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进入新世纪,中国外交面临着两个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一是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化解“中国威胁论”,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二是在维护核心国家利益的同时,如何负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现在是中国外交是否选择国际主义政策的重要时刻。国际主义强调的是合作性的政策和多赢的外交目标,它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和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和合”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自我发展和追求和谐生活的精神支柱,更为主要的是它为我们的对外交往指明了方向。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国外交哲学需要积淀和凝练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在协调国家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通过倡导国际主义实现中国外交的价值回归。
关键词 中国外交 国际主义 中国传统 “和合”文化
中国外交在新世纪面临的两个新问题是: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化解“中国威胁论”,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维护核心国家利益的同时,如何负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目前到了中国外交是否选择国际主义政策的重要时刻。对于新兴国家来说,这既是外交机遇,又是外交挑战。中国外交是否需要国际主义?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它对中国崛起的长远政治意义是什么?本文希望通过探讨这些问题,寻找中国外交的价值所在。
一、国际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中国到底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激流勇退,还是勇往直前?和平崛起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中国如何才能做一个对国际社会负责的大国?实际上,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外交是否需要倡导和实行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基本含义有两种,一种指的是“国家间合作,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中开展合作的政策或行动”;另一种指的是“对国家间开展合作的政策和行动的原则、看法和态度”。[1]概括来说,国际主义主张和推动国家间合作。这与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从国际主义一词的两种含义中可以发现,中国政府已经在切身实践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只不过没有明确表示对国际主义的态度。
第一,全球化推动和加强了国际合作,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
在全球化时代,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两种因素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仅仅靠军事力量来维护国家安全是远远不够的。相对于非军事安全因素作用上升而言,军事安全在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因此,人们提出了“综合安全”或者“共同安全”概念。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一个国家从考虑单一的军事安全到越来越多地考虑自己的综合安全,这种转变是史无前例的,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国内事务的国际化和国际安全的合作化是冷战后国际政治形势变化过程中并存的两个显著特点。国家安全需要得到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等力量的综合支持。也就是说,维护安全的手段正走向多样化。中国不可能置身于全球化与国际合作浪潮之外,更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通过对话和交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第二,综合国力的壮大要求中国适时参与国际事务。
中国的实力的确非昔日可比。事实上,在一些传统和非传统的国际安全事务中,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而是要更多地参与国际合作。从客观上讲,积极参与解决国际安全事务有利于我们实施提升综合国力的国家发展战略;从主观上讲,它也有助于我们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塑造中国对国际社会负责的新国际形象。
在某些国际事务中,中国有能力也必须参与进去,否则,不仅危及自己的国家利益,还会招致国际社会的不满。举例来说,在化解朝核危机过程中,中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外交的努力下,最终促成了“六方会谈”。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斡旋下,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朝核危机是完全可能的。试想,如果中国对这场危机视而不见,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有何益处?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何益处?国际社会恐怕也不会说我们是“负责任的国家”。
古人云:“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意思是说,“所谓态势,即是依靠自己的优势,灵活多变,才能掌握主动权。”其实,只要把外交政策的宗旨解释清楚,而且做出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实际行动,大胆提出国际主义外交政策是合乎时宜的。
二、国际主义与中国的外交哲学
国际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和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倡导国际主义体现出中国外交哲学的价值回归。
中国外交哲学需要积淀和凝练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自我发展和追求和谐生活的精神支柱,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的对外交往指明了方向。在后来的文字发展中,“和”演化出和谐、和平、和睦、和善、详和等意义,“合”演化出汇合、结合、融合、联合、合作等意义。[2]“和”“合”二字内涵的扩大本身就体现出中国文化在对外交往中的包容性、合作性、协调性和对话性。没有其他任何字更能表现中国文化所追求的这种崇高意境。
国际主义强调合作性的政策和多赢的外交目标。合作并不要求同一,有“不同”才会有发展;多赢则要求包容,有压制不会有进步。中国的外交哲学及其负载的文化内涵恰恰含有国际主义的特点。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讲的是君子处世的准则,意思是说,君子之间虽然有“不同”,但他们却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小人之间虽然相同,但是却难以和平共处。进一步讲,“和”并不要求“同”,不然会千篇一律,不能发展;“不同”之中要有“和”,不然就会矛盾重重,社会就不会有进步。“和”要求相互接受和内容“不同”,这样才是正确的“处世”观。“和而不同”意味着和谐中存在自我,自我中共同发展,这是人和社会发展的最佳境界。因此,孔子又说,“和无寡,安无倾”,[4]就是说,境内如果和谐,就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如果平安,政权便不会倾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5]也是为了说明这层含义。后人发挥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6],有容纳“不同”的气度,才能壮大自己。人生在世,“和为贵”。[7]“和”应该是人生追求的目标,是社会、国家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前提。
无论是“和为贵”,还是“君子和而不同”,讲的都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原则。“和合属于中华民族独特的优秀伦理道德范畴,……又是中华文明中关于社会行为体相互关系的基本思想、观点和信念之一,成为中国独特的社会秩序哲学思想。和合,就是认可世界的和谐本质,以和平与合作的手段谋得利益,达到一种和睦而至大同的境界。”[8]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它们体现出来的是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和最终实现共同发展的外交理念。从这种意义上讲,“和”既是中国外交哲学的出发点,又是终结点。
“和合”文化中也包含了一些为人处世的方法和手段,其根本还是教育人们要有宽容心,要有与人分享利益的仁厚之心。例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这种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意思是说,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强调的就是宽容和博爱。孔子还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0]意思是说,自己要发展,也要周边的人发展,只有使别人发展了,自己才能站稳脚跟,使别人事事通达,自己才能有更大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能够经常站在别人的立场和角度来思考问题,要善于体谅他人;一个人在满足自己需要的时候,也要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欲求和愿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道德的基本标准。
“忠恕”之道是一种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对于个人来说,要“立人”和“达人”,都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只有充分接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标准,才能平等自由地“立人”和“达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要想使别国追随自己,模仿自己,首先要按照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通过和平竞赛,展示自己价值观的优越性,让别国自愿接受。使用武力和其它强制措施输出价值观的做法,违反“立人”和“达人”的道德境界。
当然,“和合”文化带有中国传统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色彩,我们也需要充分认识到它与现实主义基本理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国际关系中,除了力量制约外,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的道德自律对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有序也有着很大的作用。只要每个国家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这个社会就可能达到“和”的境界。一个国家无论是否称霸世界,都要讲“信义”。不讲“信义”而称霸世界是不正当的,也是不会长久的。
“和合”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国际主义精神,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国外交哲学需要寻找这种精神,在协调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中国外交的价值回归。
三、国际主义:中国外交选择
实际上,关于新世纪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手段,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不少,也做了不少。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四个主张”和“六个继续”,就是对这种国际主义手段的很好总结。[11]国际主义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六个字,那就是对话、合作和共赢。其核心内容就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20多年来,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特征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其核心是提高国家实力和推行睦邻友好外交。不过,“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在外交实践中有所偏重。在新世纪,如何做到韬光养晦又能有所作为、如何增强国家实力又能有所作为,的确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大挑战。
毋庸讳言,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韬光养晦”战略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难度。在没有能力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时,在自己的发展面对怀疑甚至敌视的目光时,中国的确需要“不出头”。但是,如果外交环境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中国就需要更多地实践“有所作为”战略。再者,一些国家将“韬光养晦”战略等同于“卧薪尝胆”,目的在于图谋日后报复。虽然这种对抗型的“中国威胁论”不值一驳,但是,这种情况也说明“韬光养晦”战略在某些方面已经不符合国际形势和时代要求。中国国际战略有必要转向“有所作为”,在外交中大力倡导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体现在外交政策上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一原则很难把握,什么样的国际事务才需要我们“有所为”?什么样的国际事务需要我们“有所不为”?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国际主义外交政策。
实践国际主义外交政策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是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要国际主义不是要超越和抛弃国家主义,或者说放弃后者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国家利益。这是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第一个基本标准。
国家主权和安全是国家生存的根本,这是每个国家努力维护的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在这一问题,中国外交没有多少妥协的空间。例如,在打击“台独”、“藏独”、“疆独”等问题上,国际主义是次要的,因为它们都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
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第二个基本标准是:在坚持第一个基本标准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在充分保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树立良好的国际政治形象。从本质上讲,坚持第二个标准有助于提高中国的“软国力”,从而全面壮大中国的综合国力。
与以往大国崛起不同的是,中国崛起的环境已经出现了本质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已经大大削弱了传统的政治和军事竞争,中国正在以和平崛起的姿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致力于消除传统地区安全威胁,大力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的发展是与世界的和平同步的。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方式在加入ＷＴＯ之后开始加速与世界潮流接轨。中国需要国际主义化解外部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及其对中国发展的担心。
“有所为,有所不为”思想是对“韬光养晦”战略的发展。在国际关系中,“有所为”需要“国际主义”;“有所不为”需要“韬光养晦”。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坚持国际主义不是要“称王称霸”,不是要充当“愣头青”,而是在外交上贯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永远不称霸”应该成为民族的传统,国家的意志。
执行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也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坚守信义,主持公道,维护和平,承担相应的国际主义义务,为国际社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就是要在国际大家庭中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
总的来说,中国外交需要的是一种符合国家利益的国际主义,是一种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际主义。这是文化所致,利益所致,也是实力所致。这种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大有潜力可挖。
注释:
[1] ＴｈｅＭｅｒｒｉａｍ-Ｗｅｂｓｔｅｒ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Ｍｅｒｒｉａｍ-Ｗｅｂｓｔｅｒ,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1997,ｐ.394.
[2]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8页。
[3] 《论语》卷七·子路第十三。
[4] 《论语》卷八·季氏第十六。
[5] 《孟子》卷四·公孙丑章句下。
[6] [清]林则徐·题书室。
[7] 《论语》卷一·学而第一。
[8] 郭树勇:“‘和合’文化传统与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载郭学堂主编:《国际关系学:理论与实践》,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9] 《论语》卷八·卫灵公第十五。
[10] 《论语》卷三·雍也第六。
[11] 2002年11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此,报告提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包括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在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在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在安全上应相互相信,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我们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我们将继续增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我们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和合作”;“我们将继续广泛开展民间外交”。
（作者为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来源：《国际观察》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