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发展与世界观演变

所谓的中西碰撞，以及“中国与世界”这个话题，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是以周边为主的自然延伸，并且那时候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的与主权、领土完整等相关的概念。中国原来也有与外族的领土纠纷和战争，或遭到外族的入侵，但19世纪中叶与西方的这次碰撞的确是前所未有的，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次碰撞的结果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对西方列强又割地又赔款、自己沦为了半殖民地，而且从那以后中国节节走衰，面临着民族危亡甚至被叫做亡国灭种的危险，直到《凡尔赛条约》出来，才爆发了启蒙与救亡的“五四运动”。

其实还在五四以前，从龚自珍、魏源等开始，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复去海外留学，孙中山等提出“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主要都是处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为了实现民族独立，早期志士仁人在救亡图存这一点上有很多是共通的。如此一步步走来，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五四到建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明确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从1919年五四到1949年建国30年，解决了“站起来”的问题或解决了“挨打”的问题。而我们被“老师”打，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真正是“漫长的革命”！这就是为什么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最后一句是“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比较而言，十月革命只用了“震撼世界的十天”就取得了政权，法国大革命是五年，美国独立战争是八年。[1]

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站起来”中的救亡图存或“挨打”问题基本解决了。当然，为了保卫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台湾尚未实现与祖国的统一)，我们在1950年代初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代中后期与苏联出现严重分歧，这些也都是“站起来”过程中必须要解决或确保的问题，不论事后看我们也被迫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在保住主权独立的前提下，1950年代就开始了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探索，目的是要解决“挨饿”的问题。经过前三十年的艰辛探索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持续稳步发展，中国终于解决了“富起来” 的问题。这个“世界奇迹”的背后，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走向世界。

我们的对外开放和走向世界，从一开始就不仅是向狭义的西方开放。回想起来，1970年代末的第一轮改革和开放是学东欧，特别是南斯拉夫、匈牙利，接着是学日本、新加坡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但解放后的第二个三十年确实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为主。

如果再往前追溯，从1954年周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到1955年出席万隆会议，中国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了具有我们特色的与战后广大新独立国家的交往交流。我们与战后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不只是建交，确实关系很近、很深，特别是1953年12月总理在京会见印度客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以至于1972年我们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亚非国家“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2]

虽然真正把对外开放作为国策(和对内改革同时启动)，是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时算起，但其实这一轮的对外开放，至少应该从1972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和中国与日本、中国与欧洲主要国家建交那个阶段就开始起步了。历史总是在波浪中前进，既有否定之否定似的“扬弃”，也有看得见看不见的连续性和继承性。[3]

改革开放到今年就正好是四十年了。我们解决了近代以来“挨饿”的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国人民“富起来”。“富起来”有好几个方面：第一是经济持续地高速增长，GDP 连续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现在仍保持在中高速。如果是丹麦、新加坡等比较小的经济体，保持高增长相对容易得多，而以中国如此大的人口、如此差的基础(毛主席和小平同志过去讲中国特色，很长时间首先都是说“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这么长的时间保持两位数增长，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几亿人摆脱贫困，这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脱贫。在英、法、德等先发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之初就像狄更斯小说所描写的城市状况那样，贫困人口更多了，恰恰是工业化进程加大了贫困面，“起飞”阶段很多人进了城，却沦为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那样的贫困人口聚居区，只是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或者这些国家成为了“福利国家”，或者大规模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比例。而中国是在起飞的阶段就使整个社会“富起来”，实现了“帕累托效应”，绝对贫困人口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大规模减少，即使在不断提高贫困线的标准的情况下，这一世界最大的减贫过程一直没有中断或减慢。[4]

农村的脱贫可以说一年一个样、一步一扩展，一开始是针对老少边穷地区，后来是整个农村，都基本摆脱了贫困。到现在只剩下最后的3000万人，到2020年经过精准扶贫，不仅应该能够实现全部脱贫，而且从相对意义来讲，我们的城市人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改革，整体上不仅摆脱了商品短缺和生活困难，全社会也基本实现了小康。

第三是我们同时也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和城乡关系、工农结构方面的社会变革，而且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内战、内乱、大动荡和大冲突。可以说，建国三十年加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整个城乡结构、工农结构、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几千年来最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已焕然一新。

第四是在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过程中也没有对外大规模的移民，更没有对外殖民。反观发达国家在18、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前半叶，要么大规模地对外移民、殖民，要么彼此开战，乃至发动侵略战争，最终酿成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而中国是靠聚精会神搞经济建设、靠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来解决“富起来”的问题，妥善地处理好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

即使是在历史恩怨、历史纠纷等问题上，我们跟任何国家和地区，包括周边国家，也未采取武力办法来解决。在经贸领域更是互利共赢，我们摒弃了18-19世纪西方奉行的弱肉强食、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甚至我们在与发达经济体的交往中只得小头、有微利，只要我们认为有利于互利合作，有利于和平发展，我们就坚持做。“富起来”的四十年，也是一路和平地走过来的四十年。与此相应的是，对外关系的变化，已经由亡国灭种、救亡图存因此必须首先解决独立和解放，变成了追求和平与发展，追求互利与共赢。

而现在，我们已经从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经过改革开放的四十年，进入到了第三时期，也就是十八大以来的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定位，我们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重大国际事务、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都得到了提高。不只是在直接涉及中国时，而且在全球问题、区域问题上，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疾病传播等)，不但有我们的声音，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声音，发言权和话语权都今非昔比，在塑造新型国际秩序、国际规则方面也是越来越重要的一方。

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虽然也是五大战胜国之一，但战后规则是雅尔塔会晤前后由苏美英“三巨头”制定的，中国没有发言权。而从1949年建国、1972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8年以后搞改革开放，现在又从“富起来”到日益“强起来”，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我们在国际事 务中的话语权、影响力和规则制定中的作用。就此而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个人认为，晚清时好像中国处在世界之外，林则徐、张之洞、康有为、严复等考虑的是怎样应对，而无力应对才有了后来我们说的百年耻辱。即使1949年刚建国、1979年刚开放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也是一个新中国怎样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但现在，经过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跨越，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中国已经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与外部世界越来越交融、交汇，今天的世界如果没有中国就不叫世界，世界是怎样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是怎样的：中国如何发展、中国怎样主张、中国有何影响。

这种内外交融不只是在国家层面、宏观层面。现在中国在外的留学生人数增长得很快，旅游者人数增长更快，境外投资、经商和劳务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中国内地的发展，包括在贵州、甘肃等地的发展，也越来越是世界发展之一部分。在这个“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连山村的孩子也离不开来自世界的科技、信息等，这些与他们的学习、进步以至下一步发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中国对世界的作用， 对世界市场、价格、供销关系都有很直接的影响，当然最显著的是北上广和深圳、宁波、义乌等，但实际上对世界发生影响的也包括以前被认为还比较偏远的广大中西部。

毫无疑问，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权、边界、利益，以及制度、文化、价值，都需要保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但另一方面，今天的世界确实是日益融为一个全球村了，越是世界的越是中国的，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现在已形成的G20是一个新的平台，2007-2008年金融风暴前还主要是七国集团说了算，出现危机后七国不够了，需要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共商大计，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

当然，当今 最大、最具正当性的平台还是联合国。在巴以、伊核、朝核、难民、气候变化等全球或区域性热点难点问题上，中国的主张是很关键的。这不仅是指拥有否决权的一票，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变化与世界的发展变化日益融为一体，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提升。

中国人的世界观也正在发生变化。晚清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面对的是西方列强的挑战，基本的范式是“中西”问题(而不是古今问题)，即面对西方挑战中国如何应对。仁人志士们也确实付出了很多，也探索过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最后被迫选择了革命救国，才有了新中国，并一步步走到今天。

到了当下，学者们深入思考对几千年的文化资源重组、激活、创新，在古代的天下观和今天的世界观之间如何打通。其实，即使是古今、中西这两个范式，中和西不是二元的，中和西的界线在变化，不是截然分开的，尤其在当下背景而言，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古和今更是没有截然的界线，几千年来有曲折、有变形，但总体上是一路走下来， 不仅没有间断，而且还不断发展，不断创新。

二、当代国际关系的变化

从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或许连“国际关系”这个概念都在改变。

第一，国际关系的主体变了。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是指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主体是国家，但现在国际事务(或者叫世界事务、全球事务)的主体正在变化，虽然国家仍是最强的主体，但很多主体已经不再是“nation”，且这些非国家主体的作用还越来越凸显：

首先就是跨国公司。大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之一。这个情况其实还在冷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例如达沃斯论坛，就是跨过公司搞起来的，现在早已不是大公司的聚会，影响也越 来越大。人们都知道瑞士有达沃斯，甚至印象中好像瑞士只有达沃斯，一想到瑞士想到的就是达沃斯，直到习近平主席去日内瓦讲话，才知道瑞士也有联合国的另一个总部。达沃斯论坛的主体就是跨国公司，或者说非国家的经济实体。

跨国公司发展之快，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跨国资本、跨国公司不是以国家为单位，国家很难束缚它，甚至也无法规制它。其实也无所谓是不是跨国资本，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哪儿的成本低、回报快、收益高，它就去哪儿。历史上18世纪以后资本主义打开了世界市场，《共产党宣言》对此讲得很清楚:“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到了20世纪就看得更清楚，资本并不受国家边界的束缚，尽管政府总想通过各种手段控制它，但商品流动、资本输出很大程度上是无力阻挡的。

到了1980年代，美国还在里根时期，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就大规模地从美国本土往外移，先是去了墨西哥，后来去了南美，再后来才到了东南亚，“四小龙”、“五小虎”这么起来，登陆中国东南沿海如珠三角是再后来的事。

资本外移，工人外移不了，失业率也就上去了。美国1980年代那一轮似乎还不凸显，因为首先丢工作的是黑人，失业后，它们集中在贫民窟，吸毒、偷盗、犯罪并未引起波澜。后来大量的拉美裔也面临失业了，因为反正很多本来也是属于非正规就业，也有不少是墨西哥或拉美来的移民，失业了再回到墨西哥或拉美去。再后来很多亚裔也丢了工作，亚裔历来多数是自雇性质的，开小餐馆、小商店，亲缘关系网络，也是正规就业，他们甚至也不去领失业救济金，政治热情也低，很少上街抗议。最糟糕就是最近这一轮，2007-2008年经济-金融风暴，大量白人中的中年男性丢了工作。特朗普的选民中大量是这类人。[5]

同时，失业加上(或导致!)增长放缓，增长放缓又使得税收变低，有些州政府其实是破产的，联邦政府也是多年财政预算双赤字(这还不算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带来的赤字)。税收低也导致基础设施改善没钱，美国最新的跨越几个州的高速公路还是里根时期修的了。

当然，还有所谓贸易不平衡。生产商都出去了，服装鞋袜等生活用品都靠进口，自己的高科技优势又不愿意出口，当然会不平衡了。特朗普看到美国的问题基本都是真的，但是把“责任”归咎于中国则大错特错。当然，当他宣称“美国优先”时，所指责的不只是中国一家，连墨西哥、加拿大、日本等都指责，嫌它们也在对美贸易中太多顺差。事实上最要害的不在于哪个国家故意要“偷走美国的工作”，而是资本的逻辑便是如此，这是结构性问题。

第二类非国家性质的主体也是雨后春笋般涌现，那就是各类性质的非政府组织，也被称为“第三部门”。这么多非政府组织活跃于国际关系、世界事务之中，这是全球性的。而它们不像资本只是为了牟利，也不像政府属于看得见的手(负责提供公益和社会管理)，但它们发展之快确实惊人，大大小小，有的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或国际背景，也有的政治色彩淡，搞环保、妇女权益、小动物保护等。如今在国际舞台上，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重要的主体，不仅声音大，能量也很大。

还有很特别的一类政治性甚至暴力性的主体，那就是全世界各国都正面临其挑战的恐怖组织、极端组织。今天，给人类带来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除了气候变化、疾病传播，就是极端主义或极端主义武装起来的恐怖组织。恐怖组织有些有宗教背景，有些有国外背景，也有的很小，三五个人就可以制造出一起很大的事件。这些极端组织未必要组建为政党，更未必想建立自己的国家，但也在成为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主体。

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极端组织，这三类都没有说要成为国家，不是像历史上被殖民的民族和地区那样会变成谋求独立并建立自己的国家，组建自己的政府。跨国公司就是为赚钱，非政府组织就是实现各类诉求，第三类就是用极端的办法来抵抗、破坏、挑战现存秩序。它们的出现和日益增大或壮大，使得国际关系中的主体确实多样化了，不再只是国家，当然更不只是经济学所谓“经济人假设”的个人。

第二，国际关系的规则也变了。以前“international”的“nation”还是弱肉强食的逻辑、胜者为王的逻辑，也就是强者制定规则，甚至用武力来制定规则。连早期的商业都是用枪炮来打开市场，或者商业以枪炮军舰为后盾。二战以来开始变化，因为两次世界大战让战败国、战胜国都觉得经不起再这么打了，于是有了联合国体系。进入21世纪，规则的变化就越来越明显，原来的规则(无论是雅尔塔体系、冷战格局还是冷战后昙花一现的美国“一超独霸”)正在遭遇挑战或者已经失灵，既不是三强制定的秩序，也不是冷战秩序，甚至也不是美国治下的秩序(Pax Americana)。

其实中国早在1953年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里首先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其次是互不干涉，天大的事情也要本着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的精神来商量着解决，而不诉诸武力。那时新中国建立不久，各国对她还不了解甚至有误解，总理去参加万隆会议，在那以前访问缅甸和印度，就提出了这五项原则， 得到了高度认同。现在，不只是当初提出的基本原则要坚持和维护，我们也更明确地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雅尔塔会议(以及在那以前的德黑兰会议和紧接着的波茨坦会议)、戴维营会议都是几“巨头”私下商量和决定世界规则，而现在不只是在政治上我们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而且在具体的国际事务中我们也首先强调共商，例如如何应对风险、危机、挑战、不确定性，怎么如何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规则大家一起商量，“大家的 事大家商量着办”；其次是共建，即在整个过程中共同参与，用开放式包容式的方式来实施国际合作；最后是共享，共享也不一定是半斤八两，当然可以这次你多得一些，下次我多得一些，但至少不是你多我就少，更不是丛林法则、零和游戏的玩法。

而且共享还不只是双赢，我们要追求包括第三方第四方的多方共赢、共享。比如，中欧如果在科技领域合作，要让广大的非洲也受益；中美如在清洁能源合作，要让很小的岛国也受益。至于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要用正确的“义利观”来指导，先义后利，多予少取。我们尤其注意与弱者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提出要加大对最不发达地区的援助力度。总之，全世界确实越来成为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我们富裕起来了不能没有自己的国际担当。

第三，除了主体、规则的变化，现在很多现象也已经不再只是国际性的(international)了，而可以称之为跨国性的(transnational)，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甚至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这种超国家边界现象在文化领域里是最明显的。本来就很难说存在着单一的英国文化、法国文化等，然后不同的文化之间开展文化间的对话(intercultural dialogue)。无论物质文化、口传文化、非物质文化等各种形式，中外古今所有的文化现象本来都是“transnational”甚至是“transcultural” 的状态。我们最熟悉的佛教就是如此。

又如我们饮用的茶，中国当然还是茶叶第一大国，但斯里兰卡、印度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很多很好的茶。生活中的活文化不同于博物馆里摆着的古代灿烂而伟大的文化，“文化”原有的含义就是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方式背后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那才是活的文化，这种文化现象是远远早于民族国家的，也是不受民族国家边界约束的。进入21世纪后，跨文化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网络、信息、技术等只是跨文化的不同载体，这些也都不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5年成立时所提倡的文化间的对话了。

跨越国家边界的现象也不仅在文化领域。区域性经济、安全的跨国平台(或者叫机制、组织)也纷纷出现。最典型的如欧盟，是为了避免区域内一个个国家分得太小太碎而失去竞争力，因而要“抱团取暖”。如果从《罗马条约》算起已经六十年了，它一成立就是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甚至部分地让渡主权来实现一体化的区域整合、区域组织，尽管现在面临脱欧、逆全球化等很多严峻挑战。

最初是在货币层面解决经济、市场的一体化，其内部信息、资本、技术、人员是自由流动的，现在甚至开始考虑要发展到外交、防务上，其高级代表即第三号人物莫盖里尼去年就发布了第一份外交与防务报告，当然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这种区域组织、区域整合，有些是以这种“盟”的形式，例如东盟、非盟等各种区域合作机制；有些是如中国与各个区域的合作，例如中日韩合作、中国与东盟10+1合作，最新的就是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

从跨文化到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跨越国家边界甚至不只是地域性的“抱团”，而是时空伸延式的方式，“一带一路”就是最典型的，虽然它从提出倡议到现在才这么短的时间，却已经获得了如此多的国家和地区、组织和企业的支持和积极参与，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所以，是否可以说，今天的世界观、天下观不是简单地去处理国际关系、双边关系、外交关系，而是用新的世界观、天下观去面对世界性的社会失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灵和精英失职，而面对这些“失”，也有所得，那就是我们正处在国际关系重建、国际秩序重构、国际规则重写、国际治理重塑的历史进程中。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开创未来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外交也是全方位的，不仅是外交官、外交部的事，走出去的留学生、旅游者、投资者、建筑者、表演者、运动员，他们的一言一行也都是外交，是即所谓“民间外交”或“公共外交”。

所谓国家形象或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其实也就在他们每天的一言一行、言谈举止之中，而不仅在于新华社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的讲法和说辞。尽管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主体是依然是国家，但内外之别正在被打破，一个国家内部某个小地方发生的事情，经过宣传、夸大甚至误解，都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形象；反过来，世界上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也会影响到某个国家的偏远地区的人的行为和心思。

今天，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着全新的排列组合过程。18世纪甚至追溯到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以来，有一套关于现代化、现代性、现代国家的叙事，其历程是西欧(尤其英国和法国)发端而走向北美、再到东亚等，而这样一套叙述或范式的最大挑战或变化实际是在寻求确定性上。物理学走在最前面，以牛顿力学最为典型，对其构成挑战的早就有波粒二象性、测不准、相对论，到现在的量子科学。

社会变迁也是如此，无论亚当?斯密、李嘉图一直到凯恩斯，还是孔德、斯宾塞、卢梭、孟德斯鸠，原来都是想要找到经济、社会、法律的所谓规律，即使有转型期或大转变(Great Transformation)，也无非是一些过渡性、临时性的，总体上最后都探索规律或者确定性；但今天的世界的最大特点 恰恰是流动性社会(mobile society)、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这里，变迁成了常态，全球化、信息化、一体化、网络化的共同特点就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

资本、技术、信息、人员都是流动性的，甚至是跨国性的流动。不确定性未必都是坏事，虽有挑战、风险甚至危机，并导致心里没底，原有的知识、信息、制度、政策都不够用。例如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金融风暴、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分离化倾向(如英国脱欧)，使人不仅防不胜防，甚至大量未曾预期的后果。看得见的是这些挑战和难题，看不见的是整个18世纪以来的知识系统面临的 革命。

我很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并不是福山所说“历史终结”了，而是18世纪以来想要寻求确定性的知识和我们所熟知的那个世界正在远离我们而去，一个新的世界正在轰然到来。中国几千年的长幼尊卑等规范早就在1840年以来遭到挑战，涂尔干当年讲的法国、西欧社会失范实际是中世纪信上帝那套规范不灵了，如今是1945年以来那套国际规则和制度不灵了。

单就经济领域而言，原来的金融制度、银行制度、税收制度、审计制度都面临挑战。例如欧盟一体化最核心的就是货币——欧元的一体化，但希腊陷入债务危机时，有人指责默克尔迟迟不出手，认为对希腊这么小的国家，她出手早就解决了，甚至说换成科尔也许早就出手了，而不至于蔓延成南欧诸国(被贬称为“猪国”)的主权债务危机。默克尔也可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实际上有她作为政治家的考量，她知道银行、债务、主权债务那一整片都有严重问题，而不只是希腊出了问题，制度失灵涉及金融、银行、财务一直到管理。说是全球治理，其实并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治理制度”，各国都是各自为政、“各人自扫门前雪”，所谓“国际社会”其实一直是无政府状态。

讲得再尖锐一点，西方的精英整体上是失职的。特朗普批评奥巴马和民主党政府，批评之前历任总统，但他本人能否做到不失职？英国脱欧那么重大的事情，卡梅伦吹着口哨一转身走了，怎么能是这样“玩法”，政治家对国家的命运是要有担当的。每年的精英聚会，美其名曰“summit”(峰会)，但其实有时就成了一个个“party”。

关于所谓逆全球化，它有多个面向，贸易投资上的保护主义只是一个面向。遇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各国经济增长都放缓，就业也压力加大，这种情况下政策都向内收，不只是特朗普和西欧各国。二是社会意义上的排外倾向，有人概括为民粹主义，在社会心态、社会思潮上对外的排斥兴起了。三是政治上保守主义也正卷土重来。

上述情况有人称之为“逆全球化”，更确切地讲是全球化放缓。例如英国脱欧影响了一体化进程，但这首先影响的是区域一体化。而且英国脱欧引起连锁反应，未必是欧盟瓦解，也有可能相反，欧洲大陆特别是德法抱得更紧，其他欧洲国家看到这个案例后也可能认为更要加强一体化？这些都还有待观察与思考。还应看到的是，由于信息、技术及其运用使得信息散发更快，信息的全球化并没有放缓；尽管各国可能有贸易保护、签证严审，人员的流动(包括留学、旅游、投资、施工等人员)也没有放缓；全球层面的资金流向有所变化，特朗普的减税法案是拼命想把资金吸回去，但资金在全球的流量和流速也没有减少。全球的贸易、投资在这两年也在复苏之中，整个西方各国都在复苏，中国则确实走得最稳最好，如今在经济放缓为中高速的前提下就业仍解决得很好。

对全球化放缓的应对，一半是事在人为，一半是“天时地利”。信息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不可阻挡，人员跨国流动亦然，“transnational”(或者叫transnationnality)和不确定性是大势，那么即使各国政府出台政策、措施(美国常常用法令形式)，要想阻拦也只是杯水车薪。而为区域、世界的一体化作出最大贡献的就是中国，中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体量和速度，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中国(global China)、开放的中国、包容的中国，将产生的深远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三、新时代的天下观

对于中国来讲，无论发展还是安全，“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最后的冲刺越艰难，就如同攀登珠穆朗玛峰，各个登山队都是在最后的几百米见分晓，越往高处越需毅力、耐力、智力和意志力。今天中国是 1840年以来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近的时代，也是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最多的时代，因此也是更需要特别的思想、智慧、远见、知识的时代。

我们的世界观、天下观就不仅是谈中国自己的事情和自身的发展，更不仅是做生意、搞贸易，而是要看到世界的大变局、全球的大格局，登高望远，这样也才能看到中国究竟在其中要有怎样的作用和贡献。

中国的“三步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近在咫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自身一步步实现目标之时，也正好是更加公正合理、真正互利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新秩序建成之日，二者应该是同一个过程，所以，它既是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民的更加幸福之日，也是中国对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贡献之时。

毛泽东在刚到陕北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就曾写下“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这样情怀的诗句，而今天我们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到本世纪中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包括两个方面，国家强盛人民幸福是一方面，建设新的国际关系、国际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另一方面。这就需要伟大的思想引领，没有伟大思想支撑的秩序一定是假秩序，或者只是强权秩序，那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得了世界也得不了人心。如今，我们已经到了建设一个思想中国、理论中国和文化中国的时候，而不能只是停留在舌尖上的中国或者杂技的中国、曲艺的中国。

中国经济建设的奇迹只花了几十年，比西方的几百年速度要快得多，代价要小得多，但眼下也必须要处理好生态环境、社会公正、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问题，而思想中国的建设则需要更长时间和更深的准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一般而言，但哲学上思想上的突破也未必一定在社会经济大发展之后。马克思就指出过古希腊的文化艺术达到了人类不可企及的高度，恩格斯也讲过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先声、先导。我们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也是在革命之先，更在经济起飞之先，并为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2017年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在该演讲提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速、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动力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今天，中国在发展上事实上已经为广大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非西方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但在思想层面，今天中国的孔孟老庄、李白杜甫、苏东坡王阳明在哪里？或者，中国的哥白尼、牛顿、康德、爱因斯坦在哪里？思想中国和文化中国已经是时代的召唤。一个时代的思想就是时代需要、时代呼唤的思想。

新的思想是基于改革开放四十年、建国以来七十年、五四以来一百年甚至1840年以来乃至五千年以来的艰苦奋斗和伟大传承而诞生的。新的社会主要矛盾需要新的思想去解决，新的历史征程需要新的思想去引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一次创新、 飞跃，但其他领域也要跟进和突破，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国际关系，也包括哲学、文学、美学、史学等各个学科。这倒未必是说要在国际上获什么奖，被不被“国际社会”承认其实也无所谓，但各个学科和知识体系确实代表一种里程碑或者说绕不过去的高山，我们必须攀登和超越。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需要重新“打点”，以明白我们几千年是如何走过来的；外来文化(不仅是西方文化)需要汲取，以通达别人在哪些方面是值得认真学习的；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而面向未来就必须懂得历史。中国的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有雄心有抱负，尤其年轻一代的学子，正在为人类的知识、文化、精神和哲学提供中国的旧邦新命，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三至五百年的世界和天下。

注释：

[1] 所以，埃德加 ? 斯诺 1960 年代写的《漫长的革命》中说中国革命实在是太漫长，以至于革命胜利时周总理已是一位老人了——建国时总理是 51岁，按现在的标准还是年轻的！

[2] 今天也可以从网络上调出当时投票现场的资料，参与投票的是很多亚非拉国家的外交部长乃至于总理、总统，他们有的在现场还跳起了舞。

[3] 毫无疑问，这种连续性和继承性，甚至也可以从晚清的“洋务运动”看到踪影，尽管其并不成功，中国也只能/只好走上了先社会革命后经济建设之路，更不用说从1950年代起的第一轮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也伴随着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过程。

[4] 中国的贫困线从改革之初的农村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100元人民币到现在高于世界银行的标准，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到现 在的不足3000万。我本人就是从1980年代末研究农村脱贫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一直做了二十多年，进入新世纪才转入到国际问题研究。

[5] 还有部分人未在统计数里，因为美国有一大批人放弃找工作，也未算在失业人口里，显得失业率没那么高，这批人中也很多在大选中 投了特朗普的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