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军事战略，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军事表现。我一直认为：在中英鸦片战争中，中国并非败于“市场”、败于枪炮，而是败于全球性的殖民主义的经济结构。中国的失败应该从这样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来解释：东印度公司不再从事直接贸易，而是通过贷款给印度或广东的地方贸易商人，后者则通过还贷的方式购买东印度公司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于是，真正的问题并非资金、市场、销售在英国、印度、中国之间进行“市场循环”，而是所有的货币和赢余都以股票债券的方式流入伦敦股票交易所，甚至包括美国的资金也在那里转，而印度的棉花、鸦片种植业，与中国的市场之间是被国际资本的链条紧密联系着的。这个所谓的“市场”被伦敦股票交易所控制，由墨西哥奴隶银矿的大量过剩白银资本驱动，而这种全球贸易被跨国公司所雇佣的英国军队所保护。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军队不过是伦敦股票交易所的保安大军。正是在这个国际资本驱动的体系里，中国并非败于市场，并非败于贸易——鸦片战争实际上不得不是中国举一国之力，与以伦敦股票交易所为核心的全球殖民主义经济体系诉诸一战。

这一历史表明：如果不掌握世界金融体系，不改变国际资本唯利是图的流向，企图通过变成“世界加工厂”，企图通过市场和西方主宰的“自由贸易”就能够提升我们的经济，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在这个意义上，鸦片战争给中国的教训不是太深，而是太浅了。

今天，《海国图志》这一伟大的战略著作的军事性质几乎完全被“开放接轨”和“向西方学习”的叙述所掩盖，以致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军事战略主张竟然成为向西方学习（哈西洋）的经典表述。魏源当年所警惕地注视着的中国西南“地平线”，如今竟然成为小资们旅游、消遣、度假的游乐场。然而，也就是在中国西部边疆的不远处，一场新的国际冲突热线已经逐渐形成。与其说这次是为了争夺石油资源，不如说此番国际剩余资本同样是把赌注压在战争、毁灭和重建上。与当年的鸦片战争的区别只不过是，当今战争的名义不是鸦片而是石油，因为眼下大约只有石油可以调动各国为此而不惜一战。列宁在谈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之间的关系时，说了这样著名的话：资本主义恶性膨胀的前途就是资本过剩，解决资本过剩的方法就是帝国主义的资源掠夺，而帝国主义因此也就是战争。我想列宁即使什么都错了，这一条却是清醒而正确的，是不会错的。实际上照我看，或许一塌糊涂几乎什么都错了，并且如今肠子都悔青的，可能是戈尔巴乔夫之流，而不会是列宁。研究国际经济的时髦学者尽可以抛弃列宁，正如当年李鸿章这些神气的侏儒大可看不起魏源。所谓天作孽犹可救，自作孽不可活，他们的短视将给千百万人造成灾难性后果。

北望神州泪阑干，西湖歌舞几时休？当此炮火连天的世界，抚今追昔，实在不知说什么好。站在迪庆高原，惟有以“铁马冰河入梦来”自勉。

近代以来，丽江、迪庆、拉萨一线成为中西冲突的地平线，这可以解释迪庆为什么在1930～1940年代成为西方世界关注的热点，可以解释《消失的地平线》为什么会以中国云南藏区为背景展开，但将《消失的地平线》这本小说简单理解为殖民主义文化的产物仍是不恰当的。实际上，近代历史最奇妙的地方在于，不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会以殖民地为榨取、剥削、侵略的对象，而且西方进步的、批判的思想，也往往反过来，将遥远的东方当作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乌托邦文化想象的源泉。不仅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恰恰撰写于欧洲海外殖民主义开始的时代，而且，正是在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大陆的半个世纪，一位虔诚的欧洲教士撰写了第一部控诉殖民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文明、讴歌印第安文化的杰出著作《保卫印第安》。同样的，《消失的地平线》正是一部在二战中崩溃的欧洲文明自我反思的乌托邦产物，我想它大概属于后一个（批判的乌托邦的）欧洲传统。

而且，与世界其他被征服又被乌托邦化了的文明不同，云南，特别是迪庆，从来没有被任何殖民者征服过，香格里拉周围四座肃穆如金字塔的雪山护卫着它，这是阻挡一切入侵者的天然条件，这也许就是神意。但是，真正的屏障却是人心，是人民心中朴素的信仰，或者说是朴素的、有信仰的人民。他们以“任沧海横流，我仅取一瓢饮”的“适度”哲学为“万世法”，以泛神论为朴素信仰，不为外物所动，自信自身富足。在海拔3000米的雪线之上，在无所不能的大自然面前，一切知识不能不与信仰相关，而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若不和谐相处则不能生存下去。云南藏区，美丽的香格里拉，就是这样一个真实、自信的文明的存在，它并非幻想的乌托邦，它从遥远的青藏高原向世界呼唤：没有信仰的生活是不能想象的，而另类的文明选择总是可能的，对于富足的理解和通向富足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唯一的。人类也许非常渺小，而心灵的世界却很大很大。

对于这些热爱自然的人民，自然给了他们丰厚的回报。迪庆的物产是最丰的，而迪庆的物价也许是云南最低的。藏族人民的生活怎样富足，任何一个初来乍到者从他们美丽的、超凡脱俗的藏式房屋建筑中便可看到。迪庆人民又是适度的，这从他们丝毫不多取于这个世界一分的自律的生活态度中可以看到。

正是在迪庆，我结识了一位会让我终生受益的朋友。第一次见面，我们就不约而同谈到了一个“内中国”、“内亚洲”的地理结构。之前，我只是从个别优秀的中国学者那里听到过这种说法，而我的朋友却早已是这一构想脚踏实地的实践者。他将中国大西南视为亚洲的核心；从地理上看，中国的两条母亲河从这里发端；它南联海洋贸易网络，西靠石油资源，北方则是它纵深的腹地。而从文化上说，“三江（澜沧江、金沙江和怒江）并流”，三教（佛教、东巴教和基督教）共存，“十里不同天”，这样的地理和文化结构决定了——“和而不同”在这里并非什么哲学，而就是当地人朴素的生活习惯。所谓“内亚洲”和“亚洲心脏”的说法，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更是文化和心灵意义上的。

他因此以香格里拉为心灵和信仰的故乡，以这心灵的家园为由衷的自豪，心里怀着这种“家乡中心”的快乐。我跟上这位忙碌而不知疲倦的藏族兄长，奔波于中甸美丽的草甸，参观他辛苦经营的青稞、牦牛、郁金香；跟他出入藏民和纳西人的家园，看处处把他当作亲人的百姓与他一起唱歌、跳舞，我也情不自禁手舞足蹈。在这里，香格里拉没有人把他的理想当说笑，而人人都说，他是香格里拉“最有学问的人”。

正是他解答了我一直的困惑，就是魏源为什么将亚洲大陆称为“瞻部洲”――因为这个范畴意味着亚洲大陆在历史上从来就是一个整体，整个“瞻部洲”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自然延伸”，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所谓“海洋文明”和旷日持久的帝国主义战争，将亚洲分裂为西亚、南亚、中亚、东南亚和东亚。而如果像今天某些时髦人士一般将中国划入可疑的“东亚”国家或者“东亚文明圈”，那么不但广阔的西部中国将成为我们眼里“消失的地平线”，就是广袤的中原也将因此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他还告诉我说：以佛学的用语而言，英文中的“香格里拉”就是“瞻部洲远方的迪庆这片方域”，是亚洲的心脏。而这位藏族同胞正是这里家喻户晓的州长。

这位学者还是一位诗人、歌唱家。他教我用藏语歌唱，他唱着，笑得如同孩子。他说：“这个歌是有信仰的人唱给有信仰的人的嘛！”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一个官员会有这样阳光一样的笑，笑得如同天真的孩子。

也许香格里拉就是块信仰的土地，因为香格里拉的意思就是“心中的日月”。

我一直想把这首朴素的歌翻译成汉语，告诉所有的人。歌中唱道：“你向我走来，捧着一颗真心/你向我走来，带着一路风尘/芸芸众生啊，芸芸幸福/人人心中有真神/只怕你是半心半意的人！”

是啊，香格里拉并不遥远，也许你时时刻刻都能走近她——只要你从心灵深处爱亲人，爱家乡，爱自己祖国的文明——只要你并非半心半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