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大家首先想到的总是“钟楼怪人”卡西莫多，还有美貌的吉卜赛姑娘爱斯美拉达。其实，小说的主角是克洛德神父。他是卡西莫多的主人，阴沉地站在钟楼上，凝望着爱斯美拉达，要得到她！雨果化身为叙述者，在小说的序言里说有一回到巴黎圣母院参观，无意中发现墙上刻着一个非常古怪，跟修道院的基督教气质非常不和谐的希腊语单词“命运”（Ananke）——更确切地说是“必然”。必然之于人，是指那种令人感到不由自主，却又无法摆脱的东西。它跟命运的确很像，然而也有很多不同。比如在《巴黎圣母院》中，墙上的“必然”实际上是指情欲。情欲的烈火控制住了克洛德，他的全副聪明才智都受它的操纵。一面是情欲凶猛地奔突，另一面是理性的审视所带来的自责，克洛德的精神被撕扯，在某个时候出现严重的危机，使他在迷乱之中刻下了这个词。克洛德的结局是不幸的，他在情欲的泥潭里沉沦到底。

按照作家雨果的设计，克洛德的故事从尘封中走出来，呈现在叙述者以及读者的面前，契机是圣母院墙上的字。接下来要说的是一本书的故事，它静静地躺在德国国家图书馆的东方古籍部里。这个故事的浮现，也有契机。德国国家图书馆里的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们所熟读的《三国演义》。像清朝前期刊行的许多毛本《三国》一样，它的书名是《三国志》。毛本《三国演义》，本就是毛宗岗托称古本《三国志》而改成的。学术界倾向于将其称作“三国志演义”。这本《三国志演义》的故事从尘封中走出来，契机则是把书带回柏林的那个人，还有他在彼得堡的朋友留在书页上的文字。

这本《三国志演义》总六十卷，每卷两回，共一百二十回。东方古籍部现今所藏只有四回内容，此外第五回仅有两页，可以说泰半残缺。书中有汉满双语的手写体签名，汉语写得很分明，即“豁尼迈拉虎卡伦侍卫清福”。在汉满双语手写体签名的底下，是小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用德语写的备忘。字迹潦草且有缺失，殊难完全辨认——Dieses Werk ist mir, am 5ten August a. Jt. 1829, an der chinesischen Dzungarei, auf dem Vorposten Choni[mai]la"chu (Baty) von dem chines. Befehlhaber Tsingfu für meinen Bruder Wilhelm v. Humboldt geschenkt worden. ...Ich mit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besch.ftige. Einige mit Bleistift geschriebene ... Tsingfu ... von ... th in Peterburg von Tinte copiert. [Ale]xander Humboldt。中括号里的内容是这里试图做出的复原，辨认不出来又无法复原的内容用省略号表示。小洪堡的这段话，勉强可以翻译成“这部作品送给我，时间在一八二九年八月五日，地点在中国准噶尔的豁尼迈拉虎（巴图）哨所，来自中国的侍卫清福，要我带给我的哥哥大洪堡。……我……这些汉语文字。用铅笔写的……清福……是彼得堡的［……］用墨水摹写的。小洪堡”。

卡伦来自满语，意为哨所。豁尼迈拉虎即和尼迈拉虎（也作霍尼迈拉呼、霍尼迈拉扈），属清朝西北边境科布多辖区。和尼迈拉虎侍卫管辖四座卡伦，分别是哈喇塔尔巴哈台、那林、库兰阿吉尔噶、和尼迈拉虎（周学军、刘焕峰：《中俄勘分西北边界与科布多西路八卡伦的两次内迁》，载《西域研究》二〇〇三年第三期）。和尼迈拉虎侍卫清福赠书的地点，应就是和尼迈拉虎卡伦。小洪堡在括号里写的“巴图”（Baty），是俄国人对这座卡伦的称谓。地处额尔齐斯河东岸，对岸是隶属塔尔巴哈台辖区的辉迈拉虎卡伦。“新疆北路之塔尔巴哈台与科布多毗连，以额尔齐斯河为界。河东卡伦地名和尼迈拉虎，隶科布多。河西卡伦地名辉迈拉虎，隶塔尔巴哈台。”（祁韵士：《西陲要略》，成文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和尼迈拉虎卡伦在同治年间由于中俄边界纷争曾出现内迁，地点发生变化。小洪堡探访和尼迈拉虎卡伦的时间是道光九年（一八二九），《西陲要略》作于道光十七年，其所述地理位置完全可信。辉迈拉虎的地理位置大概就在如今哈萨克斯坦的卡兹纳科夫卡附近。和尼迈拉虎卡伦所处额尔齐斯河段，位于额尔齐斯河之斋桑泊河段以北，额尔齐斯河注入斋桑泊，继续向北，然后与从东边流过来的布赫塔尔马河会合继续向北。

根据小洪堡的备忘，清福“用铅笔写的”签名，在彼得堡又被人“用墨水摹写”。人的名字看不清楚，只留下末尾-th两个字母。德国国家图书馆制作了一张卡片，略作补充说明——“由彼得堡的一位东方学家蘸墨水摹写”（von einem Peterburger Orientalisten mit Tinte kopiert）。最容易想到的，就是“俄国汉学奠基人”比丘林（Bitchourin，1778-1853）。比丘林的“法号”对德语学界而言，一般拼作Hyakinth（对法语学界而言是Hyacinthe，后面多了一个-e），最后两个字母正是th。比丘林在中国工作时，曾对意大利耶稣会潘国光（Francesco Brancati）的中文著作《天神会课》（最早出版于一六六三年）进行改编，推出适合东正教进行传播的《天神会课》（一八一〇）。在罗马梵蒂冈图书馆里，既有潘国光版《天神会课》，也有比丘林版《天神会课》。比丘林版《天神会课》署名“大神父乙阿钦特”，乙阿钦特即Hyakinth。比丘林一八二一年回国，一度被判流放，一八二九年则已回到彼得堡，负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汉满图书编目工作（李明滨：《俄罗斯汉学史》，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小洪堡拥有不俗的政治影响力，比丘林拥有突出的汉学水平，且既懂汉文又懂满文，推测比丘林就是摹写清福笔迹的那位彼得堡学者，恐怕并非无稽。

还有一条间接的证据，也隐约地指向比丘林。一八二九年五月小洪堡动身前往俄国，奔赴西伯利亚进行考察。整个考察历时半年之久，重要成果是著名的三卷本《中亚》（Asie centrale）。一八四三年用法语出版，然后翻译为德语，成两卷三册，一八四四年出版。小洪堡还带回来了一些书籍，都是沿途搜集到的。诺伊曼（Carl Friedrich Neumann）受小洪堡的委托，对其中亚美尼亚语和中文书籍做了介绍。更确切地说，中文的确都是印刷书籍（Bücher），亚美尼亚语则是写本（Handschriften）。中文书籍一共五种，第一种就是小洪堡带回来的《三国志演义》。比丘林《天神会课》则是第四种，且“有四本完全一样的”［Anzeigeblatt zu den Jahrbüchern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 (Februar 1830)］。比丘林版《天神会课》在北京一共刊印四百册，然后为清政府所禁。很多书册被带回俄国，目前已发现有将近一百三十册见藏于俄国各处（肖玉秋：《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天津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小洪堡居然一次就带走四册，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是他与比丘林在彼得堡有过交往并获赠。倘其如此，则的确可以推想他请比丘林摹写清福的汉满双语。

大清侍卫赠书之事，当时也见诸媒体报道。“八月十七日访问巴图……额尔齐斯两岸的中国哨所，在斋桑泊的北边，兵丁是蒙古兵，衣衫褴褛，都像叫花子一样，同一身丝绸的中国官员构成强烈的反差。那位年轻人是从北京派来的。听说小洪堡的哥哥（总理大臣）写过关于汉语的东西，他便把一本厚厚五部的中文书籍送给旅行者，内容是关于历史的，让他转交给他的哥哥。和尼迈拉虎相当荒凉。骆驼（巴克特里亚骆驼）都是两个驼峰，在山谷里吃草；左边是额尔齐斯河，河岸的山坡上有一间小庙。那里的天气，特别利于天象观察。随便走到和尼迈拉虎周边某个偏僻地方，总能够在中国境内（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则是天朝中国）找到合适的地方进行观察。有一位卡尔梅克人做翻译，来自钦吉斯泰。在中国指挥官清图的圆顶帐篷里，帮助指挥官同我们交流；要是翻译不在帐篷里，那就得先从汉语翻译成蒙语，再从蒙语翻译成吉尔吉斯语，又由某位哥萨克从吉尔吉斯语翻译成俄语。可以想到，语言原来的那种朴素会损失多少！从克拉斯诺雅尔哨所动身往回走，回到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走的是额尔齐斯河的水路，速度很快。沿途真是一个浪漫的地方！”[Oestreichischer Beobachter, 1829 Nr. 298（Sonntag, 25. October 1829）, 1320]

按照媒体上的报道，清福赠书是由于钦慕大洪堡对中国语言所抱有的兴致，想请小洪堡把《三国志演义》带给大洪堡。如果小洪堡的确对清福说过大洪堡写过关于汉语的东西，那么一定是指大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的文章《论汉语的语法结构》（über den grammatischen Bau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大洪堡在柏林的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一八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的学术聚会上曾宣读过，原本是用法语写给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的一封信，改换成了德语。文章在大洪堡生前没有正式刊发，但其内容小洪堡的确有可能是清楚的。概而言之，报道写得如此详细，想必是从小洪堡又或者他的旅行同伴们那里得到了较为翔实的信息。有些特别详细的内容，我们有理由假定为是准确的。如清福赠送的《三国志演义》其实是厚厚五部，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本《三国志演义》则只是第一部里的两函册。又如小洪堡访问和尼迈虎卡伦的时间是一八二九年八月十七日，小洪堡在备忘里所写的八月五日实际上是俄历。

但也要看到，这篇报道其实是一种经过理解以后的表述。涉及远方异域的人与事，难免出现错漏。如清福的名字，就被错写成清图（Tschintu）。又如《三国志演义》的书名是“三国志”，便被错误地理解成是历史书。所以，它关于大清侍卫赠书一事所做的叙述，纵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并非没有错漏的可能。这里接下来要追究的，正是清福赠书的动因。经追究可知，清福赠书实与大洪堡没有关联，更遑论钦慕大洪堡的中国情怀。至为关键也确实可信的证词，来自罗斯教授（Gustav Rose，1798-1873）。与小洪堡一同从德国出发进行学术考察的，是两位教授同伴。一位是柏林大学“医学史”编外教授埃伦伯格（Christian Gottfried Ehrenberg，1795-1876），另一位则是柏林大学矿物学教授罗斯。旅行归来以后，罗斯出版了厚厚两卷本《乌拉尔和阿尔泰游记》，第一卷出版于一八三七年，第二卷出版于一八四二年。关于在准噶尔边境的考察活动，他在第一卷里做了极其翔实的记载。

按照罗斯教授的记载，一八二九年八月十六日他们来到济良诺夫斯克，“济良诺夫斯克的矿井距离中国蒙古地区边境很近，所以我们不太可能就这样离开这个地方而不去看一看距离最近的中国哨所巴图或者和尼迈拉虎，就在额尔齐斯河边”。“夜里一点钟（按：八月十七日凌晨一点），我们来到额尔齐斯河边最后一个哥萨克的村子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在那里过夜。”八月十七日“早晨，我们很早动身，沿着额尔齐斯右岸往前。克拉诺雅尔斯克距离中国哨所有六十俄里远，为了能够在一天之内完成考察，我们提前把马匹放出去更换”。“中午一点钟，我们来到中国哨所。其实是有两个中国哨所，一个在额尔齐斯河右岸，另一个在额尔齐斯河左岸。” （Gustav Rose: Reise nach dem ural, dem Altai und dem Kaspischen Meere, Sander 1837）罗斯教授进一步写到，他们最先抵达的是额尔齐斯河右岸的中国哨所，同那里的侍卫会面。然后过河来到额尔齐斯河左岸的中国哨所，在同那里的侍卫会面后又重新回到右岸。其所说的右岸乃是上北下南的地图的右岸，也即额尔齐斯河东岸。左岸（西岸）是辉迈拉虎，右岸（东岸）是和尼迈拉虎，侍卫清福就在那里。第一次到右岸，他们就与清福会了面。自左岸回到右岸以后，与清福再次会面，然后就有了清福赠书的事情。

第一次见到清福，他留给罗斯教授的印象是——“高个子，瘦，看上去还比较年轻，穿着一件蓝色的丝绸长袍，一直垂到脚踝，戴着一只尖顶、帽边翻起来的帽子，底下水平地压着很多显示其官级的孔雀翎毛”。清福以边境长官的身份，邀请他们到他的帐篷里，并用茶水招待他们。大清侍卫与小洪堡交流的情景十分有趣，刚才引用的媒体报道有过描述。罗斯教授的记述与之略有差异，但总体上相似——“我们从布赫塔尔明斯克带来了一个翻译，可这位翻译只能说蒙语，幸好这位中国官员能听懂蒙语。所以，洪堡先生的问话先由我们的俄国向导翻译成俄语，说给我们的翻译听，我们的翻译翻译成蒙语，说给这位中国官员听，而他的回答也是以同样的途径被传递回来。”

小洪堡他们去了左岸，然后重新回到右岸，待在自己的帐篷里。清福奉行礼尚往来，带随从来拜访。小洪堡“把他的一条蓝毛巾递给这位中国侍卫，但中国侍卫迟疑了好一会儿，他在想要不要接受。他通过翻译表达了他的疑虑，说不敢接受如此贵重的礼物。洪堡先生打的手势他其实也明白，但还是把毛巾递了回去。洪堡先生又通过翻译把毛巾递给他，并打手势表示说他一定要接受。然而，他还是把毛巾递了回去。这样递来递去许多次以后，侍卫终于收下。他随即告诉翻译说，要回赠一件礼物。既然翻译告诉说洪堡先生最喜欢的就是在中国侍卫帐篷里见到的一些书，中国侍卫立即派人把书取来递给洪堡先生。洪堡先生真的很喜欢这个对他而言极有意义的礼物，但还是相当客套地，颇费了一番迟疑地，才把它们收下”。

然后，罗斯教授也说到了清福签名的事情——“中国侍卫感到非常高兴，当他听洪堡先生讲到洪堡先生有一个哥哥非常关注中国语言，并且洪堡先生打算把这些书带给哥哥的时候。洪堡先生请侍卫把名字写到书上，他就用递过来的一支铅笔写了。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他叫清福。他没有见过铅笔，很稀罕地端详着。得知铅笔也要送给他，他很高兴地收下了。”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小洪堡他们离开和尼迈拉虎。回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已是夜里十二点钟，这大概也是马匹行走的正常速度。“洪堡先生平静不下来。偏要在夜里出去，要对星光明亮的天空进行天象观察。早晨的时候，天气看样子非常好。他决定上午还要待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以便感知一下太阳的高度。所以，埃伦伯格教授和我，还有其他同伴，就同他分开了，先他一步前往布赫塔尔明斯克。”小洪堡独自留下，然后游荡到布赫塔尔马河南岸，坐船沿额尔齐斯河往北，到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同罗斯教授他们会合。

整件事情至此大致就清楚了，也就可以简要地进行概括。小洪堡一八二九年八月十七日下午来到和尼迈拉虎卡伦，与清福相识。清福在收下小洪堡的礼物蓝毛巾以后拟有所回赠，就把自己帐篷里的书取了过来。大清侍卫清福赠书，原就是赠给小洪堡的，没有想过要赠给大洪堡。要把书带给大洪堡的是小洪堡本人，他把自己的念想写到备忘里了。厚厚的一本《三国志演义》就是这样，作为回赠给小洪堡的礼物从中国的边境哨所，辗转抵达彼得堡。在彼得堡，小洪堡请到了俄国汉学家比丘林用汉满双语，摹写大清侍卫清福的字迹。用墨水摹写，恐怕是由于担心铅笔的字迹不能长久地保存。这本书最后保存在柏林的普鲁士皇家图书馆里，也就是现在的德国国家图书馆。后来又有了别的什么遭遇，以至于现在只余下并不完整的两函册，或将是另外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