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国战略的调整和再调整，继而带来大国战略关系的深刻变化。从全球层面看，中美俄战略关系正在朝着新的力量平衡演变；从地区层面看，无论是亚太地区还是所谓“印太”地区，地区强国也在制定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实施措施，无论其执行效果如何，也必将直接影响全球层面的大国战略格局。在各种大国关系中，中印战略的互动既对印太或者南亚地区格局产生根本影响，也对全球战略格局带来深远影响。
一、我国国际战略发展中的“变”与“不变”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13年，中国的整个战略从根本上并没有发生转变，构建一个友好的外部和周边环境一直是我们的总的国际战略目标。改革开放初的战略判断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们的战略方针原来是24个字，后来变成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8个字。外交上坚持不结盟的原则，在制度创新上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统一问题上坚持“一国两制”。2014年至今，中国的国际战略有了一些变化，但是根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即使有所变化，也主要表现为周边外交和周边战略的重点有所调整，但总的战略目标没有变化。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多国外交，为我们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这和35年前的战略目标是一样的。在战略判断方面稍有不同，比如报告中提到，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挑战中，和平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与过去表述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战略判断的不同点是“大发展、大变革、大挑战”问题的存在。另外，战略方针上现在强调大国协调，与周边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合作、发展、共赢。外交原则把“有所作为”放在突出地位，要敢于有为，敢于担当。
在周边外交和战略重点的调整方面，最根本的变化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其战略实施和推进，也是经营好周边外交，稳定周边安全局势和维持周边经济合作的战略重心。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使我们与东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外交受到挑战。我们的对美外交、朝鲜半岛政策、对日外交以及南海政策都有调整，都是要有所作为。在这种背景下，“西进”既是地缘战略选择，也是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正因为“西进”的政治经济和地缘考虑，是促使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印太外交”的重要动因。美国的战略目的是推动中东、南亚出现乱局，阻截“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我们希望在不影响到全球战略布局的情况下，在地区层面上外交有所作为，而且在多个区域和领域进行，这就是当前中国国际战略中的“变”与“不变”。现在除了以朝鲜核危机为焦点的东北亚地区外，南海地区局势从2016年到2017年大势已定，除了使用军事手段外，美国在该地区依靠经贸遏阻中国崛起都不可能起到效果。现在的另一个重点是南亚，从南亚再往西走。中国和美国的战略调整是有先有后的，从当前的中国国际战略变化中看，恐怕还是中国主动性多一些。
二、中国的南亚战略和中印关系
长期以来，中国国际战略中的大国外交一直是围绕欧美日等老牌发达国家而进行的，对南亚外交或者说对印外交长期被置于这一大的战略框架之中。当前，中印战略关系和外交都在发生变化，持悲观判断的人相对较多。我的看法是，如果有（或者要制定）中国的南亚战略的话，目前要把握好下面三点：
第一，南亚战略要服务于当前整个中国国际战略。不要因为南亚战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大国矛盾和症结而破坏整个大战略。如果破坏了，整个战略都要调整，那就会造成全局性的破坏。同时也不要因为南亚战略形势太敏感就不作为，不作为的结果将是在变局中事倍功半或者无所作为。我们在南亚地区战略格局必须要主动，不能因为南亚地区形势紧张、反恐问题严重，就认为维持目前的局面就够了。我们即使不作为，这个地区的形势也会因为印度的实力和外交而发生变化。
第二，对中印关系趋于发展和改善不要过于持悲观态度，同时也不要乐观地认为印度会轻易地改变对中国战略的态度，会轻易改变对“一带一路”的立场，这和中美建交时的中美关系状况有些类似。去年曾有人提出，对印投资是不是将来会养虎为患？这是一个战略性问题。有人说，“洞朗事件”使我们彻底看清了印度的真面目，但反过来，印度是怎么看我们的？我所了解的是，“洞朗事件”对印度对华外交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一点不亚于中国对印外交的反思，印度人现在也已经在开始思考不要被美国利用而继续外交独立性的战略问题。去年11月“美日印澳”在菲律宾曾经举行了首脑会晤，但会后各自发布的声明是不一样的。印度从战略上也在反思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全面与华对抗并不是当前莫迪政府的最佳战略选择。所以，在2019年印度大选之前，中印关系再出现比“洞朗事件”大的危机，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但是，这不是说中印边界不出现新的事件，长期以来两国在边境你来我往，相互推搡是常有的事情，但印度也会越来越谨慎，它也认识到，边界冲突是涉及到战略选择的大问题。
第三，南亚格局过去是一国独大，现在这个局面已经有新的变化。中国无论如何在南亚地区都有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与周边小国的经济合作也有所新的突破。“洞朗事件”之后，印度的周边外交出现了一连串的失败，其周边小国已经对它有“离德离心”的情况，迫使莫迪政府必须反思其周边外交的成败得失。这种地区格局演变中的新变化必须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
三、印度的国际战略
我个人一直认为印度莫迪政府是有国际战略的，它一直想学中国吸引外资，开放国内市场，要学中国很多改革开放的经验，当然他们也总是说不能按照中国模式发展经济。实际上，印度国内出现了“莫迪效应”，也提高了莫迪的国内威信和改革的动力。老百姓的士气真的很足，很像中国当年改革开放的精神状态，印度人也希望未来的印度能成为一个强国。与此同时，莫迪政府以大国和周边为重点的外交新格局，提出了要做“全球领导大国”(a leading power)的大国梦，以“邻居优先”和“东向外交”为核心，持续开展了与周边国家，包括中国和巴基斯坦发展关系。所以我们不要奇怪为什么印度会有雄心勃勃的战略规划，不要有抵触和敌对的心理，要调整小看印度战略的心态。
但是，莫迪政府的国际战略内在问题很大，那么问题主要在哪里呢？印度在周边外交中，到目前来看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东向战略”或者说“东向外交”。今年印度国庆日邀请了东盟十国首脑参加庆祝仪式，十个国家都接受了邀请。但如果站在印度的角度看印度的周边环境，可以说东南西北都有来自中国的压力。印度未来要成为一个大国会怎么办？和中国对抗能让印度成为一个大国吗？所以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弱势。这样看来，我们的重点是要出台一些相应的措施。
从过去几年莫迪政府的外交看，其国际战略稳定性差，摇摆性强，具有一定的投机性和危险性。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莫迪政府显得沉不住气，对“中巴经济走廊”更是从“忍气吞声”到外交抗议，还试图利用国际势力在NSG和反恐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乃至最后在边界挑起事端，发泄不满，给自身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国际战略和南亚地区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但从现在的形势看，中印关系最危险的阶段应该结束了。印度目前要做的将是实实在在的对华政策，因为它认识到，过去要和中国争夺的大多是“虚”的东西，得了“面子”但失了“里子”。印度政府在这次“洞朗事件”后也要反思对华政策的冒险性和投机性是否适当，需要评估对华外交如何才能做到得大于失。
四、南亚区域合作前景和对策
莫迪政府上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的地缘经济行动，比如“东向外交”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印度东北省与东盟的经济文化关系，防止中国力量渗透到印度东北地区。为了应对“海上丝绸之路”，莫迪政府制定了“季风计划”和“香料计划”，以加强印度与东非国家的经贸文化关系，印度还与日本合作了“日印亚非增长走廊”，拉拢日本与中国争夺东盟和非洲。在多边合作领域，印度的态度很关键，但很消极，“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因为印度的不作为而停滞不前。事实上，只要是有中国参与的南亚区域多边合作，印度基本上都持消极态度。
但是，我认为我们目前不用过于紧张，我们要防止的是印度外交的冒险性和投机性。在我们发展与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印度政府都是非常敏感和抵制的，他们会利用短期的机会搞投机，比如利用到白宫和特朗普见面的时机挑起“洞朗事件”，在2016年印度果阿金砖会议前对巴控克什米尔发动“外科摘除式”的军事打击行动等等。但是，这种冒险也要付出外交和军事代价，更不利于其国际战略目标的实现，所以它也会适可而止。我认为中国要和其他南亚国家，包括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协调行动，采取相应举措，防止印度的冒险行动。
首先，中国外交长期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我们要鼓励南亚小国实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摆脱印度的束缚。可以跟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签署不干涉别国主权的协议或联合声明，在不丹的主权问题上对印度构成外交压力和牵制。印度最近在尼泊尔政局、斯里兰卡的基建和马尔代夫的贸易政策上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印度原本企图通过向这些国家施加政治、经济和外交压力，迫使他们加入印度阵营对抗中国。然而，莫迪政府现在开始认识到对周边小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外交可能事倍功半，得不偿失。这对我们的对印外交是很好的启发。
第二，在当前的中印关系中，双边和多边领域的矛盾非常多，边界争端、西藏、反恐、中印巴关系、中巴经济走廊、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赤字等等，由于中印两国的战略和外交环境不同，不要对印度期望值过高，中印边境有一定的热度对中国并不完全是坏事，也可以让印度政府知道我们在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不会让步。渐进式发展中印关系，既要让印度在双边和多边问题上有不满意的地方，也有让他们感到满意的地方。
第三，推动中印战略对话的内容和手段，包括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框架下的对话体系等，可以让俄罗斯也主动起来，在南亚地区发挥作用。目前，俄罗斯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合作有所加快。俄罗斯的介入并不一定能够破坏我们的战略，因为中俄战略协作关系与美国的战略压力是有内在关系的，而印度针对中国的对冲战略举措，比如原本针对瓜达尔港而援助伊朗建设恰巴哈尔港，从根本上也和美国对伊战略有着内在冲突。
郭学堂，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国际战略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长、南亚和印度洋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