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遗言》中的生死观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年的秋冬之际，李贽在南京与焦等一起读《易》。冬十二月间，河漕总督刘东星遣其子刘用相以信邀李贽赴山东济宁，李贽在《续焚书》卷一《复刘肖川》中说：“此时尚大寒，老人安敢出门？又我自十月到今，与弱侯刻夜读《易》，每夜一卦。盖夜静无杂事，亦无杂客，只有相信五六辈辩质到二鼓耳。”李贽建议刘用相接信以后到南京一起来读《易》，刘用相接信后即到南京。
次年，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李贽七十四岁。这年春天，刘东星以漕务巡河到南京，迎李贽前去山东济宁，李贽于三月二十一日到达济宁。李贽在济宁漕署编成《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并节录成《阳明先生年谱》二卷。李贽对自己编的这部年谱很得意，他在《与汪鼎甫》中称自己做的这件事“至妙，至妙，不可形容”，在《与方伯雨》信中，亦称“此书之妙，千古不容言”。他在济宁漕署，还继续读《易》。此时利玛窦前去北京，途经济宁，他们还见过一面。李贽在济宁，马经纶来会，目的是迎接李贽前往通州。于是李贽与马经纶一起北上，到直沽看海，但之后李贽又想回麻城龙湖，他写信给刘东星称：“仆已决意从潞河买舟南适，令郎想必送我到彼，安稳停当，然后回还是的也。”（《续焚书》卷一《答刘晋川》）李贽在这年的夏秋之间回到龙湖，他在《与友人》一信中，说明自己回龙湖的原因，一是“今年病多”，“以病多，故归来就塔”，他准备死了；一是想给寺内众僧讲《法华经》，把《易因》改定，“了此二件，则吾死瞑目矣”。故他是抱着等死的目的回到龙湖的。
但这次李贽回到龙湖，那儿却是多事之秋，麻城当地的官绅不满李贽，称其为“说法教主”，风言要押送其回籍。李贽把麻城的情况告知焦，焦曾去信劝其还是回到南京相聚。与此同时发生了另一件事，麻城地方反对梅国桢的一伙人与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结合在一起，扬言要“毁龙湖寺，置从游者法”。这件事涉及在龙湖出家为尼的梅国桢之女澹然，诬言其男女混杂，实际上李贽与她们也只是书信问学而已。结果澹然无端遭谤而死，年仅三十七岁。冯应京还纠集人烧了龙湖的芝佛院，拆了李贽的藏骨塔，要驱逐李贽离开龙湖。李贽的朋友李定见事先将他转移藏匿，前往河南商城黄檗山之法眼寺暂住。此时马经纶自通州至麻城问《易》，恰逢李贽遭遇攻击之事，便入法眼寺见李贽，一起读《易》四十日。李贽在黄檗山法眼寺写了篇《圣教小引》，其最后一句是：“忠信笃敬行乎蛮貊决矣，而又何患于楚乎？”可见其对麻城龙湖那件荒唐事并没有放在心上。“圣教”二字是指儒家，孔子是圣人嘛，故称儒家为圣教。李贽在这篇短文中回顾了自己一生思想的变化，他说自己“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说明五十岁以前，也就是他在南京与耿定理、焦等一起讨论学问之前，他对学问还是人云亦云，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五十以后，大衰欲死”，是讲自己在五十岁以后，反思自己所学的东西，有一个否定的过程。在他与耿定向的辩论过程中，把言与行对照起来，把言与其前后左右连贯起来，一反道学虚伪的一面。到了晚年，再读《大学》《中庸》要旨，才能慢慢贯通思想，最后“读《易》三年”，“竭昼夜力，复有六十四卦《易因》锓刻行世”。李贽晚年读《易》，有其长期生活的积叠作底蕴。孔子亦是晚年喜读《易》，《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易》者，讲事物的变化；因者，则为如何应对事物之变易，这是人们生活中必须应对的现象。李贽一生探索求知的经历，说明人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也是在不断碰壁中不断深化的，不断经过否定、否定之否定，没有止境。同时也说明没有什么天才，知识和才能的积累是勤奋学习的结果。李贽许多精辟的见解都源自他勤奋读书认真思考。
李贽在法眼寺时，马经纶还写信给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称：“昔日相访时卓老以道自尊，不相假伪，门下以其慢己，怀恨而去。今日之举得非藉此以报之乎？”（《与湖广冯佥宪》）另作《与当道书》，驳斥所谓“异端惑世”“宣淫”之谰言。次年二月，李贽便随马经纶前往通州，法眼寺主持无念命其侍常慵陪同一路照应李贽。四月间抵达通州，住在马经纶别业，李贽在这儿继续订正《易因》。次年正月李贽患病，袁中道《李温陵传》云：“初公病，病中复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转甚。”
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贽七十六岁，这一年的二月初五，他为自己身后事立下遗言，《续焚书》卷四有《李卓吾先生遗言》：
春来多病，急欲辞世，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余最幸事，尔等不可不知重也。
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摇动人言，急于好看，以伤我之本心也。虽马诚老能为厚终之具，然终不如安余心之为愈矣。此是余第一要紧言语。我气已散，即当穿此安魄之坑。
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头照旧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单总盖上下，用裹脚布廿字交缠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待五更初开门时寂寂抬出，到于圹所，即可妆置芦席之上，而板复抬回以还主人矣。既安了体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阁其上。阁了，仍用芦席五张铺于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筑实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为卓吾子之魄也。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园书之，想彼亦必无吝。
尔等欲守者，须是实心要守。果是实心要守，马爷决有以处尔等，不必尔等惊疑。若实与余不相干，可听其自去。我生时不著亲人相随，没后亦不待亲人看守，此理易明。
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二月初五日，卓吾遗言。幸听之！幸听之！
这一份遗言，是李贽关于自己身后土葬的安排，说得很具体，不用棺木，连一块板材也不用，只有十张芦席、几根木椽、随身日常穿的衣服和一块白布，那是非常简朴的一种土葬方式。李贽原来是准备在龙湖寺塔葬以安置自己的遗体，因龙湖寺塔被毁，他被迫离开龙湖，在自己病时不得不如此先作安置了。李贽有一篇谈生死的短文，题目叫《五死篇》，在人的生死问题上想得很透彻。人的出生大家都一样，从母胎降临到人世，但人的去世，则又有各种不同的死法，他列举了五种死法，其云：
人有五死，唯是程婴、公孙杵臼之死，纪信、栾布之死，聂政之死，屈平之死，乃为天下第一等好死。
此言为义而死，死得壮烈。其又言：
其次临阵而死，其次不屈而死。临阵而死，勇也，未免有不量敌之进，同乎季路。不屈而死，义也，未免有制于人之恨，同乎睢阳。虽曰次之，其实亦皆烈丈夫之死也，非凡流也。又其次则为尽忠被谗而死，如楚之伍子胥，汉之晁错是矣。是为不知其君，其名曰不智。又其次则为功成名遂而死，如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是矣。是为不知止足，其名亦曰不智。虽又次于前两者，然既忠于君矣，虽死有荣也；既成天下之大功矣，立万世之荣名矣，虽死何伤乎?故智者欲审处死，不可不选择于五者之间也。纵有优劣，均为善死。
李贽还说：
丈夫之生，原非无故而生，则其死也又岂容无故而死乎?其生也有由，则其死也必有所为。
然后讲到他自己如何死：“第余老矣，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则岂可徒死而死于床褥之间乎？且我已离乡井，捐童仆，直来求买主于此矣。”李贽把如何死看作一买卖矣，他直面死亡，没有任何恐惧，而是思考如何死才能体现生的价值。为人难，如何选择自己死亡的方式，显示生的意义，把死亡也看作战斗的一种方式，这是战士之死。他又说：
此间既无知己，无知己又何死也?大买卖我知其做不成也，英雄汉子，无所泄怒，既无知己可死，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
李贽所谓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就是与生前之对立者斗争到底，吾虽死，我的作品可以让你们永不安宁，这是那些“不知己者”之失败，这便是我死的价值，也是李贽可爱之处。他最后写道：“谨书此以告诸貌称相知者，闻死来视我，切勿收我尸！是嘱。”这一篇文章应写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到三十年（1602年）之间，麻城龙湖毁塔那件事之后不久，也反映了李贽倔强的性格。生与死不可分，何以死，是对何以生的评价，有的人虽死犹生啊！有的人虽然活着，但他事实上却已经死了，何以为人啊！
李 贽 之 死
李贽的《遗言》写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的二月初五日，到二月廿二日，事情就来了，那一年的闰二月之二十二日，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疏劾李贽，《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录有此疏之全文，今录其文于下。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
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拉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而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捧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
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刊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乱于后，世道幸甚。
接下来，便是明神宗的批语：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
那么，这一大段御批是否真是明神宗自己写的呢？不是，当时明神宗并不亲政，那些御批的文字，皆是首辅代笔拟旨，然后由司礼监之秉笔太监批红，就成为皇帝的御旨下达了，明神宗是否真的知道这件事也很难说。那么沈一贯为什么要抓李贽呢？当初沈一贯与张位同在内阁，二人与援朝的辽东巡抚杨镐有私下的往来，当杨镐兵败，其丧师酿乱之事，是沈一贯、张位一起与杨镐交结欺蔽朝廷。事发后，李贽在《复焦弱侯》一信中，称赞了揭发这件事的援朝军赞画主事丁应泰。张位事发后罢官，沈一贯成为内阁首辅，李贽来到通州，当然成为沈一贯的一块心病，这是他要抓李贽的原因。
当天李贽便被捕入狱了，袁中道的《李温陵传》记载了李贽被捕时的情况，其云：
至是逮者至，邸舍匆匆，公以问马公（经纶）。马公曰：“卫士至。”公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马公愿从。公曰：“逐臣（指马）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马公曰：“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门之牍尼马公行者纷至，其仆数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马公不听，竟与公偕。明日，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倔强。狱竟，无所置词。
李贽便就如此被收监了，马经纶在外百般营救，为李贽辩解。关于李贽在狱中的情况，马经纶在《与黄慎辉宫谕书》中称：“惟曰：‘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死得所矣，如何不死？’日来呕吐狼狈，便溺不通，病苦至极，惟愿一捧了当为快耳！”李贽系狱日久，有诗《不是好汉》，表示自己唯求速死。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系狱一个月，李贽风闻要被敕回原籍，张问达疏劾也只提出“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李贽在狱中说：“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又说：“我一七十老矣，昔李将军（李广）义不对簿，我不可后之。”袁中道《李温陵传》云：
一日（三月十五日），呼侍者剃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问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
李贽去世的时间是三月十六日夜子时，地点是在北京镇抚司狱中，《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却称：“贽逮至，惧罪，不食死。”
李贽之死，虽死犹生，《明神宗实录》所记载的依靠权势所定之是非，可靠吗？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弹劾李贽的那些罪名，能成立吗？明神宗的批示能成立吗？要完全焚毁李贽著作之命令能实现吗？不仅当时被禁毁，到了清代，李贽的著作亦被列为禁书。《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之别集存目中著录有《李温陵集》二十卷，除了介绍各卷的内容之外，还有一段评语，其云：
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刭，而焦等盛相推重，颇荧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为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庶无识之士不至怵于虚名，而受其簧鼓，是亦彰瘅之义也。
这样的结论站得住脚吗？从张问达的疏状，到《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语，都是权势者所定的结论，所明之是非，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验吗？事实证明，无论古今，权势者凭权势所定之结论都不可靠，都只是过眼云烟，为什么如此？因为这些论断都以权势者之私利为指归，故必然为历史和真理所否定，这一点是古今通则，不可能有例外。权势都只是一时的，其生命非常短暂，真正能世世代代活在人们心中的是道义。李贽去世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距今已有四百余年，这四百余年的历史，是李贽的思想影响深远呢，还是那个凭权势所作之结论影响深远呢？真正的结论已很明确了。
李贽死后，怀念他的诗文数不胜数，现只举在他去世十七年之后，有汪本钶刻印其《续焚书》并作序，今录序中两段话以作结束语。其云：
先生一生无书不读，无有怀而不吐。其无不读也，若饥渴之于饮食，不至于饫足不已；其无不吐也，若茹物噎而不下，不尽至于呕出亦不已。以故，一点撺自足天下万世之是非，而一咳唾实关天下万世之名教，不但如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已也。盖言语真切至到，文辞惊天动地，能令聋者聪，者明，梦者觉，酲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静，聒者结，肠冰者热，心炎者冷，柴栅其中者自拔，倔强不降者亦无不意而心折焉。
嗟乎，人谁不死，独不得死所耳！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盖先生尝自言曰：“一棒打杀李卓老，立成万古之名。”一棒与引决，等死耳，先生岂死名者哉！至于今十有七年，昔之疑以释，意以平，怒以消。疑不惟释且信，意不惟平且喜，怒不惟消且德矣。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读之不已或并其伪者而亦读矣。
可见权势对李贽的打压，反而成全了他，扩大了他的影响。李贽之死，死得其所，反之当年扼杀李贽者成为历史之罪人矣。这反映了一条真理，凭权势以打压天下之学者，反而使自己陷入万世不复之劫难矣，权势之两重性，亦由此而显矣。孟子说：“说大人，则邈之。”换一句话讲，凡事要坚持道义或者真理，那就应敢于藐视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之一切错误的言论，没有这个勇气，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道义的人。李贽一生之行事，他读书一生，著作一生，也证实了这条真理，不以个人之得失论人、论事、论史以及为官，生命才有真正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