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社会，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尽管多种多样，但每种文化都自成一个整体。那时，法律曾经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几乎与文化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各个社会的法律都浸润着文化的精神，体现着文化的价值，表征着文化的意象，反映着文化的气质，而文化则为法律提供信仰的基础和意义的源泉。既然法律与文化的关联不言自明，那么，"法律文化"就几乎是一个是多余的概念了。
然而，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颠覆了传统文化的地位，世俗化的理性"除魔"驱逐了神圣的权威，多元化的价值竞争消解了道德的统一。因此，人权取代了神权，民主取代了君主，自由取代了压制，平等取代了特权。但是，与此同时，生活世界的官僚化与金钱化，致使社会上充斥着官场绞杀的氛围，人世间弥漫着市场博弈的尘嚣，而被边缘化了的文化则往往成为了欲望的玩偶和附庸风雅的矫饰。
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人的形象发生了突变：宗教人被"还俗"为理性人，道德人被"进化"为经济人，具体人被"通约"为抽象人，文化人被"提纯"为法律人。人们发现，虽然现代人及其生活情境日益法律化了，然而，作为法律的文化却不再那么"法律"了，而作为文化的法律也不再那么"文化"了。现代法律以警察式的怀疑目光和模特般的冷峻面孔，打量一切，睥睨一切！传统法律中的那种文化温存、心性体贴和终极关怀已经不复存在了。
由此，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放逐了信仰，驱遣了道德，脱离了文化，成为了冷酷的理性规则、管制利器和谋利工具。在所谓法律自治的"城堡"中，通行的是形式化的法律规则；适用的是程式化的诉讼程序；盛行的是实证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法学义理；言说的是"天书般"晦涩难懂的法言法语。
法律的世俗化、理性化、官僚化和非道德化，使法律逐渐脱离了性灵观照，游离了民众情感，疏离了生活世界，偏离了日常伦理。这导致了法律的意义缺失，几乎成为了规则专政的"铁笼"；造成了法律的根基丧失，几乎成为漂浮在程序中的游丝。有鉴于此，自20世纪60、70年代起，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和埃尔曼等人以"政治文化"的概念作为摹本，提出了"法律文化"的概念，并围绕这一概念展开了学理探讨。他们试图通过对法律文化的深入研究，重申法律的文化涵义，重现法律文化的不同模式，重建法律与文化的关系，重构理想的现代法律文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法学界引入了"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及其相关学理，并从这一视角出发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继美国学者埃尔曼的《比较法律文化》一书之后，本书作为西方学界关于法律文化的一部专题论著，代表了这个领域中研究者的晚近思考。究竟什么是法律文化？法律文化仅仅意指法律认知、观念和态度，抑或还包含法律制度？法律文化这一概念有何功用？法律与文化有何关联？法律是价值自足和意义自赋的独立系统，还是需要文化为其提供价值基础和补给意义资源？如何使实在法具有正当性并富有意义？本书第一编的8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论说。
库恩曾经指出，在科学史上，研究范式的转换常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重大理论变革。广义上讲，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出发研究法律也算是法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然而，这种新范式是否具有某种神奇的魔力和灵验的效果呢？看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为了避免使得法律文化这一概念流于空泛，在本书第二编的5篇文章中，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视域对法律文化的内容加以展开，其中涉及了企业家式的法律概念、起诉、犯罪率、患者的权利以及现代版权制度。如果说本书第一编是关于法律文化的宏观研究，那么，第二编则侧重于法律文化的具体分析，向读者展示了如何运用法律文化的概念来研究具体的法律问题。
正如书名所示，本书是一部比较法之作。与其他比较法著作相比，其特色之一在于作者"从另一种法律文化的视角观察一种法律文化，考察相似的法律文化在不同的背景下的发展方式" 。采取法律社会学的视角，"探索运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以便发现特定法律文化的特别之处和这种法律文化得以(重新)塑造的过程" ，是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另一个特色。因为本书的大部分作者都是从事法律社会学研究的专家，从而使得它实际上成为一部比较法律社会学的论著。作者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开阔的智识视野。他们讨论了广泛的学术议题，既涉及了法律的本体内容，也涉及了作为法律背景的文化情境；既涉及了抽象的法学理论，也涉及了具体的法律制度；既涉及了英美法系的问题，也涉及了大陆法系的体制。但是，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本书除了涉及日本的法律问题之外，没有论及非西方国家的法律问题。作为一部比较法律文化的论著，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缺憾。此外，作为一部文集，本书自然缺乏专著那样一致的概念和缜密的体系。至于作者所采取的不同立场、观点和方法，见仁见智，只能留待读者评说了。
将"法律"与"文化"联系起来，把被边缘化了的文化重新"主题化"，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法律的文明外观，凸现法律的历史厚重，弱化法律工具论的庸俗，缓解法律意志论的生硬。实际上，法学界重谈文化议题的更深层原因，可能在于现代法律中的文化稀缺和对这种稀缺"产品"的需求，因为稀缺和需求促动追求。如果说现代法律存在着信仰危机，那么，这种信仰危机不过是文化危机的表征，而文化危机则是这种信仰危机的深层根源。如果说对于现代的法律而言，文化确实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那么，依循"缺什么补什么"的思路，重新思考法律的文化情境及其意蕴，则是不难理解的了。为此，我们将这部论著译成中文，以飨读者，至于是否会带来"吃什么补什么"的效果，那就难说了。
本书翻译的难度较大，译、校者的水平也有限，错误难免，殷望读者批评指正。
高鸿钧
癸未年八月于清华园
【注】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