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99年的一天，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一个雅典人在监狱里面喝下了一杯毒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他为什么会被处死，他有没有可能不死？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通过探讨这些问题，从他的死去透视生命。

在执行死刑的那一天，傍晚时候，看守端来一碗用毒芹草熬制的毒酒，苏格拉底想洒点酒到地上祭奠神灵，但看守说这酒刚刚够致死的量，于是苏格拉底就平静地喝下了这杯酒。看守让他四处走动，以使药性慢慢发作。当他腰部以下已经没有知觉的时候，他对一旁的朋友克里同说：“我们应该还给阿斯庇俄斯（医疗之神）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克里同答应了，当问到他还有什么事的时候，他不再回答了，而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冰凉了。苏格拉底就这样平静而安详地去了。

这一处死甚至可以说是人道的——如果说对死刑也可以说人道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他被允许见到朋友和亲人，执行死刑的人非常客气，他没有受到任何侮辱，反而得到相当的尊重——法是法，人是人。也就是说，在他的死亡过程中，没有看到任何痛苦的挣扎、侮辱，以及任何让身体蒙羞的东西，他的死是很平静的。他是70岁的老人，已经接近其天年了。他的处死——从诉讼、审判到执行——这一切都符合法律的程序。而且我们知道人必有一死，学过逻辑的同学都知道有个著名的三段论：

人皆有死，

苏格拉底是人，

所以苏格拉底必然会死。

即使不被审判，不被处死，他自然而然也会死，但他的死不是天然的，而是被人为中断的，哪怕只是比他的天年稍早一点。

死亡是生命题中应有之义，处在生命的终点，但它不是在终点之外而是在终点之内，在此岸而非彼岸。“死亡”是属于人的现象，属于生命的现象，是生命的一个事件。我们说死亡是生命的一个事件，还有这样一个意思：不用等最后一刻来临，死亡早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存在，每一天，我们既在生活又在死亡，我们的身体在不断吐故纳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念的死亡意识活跃地在生活中起作用。而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是在向死而生，不仅个体如此，群体亦然。动物虽然也是向死而生，但它没有这个意识，正像帕斯卡尔所说的，人唯一高于其它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自己有一死。对死亡的意识还可以使我们警觉到生命、珍视生命，使我们具有一种反省精神，把一生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谋划。所以我们说死亡是一个生命的事件。

对某些人来说，死亡还是一次政治事件，法律事件，历史事件。大多数人的死都是默默无闻的，只有少数人的死进入了历史。最后还有一种死，是极其罕见的，它是一种趋向于永恒的精神事件，那么苏格拉底的死是不是这样的一次精神事件呢？苏格拉底死了，雅典人继续走他们的路，继续照常地生活。有个学者曾经说，整个苏格拉底的死最可怕的就是雅典继续走它的路，仿佛什么也没发生。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件，成为一个两千多年来的话题，但是当时的雅典人可能只是觉得一个爱在街头唠叨的老头死去了。况且他们已经目睹了太多人的死亡，当时正值长达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瘟疫、远征使大量的人死去，尤其是年富力强的人，加上战争之后又有内乱，以至于雅典人对死亡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的确不太会为一个只在街头饶舌的老人的死亡感到悲哀。因此，几百年之后，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说道，雅典人后来感到后悔了，为苏格拉底修建了纪念碑，并惩罚了起诉他的人。这恐怕是无法证实的，可能只是柏拉图“学园”中的学者一厢情愿的传言。

在苏格拉底死后四百多年，又有一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这就是耶稣。人们到很晚才看到这是两个震动世界的死，也许正因为其影响深远，所以这种震动要很久才能被人感到。而与耶稣同时被处死的两个小偷，就连他们都看不起耶稣，不愿跟他说话，而他的死在当时的人看来也不过是个小的宗教派别的领袖死去了，似乎很快也会一笔勾销。

只是到了近代，在西方以一种雷霆万钧之势裹挟全球，把整个世界纳入全球化体系之后，我们才看到西方文化的源头主要有两个，以城市来说，一个是雅典一个是耶路撒冷，或者说，有两个人处在开端，一个是苏格拉底，一个是耶稣。也就是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的文化，和基督教的启示的文化，这两者的合流构成了现在的西方文化主要的源流。

对于苏格拉底之死和耶稣之死的比较，相关文献非常之多，择要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有，比如都是开创了一个历史系列，都是依法处死，但与其说是死于法律不如说是死于法律背后的东西，比如民众的力量、舆论的力量等等。至于不同点，苏格拉底毕竟是在朋友的簇拥下死去的，在死的过程中也没有很多痛苦，而耶稣是在屈辱中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等等。我们现在暂且不谈这两种死亡的比较以及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和影响，而是想谈他死的原因。其中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苏格拉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第二，他遇到什么样的麻烦而遭到处死，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冲突？第三，他有没有可能不死？

首先，苏格拉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古希腊是个推崇德性而且是复数的德性的时期，用西方伦理学家麦金泰尔的话来说，这里所说的德性，不是狭义的、仅仅是伦理的、道德的德性，而是一种多方面的卓越、优越、优秀，或者说出众。我们现在就从人格、德性这个角度来谈谈苏格拉底是个怎样的人。

古希腊有“四主德”，即节制、勇敢、公正和智慧。首先来说节制，这里所说的节制主要是指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德性，包括衣食住行这些方面，比如说苏格拉底没有衬衫，也不穿鞋袜，总是一件同样的外衣，其实就是一块大氅一样的布，白天穿着，晚上一摊开既是毯子又是床垫。他的饮食也很简单，亚西比德在《会饮篇》里回忆说，没有哪个人能像他那样忍饥挨饿，但有时候在菜肴丰富的宴会上，也没有哪个人能像他那样狼吞虎咽。他也不怎么喝酒，但如果让他喝，怎么也不会醉。至于住，也是很简陋的，亚西比德是个富裕的美少年，有一次，他想送给苏格拉底一大块地来盖房子，但苏格拉底不肯接受，他说，假如我需要一双鞋子，你却提供给我一张兽皮，这不是很可笑吗？有时候，他在集市上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便会对自己说，没有这些东西我照样生活。而且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所以他逃过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的两次瘟疫。他也极少睡眠，在《会饮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喝了一夜酒，当别人都睡得东倒西歪的时候，他起身去河里洗了个澡就又去找人聊天了。也就是说，他有一种独特而简单的生活方式。

当然，应该说绝大多数雅典人的生活和现代人比较起来都是很简单的，他们花在衣食住行上的时间是很少的，所以他们也才有闲暇来从事政治、艺术、戏剧等种种活动。而苏格拉底比别人又尤其简单，以至于一个智者派的哲学家安提封说，一个奴隶要是像他那样生活也会受不了，甚至会逃跑的。他这样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独立，他把自己磨练得十分清心寡欲，使他贫乏的财力就能满足物质上的需求。但寡欲并非是因为他瘦弱不堪，有人说他长的看起来简直就是“欲望之神”——眼睛突出，扁鼻子，大嘴，矮胖，他自己也说，如果不是献身哲学的话，他的相貌就暴露了这些欲望的特征。但是他的生活非常节制。当时希腊盛行“男风”，像亚西比德就非常俊美，人们经常开玩笑说他就是苏格拉底的爱人，而亚西比德自己也动了心，有一天晚上就故意和苏格拉底待在一间屋子里，但结果什么也没发生，就像父子一样。有人问苏格拉底应该结婚还是不结婚，他说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都会后悔。他安于贫困，但并不虚饰矫情，既知道如何安守清贫，又知道如何过富裕的生活。他对那些展示衣服上的破洞的“犬儒派”哲学家说：“我透过你衣服上的破洞看见了你的虚荣。”他很欣赏伯利克里的情人阿斯帕西娅——美貌而富有才华，但止于欣赏而已。他始终不像有些智者那样收钱来教授知识，他曾经富裕过，还自己装备了盔甲，充当“重装步兵”，但是到了晚年，他一贫如洗，有时仅靠富裕的门徒，如克里同的接济来维持生活，因为他把全副精力投入到一种哲学的使命上。这是第一个德性：节制。

第二个德性是勇敢。在失败中比在胜利中更见勇敢。这时他极其从容和镇定，尤其是撤退的时候，他救过亚西比德，还救过色诺芬，在追兵面前丝毫不慌乱。谈到智慧的德性，德尔菲神庙里曾经有一道神喻说苏格拉底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反而觉得自己是最无知的——自知其无知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很高的智慧。他四处探访，努力想找到比自己更聪明的人，他热爱谈话，但目的并不是要改变对方的意见而是要寻求真理。另外有两件与智慧有关的奇特的事情。一是据说他有时候会因为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而停下来不走，有一次甚至站在那儿想了24个小时；第二件奇特的事情是，他老觉得心里有个声音，或者说灵异，告诉他应该做什么，而尤其是不应该做什么。

第四种德性就是公正。公正可以作为德性的总名，但这里主要指政治生活里的一种德性。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一是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打了一次胜仗，但是由于将军们在战斗中没有派人及时打捞死难士兵的尸体，从而激起了民愤，要求一次审判这些将军，统一定罪，但这是违反雅典法律的（根据当时的法律，应该分清每个人的责任，逐一定罪），当时议事会的其他成员都很难顶住民众的压力了，只有苏格拉底——他正巧担任议事会常委会的主席——坚持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还有一次，公元前403年，当时雅典战败，成立了一个三十人的委员会，史称“三十僭主”，他们要求苏格拉底和另外四个人去逮捕一个支持民主的富有公民莱翁，其他人都不敢违抗，只有苏格拉底拒不执行，回家去了。如果不是三十僭主制很快垮台，他很可能在那时就丧命了。可见，无论是民主统治还是僭主统治，只要是出现了不公正的事情，他都认为应该去抵制。

最后再讲讲他的幽默、大度和自制能力，以及忍耐力、包括化解矛盾和冲突的能力。他并非一个心胸狭隘、气量窄小的人，比如，阿里士多芬写了《云》这个剧本来讽刺他，以至于在一次集会上，很多人都指指点点地议论他，可他并不气恼，反而站出来让大家看，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另外我们从《会饮篇》中也看到，他与阿里士多芬的私交还是挺好的。据说他的妻子脾气不好，经常辱骂他，有一次用一盆脏水把他淋得透湿，结果他说：“这很正常啊，雷霆之后必有暴雨！”有时候，一些辩论不过他的人会气急败坏地打他一耳光，而他会充满同情的说：“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还有人会踢他一脚，别人让他去报复，可他却说：“如果驴子踢了你一脚，你会去报复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个幽默大度的人，这些德性本来可以使他不得罪人的，而最后他却被处死，这说明他还有些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阿里士多芬的《云》里，苏格拉底被描写为一个胡说八道的、别出心裁的、教儿子反对父亲的、诡辩的人。又比如用亚西比德的话来说，世俗所艳羡的东西都不在他的眼里。他瞧不起财富、权力，他一生都在讥嘲世界。他的学问是很谦卑的，可内心却是骄傲的。另外他为了验证那条神喻不断找人谈话，其间得罪了许多人，而且主要是那些当时公认的有权力有智慧的人。在当时的雅典，他怎么也算不上一个成功者，人们嘲笑他整天在外谈话，却不知道自己的下顿饭从哪里来。这些都是对他不利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他已经有许多非议了。

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以至被处死，也就是说，他究竟死于什么？是民主，还是法制，抑或是他自己？这里面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冲突？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民主和自由的冲突，或者说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现代自由与古代自由之间的冲突。现代自由主要是良心、信仰、言论、人身财产这方面的自由，古代自由主要是指政治自由，也就是说他的良心、信念和城邦的法律、社会的习俗发生了冲突；还有人认为他主要死于法制，这并非民主之罪，而是雅典的公民法庭存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事实上，雅典的法制、公民法庭都是民主制度的集中表现。雅典的民主一方面体现在公民大会上，另一方面就体现在大小不等的公民法庭上，那么这就不仅仅是法制的问题，还是民主的问题。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哲学和政治的冲突，比如列奥•斯特劳斯就持这种观点：苏格拉底用死来为哲学辩护，他做了最高尚的选择。还有人认为这是个人与城邦的冲突，是一种正在苏醒的个人意志和个人信念与小范围的城邦的直接民主和法律之间的冲突，这是从主体上来说的。至于对错褒贬的问题，比如斯通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中，更多地批评了苏格拉底，但他也反对雅典处死苏格拉底，尤其是以言论罪处死他。另外一个叫梅里亚的学者说，整个共和国或者说整个城邦对一个人展开了自卫，也就是说处死他是一个正当的行动，是正当的防卫；再比如法国的社会学家涂尔干也认为苏格拉底犯了个人主义甚至是反社会罪，这些是批评苏格拉底的观点。

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悲剧，是两种都是正确的东西的冲突——一种是个体的自我确信、主观反思、内在性的精神，另一种是人民的精神，两者都是有价值的，但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例如黑格尔就如此认为。

在此，我还是想通过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来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比较直接明显——苏格拉底是个哲学家，但在政治上却被判处死刑。但我想更直接、更明确的是通过我以前所说的两种人类迄今尚未逾越的奇迹来解释——一个是民主的直接性和彻底性的奇迹，另一个就是哲学，从阿那克萨哥拉把哲学带入雅典到最后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这一百多年间，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大师和诸多的哲学流派，这样一种短时间里出现的哲学的奇迹到现在也没被有逾越。然而，恰恰就在这两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之间发生了冲突，苏格拉底之死正是这种冲突的象征。

我们首先说苏格拉底的哲学的研究，或者换一个角度回到刚才的问题：苏格拉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而被处死，他因为什么样的品质、德性而被处死？会因为勇敢而被处死吗？不会，因为勇敢是捍卫城邦的；会因为节制而被处死吗？也不会；更不会因为幽默、大度而被处死，那么只可能是由于智慧，以及智慧在政治上的表现而被处死，而智慧恰恰也被古希腊人认为是最高的德性，那么这就意味着只要智慧的方向、性质不一样，其它方面的德性水平越高反而越有罪。

而苏格拉底的智慧是一种哲学的智慧，或者说是一种反省的智慧，苏格拉底在哲学方面的探索也是开始于对自然的探索。阿拉克萨哥拉把哲学带到了雅典，他是个自然哲学家，主要对天上的事情感兴趣，而且和伯利克里是好朋友，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触犯了一些人，被指控不敬神，最后被驱逐出境，而苏格拉底跟他或其弟子学过哲学，但后来逐渐对自然哲学不太感兴趣了，人间的问题更多地触发了他的思考，用西塞罗的话来说就是“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他不喜远游，甚至也不是自然之友，他喜欢在城里、在集市上、在廊下与人谈天，从中他发展出一套卓越的辩证的技巧，一种探究真理的技巧，如著名的“助产术”等等。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参加战争，他一般来说是个比较消极的公民，因为他更关心哲学而不是政治，更关心真理而不是各种政治上的意见；他不介入党派之争，这样也往往为双方所排斥。但他后来对民主制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批评，雅典的民主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鼎盛于公元前5世纪，而衰落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即公元前5世纪的末叶，而苏格拉底本人的一生恰恰经历了民主制度由盛转衰的过程，所以有人说他并不是对民主知道的太少而是太多。简单的说，这个民主是直接的民主，最高权力属于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所有的官员都不是终身制，甚至不是选举产生而是抽签产生，也就是说所有的公民都可能担任各种官员，只要年龄足够大，可能担任一次甚至两次国家元首，只有将军或者某些财务官员等需要专门知识的职位才由选举产生，而且可以连任。这种制度就保证了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参与政治。

但是，民主的问题出在哪里？第一，民主防止不了扩张，甚至有时候内部的民主越发达，在外部反而更表现出一种扩张的趋势，雅典就是如此。另外，在失去一个有智慧的领袖之后，民主防止不了任意。雅典民主最辉煌的时期恰恰是它有一个富有远见的领袖——伯里克利的时期，他能够用他的经验、见识和智慧劝导民众。但是当领袖变得很糟糕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煽动家、蛊惑家的舞台，而民众则像羊群一样随之而去。尤其让苏格拉底耿耿于怀的是，民主的统治并不是一个完全智慧的统治，而是多数的统治，但多数并不真正拥有智慧，而只是拥有意见，苏格拉底对流行的意见往往是看不起的，而他的很多谈话正是要对此作出反省和质疑，所以他从“知识即德性”的命题出发，希望在最重要的公共事务上，即政治事务上实行一种知识的统治和智慧的统治。基本的一个前提信念是：既然舵手、鞋匠等等都需要专门的知识，那为什么恰恰在最重要的事务上——政治事务上却不需要一种专门知识呢？这是他批评民主的一个内在理由。这样，哲学，确切的说是苏格拉底反省的哲学就与雅典的民主制度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也意味着哲学与行动，彻底与妥协，完善与缺陷这样一系列的冲突。哲学要反省，就意味着它对任何东西都要检查，“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同样，未经反省的政治也不是有价值的政治。政治往往需要一些紧急的行动以解决一些迫切的问题，哲学往往要求彻底和单纯，而政治却往往要求妥协和混合，哲学通常渴望“至善”，而政治通常满足于“不坏”，哲学总是要求完美，而政治总是包含缺陷。这也许是因为哲学是个人的事，而政治是众人的事，所谓众口难调，它就必须要有妥协，必然存在缺陷，尤其是一种小城邦的、没有什么距离的、直接的民主政治就更不容有多少个人的反省的空间。哲学作为一种智慧可能是人类最好的创造，而这种“最好的创造”却可能成为“好的创造”——政治的创造的敌人。再好的社会，再好的政治比起个人来可能还是不够好，达不到极其优秀的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正如我们说一支舰队的速度就是最慢的那只舰船的速度。

刚才我说到的两个奇迹，两个迄今没有逾越的奇迹，即民主的奇迹和哲学的奇迹，这可能是雅典提供给人类最好的东西，但恰恰是在这两个最好的东西之间发生了冲突，而苏格拉底就死于这场冲突，所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褒贬问题，而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在最高的层次上发生的悲剧，并帮助我们认识两者的性质。即使是在它们各自最好的形态中，可能还是会发生冲突，

除此以外，我还想说，这种冲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根深蒂固，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性之中，一方面人不可能不结成共同体生活，不能不建立某种政治制度，但是另一方面，人又有一些天赋的差别，尤其是志趣和追求的差别。我们拿古希腊作个比方，大多数人都从事手艺、商业，还有一部分是比较出众的人，一是政治家，像伯利克里，一是艺术家，比如剧作家和诗人，还有一种就是哲学家，那么这几种人的关系如何？其中包含几种关系，一个是少数和多数的关系，也就是大众和精英的关系，还有就是少数之间的关系，少数又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即“行动的精英”和“思想的精英”，前者主要是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后者可能就是哲学家和艺术家。在这场冲突中，可以说苏格拉底几乎是孤立无援的，我们只要看看控告他的三个代表人就可以看到——分别是诗人、修辞家、手艺人兼民主领袖。可能在现代社会中艺术家会和哲学家结盟来反对政治家，而在古代雅典，艺术家却是站在政治家一边反对哲学家的。这也许因为那时的艺术家主要是剧作家，剧作家也是非常民主的，戏剧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民主的，它要通过赢得观众来夺取桂冠，观众说好它便是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它是民主的。因此苏格拉底批评民主，剧作家也很反感，所以，艺术家、政治家、手艺人都构成苏格拉底的对立面，可见他是很孤立的，而一个追求完善的人也注定是很孤立的。哲学家可以说是“少数中的少数”。这样我们能看到一点苏格拉底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而被处死。

第三个问题就是苏格拉底有没有可能不死？确切的说，他有没有可能不通过那样的方式为法律处死？换句话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哲学与民主之间的冲突能否得到化解，至少是缓解，还是说二者总是会保持某种紧张状态？哲学家的合适地位是否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理想国》所设想的那样为王，要么沦为阶下囚？在“为王”和“为囚”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路，比如“为隐”——做一个隐士，探究哲学，以终天年？具体到苏格拉底身上，就是他的死刑是否有可能避免？用斯通的话来说，“雅典已经等了他70年！”，还有人说，如果是在斯巴达，他早就被处死了。

他确实还是有可能不死的。从苏格拉底这方面来说，第一，他可以放弃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或者至少可以思考但不要与人交谈了，这样他就不会死，甚至不会被起诉。三十僭主曾禁止他与30岁以下的人谈话，而且非常厌烦他总是拿鞋匠、铁匠的例子来说明政治上的道理，可苏格拉底就是不放弃，因为谈话恰恰就是他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第二，他可以在被起诉之后放弃自己的观点，甚至设法赢得人们的同情，这样他可能也不会被处死；第三个选择就是在被判有罪之后作出某种妥协，但他拒绝这样做，于是激怒了法庭上的很多人，结果使得一些本来认为他无罪的人转而投了死刑票；而即使是被判死刑，他还有一个最后的选择就是逃跑，当时克里同已经为他安排好了，而且雅典人本来也是心不在焉的——一个老人如果要逃跑就让他逃跑好了。

那么，是不是苏格拉底自己想死？比如色诺芬就推测他是不是因为晚年的病痛而想一死了之，当然这比较肤浅一点，尼采则说：“苏格拉底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他想要死亡。在一次极好的机会中，他表现了他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恐惧与人类的弱点，表现了他神圣的死”。但我想情况好象并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可以读一下柏拉图记述的苏格拉底在最后的日子里的四篇对话，第一篇是《游叙佛伦篇》，发生于他在被起诉之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忧虑、忧伤，甚至是惶恐不安；第二篇是在法庭上，他多少表现得有些犹豫，比如同意交纳一定的罚金，也就是说，如果有活的机会，他也不拒绝，虽然他可能已确实不在乎死，但并非一心一意要趋向死亡；但是到了第三篇，即《克里同篇》时，他变得非常坚定，绝不同意逃跑；在最后一步，即《斐多篇》所记述的，他在临死的那一天里，表现得非常宁静坦然。这样，由忧虑到犹疑，到坚定，到坦然，便构成一个四部曲。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不在乎死，但不是要有意去死，那苏格拉底为什么不肯逃走呢？斯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有一句话说，苏格拉底宁愿为了在雅典保护哲学牺牲生命，也不愿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把哲学引进克里特（意指流亡）。为什么不逃走？逃走也可以研究哲学啊，甚至像阿那克萨哥拉一样把哲学引进另外一个城邦，为什么不呢？也许是因为他年事已高，也许是他认为如果一走了之会对雅典的哲学产生很大的威胁，也许是因为他认为只有以他的生命才能更有力的保卫哲学。另外我们说他不逃离可以说是一种抗议，但也可以说是一种感激，因为这毕竟是政治领域中最好的制度，虽然它有着很严重的缺陷，这毕竟是他母邦的制度，它在那里生活了70年，所以他不能不一方面在法律上服从，一方面在精神上反抗。甚至可以说这两者是一致的，即必须通过在法律上忠诚才能进行精神上的反抗——他必须对法律说“是”，才能对政治说“不”。

就雅典人这方面来说，他们也并非一定要苏格拉底死，问题在于雅典的民主自身遇到了危机，而反省的哲学却在兴起，也许，民主在它鼎盛辉煌的时候不会在意这一点，而当它岌岌可危的时候，它就会惶恐不安，甚至产生过度反应，这样一个时机也很重要的。尤其像斯通所说的，雅典发生过三次政治上的“地震”——公元前411年，400人委员会统治了4个月；前403年，30僭主统治了8个月；前401年，30僭主的余部进行了反抗。在这三次“地震”中，死伤无数，让雅典人心有余悸。有人说，在伯利克里时代，苏格拉底决不会死。所以正是在民主衰落的时候，苏格拉底对民主的批评和反省就被看成是莫大的威胁，但雅典人仍然不是非让他死不可——毕竟，在他之前的阿那克萨哥拉没有死，在他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没有死——只是想让他闭嘴，而苏格拉底宁死也不愿停止言谈，哲学对于他来说是神圣的事业、奉献毕生的事业，所以矛盾无法化解。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社会里政治和其它方面的安全系数是不一样的，甚至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期“安全阀”和“警戒线”也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苏格拉底确实可以不死，但他毕竟死了，而他的死却胜过了生所造成的影响，就像一粒麦子死了以后，掉进土里，才生出许许多多的麦子来。他失败了，但也成功了，他死去了，但精神是永远存在的。

总之，苏格拉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行动的哲学家，或者说是个话语的思想家，通过语言和对话来思考，而这样一种“思想的行为艺术”的最高杰作就是他的审判和处死。苏格拉底死了，而雅典人还活着，时光又过去了两千多年，一代代人死去了，现在我们还活着，那么苏格拉底之死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我想就是：通过死能够传递许多生的讯息，死亡使我们知道生命应该是完整的，死亡使我们知道人的幸福、德性是要盖棺方能论定的，甚至盖棺还不能论定；第二，苏格拉底之死可以帮助我们选择人生的道路、职业的生涯，如果你决心成为一个政治家，你要知道政治的限制，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哲学家，或者说爱智者，就要对贫困、冷清甚至是迫害有所准备。

提问：

问：您刚才说到希腊的民主和哲学是迄今没有逾越的奇迹，有什么根据吗？

答：我所说的“希腊民主的奇迹”是就民主的直接性、彻底性、全面性而言的，在这一点上，它的确是迄今没有被逾越的，即便是现代瑞士的直接民主也没有达到当时雅典的程度，这主要是指公民做主的程度，公民参与政治的程度；我所说的“希腊哲学的奇迹”主要是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这“师生三人行”而言的，在这一百多间，这样三位大师接连出现，的确是后世再未发生过的。除了德国古典哲学稍稍近之，但还是没有超过。

问：雅典实行直接民主制，然而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种相当费时费力的制度，那么雅典如何来保证民主的效率呢？

答：雅典的民主还是颇有效率的，比如要进行战争，所有的人回家拿武器，一支军队就产生了，当然它还是会陷入一些很繁琐的程序上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直接民主有个基本的限制，即规模的限制，在这个城邦内，大家彼此了解，至少精英人物之间互相熟悉，这样也就不易产生政治上的阴谋，而召集议事相对来说也就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问：苏格拉底的哲学属于哪种哲学？

答：概括说来，苏格拉底的哲学主要是种人生哲学，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而这种人生哲学的核心又是政治哲学。

问：雅典这种大多数人参与的直接民主会不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答：民主有很多形态，主要有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参与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大国的民主和小国的民主等等。古代的民主主要是直接民主，比如雅典，我认为它与多数人的暴政没有必然的关系，这涉及到我们对待民主的态度问题。苏格拉底对民主当然有很多的批评，但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我们会发现，它仍然是种最不坏的制度，我们只是要警惕它的弊病，比如多数人暴政的倾向，平庸化的倾向等等。但批评和反省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