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二十二回是从如何为薛宝钗过生日说起，那一年薛宝钗十五岁，贾母拿了二十两银子办酒席，搭了一个家常小巧的戏台，上酒席时，贾母命薛宝钗点戏，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在京剧舞台上，此剧简称《山门》，民国时期演这出《山门》的名角是郝寿臣与萧长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曾看过郝寿臣演出的《醉打山门》，王松声《郝寿臣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曾提到五十年代初郝先生为毛泽东演《醉打山门》的故事：
彭真同志把我找去说：“听说你和郝先生比较熟悉，你看咱们能不能请郝先生出来在咱们小礼堂演场戏，请毛主席看。毛主席说过，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曾看过郝先生的《醉打山门》，至今还念念不忘呢!”
于是王松声设法与郝寿臣商议，郝寿臣那时已留了长须，他剃了长须，与萧长华老先生相约，在东交民巷原德国大使馆内，原来的礼拜堂改造成小礼堂，搭了一个小舞台，就在这个小舞台上举行演出。《郝寿臣先生二三事》中叙述了这次演出：
演出当天，毛主席在彭真同志陪同下看得饶有兴致。《醉打山门》一剧，郝、萧二老已多年不演了，毛主席也多年不看了。演的很认真，看的也很认真。戏中间有一个身段，酒保躺在地下，跷起一条腿，鲁智深站在旁边抱着酒坛子也抬起一条腿，两只脚要蹬在一起，有一个优美的亮相。也许由于两位老先生年龄太大了，也许因为毛主席在台下看戏，一时走神，两脚相遇时，打了个趔趄，毛主席吓了一跳，担心两位老先生出事。《醉打山门》演完卸妆后，毛主席特别请了两位老先生到前台来，坐在他和彭真同志中间，陪着看《连环套》，席间嘘寒问暖，交谈甚欢。毛主席特别要彭真同志叮嘱我们：“二位老先生年事已高，以后要多加保护，不要随便邀老先生们演出。”这以后我们就不敢再惊动两位老先生。
这个《醉打山门》也就是《红楼梦》第二十二回，薛宝钗点的那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随后引出了贾宝玉与薛宝钗的一段对话：
宝玉道：“只好点这些戏。”宝钗道：“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那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排场又好，词藻更妙。”宝玉道：“我从来怕这些热闹。”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见说的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好姐姐，念与我听听。”宝钗便念道：“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炯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说的湘云也笑了。于是大家看戏。
这里要说的是《山门》，也叫醉打山门，而《鲁智深醉闹五台山》是它的全称，作者是清初的丘园，是康熙年间的戏曲家。这一出戏收于《虎囊弹》一剧中，是传奇剧，这出戏演的是《水浒》中鲁智深打死恶霸郑屠后，先避难在五台山智真长老的兄弟七宝村赵员外家，受赵厚待，后因走漏风声，又将他转移至五台山，剃度为僧，因醉酒而打坏寺院的僧人，被他师父智真长老遣送别处的故事。《寄生草》是他辞别长老时的唱词。临别时还送了他十两银子，下山后他去酒家喝酒，醉酒后又与酒保打将起来。那场戏引起毛主席关心的郝寿臣与萧长华在酒店亮相时那个趔趄，已是山门一剧的尾声了。王国维《曲录》中提到丘园的作品有九种，《虎囊弹》即其中较著名的一种，可惜传本已散佚，现存的则只是《缀白裘》集子中的一种。《寄生草》这个曲子是鲁智深告别五台山智真长老时所唱，讲的是他如何离开七宝村赵员外家，如何在五台山剃度为僧，由于没有缘法，又要下山离开了，所以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一句，接下来是卷起蓑衣笠帽，穿了草鞋，一个人带了衣钵随处化缘去也。
引起我注意的是《寄生草》中这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为什么？
1968年9月，我从工宣队回到市委康平路院子，具体负责红旗组稿小组的工作。那一年秋冬，我在小礼堂参加过不少会议，有一次在小礼堂前的走廊中，见张春桥一个人在散步，口中却念念有词地念“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在开会时，他也讲出这句话来。那时王知常与我在一起，他与写作组同事聊天时，不时把这句话作为口头语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张春桥不断念这句话，也许是从毛主席那儿来的，这个话与毛主席常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都出自《红楼梦》，是第十八回王熙凤教唆尤二姐的未婚夫张华来告状，讲张华到了那种极端困境时，当然会逼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什么事作不出来呀。
这句话到了毛主席嘴里是另一个意思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是无所畏惧，要有一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1958年3月22日，中央正在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这一天讲话提纲中写道：“怕戴机会主义帽子，怕撤职，怕开除党籍，怕老婆老公离婚，怕坐班房，怕杀头，六怕不好，难道为了这些就不说话了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那么在毛主席口中，“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作为革命者要有一种无所畏惧地坚持真理的精神。
也是在那个时间段，姚文元从北京要我为他找一套《五灯会元》，于是我便从抄家书库中找了二套《五灯会元》，一套通过机要交通送北京，一套留在自己手边翻阅。这是一部佛教禅宗的史书，是逐步汇编而成的。北宋真宗景德年间，有《传灯录》行于世，继而有《广灯》、《联灯》、《续灯》、《普灯》，慧明法师合五灯为一集，名之为《五灯会元》，便于观览。到了南宋理宗宝祐年间，有居士沈净明从景德灵隐寺取此书，鸠工刻印成书，其上册有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六祖，而东土六祖是禅宗在中国形成的初始阶段，东土的初祖，既是西土的二十八祖，也就是南北朝时，北方的菩提达摩大师，带着释迦的法衣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华，自福建登陆，由南方到北方，成为中国禅宗的始祖。禅宗在中国自达摩传慧可，慧可传璨，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即五祖，弘忍传法衣时，有神秀与慧能，结果传了慧能，即六祖。禅宗社会影响大的是它的六祖，分南北二宗，南宗以慧能为首，北宗以神秀为首。
关于慧能如何拜弘忍为师，及神秀与慧能二人争夺法衣之事，还是《五灯会元》五祖弘忍的传记中说得具体一些，今录其文于下：
咸亨（唐高宗年号）中有一居士，姓卢，名慧能，自新州来参谒。祖问曰：“汝自何来？”卢曰：“岭南。”师曰：“欲须何事？”卢曰：“唯求作佛。”祖曰：“岭南人无佛性，若能得佛?”卢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岂然？”祖知是异人，乃诃曰：“若槽厂去。”卢礼足而退。便入碓房，服劳于杵臼之间，昼夜不息。八月，祖知付授时至，遂告众曰：“正法难解，不可徒记吾言，持为己任。汝等各自随意述一偈，若语意冥符，则衣法皆付。”时会下七百余僧，上坐神秀者，学通内外，众所宗仰，咸推尊曰：“若非尊秀，畴敢当之？”神秀窃聆众誉，不复思惟，乃于廊壁书一偈云：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祖因经行，忽见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赞叹曰：“后代依此修行，亦得胜果。”……卢在碓坊，忽聆诵偈，乃问同学：“是何章句？”同学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则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赞赏，必将付法传衣也。”卢曰：“其偈云何？”同学为诵。卢良久曰：“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同学呵曰：“庸流何知，勿发狂言！”卢曰：“子不信邪？愿以一偈和之。”同学不答，相视而笑。卢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卢自秉烛，请别驾张日用于秀偈之侧，写一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有薛宝钗的第二段议论：
当日南宗六祖慧能，初寻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役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彼时惠能在厨房碓米，听了这偈，说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他。今儿这偈语，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机锋，尚未完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
薛宝钗这一番话，是因为《山门》演完以后，贾母喜欢那个小孩子演的旦角和丑角，因命人带进来给予赏赐。凤姐一句玩笑：
“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来。”宝钗心里也知道，便只一笑不肯说。宝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说。史湘云接着笑道：“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儿。”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使个眼色。
宝玉一个眼色，引起了宝玉、黛玉与湘云三个人之间一场怄气。贾宝玉受林黛玉、史湘云二人奚落，一番好意反受闷气，闷闷不乐而做了一偈。
袭人笑道：“他们既随和，你也随和，岂不大家彼此有趣。”宝玉道：“什么是‘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谈及此句，不觉泪下。袭人见此光景，不肯再说。宝玉细想这句趣味，不禁大哭起来，翻身起来至案，遂提笔立占一偈云：
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
写毕，自虽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因此亦填一支《寄生草》，也写在偈后。自己又念一遍，自觉无挂碍，中心自得，便上床睡了。
其词曰：
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
这里贾宝玉所填《寄生草》曲子，与《山门》鲁智深所唱曲子，都是现实生活中碰到矛盾之后，为了逃避现实困境而寻求解脱的一种禅机。鲁智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贾宝玉则是那句“从前碌碌却因何”，换一句话，是说自己忙忙碌碌在林黛玉、史湘云、薛宝钗三人之间处理相互关系是瞎操心、无事忙。至于宝玉写的那首参禅偈，是讲宝玉与她们三个人之间，想从对方身上得到自己体贴她们的印证，大家能在内心上得到正名，何必向对方求得感情上的印证呢？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得到印证的，才是立足之地。参禅偈的诗，要四句才完整，宝玉所作还缺一句，故接下来有黛玉补作的第四句。《红楼梦》续云：
三人果然都往宝玉屋里来。一进来，黛玉便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三人拍手笑道：“这样钝愚，还参禅呢。”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还未尽善。我再续两句在后。”因念云：“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黛玉补的那句应了慧能那首参禅偈了，本来无一物嘛，哪来立足境呢？这才算彻底干净，这又是曹雪芹给宝玉和黛玉之间感情的结局埋下一句谶言。
显然张春桥念念有词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与姚文元要读《五灯会元》这两件事，都出自《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从1965年到1968年，我与他们二人交往也已有四年时间了，从未听他们谈起过《红楼梦》，他们并不关心红学上的问题，他们二人同时分别讲这二件事，又都出自《红楼梦》的第二十二回，总有一个因由吧，最有可能的原因，那是他们在毛泽东那儿谈话时，毛泽东说了《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中的二件事，于是我分别听到他们二个人不同的关注点，这个关注点只可能从毛泽东那儿来，不太可能有其他的源头了。
那么毛泽东关注神秀与慧能这二篇偈的侧重点在哪儿呢？实际上这二篇偈文反映了中国思想史的二个流派，一是宋元的理学，以程朱为代表，他们强调的是人们后天的修养，如何不断地“存天理、灭人欲”，而“灭人欲”则是长期修炼的过程，天理在哪儿？神秀的偈文告诉人们，天理在菩提树，在明镜台，所以要勤拂拭，才能够不惹尘埃。这强调个人修养，但实际状况往往不是如此，说的与做的是两回事，这就给伪道学提供了一个口头上的障眼法。毛泽东不喜欢那些讲个人修养的东西，关键还是你的初心——赤子之心，这就倾向于慧能的偈语了，这就倾向于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心学。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儒与释是相通的，各取所需。
同样的论述李贽也表达过。
李贽在谈到耿定向兄弟俩的争论时，他是倾向于子庸（耿定理）的。
子庸曾问天台云：“《学》《庸》、《语》、《孟》，虽同是论学之书，未审何语最切？”天台云：“圣人人伦之至一语最切。”子庸谓“终不若‘未发之中’之一言也”。
李贽认为，耿定理所谓“未发之中”出于《中庸》所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而耿定向“圣人人伦之至”出于《中庸》所言：“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李贽把耿定理与耿定向二人之观点比较的结果，认为“圣人五伦之至”毕竟是外在的表现，如果没有内心未发之中，也就是属于本能的良知，那就可能是虚假的表现。
李贽在《答耿司寇》的几封信中对此做了阐释。他这么说耿定向日常所行之事：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
而耿定向日常所言又是什么呢：
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
可见耿定向所行与所言是两副完全不同的面孔，李贽指责耿定向所仰慕的是朱熹“继往开来一段血诚”，实际上他行的只是世人之欲念，而又时时掩盖自己的本心，却只以朱熹那套理学观念示人。李贽属于阳明左学，而他与耿定向的这一番争论，也许可以作为宋代理学与阳明心学之争。
今年2月27日，《光明日报》第七版，有一整版讲《红楼梦》。右边的一篇《吴氏石头记》当然是无稽之谈的伪作了，另一篇是《光明日报》记者访谈红学会常务理事杜春耕先生的特写，内容讲《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叙述红学两派，一派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另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
杜春耕先生强调的是《红楼梦》这本书中有许许多多的矛盾，认为书中的矛盾显示它不是一个人所著，前后经过五次增删，而曹雪芹只是其中一位重要的作者。读了该文，我又重新翻阅《红楼梦》，感觉纯粹细枝末节地评述这部巨著意义不大，这里有一个纲目关系，生活细节的描述是目，纲举才能目张，而“纲”也需要“目”之生动才能显示其意义和深刻。
还是回到面前的这部巨著，读完这部巨著以后，如何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书呢？那么不能把第一回与第五回的文字与整部书分割开来，从创作思想上讲，第一回与第五回是抓住全书的总纲，书中自有其一以贯之的思路。再看其中生动的语言，才能体悟出其中的普遍而又具有现实的意义，阅读的过程，应是进得去，又跳得出来，书中的典型往往会显示其现实意义。
毛泽东说读《红楼梦》要读五遍，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体味出其中的现实意义。认真读书，而且是读好书，与深入生活，二者是相得益彰。对于不爱读书的人讲，这些话就是对牛弹琴了。再说从成书的过程看，当然经过多次删改，第一回中就讲到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那几次增删，很可能是前八十回已有大体回目以后，前面几回才最后改定，使其创作的基本观念，贯穿于全书。所以读《红楼梦》时，就要抓住前面几回，才能纲举目张。如果只是研究细节，不看全局，反而容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无论考证还是索隐，如果停留在细枝末节上，那个意义不大，还是应从大处着眼，才能纲举目张。汤因比《历史研究》中有几句话对此说得很精辟：
最后还应当说明，戏剧和小说并不全是虚构、除了关于任何人之间的虚构故事而外就没有别的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其结果就不配享受亚里士多德的称赞，说它“比历史更真实，更有哲学价值”，而会变成全是无聊的令人不能忍受的胡思乱想。
有的朋友批评《红楼梦》中有禅宗的影响，是其中糟粕。我觉得并非如此，禅宗的观念实际上渗透全书，这恰恰是作者创作的指导思想。对于禅宗的观念还是可以分析的，它有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这一侧面，空、无的思想却可以帮助作者揭露当时社会生活的种种阴暗面和消极面。《红楼梦》第一回中有那么一句话：
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这就点出了《红楼梦》主题是佛家的色空观，佛教的两部经典，《金刚经》与《心经》，在思想观念上是一致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色空观也是禅宗的中心思想，作者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便反映了作者写作过程中的一番苦涩味，揭露自身家族衰亡的历程，这就是“色即是空”的历程，实际上也就暴露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种种黑暗面。
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是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衰朽和腐烂，因而毛泽东是把它作为历史来读，称其为一部政治小说。故无论考证还是索隐，或者只看书内自相矛盾之处，实际上反而肢解了这部宏伟的著作，这不是我们阅读和研究《红楼梦》的方向。《红楼梦》前面几回，包括第一回到第五回，实际上是我们阅读《红楼梦》的总纲，其中的妙言往往是我们观察封建社会和现实生活中各种消极面的契入点，书中精华也就在这些契入点上。
且说第一回末的《好了歌》，其文云：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士隐本是有宿慧的，一闻此言，心中早已彻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解注出来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隐乃说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如果我们仔细联系这些年那么多大老虎当年的排场，观其如今之下场，还不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今年2月23日有一条重要新闻，安邦保险集团原董事长吴小晖因涉嫌经济犯罪依法被提起公诉，撤消了他董事长总经理的职务。《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在智通寺门前看到一幅破旧的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幅对联用在吴小晖身上真是太贴切不过了。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叙述贾宝玉在秦可卿房中恍惚谁去，梦中进入太虚幻境，翻看“金陵十二钗”画册，看到正册时，其文云：
后面忽见画着个恶狼，追扑一美女，欲啖之意。其书云：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
“得志便猖狂”不就是讲的吴小晖嘛。
中山狼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得志，无非是扯起虎皮当大旗，成为一个披着虎皮的豺狼，那就成了众兽之王了，受到拥戴，安邦暴发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此，然而最终的结局，还只能是《收尾·飞鸟各投林》那支曲子最后一句话：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依法审判这个结尾，大体也是如此吧，这正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说到底，“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这一点陈小鲁就很聪明。尽管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在为人上，他不失为一条好汉。为什么我说他是一条好汉，因为他的为人“真”，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
《红楼梦》不仅可以当作历史来读，有时候它也是人们理解现实的一把钥匙，就看你如何去读，各人悟性不同，读后的感慨也不一样，嬉笑怒骂皆文章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