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修昔底德陷阱”跟安全困境是同义词，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概念还是有些差异。安全困境是一种状态，“修昔底德陷阱”可能表明某种结果；虽然“困境”与“陷阱”好像很接近，但实际上“困境”就是目前的状态，“陷阱”则在陷入时已经有结果或到终局了。这意味着，“安全困境”作为一个状态是可以缓解与解脱的，但“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很深的安全困境，更多的是在安全困境无法解脱后陷入的结局。如果用“困境”这个词比喻半岛局势、巴以冲突、南海局势都可以，因为代表一种状态，甚至就是目前关系虽紧张、但却不太可能爆发战争的状态；而现在所说的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则主要指中美两个大国如何处理好彼此关系，避免对抗乃至战争的终局；类似于避免或逃脱“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所表达的意思。在解释中美关系时，我们既不能用状态强推结果，也不能以结果解释现有的状态。
我的基本观点是：中美既有可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又可能摆脱不了、从而真的陷入某种“宿命”。这样说似乎“很平衡”，有些不痛不痒；但这样说在目前有极强的针对性：既是对一厢情愿地认为能够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观点泼冷水，也是对中美终究不可避免一战的绝对悲观予以质疑和否定。因为中美最终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问题是由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引起的，而中美两个方面的变化都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因此，这其实是一个国际关系的结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美是世界老大和老二、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霸权国与挑战国，或者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与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有形容中美关系的概念都表明着国际关系中的结构。由于2010年以来中美实力对比使国际关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们自己实际上也已经进入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结构；而且，恰恰因为国际关系结构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中美本身，故使“陷阱”问题更为突出。基于这种逻辑，中美能否摆脱“陷阱”问题的实质是双方在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国际关系结构下如何更恰当地相处，并依据结构演变的规律避免不好的结果，争取好的结果。结构性问题要用结构性视角分析，结构性矛盾要用结构性方法解决。
一、雅典与斯巴达为什么陷入“战争陷阱”
修昔底德写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生动详细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过程，他并没有直接提出用他名字命名的“陷阱”概念；这个概念是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在6年前提出的，但引用了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一段很著名的话，即“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此即后来被艾利森称为“修昔底德陷阱”的出处。关于“陷阱”的这段话实际上揭示了雅典与斯巴达的结构性对抗关系：从大国关系上讲，是新兴大国雅典与守成大国斯巴达，从联盟政治上讲，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从地缘政治上解释是海权强国雅典与陆权强国斯巴达，都表明当时是一个两极结构。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最终之所以变成“宿命”，是因为雅典的迅速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性反应，使两极结构的张力首先造就了一种不容易缓解的安全困境，威胁与反威胁、对抗与反对抗形成恶性循环，最后使双方都跌入陷阱，爆发了长达30年的战争。“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有人统计过，自1500年以来，在15次大国权势转移中，有11次都是由陷入安全困境开始、最终以战争解决问题的。用吉尔平的话讲，是系统战争、霸权战争是国际体系转换的基本机制。
谈到“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偏宿命论的命题，顺便谈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细节。无论当时的战争多么残酷、血腥，战场上充斥着多少诡计、多变，但交战双方也有对规则的尊重与固守，即：对于每次战役的胜负结果双方都认账，一般均由胜利者在战场附近树立胜利纪念碑为标志，失败方愿赌服输，诚心接受。在长期战争中有无数次战役，双方都严格遵守这些约定，决不会在赢输上计较、玩猫腻。古老荒蛮的年代，尚有对规则的重视与尊重，绝非不重要，也绝非可有可无。它意味着，哪怕是交战双方也不会今是明非，变幻无常。这实际上也就是后来奥林匹克的锦标传统的由来，但对国际制度、国际规则也很有启示。
总之，以上谈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主要是强调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结构和规则。当然，首先是结构问题。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原认为是安全困境，但实际上是“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因为最后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按照现在国际关系的术语来讲，崛起国必然要挑战霸权国，后者必然回应前者的挑战，这是一个基本结构问题；这样一种结构会推动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而且几乎成了一种客观定律。就中美关系来说，世界老大与老二之间、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带有更强的结构性张力特征，它们如何相处会形塑国际关系的结构，也会给国际关系带来更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结果。与此同时，也必须强调国际规则的重要性，结构与规则共同构成国际秩序。中美既要和平相处、合作相处，也要约定相处的规则，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很好地处理结构与规则的问题。你遇到特朗普这样天天变脸翻书的人，就更应该强调规则，强调规则与契约背后的诚信；但也要找到用结构去制衡他的方法。
二、中美对摆脱“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态度截然相反
“陷阱”问题对于中美两个大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中美各自有什么样的反应？在国际关系发展的根本目标上，中国主张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外交政策上，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坚定地走和平、发展、合作的道路。这些都是为了避免和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堵绝大国间战争和战争危险。对于中美如何相处，中国也有自己的主张，即应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且在这样提的时候特别强调要摆脱“修昔底德陷阱”。
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时明确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某些国家产生的不适应症，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强国“冲突不可避免论”的担忧，习近平有针对性地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这既有力回应了“中国威胁论”和孤立中国的企图，又否定了“国强必霸”的西方传统国际政治认知，更反制了那种持对抗性立场、从而自陷“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更好地处理彼此关系，则是一种有解释力的、负责任的说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确实应该认真反思历史、吸取既往教训，与传统的观念实行决裂。
当然，中国提出避免陷阱的问题更多的是从中国的战略文化出发，就是东方和平主义，“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党代会和政府工作报告等最重要的文件中都有重大宣示，应该说甚至达到了基本国策的高度。但是，我们应该十分清楚，到目前为止，这些仍然还都只是中国的战略文化，是新型的外交理念，即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写进联合国决议，也不意味着它们成为了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因此，在考虑国家的对外战略、进行战略选择时，包括在处理中美关系这样的大国关系时，我们还是要首先重视国际上的客观性因素，结构便是最大的客观性。
显然，用客观视角和主观文化视角看，美国与中国都不在一个境界，对于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它也是从自己的战略需要考虑并作出回应，且带有其内含的战略文化特质。从战略需要来看，美国决不允许任何大国取代它的霸主地位，对有可能的“替代性大国”一定想办法打压，甚至要压倒。因此，它不会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从“瀛台会”到“故宫游”，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位总统均是礼貌倾听，但内心不接受。从战略文化来看，主要是看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对于中美两个大国如何相处，站在不同的理论学派，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和结论。美国新自由主义理论、包括国际制度学派认为，虽然利益和权力是重要的，但美国可以通过“接触加遏制”改变中国，使中国被纳入美国带头创设的国际体系中，从而同化中国于西方国际秩序之中。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曾经这样做过。而美国现实主义理论认为，面临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中美两个大国的战略选择都是现实的，都是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对国际力量对比（也就是国际结构）的分析，作出自己认为最优的选择。在此考虑下，中国的崛起会对现有秩序造成某种威胁，中国可能另起炉灶，因此美国认为必须对中国加以遏制。特朗普政府、尤其是在其国安团队改组后便是这样的判断，即必须从过去的“接触加遏制”转变为以遏制为主，其对中国的定位是“战略竞争对手”、“敌手”。
近来美国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个重磅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Rival）和“修正主义国家”，《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敌手”（Adversary），它们的共同点是认为中国在战略利益、价值观和发展模式方面均对美国构成威胁，Adversary定位虽然还不是完全的敌人、但含有敌视性成分，在威胁程度上有的报告甚至将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值得注意的是，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时期均没有这样定位过，在过去中美发生很多矛盾时也没有这种定位，而特朗普政府则使用了明确的定性语言。最近，美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阐释“美国印太战略”时，毫不隐晦中国是美在该地区的唯一对手。这意味着，随着中国崛起和强大，美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和判断已发生重大变化，确认其为可能取代霸主地位的主要对手和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虽然美并不完全排斥与中国合作，但竞争压制的成分更大，防范与遏制成为基本面。这势必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及其作为，例如近来美国挑起中美贸易争端，打“台湾牌”的频率也在提升。
基于不同的战略需要和战略文化，中美两大国对国际体系的转型和国际秩序的塑造，有着不同的看法。现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变化主要还是处于国际结构首先变化的关键阶段，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其中最显著的结构性变化；美国对中国如何定位，更像是从结构方面看问题的。按照沃尔兹的理论，国际结构的变化是指相互位置的变化以及排列顺序的变化。在目前的国际结构中，中美之间就存在着这样的变化，中美相互位移就是结构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关系结构变动时，美国感到中国是威胁的来源，需要对中国的重新认知与定位，而这将影响到美国的战略选择。当然，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秩序重新塑造，最终还会发展到需要制定新规则、新制度的阶段，到那时就是质的变化了。
三、复合型结构可以摆脱“陷阱”？
在解释“修昔底德陷阱”可以避免时，很多人提出中美两个大国可以通过建立战略互信，夯实政治关系基础；也有人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多于分歧与矛盾，这提供了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中国政府在强调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基本原则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并希望以此跳脱“修昔底德陷阱”。但这些基本上是主观理念，属于单方面的战略文化，尽管这些是很好的战略文化、很先进的外交理念，但理想化成分很大；所以，美国虽然对这些提法很客气，但实际上是排斥的。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战略选择转到遏制为主，表明其较难容忍中国崛起，也表明其更认定结构因素超过文化因素。因此，无论是“陷阱”还是“大国关系”，首先是国际结构问题。结构问题不解决，摆脱“陷阱”和构建新型关系，都可能流于言词，而没办法成为现实。归结起来，结构性问题要用结构性视角分析，结构性矛盾要用结构性方法解决。那么，什么样的结构避免不了“修昔底德陷阱”？什么样的结构会提供避免乃至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应该说，在国际关系单一结构下，很容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难于逃脱此国际政治定律；而在国际关系复合型结构下，则存在着摆脱该陷阱的极大可能。
我在《国际格局论》一书中指出，当代国际格局与以往有着极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复合型结构，以往都是单一型结构。在复合型国际格局（即结构）中，大国存在着加强合作，化解矛盾，避免冲突乃至战争的结构性因素。一般认为，二战后是两极结构，沃尔兹就此提出“两极稳定论”；一般也都认为，1945年以来长时间内国际结构是单一型结构。但是，准确地说，二战后国际格局便开始变成复合型结构，而非单一型结构，这是实际上发生的、而非理论上假设的事实；这也是战后没有发生世界大战（后果），也没有让那些大国、特别是两个武装到牙齿的超级大国跌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虽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原因。我们过去可能还没太注意：尽管当时确实存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以它们为首的两大联盟体系，是典型的两极格局，即“雅尔塔体制”；但联合国代表的国际秩序，“四大国合作体制”的战后设计，以及国际组织等其他行为体的蓬勃发展，意味着在两极格局中（内）存在多极化的结构性因素，或者说与两极格局并存着多极化因素，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常”及否决权体制更是一种多极化的结构性因素。虽然面对国际事务不能说可以起最后的作用，但某些时候还是可以发挥一些作用。有些人认为，战后国际结构就是两极，就是单一型结构；但毛泽东早就提出的“中间地带”、第三世界等理论显然是指美苏两极之外存在着多极化，70年代他更认为存在两个超级大国，但多极化也在发展。不可能认为70年代有多极化，今天却没有了。其实，在战后总体结构上，尽管国际格局是以两极为主，多极化为辅，但这已是一种复合型、多层次的结构；二战后出现复合型结构是国际关系史上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对原有国际关系理论有极大的冲击。后来，美苏出现争霸却并未导致战争，同时经历了从冷战到缓和的完整过程，是因为多极化因素在起作用。
不仅战后两极结构为主时国际结构是复合型的，而且冷战结束、两极瓦解后，国际结构也仍然是复合型的，并没有回归单一型结构。在学界单一型结构的观点根深蒂固，有人可能认为，两极解体，二减一等于一，现在仅存单极化或单极结构。这是机械论的观点。前面说过，如果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多极化，而到本世纪前10多年，多极化却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是不是不合逻辑？应该是，冷战结束，两极解体，不是回归了单一型结构，反而是加强了复合型结构。这就是复合型结构变得层次更多、更丰富：不仅有单极化的存在，而且更有多极化的发展，还仍然有两极化的因素。虽然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单极化结构和美国“单极至上”的战略一度盛行，美国甚至打了4场局部战争强力推行单极化，但多极化也在迅速发展，不断成长。到了条件成熟的时候，多极化越来越占据主导，比如中国的真正崛起、金砖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比如70年代欧洲联合到近20年来欧盟一体化进程（个别国家脱欧只是最近的事），还比如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提升，等等，都是经济多极化与政治多极化发展强化的表现。而中国的崛起使中美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两大行为体（有人叫G2），美俄则在国际军事力量领域延续着美苏的地位。总的来讲，尽管单极化存在，但并不可能阻绝多极化的发展，也不可能让两极化消融其结构性因素，更不可能消除复合型结构。其实，我们前几年常用的一个说法“一超多强”正是对复合型结构的形象说明。现在的复合型结构则是多极化加两极化加单极化，由此衍生出更多的多边几方的叠加式关系；且这种叠加式关系不是简单加减式，而是加减乘除式的。
目前由于中国的崛起和复兴，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这个结构又到了一种质的变化的关头。既有中国的崛起，也有美国的相对衰落，“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这种结构变化引发的一个国际政治设问。
但是，美国为什么不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不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选择？为什么是美国学者、而非他国学者首先预设性地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命题？就是因为他们还认为现在的国际结构是单一型结构，而不是复合型结构。我们说，特朗普在国际关系中、尤其在对华关系上，不按牌理出牌，不守规则，在中美经贸、台湾问题上多变而不可预测，除了政治素人的特点外，很大程度上是他比较迷恋单一型国际结构中的实力对比；他上台后对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国际条约（巴黎协定），包括区域一体化（TPP）的态度，可以一个“退”字概括，采取的是一种新孤立主义、单边主义的政策，表明他残存着单极化思维。有人发现他的外交哲学倾向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如信奉里根的“以实力求和平”），这似乎提供了认识特朗普的重要背景。应该说，在理论上讲，特朗普的政策确实很容易回归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按照这种理论推演，单一型结构确实可能驱使大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归结起来，首先，对于二战后国际关系的理解，主要是对国际格局的理解，一定是复合型结构的观点，而不要仍然囿于、固守于单一型结构的窠臼。其次，对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理解，也一定是复合型结构的观点，而不要又回到单一型结构。1945年二战以后实际上是复合型的国际格局，它避免和摆脱了“陷阱”的困扰，冷战结束后的复合型结构依然提供着这样的可能。
四、中国仍然需要根据结构做出合理的战略选择
今天既然提出要摆脱“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就要考虑国际关系结构的背景，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现在就是复合型结构，既有多极化因素，也有两极化和单极化因素，是三种结构因素都有。摆脱“陷阱”是可能的，是因为现在是复合型结构，国际关系的作用方式及其结果是与历史上的情况不同的。
1、无论从国际政治理论角度，还是从对外战略选择角度，我们必须看到，正因为现在是复合型结构，所以单极化发挥作用是受到限制的，因为除了单极化之外，还有其他结构性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多极化的、两极化的因素。如果现在仅仅是美国的“单极化”，那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就很难说了，比如在朝鲜半岛、在中东地区，比如中美关系。是不是会重复19世纪国际政治的逻辑，为了领土纠纷、地缘争夺或军备竞赛发生战争，为了争夺霸权发生战争？但由于现在的国际结构是复合型的，美国虽然想继续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但其行为不能不有所节制；特朗普虽想让“美国再次伟大”，高喊“美国至上”、“美国第一”，也不能为所欲为。正因为多极化、两极化因素抑制了单极化，其他大国、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复合型结构客观上形成多边几方的联动关系，即使霸权国也不能不因受牵制而乖巧。
2、当然，虽然中美“陷阱”问题首先是一个结构问题，但也不能一味强调中美老大老二的关系，因为这仅仅是把视野狭隘在一个层次上看问题，也就是从单一型结构视角在看问题，会得出比较简单粗糙的结论。恰恰相反，由于国际结构是复合型的、多层次的，它给中国提供了很多战略机遇，在面对美国这个“单极”时也有不小的回旋空间。中国在国际结构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复合型结构让中国有充分利用的结构性因素：第一，发挥多极化作用，在政治领域借重中、俄、欧、日等，在国际经济领域鼓励和促使新兴国家、金砖国家及国际组织提升主导权和话语权。第二，发挥两极化作用，在国际经济领域以中美、在国际安全领域以俄美产生新的制衡关系。这意味着，两极化也是复合型的，这虽增加了结构上的复杂性，但也提供了可利用的弹性条件。
你去注意充分利用、多面发挥复合型结构的功能，你就能拓展出更大的战略空间。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充分利用多极化因素，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充分利用两极化因素，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可以综合利用多极化两极化双重因素。如，在全球治理、区域一体化、地区热点方面，可以大力推动多极化与全球化进程；在中美双边关系紧张时、同样也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可以借重两极化因素。近日，伴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和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召开，人们很关注中俄关系和上合组织。中俄较早时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近年来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包括政治合作、军事安全合作的水平多次提升。由中俄牵头的上海合作组织，在亚欧地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双边联盟体系、甚至会制衡其“印太战略”；尤其是2015年乌法峰会上合组织扩员后，印度、巴基斯坦等加入该组织，使该组织在地区事务中的实质性影响进一步扩大。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从结构角度看，这里面既有两极化因素，又有多极化因素；你可以利用复合型结构确立一种复合型战略。
3、当然，由于复合型结构是复杂的，且单极化仍然存在，我们仍需要在很多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仍然需要隐忍坚定、韬光养晦，保持战略稳健。特别是，在中国综合国力快速上升、但又与美国存有一定距离时，应该把握好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拓展而不是限缩自己在国际上的战略纵深。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差不多是美国的63%左右，我们是12亿多美元，美国是19亿美元，应该说这是两国关系的敏感期，例如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发起了中美贸易战。我估计，从中国国力是美国的60%到80%之间，是中美关系最为敏感、多事的时期，也是我们战略机遇期最为关键的时期。美国的对华战略定位有了调整，今后还可能有调整，美国对华施压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对于我们来讲，在60%到80%这个阶段还要讲点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我们是可以在国际上做些事情起些作用，但有些事情还得适当，不要不切实际地自我放大，也不要让人由误读形成误判。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要正确处理好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关系，这样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好处。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非常好的战略文化，但要经过努力把它变成现实，要充分考虑国际关系的结构。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8年5月26日大国策智库与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举办的“开放发展的世界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