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美国阿勒根尼自由文理学院（Allegheny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

2018年6月19日，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至此，认为特朗普只是任性胡闹一气的人们应该很清楚地看出：特朗普政权的所有表现：一系列退群和对抗，代表了美国处于衰退期的综合征及一种特殊的应对。这既是对衰退的应对，也将会是对衰退的加剧。特朗普的确是在带领美国走向另一个方向，但显然是从积极干预的极端走向了一个消极和不合作的极端。认为贸易战只为惩罚中国未能遵守入世承诺的人还需要解释从气候协定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系列的退群是在惩罚谁的过错。

在2017年初，美国冷战史权威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接受中国国内某机构专访时，“反复强调特朗普的商人属性”，并言之凿凿地说：特朗普当选“对中国来说并不都是负面的，从某种意义上也有利于中国，给中国带来机遇。”另一位“知华派”容安澜（Alan Romberg）则信誓旦旦地表示：“特朗普上台不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根本影响”，以及“一旦他对整个外交事务更加了解，明白什么是第一要务以后，他将会采取与之前比较一致的政策。”

现在再来看这两位权威的回答，不禁让人疑惑，是一些美国学者天真，善意，还是判断失误，或是在被中国人采访的时候说点裹着糖衣的好听话，安慰一下采访者：“没事没事，马上会好的。”

美国人曾经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继二十世纪以后的另一个美国世纪。2000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自负地宣布：“我们的国家是被上帝拣选和被历史指定来做全世界的典范的。”（Our nation is chosen by God and commissioned by history to be a model for the world.）然而到了2010年，很多美国人就已经开始担心中国会很快取代美国称为世界上居领导地位的超级大国了 （见布热津斯基《战略眼光：美国及其全球力量的危机》Basic Books, 2012年,19页）。一位学者麦科伊(Alfred McCoy) 在2017年出版的《在美国世纪的阴影中：美国全球力量的兴衰》中更为确切地指出：2010年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65% 的美国人相信国家正在处于衰落状态（in the state of decline）（Haymarket Books,2017, 229 页）。作者相信，美国的衰落已经不再是一个“是否”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的问题。

2010年这个时间点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并不是中国后来才实行的或者公开宣称即将实行的某些战略发展计划惊醒了美国人招来反制，而是美国人的担心和对自身地位受到威胁的敏感（例如1980年代对日本）是无论如何都存在，无论你如何解释都是不会被坦然接受的，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发展毕竟想藏也藏不住，即便不想当头，对手也不会让你轻易过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既然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发展的权利，中国的发展也好，崛起也好，原本就不需要向美国人解释和自辩。

这个时间点也说明，特朗普在2016年底的当选，正是2010年前后已经逐渐积累的美国焦虑的一次集中爆发，而百分之六十五这个数据还说明焦虑的广泛性。美国政府2008年的人口公报显示：1973年有24% 的美国人从事制造业，到2007年这一比例是10%，也就是说，有14%的美国人在这二十多年里不再从事制造业，但是这一公报同时指出：“在失去蓝领制造业工作的地区，专业服务的，行政管理，以及信息服务的职位增加了。”这表明，真正受到经济结构调整冲击而完全失业和无法再就业的蓝领工人应该不超过总人口的10%，即使这部分人集体陷入对衰落的焦虑，也还有50% 左右的焦虑美国人来自蓝领以外的各个阶层。

布热津斯基把美国内部的问题归纳为六个主要方面：1，不断上升和最终难以为继的国债；2，存在缺陷的金融系统；3， 日趋严重的居民收入两级分化--2007年，1% 的最富有的美国家庭占有33.8% 的国民财富；4，日趋衰败的基础设施；5， 对世界局势高度无知的公众；6，拥塞僵化的政党政治。从选民的角度看，前面四条并不能明显地感受到，很多一辈子不出国的美国人也无从比较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美国的区别。在后两条中，普遍的对美国前途感到焦虑而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的民众（上述的第5条）对任何现任的建制派政客（第6条）都很难信任，因此相当一部分选民--不论蓝领还是中产—的确从一个风格独特，看似富有个性的体制外政治素人的身上看到了希望：失业的产业工人认为自己可以找回饭碗；白人认为自己可以找回和加强种族自信；自诩合法又特别聪明的高学历华人认为可以借机把他们所厌恶和鄙视的“非法移民”一举驱逐，眼不见为净。

背景当然并不重要，问题在于，这个人提供的方向究竟是什么。上述这两本书写完和出版之际，作者都没有看见美国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的举动，其中，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际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更是在2017年3 月辞世，但是“退群”和向中国开打贸易战显然和具有战略眼光的作者们认同的积极应对是相悖的。麦科伊明确肯定奥巴马巩固和盟友的关系以重返亚太的战略更为明智。

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没有想过，即使短期内一些经济目标和驱逐非法移民这类政策部分地在国内实现了，美国付出的长远代价却是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形象。特朗普政府通过在对外关系中的一系列举动把二十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经历了美西战争，一战，二战，韩战，冷战以后积累起来的作为全球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双重象征的地位，消耗得只剩下以受害者的形象对抗和逃避。而如何以更积极地方式挽回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至少延缓衰退，则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人如布热津斯基关注的。他明确提出，美国作为人均能源需求最高和二氧化碳排放最高的国家，不仅应该让其他国际积极配合，还应当身体力行地抑制气候变化，并培育和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cooperative partnership）。

美国目前所做的，显然不是朝这个方向。它暴露在全世界眼前的沮丧，愤怒，自闭，锱铢必较，出尔反尔更不是一个领导者，哪怕有风度地退场时应有的形象。孤立主义固然完全可以是一个国家自我定位的选择，但人们还会追问，如果美国变得和任何一个英语系民主国家一样甚至更加抵制全球合作机制，为什么上帝“拣选”的是美国而不是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美国例外论”的基础在哪里？美国干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底气和合法性从何而来？其已经有两大洋天然屏障的的“国家安全”又何须由遍布全球的几百个军事基地来保障？一个“孤立主义”的国家是否需要承担那么多盟友的防卫？如果美国退守成一个普通国家，以国家实力和信用支撑的国际结算货币美元的地位又将如何？

特朗普和建制派政客的区别在于后者尚且想要保持一点颜面和风度，把“拣选”论，“例外”论和世界模范的形象通过战略手段延续下去，而前者干脆什么都不管了。建制派承认美国人中有很大数量处于对国际事务的蒙昧中，而“公众的无知制造了一个对极端主义的简化言辞更为友善的美国政治环境”（布热津斯基2012）并多少保持警醒，而特朗普直接诉诸和利用这种情绪。 如果说，奥巴马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还有一点把中国悄悄踢出局的艺术感，重返亚太还有点围而不打的战略意识，特朗普的做法，包括曾经被误认为“不懂国际关系”而出现的对台接触，无异于一个棋手把本来该做战略布局的棋盘掀掉，直接给对手一拳。

1969年，尼克松曾经誓言要把中国拯救出“愤怒的孤立”，五十年后，美国自己却陷入了“愤怒的孤立”。从短期来看，选择出拳的时机也不乏策略的考量，但从宏观来看，特朗普显然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但也远不是一个拥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特朗普未来的继任者必将收拾他留下的烂摊子，但还会继续面临美国还要不要做“全世界的典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