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外交出现新动向，中美关系也面临新的变数。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和排序有了新的调整，这和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排序与认知形成新的互动。以利益变化为基础，在特朗普时期中美将出现五大领域的角色转换，预示着中美关系在中短期内的双边互动模式。长期而言，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均衡。特朗普当选可能是加速了中美关系均衡时代的到来。中美两国在实力大致接近的均衡阶段，要尽快形成彼此认同和接受的秩序安排，共同促成权力的共处或者转移。

关 键 词：特朗普  均衡时代  全球格局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关系的发展不仅塑造世界格局，而且会影响地区秩序。对于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美双边关系也互为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特朗普2016年赢得大选当选美国总统，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美关系既蕴含着合作机遇，也充满了未知挑战。中美关系发展趋势为何，值得深入研判。观察中美关系走势，有多重路径和各种视角。本文拟从最为根本性的国家利益出发，在分析新的阶段中美两国对于各自根本利益有何认知的基础上，研判中美两国在角色互动上的新发展，然后探究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时期发展的可能趋势。

一、利益变化

利益是外交的基础。对中美关系发展的研判，离不开中美两国对于国家利益的分析。国家利益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特朗普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分析，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无论喜欢与否，特朗普个人及其团队所认知的国家利益将塑造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国家利益，并且影响美国对外政策走向。

与美国以往历届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认知和排序出现了重大转变。美国历届政府所认知的国家利益，总体上可以通过四大关键词来把握，一是安全利益，二是经济利益，三是价值观利益，四是秩序利益。①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总归被认为是第一位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美苏军事对峙的冷战时期，安全利益极为重要。美国经济实力除了作为国家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衡量标准，还支撑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因此经济利益通常紧随安全利益之后。而推广美式民主和自由等“普世价值”观，拓展西方人权以及政治制度也成为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是捍卫美国在二战之后所创建的全球经济、政治和规则体系，确保美国及其盟友在其中的主导地位构成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秩序利益。对于上述四大利益之间的排序，冷战后的历任美国总统，无论党派出身，不管个人喜好，大致延循着上述顺序。当然，由于美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美国历任政府对这四大利益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利益重点以及实现手段也有所变化。

这四大利益一直共同构成美国国家利益的框架和基石，到奥巴马总统为止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动。特朗普同样看重美国国家利益，甚至在其就职演说中公开提出美国利益优先。②然而和美国历任总统相比，特朗普对于这四大利益的认知出现了重大调整，不是有所侧重，而是有所取舍。具体而言，特朗普最为重视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这两大利益是特朗普政府所定义的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属于“美国利益优先”的主要领域。至于传统上毫无疑问属于国家利益范畴的“普世主义”美式价值观和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则被特朗普有意忽略。他在其就职演讲中，明确指出“我们不谋求迫使他人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③，此一表态和以往美国总统的说法大相径庭。作为推行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执行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更为清晰地强调，“我们一定要试着去理解，在和我们打交道的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都分别是什么。在这之后，如果我们能够提倡并促进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才应该这样做。”④换言之，特朗普政府不会像此前美国政府那样，把价值观外交放在重要地位。至于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和规则，特朗普有两大基本观念，一是认为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需要美国投入更多成本但收益较小，二是认定当前国际秩序和规则对美国是不公平的，美国利益受损。基于这两大对于国际秩序的判断，特朗普政府试图去调整美国和国际体系的关系，使其更能反映美国的利益。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本质上表明特朗普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不满。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优先不是指美国在全球秩序中领导地位的优先，而是美国利益在全球利益中的优先。美国在当今世界秩序的主导地位不是特朗普政府认为的关键核心利益。

政府预算是了解一国政策走向的钥匙。特朗普绝不仅是从言语上对美国核心利益范畴和顺序进行调整，更以联邦政府预算的方式加以确认。在特朗普政府提交的2018财年联邦政府预算中，美国国防、国土安全以及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预算显著提高，国际事务、对外援助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开支大幅降低。前者旨在更好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而后者会毫无疑问减少美国在价值观推广上的力度。在解释为何降低对外援助预算时，特朗普政府直接指出之所以“减少或终止直接为国际项目和机构提供资金，是因为这些资金不会大大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⑤

与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国家利益排序进行了重大调整甚至是取舍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政府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较为连贯，没有出现大的变化。⑥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公开宣示四大核心国家利益。一是政权或者说意识形态利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防止其他国家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警惕他国意识形态渗透和扩张，抵制颜色革命活动；二是主权利益，坚决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国家统一大业；三是安全利益，中国既要避免大国间冲突，也要防止周边生乱生战，创造有利于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的国际和周边条件；四是发展利益，确保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中美关系围绕着各自利益认知和排序的互动构成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逻辑。比较中美两国国家利益，发现两者有叠合之处，例如两国都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当然也有不同之处，美国的意识形态利益更多是扩张型利益，中国的意识形态利益主要是防御型利益。美国政府多数情况下强调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一利益，中国则鲜有提及。从利益互动的角度，当两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冲撞时，两国关系更容易表现为竞争和冲突；当两国国家利益总体相容和互利时，中美倾向于合作和共赢。在中国国家利益认知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重新认定和调整就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变量。以利益变化为线索，基本判断为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趋势总体上较为稳定。在中国最为关注的政权安全利益方面，因为特朗普政府对于价值观外交意兴阑珊，对意识形态扩张兴趣也大幅下降，中国政权利益会较少遭受美国挑战，中美原本在这一领域的摩擦和龃龉将显著减少。关于中国主权利益，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逐渐回归传统，在南海问题上相对克制，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也较为温和。在秩序利益方面，中国一贯主张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改革者，并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在特朗普不太关注领导国际秩序的背景下，中美两国不会因为秩序利益产生大的冲突。以上三点均是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有利之处。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可能增加矛盾的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特朗普对于“公平”“互惠”和“平衡”双边经济关系的偏执，会严重挑战中美原有经济关系的利益格局。虽然特朗普对华经济政策已经逐渐改变其在竞选和执政初期的强硬立场，转向务实和强调合作，但是两国经济摩擦甚至贸易战的阴影并未完全消散。⑦不过，经济利益的冲突并不像其他三大核心利益的冲突那么直接和刚性，存在着大量的利益交换空间。这意味着总体上中美关系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中美经济利益之争不至于颠覆中美关系的根本架构。

二、角色转换

中美两国国家利益认知的新变化及其所引起的摩擦与合作，加之特朗普在外交上的一些新趋向，形成了两国关系的角色变迁乃至转换。一系列的角色转换将构成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发展和互动的新趋势。大致上，中美角色转换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政策取向上，美国由外向转内向，中国由内向到外向。传统上，美国外交政策外向型特征明显，经济实力拓展、意识形态扩张和影响力全球主导思维强烈。然而特朗普上台以来，全球化趋势放缓，美国内向化和民粹化趋势抬头。⑧至少可以从两个重要维度观察美国的内向化。一是大幅修正奥巴马时期原本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特朗普先后发布两轮“禁穆令”以及持续推动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收紧立场。二是经济政策上，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更为强化制造业和资本的双回流，“雇美国人、买美国货”成为其经济政策的总体方向。特朗普内向型政策的根本动因是要维护美国国内利益，试图通过内向化的方式在国内创造更多就业。

纵向而言，中国外交政策外向色彩变得更为浓厚。从外交理念上，“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和“开拓创新”等词汇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的新特质。⑨从外交倡议看，中国大力支持全球化进程，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创建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AIIB)和新发展银行(NDB)。这些外向型倡议旨在塑造中国和地区、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对地区事务和全球事务有了更多的参与，突出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第二，在政策重点上，美国比以往更重视经济，中国相对更重视安全。在原有的国家利益排序中，美国政府通常把经济放在安全之后。但是基于自身商人的经历，以及美国经济长期发展不振的现状，特朗普开始把发展经济放在尤为突出的位置。特朗普本人也认为自己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独特的能力，希望在经济增长方面确定自己的政策遗产。因此，美国经济能否强劲增长，工作岗位能否大量增加，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政绩的关键试金石。特朗普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打安全牌，用安全为经济服务，公开强调对等贸易，降低对盟友经济公共产品的提供，甚至不惜动摇美国盟友体系的稳定。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是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长期经济增长后，中国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稳定居于世界前二。然而，“经济利益在中国外交中已经不是首要的、压倒性的利益考虑。”⑩在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之后，中国外交战略目标开始更为重视塑造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安全环境。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府所定义的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更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安全，是一种总体安全。(11)

第三，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导向更强，而中国理想主义色彩增多。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务实，利益导向极为明显，结果导向过于突出，成本收益算计明显增多，较少谈论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理想主义不再高扬。如果推行价值观外交需要美国付出更多成本，特朗普选择放弃。为了实现利益，特朗普政府甚至可以牺牲美国以往所坚持的意识形态准则，把价值观作为交易手段，通过意识形态的放松来换取经济利益。例如，特朗普打破了美国外交惯例，无视美国国内对于沙特在政治体制方面的诸多批评，大胆选择沙特作为其首次对外访问的第一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美国和沙特达成了一份为期十年的1100亿美元军售协议。在特朗普看来，这个协议有助于美国经济利益。

与美国趋于务实不同，中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色彩转而愈发浓厚，对于国际软实力和国际道德感召力的追求也更加明显，利益和道义的适当平衡越来越成为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在外交领域所强调的“义利观”是最为明显的表现。先予后取、多予少取，甚至只予不取，展现了中国在利益和道义上侧重于后者的选择。(12)从外交理念上，中国政府在继“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之后所提倡的“命运共同体”概念，虽然还需要更多时间得到普遍认同，但也充分彰显了理想主义和国际责任共同体主义的结合。

第四，美国从多边回到双边，中国从双边拓展至多边。在奥巴马时代，美国外交政策对多边机制倚重甚多。奥巴马政府投入了较大精力在二十国集团(G20)、全球经济治理、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以及TPP等多边机制，并且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式达成了巴黎协定并签署了TPP。然而，特朗普认为奥巴马签订的多边协定损害了美国利益，因此淡化甚至拒绝多边机制，上任之后就先后宣布退出TPP和巴黎协定，重挫全球多边治理进程。特朗普对双边协定却情有独钟，主张双边协定能够更好地发挥美国影响力，实现美国利益，因此靠施压大力推动美日、美欧和美韩等双边贸易新谈判。

中国则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从双边到多边的路径演变，对于多边机制日益重视。在自身实力有限以及对规则了解不够的时代，中国偏好双边渠道来和特定国家互动。随着实力增强以及对规则熟悉程度增加，在继续开展双边活动的同时，中国对多边机制逐渐接受，并且力图通过多边机制来推进外交目标。十八大以来，在地区层面，中国成功创设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始主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力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以及扩容上海合作组织；在全球层面，中国举办了2016年G20杭州峰会，在全球气候变化协定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推动达成巴黎协定。这些外交努力及其取得的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新的多边主义路径。

第五，美国对现存秩序的修正性增加，而中国对现存秩序的维护度增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以“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自居，面对崛起的中国，美国也试图给其贴上“秩序修正者”的标签。美国通过内嵌在国际体系的多边规则和国际机制，在大多数时候也确实维持着国际体系的基本稳定。但是，特朗普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判断以负面评价居多，认为其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特别是对于现存的国际贸易秩序，特朗普尤为不满，认为世贸组织对贸易协定的解释有时未能充分照顾美国国内产业的利益，将在贸易政策事务上强力维护美国主权。在需要的时候，美国甚至可以不受制于世贸组织裁决。(13)美欧协同的大西洋宪章构成西方自由世界的联盟基础，但是特朗普上台后对于美欧关系指责颇多，认为欧洲在防务领域搭美国的便车。对于欧洲国家一直看重的气候变化及普世价值观维护等诉求，特朗普也不积极，甚至公开唱反调。特朗普的对欧态度在欧洲引发了美国是否还值得信赖的普遍担忧。上述特朗普对于多个重要秩序领域的新取向，似乎正在“与自己创造的国际秩序为敌”。(14)

尽管被美国等国家描述为“挑战者”或者“修正主义者”，不遵守国际规则，但中国的自我定位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15)中国未来也将会在现有国际体系内继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美国在全球化立场上后撤以及对全球治理兴趣降低相比，中国反而进一步拥抱现有国际秩序，从而成为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中坚力量。在特朗普当选后，中国领导人也在多个场合公开表达了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支持，包括大力推动全球治理，支持现有的多边自由贸易秩序，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以及继续推动落实多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三、关系均衡

上述对于中美两国利益排序变化以及两国角色转换的分析，较多地考虑了特朗普因素的短期影响。对于中美关系趋势的研判，既要立足于特朗普当选的短期影响，更要在包含特朗普因素的基础上超越特朗普变局，从中长期的时段加以考察。如果寻找中美关系长期发展的主要特征，那就是“均衡”。中美关系发展朝向均衡的特质本来就已经非常明显，特朗普执政可能是加速了中美关系均衡时代的到来。(16)具体而言，中美关系的均衡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实力对比朝向均衡。实力始终是国际格局变化的基础，实力对比决定国家间关系走向。中美关系发展也深刻受到两国实力发展的塑造。可以说，要探究两国关系之未来发展，首要任务是分析两国实力之走向。以实力论，以往中美关系中的“中弱美强”格局明显，也由此出现了互动关系中“美国主动、中国被动”的特征。但在经过近40年迅猛发展后，中国经济崛起举世瞩目。普遍认为，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2030年左右将会超过美国。(17)经济实力是最有说服力、同时也是最有先行意义的实力指标。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接近和超过美国，中国可以有更多的预算投入到其他指标领域。事实上中国与美国在科技、教育乃至军事等领域的差距也在缩小。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统计，中国在后期研发(later-stage development)上的投入已经超过美国。(18)经合组织2014年报告也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研发的主要驱动力量(major driver)。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研发上的整体投入也将会在2020年左右超过美国。(19)随着中国在一系列实力指标上对美接近以及互有领先，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会出现历史性的变化。

第二，利益分配朝向均衡。客观而言，在此前“中弱美强”的双边格局中，中美之间的利益分配有所失衡。美方认为，中国从美国获得了巨额利益，而美方从中美关系中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小于中方获得的利益。美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美国提供“经济公共产品”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对美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及其他收益。当然中方主张中美之间的利益分配大致上是互利的，中国也根据自身实力在政治、安全和经济上为美国带来了诸多利益，因此中美两国共同受益于中美稳定关系。不管中美对于此前双边关系中的实际存量利益分配到底如何，未来中美之间的新增利益分配总体上将会朝向均衡。仅以特朗普最为看重的经济领域为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升级，中国将为美国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包括从美国进口更多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利益，以及对美国更多的投资利益等等。事实上，考虑到美国经济增速长期不振以及对外经济政策趋于保护的趋势，美国未来能够给予中国的预期收益将比较稳定，甚至有所减少。(20)

第三，心理认知朝向均衡。在此前实力和利益的关系失衡状态下，在心理认知上中美之间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失衡现象。美国模式、美国文化、美国文明在中国的影响要远大于中国模式、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在美国的影响。一部分中国人对美国还存在着明显的“仰视”心理，在轻视中国自身的同时，偏执地认为美国一切都是好的，甚至美国是不可超越和不可战胜的。而反观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于中国的关注热度和价值取向远不像中国对美国。即便不用“俯视”来形容，那么更多也是“平视”或是“歧视”。这种心理认知上的失衡一度是中美关系的常态。然而，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国内对于中国的关注度抬升明显，即便在模式、文化以及文明层面对于中国的“仰视”尚未大规模出现，对于中国的“平视”则显得更为常见。无论是敌是友或者价值观上的判断，作为一种事实，美国国内战略精英以及普通民众愈发尊重中国不断崛起的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21)中国对美国的心态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的崛起使得精英和普通民众的自信和自豪明显增强，对于中美实力的认知更为客观，对于美国较少出现盲目的“崇拜”情绪。从趋势上看，中美心理认知的失衡和平衡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对那些见证着中国崛起的年轻一代而言，他们更能够相对客观地看待美国，对美国以“平视”为主。这种平视不仅表现在实力层面，还表现在价值观层面，年轻一代中国人对于美式价值观的好感度有所降低，对于中华传统文明的亲近程度上升。

第四，责任分担朝向均衡。在地区事务以及国际事务中，美国一直要比中国发挥更大的责任。这既是美国全球霸权属性使然，也是其国家利益拓展所致。在某种程度上，国际责任是国际领导力的必然要求。美国作为全球第一的国家，必须要通过承担责任的方式展现国际领导力。但是，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社会思潮内向化以及特朗普政府成本收益考量明显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美国对于国际责任根据自身利益进行选择性的承担，甚至有卸责之势，导致了全球体系的不稳定。与美国责任意识降低不同，中国的国际责任感在相对上升，对于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开始愿意更多的责任。中国开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达则兼济天下”，特别是在对外援助、国际维和、全球治理以及地区性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道义感。对于中美两国在国际责任上所呈现出的最新变化，其他国家有所感知。不少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的盟友，面对美国的“不愿作为”，愈发对中国发挥积极作用抱以更大预期。在气候变化以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一些热点问题上，也更在乎中国的意见。在实力增加、动力增强和外力期待的共同推动下，中国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将是大概率事件。

四、结语

从国际关系结构性的角度，中美关系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中美两国实力发展的决定性结果。但不容否认，国家领导人本身对于国家发展方向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特朗普是美国特殊的“选举人团”政治制度下所选出的具有极大争议、甚至是具有偶然性的总统，个人风格独特，他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判断、内外政策的制定，以及对美国国内政治的长期冲击，将会深刻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特朗普执政期问，恰与中国全力实现在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时间重合。中国能否顺利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将成为最大的外部因素。

从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政策影响看，中美关系所呈现蓝来的最新互动模式，已经带有显著的特朗普特征。如果不是特朗普，利益变化和角色转换等诸多特征可能会延迟出现，个别特征甚至可能不会出现。总体上，特朗普个人因素将会导致中美均衡关系的加速形成。这是特朗普执政对于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影响。关键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特朗普当选所引发的政治内斗化趋势将进一步缩小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虽然特朗普高举反建制的大旗赢得总统大选，但美国国内仍有大量质疑特朗普当选合法性以及其个人品性的政治力量。特朗普与美国国内的建制派之间的缠斗将会成为其执政时期美国国内政治的主旋律。这种斗争不仅存在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之间，在共和党内部也相当普遍。特朗普当选不仅不能弥合美国国内政治本已非常严重的极化现象，反而导致政治极化的弊病在特朗普时期变得更为恶劣。无论特朗普及其反对者谁赢谁败，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凝聚政治共识，也难以推进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战略议程。反观中国，政府战略决断的国内支持基础将会更为坚实，从而比特朗普的美国更具有战略定力和执行力。二是特朗普个人所偏好的内向化政策为中国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特朗普在现实利益的推动下，把能否实现美国自身利益作为政策制定的最重要依据，战略制定的内向化特征高度彰显。(22)在美国内向化的背景下，其他国家需要切实防范特朗普政策内向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中国也因此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对冲特朗普内向化风险的另一种选择，而且中国愿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积极作用。即使未来的美国政府出现再次外向的调整，中国在特朗普政府内向阶段所积累的国际影响力仍将继续。

当前，美国在国内政治发展上表现为“斗”，在外交政策取向上呈现出“退”，这和中国在国内政治上的“稳”以及外交取向上的“进”形成鲜明对比。在中美权力转移几近临界时刻，中美内政外交上的两种不同轨迹无疑将会塑造双边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的变化，进而促成中美在双边关系、区域互动以及全球秩序中均衡时代的提前到来。

注释：

①关于美国政府对于美国国家利益认知的发展与变化，可以参见相关政府所公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自1987年里根总统发布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始，到奥巴马政府为止，美国政府共发布了16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②Donald Trump,"The Inaugural Address",https://www.whitehouse.gov/inaugural-address.(上网时间：2017年8月2日)

③同上。

④Rex W.Tillerson,"Remarks to U.S.Department of State Employees Share Remarks",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7/05/270620.htm.(上网时间：2017年8月2日)

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A New Foundation for American Greatness,May 2017,p.13.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年9月。

⑦虽然中美两国建立了全面经济对话机制，并且通过百日计划以及一年计划等安排，较为有效地稳住了中美经贸关系失控的风险，但在首轮两国全面经济对话中，未能取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果，这表明中美两国经贸摩擦乃至冲突风险不能完全排除。

⑧韩召颖、姜潭：“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的转向”，《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4期，第15～22页。

⑨王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之年”，《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3日。

⑩阎学通：“外交转型、利益排序与大国崛起”，《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5页。

(11)“习近平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2/17/c_1120486809.htm.(上网时间：2017年8月2日)

(12)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人民日报》，2013年9月10日。

(13)USTR,The President's 2017 Trade Policy Agenda,March 1,2017,p3.

(14)Philip Stephens,"Peace and Prosperity:It is Worth Saving the Liberal Order",Financial Times,February 9,2017.

(15)“习近平同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人民日报》，2015年9月25日。

(16)有学者认为中美已经是“体系内两强”，参见达巍：“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特朗普冲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21～37页。

(17)事实上，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GDP在2014年底已经超过美国。

(18)Paul Davidson,"Why China is Beating the U.S.at Innovation",USA Today,April 17,2017.

(19)OECD,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y Outlook 2014,Nov 2014,p.58.

(20)过去10年，美国对华出口平均增速是中国对美出口增速的近两倍。参见中国商务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2017年5月，第5页。

(21)美国皮尤中心在2010年到2014年间的民意调查表明，在被问及哪个国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时，美国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非美国。到2016年，仍然有超过3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第一大经济体。数据来源：http://www.pewglobal.org/2016/06/29/3-china-and-the-global-balance-of-power.(上网时间：2017年8月2日)

(22)Stewart M.Patrick,"Trump and World Order",Foreign Affairs,Mar/Apr 2017,pp.5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