的对策和安排，显然大大增加了这种可能性。一旦战争扩大，中国东北就会成为中美之战的战场。毛泽东当然会考虑到，如果美国跨入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同时毛泽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这一地区不是被美国占领就是被苏联控制。就是说，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中国边境以外。
毫无疑问，作者的这一结论是对西方学界有关“朝鲜战争是由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策划、而由金日成直接发动的”的所谓“共谋论”提出了质疑。通过上述研究作者强调指出，“实际上恰恰相反，正是在毛泽东与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和中苏结盟问题的时候，北京和莫斯科对朝鲜半岛冲突的认识和政策开始发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甚至给中苏同盟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直到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才改变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根本看法。因此可以说，中苏条约的签订只是同盟关系在形式上的表现，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后，中苏两国才在事实上形成了同盟关系。这就是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起源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这一论点和结论无疑是本书的核心观点，对从本质上理解和认识朝鲜战争的起源提供了合乎历史真实的视角。
至于引起学者们关注的有关苏联没有履行派遣空军的承诺这一关键问题，作者通过研究也提出了客观而公正的看法。作者指出，斯大林虽然一直答应为中国部队提供空军援助，但他在关键的时候决定推迟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并且拒绝派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与美国作战。这当然引起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不满。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强调，说斯大林完全背弃了他向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援助的诺言是有些牵强，因为斯大林从来没有说不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而只是到最后才明确这种援助指的是掩护中国军队的后方。这足以展示斯大林高明的外交手腕和圆滑的外交语言。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显然是缺乏经验的。所以，毛泽东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抱怨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由此也可以说明，虽然中国和苏联已经结成了同盟，但在关键时刻，斯大林把毛泽东推上了战场，却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有关中国出兵决策对中苏同盟关系的影响，作者指出，从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双方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发展利益的需要，在战争的条件下，维持这种盟国关系更是中国和苏联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必要保证。毛泽东最终做出的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就出现的危机，并赢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尽管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存在，但从主要方面说，中国出兵朝鲜作战后，协调与合作已经成为中苏同盟关系中的主流。
关于中苏在朝鲜战争中的合作
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囿于史料的限制，对朝鲜战争时期中苏的全面合作关系或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作者在第五章《迈上新台阶——在战争中全面合作的中苏同盟》中以及在《余论》中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朝鲜战争期间的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和《1950-1953年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状况》以及《中苏领导人对朝鲜停战的政治考虑》等专题中，作者通过大量的档案文献以及口述史的材料，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究，其论点和结论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瞩目。作者强调的是，从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看，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从战争到和谈，从战略方针到战役指挥，甚至在战术运用和后勤供应的具体问题上，毛泽东都征求并且尊重斯大林的意见。
作者从中苏之间的信任和理解这个角度，论述了中国和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全面合作的同盟关系。毛泽东决定中国出兵以后，斯大林做出的最快反应就是立即命令苏联空军投入掩护中国军队后方和运输线的战斗，而没有等到两个月以后。不过，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即希望苏联空军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同时，在战役的指导思想的研究上，作者分析了国内战争的经验对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的军事指挥上所形成的思维定式的影响，即通过运动战大规模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朝鲜战争初期的战果更使他相信这是行之有效的战术。当战争进入僵持状态时，他仍然主张采取这样的战术。当毛泽东把这一看法告诉斯大林，斯大林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毛泽东则接受了这一意见，此后的战争便是以阵地战为主了。另外，作者通过两次战役后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个案，论证毛泽东和斯大林在战争指挥上的协调和同意。因为在这一问题上，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建议部队进行休整，而毛泽东则坚决主张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这时。斯大林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
作者通过大量权威的具体数字，系统论述了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论点。他指出，俄国档案文件显示，斯大林基本满足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要求，特别是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前，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对中国空军的援助，如用米格-15替代米格-9，从而保障中国在空战中的机型性能不低于美国的“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作者还通过口述史，论证了通过朝鲜战争中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大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轮番赴朝作战并配置整套苏联装备而实现改装的。这一历史的考证对我们认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的历程提供了可信的资料。
对朝鲜停战谈判，作者的解释是：当战争在“三八线”附近陷入僵局后，又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协调，促成苏联驻联合国和安理会代表马立克提出了立即停火的主张。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电报频繁往来，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项具体措施和确定的每个具体方针，都是经过请示斯大林并得到批准的。当谈判陷入僵局时，朝鲜方面表示希望做出让步，以便迅速达成停战协定，毛泽东则坚持不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退让。斯大林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共同说服了金日成。
朝鲜战争以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作者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已经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而《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通过其立论的严密、论据的翔实以及作者对史料掌握和运用的娴熟于心和成竹在胸，不仅反映出作者本身严谨的治学经历，而且再一次展现了作者驾驭史料的功力、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缜密的分析能力，充分反映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和严谨求实的学风。《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一书中论述的所有问题，都是作者近年来根据最新解密的多国档案文献所进行的深入研究；正是这些珍贵的档案文献使得该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有利于提出和重新探讨朝鲜战争研究中的某些结论，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朝鲜战争的研究。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朝鲜战争的研究，作者为中苏同盟的兴衰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在作者看来，虽然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这次合作，为中苏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的威望，以及斯大林成熟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和服从的地位。而这就构成了隐含在中苏同盟关系之中的一种分裂因素，特别是从毛泽东的个性来看，这种状况只能是暂时存在的，一旦情况发生变化，毛泽东势必会将对斯大林的怨气发泄到苏联未来新领导人的身上。由此结构，作者提供了朝鲜战争和中苏同盟兴衰两者之间互动的动力、进程和后果。毫无疑问，作者这一有关朝鲜战争研究的力作，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国际冷战史新研究”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深化，特别有助于丰富对朝鲜战争和中苏同盟演变的认识和理解。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都标志着中国朝鲜战争研究的新发展和新视景，相信所有研究和关注朝鲜战争研究的学者和读者，都无法忽视这本著作所兼具的史料基础与必将产生持久学术影响的观点和结论。
（本文作者戴超武，历史学博士，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①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谢良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
② 近年来由沈志华编辑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主要包括：《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编印，1996年；《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三卷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第48辑，台北，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