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丝绸之路，总要说到“丝绸之路”概念的创造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这位德国地理学家先是一八六八至一八七二年间在中国做了四年的地质调查，然后一八七七年在德国出版《中国：亲身旅行及以旅行为基础进行研究的成果》第一卷（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Erster Band. Einleitender Theil，Berlin：Dietrich Reimer 1877）。“丝绸之路”的说法，正是这本书提出来的。与书的出版同步，李希霍芬还发表了讲演《论截至公元二世纪为止的中亚丝绸之路》（Ueber die centralasiatischen Seidenstrassen bis zum 2. Jahrhundertn. Chr.，in：Verhandlung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 zu Berlin IV 1877），讲演时间是一八七七年六月二日。它基本就是书中相关内容的精简版，论证更加紧凑、简明。讲演还迅速被翻译成英语，一八七八年一月刊发于《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Magazine）。

目前一个比较常见的说法是，李希霍芬把丝绸之路定义为一条主要存在于公元前一一四至公元一二七年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将中国与中亚以及印度连接起来的交通路线。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李希霍芬的确是基于丝绸贸易的视野在谈丝绸之路，“贸易”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的关键词（参看唐晓峰：《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载《读书》二〇一八年第三期）。中国向外（往西）开展“丝绸贸易”（Seidenhandel），李希霍芬依时间先后分为两个阶段。间接丝绸贸易作为第一阶段，指丝绸离开中国以后要经过反复交易，方可交易到中亚。直接丝绸贸易作为第二阶段，指丝绸从中国直接交易到“图兰低地”（即中亚）。第二阶段“开始于公元前一一四年，当时第一支商队往西出发”，“结束于公元一二〇年，统治着整个第二个阶段的汉朝力量已然黯淡”（Ueber，104）。这显然是指中国在汉代开拓的丝绸之路，在李希霍芬那里汉代丝绸之路开始于公元前一一四年，结束于公元一二〇年——并非公元一二七年。

弄错了李希霍芬所说的汉代丝绸之路结束时间的，首先是德国学者赫尔曼（Albert Hermann，1886-1945）。赫尔曼说：“‘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大概最早是李希霍芬在用，且专指那条中亚丝绸之路，即公元前一一四至公元一二七年间中国同乌浒河、药杀水附近的国家，同印度之间进行丝绸贸易的中亚丝绸之路。”（Die alten Seidenstraβ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Berlin：Weidmann 1910，10）赫尔曼在这里对李希霍芬的观点做了错误的概括，却产生长远影响，以至于我们现在对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概念仍然有着并不准确的认识。赫尔曼除了把李希霍芬所说的汉代丝绸之路的结束时间弄错以外，竟然还把李希霍芬所说丝绸之路的内容弄错了，以为李希霍芬所说的丝绸之路就是中亚丝绸之路、汉代丝绸之路。

李希霍芬所说的丝绸之路，并不专指中亚丝绸之路。他所说的中亚丝绸之路，也并不专指以张骞“凿空”西域为依托而形成的中国汉代丝绸之路。对李希霍芬来说，中国汉代丝绸之路只是一种中亚丝绸之路，而所有的中亚丝绸之路都是丝绸之路的东段。当然，李希霍芬没有使用“东段”这个词。丝绸抵达中亚以后通过安息（一般认为就是帕提亚帝国）反复交易而到达罗马帝国，李希霍芬明确地说这是丝绸之路的“西段”（der westliche Theil，参看China，496）。中亚丝绸之路之为东段，可以从这个说法里推断出来。换言之，李希霍芬所说丝绸之路的整个“西段”被赫尔曼给弄丢了！赫尔曼认为“西段”是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内容，丝绸之路是从中国到叙利亚（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李希霍芬早就是这样认为的。

由于重视丝绸的贸易，李希霍芬就从西方的权威地理著作——托勒密的《地理学》——那里整理出了丝绸从中国向西输送的路线，并称作“托勒密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 des Ptolemaeus）。托勒密关于东方地理的记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马里努斯。不过，马里努斯的著作已经失传，只能通过托勒密而略有所闻。所以，托勒密丝绸之路在李希霍芬那里又是“马里努斯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 des Marinus）。李希霍芬的书里有一幅著名的“丝绸之路”路线图，路线有蓝、红两种颜色。蓝线是李希霍芬根据“中国史料”（chinesischen Quellen）整理的汉代丝绸之路，东起沙洲（敦煌），西至中亚为止。红线是李希霍芬整理的马里努斯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至西亚，横贯亚洲。这幅路线图也直观地表明，李希霍芬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横贯亚洲的丝绸之路，汉代丝绸之路又或者中亚丝绸之路是丝绸之路的东段。

更恰当的概括应当是，李希霍芬在确立了“丝绸之路”视野以后，格外重视对丝绸之路东段进行研究。丝绸之路东段的路线，并不就是托勒密《地理学》所描述的那样。李希霍芬要借助中国史料，对丝绸之路东段进行修正（China，500）。红线东段自长安至沙洲与蓝线重合，出沙洲后不久便与蓝线分离，沿婼羌往西至于阗，复与蓝线重合至莎车、疏勒，然后又与蓝线分离，至蓝氏城（并由蓝氏城继续向西）。红线东段与蓝线只有两段重合，此足见蓝线之意义。更为可观的是，蓝线固然只是丝绸之路东段，路线却相当丰富，非红线东段所能比。简单地说，蓝线出沙洲以后，在且末分为南北两道。北经龟兹、姑墨至疏勒，复由疏勒向西至大宛，抵撒马尔罕。南经精绝、扜弥至莎车，复由莎车向西至大夏，至蓝氏城。疏勒与莎车之间还有路线相连，南、北两道互通。

李希霍芬给作为丝绸之路东段的汉代丝绸之路，确立开始与结束的时间，同样也是以中国史料为基础。“小布罗塞”（Brosset jeune，即Marie-Félicité Brosset，1802-1880）翻译成法语的《史记·大宛列传》，深为李希霍芬所倚重。可以想到，如果小布罗塞在某些字词的翻译方面置入了特别的（甚至错误的）理解，李希霍芬便很有可能为之所引导。把“第一支商队往西出发”当成汉代丝绸之路的开端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了小布罗塞的误导。

《史记·大宛列传》提到：“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初，汉使至安息”这句话被小布罗塞翻译成“汉朝第一次有一个商队到达安息”（Sz’ma-tsien：Relation du pays de Ta ouan，traduite du chinois par M. Brosset jeune，in：Nouveau Journalasiatique II 1828，436-437）。“使”当然有可能包含着经商的元素，但像这样直接翻译成“商队”，恐怕还是有些勉强。这个值得商榷的翻译却对李希霍芬产生影响，从而催生了李希霍芬“丝绸之路”概念的贸易视野。

单看小布罗塞的翻译，并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汉朝第一次有一个商队到达安息”具体发生在哪一年。公元前一一四年这个时间，必然是李希霍芬依据某一种逻辑而推算出来的。在有史可稽的中西交通史上，它恰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张骞就病殁在这一年。李希霍芬也很清楚这一点，他明确地说张骞“没有亲眼看到这件成功的事情”，“因为他病殁于（公元前）一一四年，（病殁于）中国第一支商队前往安息的时候”（China，455）。基本可以推断说，在李希霍芬的理解里，汉代丝绸之路的开端事件就发生在张骞病殁的那一年（且在张骞病殁以后）。

在《史记·大宛列传》里，“初，汉使至安息”之前的许多内容恰好是在说“自博望侯（张）骞死后”中西交通方面的事情。“自博望侯骞死后，匈奴闻汉通乌孙，怒，欲击之……”然后是“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使求……”然后是“初，汉使至安息”。在“初，汉使至安息”以后，紧接着又讲到了李广利征伐大宛之事，这又是张骞病殁以后的事情。恐怕正是这种叙述框架，使得李希霍芬愿意把“初，汉使至安息”或者“汉朝第一次有一个商队到达安息”理解为“自博望侯（张）骞死后”之事。而大概是为了显著起见，李希霍芬便直接安排在张骞病殁那一年。

“初，汉使至安息”，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其实是一个不好判断的问题。它很有可能发生于张骞一使西域之时，毕竟张骞当时就听说了安息国（余太山：《西汉与西域关系论考》）。当然，它也有可能发生在张骞二使西域之时，张骞在抵达乌孙以后派遣各路副使，分赴附近各国，按照《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其中就有安息——“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不过，副使们去的国家里是不是包括安息，又有可存疑之处。据《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张骞二使西域，至乌孙以后“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发道译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很显然，班固没有提到副使出使安息、于窴等国。删去了前往安息的内容，恐怕并非任意。据《汉书·西域传》：“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汗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这意味着对班固而言，最初前往安息的汉“使”系汉武帝直接派出而非出自张骞使团。

倘班固所记更具合理性，则“汉使至安息”应发生在张骞归国以后，而李希霍芬的推演也聊备一格。至于把汉代丝绸之路结束的时间定在公元一二〇年，李希霍芬同样也是有理由的。这一年“统治着整个第二个阶段的汉朝力量已然黯淡”，又或者“中国人在整个图兰（低地）地区失去了力量”（Ueber，107），“中国人失去了他们在远西所拥有的薄弱支点”（China，471）。汉代西域的西界是葱岭，葱岭再往西正是图兰低地，比如大宛、康居等等。所谓“远西”（fernen Westen）的“薄弱支点”（den geringen Halt），当在葱岭以西。

就在公元一二〇年“中国人失去了在远西的薄弱支点”的那段话里，李希霍芬还提到“汉安帝时，公元一二〇年，回鹘在哈密和吐鲁番反叛。有人说最好放弃整个塔里木盆地，退守玉门关和阳关以内。但有更好的建议获准，班超之子被派到柳城，离葱岭流出的两条河流即于阗河、莎车河交汇处不远。可是，里海附近、帕米尔高原之外的地方还是丢失了，而且自公元一五〇年起商队几乎都不能到达东突厥”（China，472）。哈密即伊吾，吐鲁番即车师。李希霍芬所说的事件，是元初六年爆发的西域之乱。

《后汉书·班勇传》云：“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车师前王及鄯善王皆来降班。后数月，北单于与车师后部遂共攻没班，进击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五千人击匈奴，报索班之耻，因复取西域。邓太后召勇诣朝堂会议。先是，公卿多以为宜闭玉门关，遂弃西域。勇上议曰……于是从勇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抄，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复以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班勇经略西域数年，至永建二年（一二七）止，屡立战功。可是，翻查各种汉史，都没有提到李希霍芬所说的“中国人失去了他们在远西所拥有的薄弱支点”，又或者“里海附近、帕米尔高原之外的地方还是丢失了”。李希霍芬这个说法究竟从何而来，还需要另外想办法进行确认。检查李希霍芬所参考的汉学文献，这里倾向于认为他应该是从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1783-1835）那里得到“灵感”——更准确地说，李希霍芬误读了克拉普罗特的著作。

克拉普罗特也谈到了元初六年的西域之乱，同时还往前回溯，谈到了班超。公元一〇二年“班超在征服了西方、巩固了中国的权力以后，渴望回国终老，渴望带着家人回国，于是请求被召回。在获准后他就走了，同时也给继任者提了一些明智的建议——关于如何统领小布哈拉的守军。不幸的是，这些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北边的匈奴已经被赶到西北方向，又冒出来攻破了中国的很多盟国。中国应该给小布哈拉各城镇里的守卫部队增援，但有人建议完全放弃。班超的儿子在一二四年重新恢复了中国在西方的霸权”（Julien Klaproth：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Asie，depuis la Monarchie de Cyrus jusqu’à nos jours，Paris：Schubart1826，67）。

班超的继任者是任尚，公元一〇二年接任西域都护。任尚没有虚心采纳班超的意见，果然不能善任，一〇六年又由段禧接任。一〇七年西域局势因“羌乱”而急剧恶化，汉朝撤销西域都护，对葱岭以西以及整个西域失去控制，匈奴便重新成为西域以及“图兰地区”的霸主——此即班勇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的“会间者羌乱，西域复绝，北虏遂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直，严以期会”。汉朝与西域三绝三通，这是第三绝。

班超与任尚交接、“交代”一事，见于《后汉书·班超列传》：“初，超被征，以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与超交代。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数当大位，岂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数年，而西域反乱，以罪被征，如超所戒。”

不难看到，克拉普罗特将班超提到的“徙补边屯”的“塞外吏士”理解为“小布哈拉的守军”，进而说到班超的建议是“关于如何统领小布哈拉的守军”，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小布哈拉与大布哈拉相对。小布哈拉即东突厥，在天山以南，大致就是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汉代的西域都护府都在东突厥地区，班超时期的治所是著名的它乾城，在龟兹境内。至于大布哈拉即西突厥，在天山以北，基本就是葱岭之外的中亚地区。

然而，克拉普罗特用以代指（狭义）西域的小布哈拉，恐怕被李希霍芬误读为地处中亚的布哈拉城（属今乌兹别克斯坦）。李希霍芬所说的“远西”的“薄弱支点”，在字面上恰与“小布哈拉“（la petite Boukharie）相称——“薄弱”之于小，“支点”之于布哈拉。布哈拉城是中亚名城，确可谓“远西”。或者按照当时的称谓，布哈拉城乃是罽城（冯承钧：《西域地名》，陆峻岭增订，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统辖罽城的罽王，系康居“五小王”之四。

克拉普罗特所说的“有人建议完全放弃”（qu’on avait eu le projet d’abandonner tout-à-fait）小布哈拉，原是指元初六年“公卿多以为宜闭玉门关，遂弃西域”。李希霍芬把小布哈拉误解为布哈拉城，据此大概就会认为中国已失布哈拉城。汉朝与西域之间在第三绝之后，又有第三通。班勇的功绩克拉普罗特说得很清楚：“班超的儿子在一二四年，重新恢复了中国在西方的霸权。他在这些地方待了很多年。”李希霍芬当然也很清楚这一点，他提到了班勇屯田柳中，“离葱岭流出两条河流即于阗河、莎车河交汇处不远”。但很明显地，对他来说只有汉朝对葱岭以西有直接控制的能力，汉代丝绸之路方成其为他所理解的丝绸之路。

简言之，李希霍芬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横贯亚洲的丝绸商道，他讨论的中亚丝绸之路是丝绸之路东段，他重视的汉代丝绸之路正属于中亚丝绸之路。也许可以仿效李希霍芬的做法，把我们从李希霍芬著述里看到的汉代丝绸之路称作“李希霍芬丝绸之路”——倘其如此，李希霍芬丝绸之路便是李希霍芬所说的丝绸之路的东段了。而李希霍芬丝绸之路（汉代丝绸之路）之所以始于公元前一一四年，终于公元一二〇年，原是李希霍芬依据翻译成法语、用法语解说的中国史料推演出来的。他的推演并非没有失误，却不失为汉史西传的有趣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