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洲:社会基础变迁与美国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6 次 更新时间:2018-04-06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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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洲  


摘要:自由民主制的良性运行依赖于具备某些特定条件的社会基础。当前,美国自由民主制的社会基础受到较为严重的侵蚀,主要表现在: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中产阶级趋于萎缩;族群结构趋于多元化和去中心化,欧裔白人的主体族群地位明显下降;道德-文化相对主义观念趋于盛行,以所谓“美国信念”为主流认同的模式受到挑战。美国社会的阶级、族群和道德-文化差异不断扩大,导致社会达成重叠共识趋于艰难,促使美国民主政治表现出明显的激进化趋向。


关键词:美国民主;中产阶级萎缩;族群结构;相对主义;政治激进化


刘晓洲,政治学博士,任职于国家某部委


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民主制或者说代议民主制。通常认为,自由民主制的运行并不需要社会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对多元性、差异性的包容历来被视为自由民主制社会的重大优点。但实际上,自由民主制社会作为一种卡尔·波普尔所谓的“开放社会”,对多元性、差异性的包容虽然明显大于传统的封闭社会和小型民主社会,却仍然是有限度的。从托克维尔的“民情”说,到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说,再到罗伯特·D.帕特南的“社会资本”说,政治社会学家们发现,自由民主制的良性运行依赖于具备某些特定条件的社会基础。当社会群体严重分裂,缺乏最低程度的重叠共识时,自由民主制化解冲突的机制就很可能失效,反而容易造成国家分裂危机,如美国19世纪时对奴隶制问题的分歧最后不得不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当前,美国自由民主制的社会基础已经受到较为严重的侵蚀,主要表现在阶级、族群和道德-文化差异不断扩大,社会达成重叠共识趋于艰难,促使美国民主政治表现出明显的激进化趋向。


一、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中产阶级趋于萎缩


中产阶级是自由民主制的基础。如果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富人和穷人两大集团,这就意味着国家之内多数人能够过上“小康”的生活,政治生活受崇尚“中道”的政治文化支配,就不易于受极端力量的影响,从而保持政治稳定。美国自“南北战争”结束以后,民主体制总体运行良好,期间有效应对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不存在严重的阶级分裂和对抗,这一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则是大量产业工人。而今天,美国贫富分化问题日趋严重,中产阶级不断萎缩。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头号强国,但最近几十年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1970年,美国国民总收入的29%进入了富裕家庭,62%进入到中产阶级口袋;2014年,富裕家庭收入占比达到49%,而中产阶级收入占比则下降到43%。1971年,属于最低收入阶层(lowest income tier)的美国家庭比例为16%,到201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0%。[1]


导致出现上述局面的第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以及金融投机盛行,2008年金融危机正是这种弊病的表现。美国金融部门承担着为全球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即便如此,其规模仍然过于庞大,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需要的程度,该部门只有靠不创造价值的投机活动才能保持自己的超额利润,里根执政以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金融投机开了方便之门。经济过度金融化以及金融投机盛行,意味着非生产性的部门凌驾于生产性的部门之上,“投机致富”的原则压倒了“劳动致富”的原则,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均被扭曲。从美国劳工统计局对全国各种职业工资收入的统计情况来看,金融类职业均属于高收入职业。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的2007年,美国各种职业平均工资收入的中位数为31410美元,一般证券销售人员工资收入的中位数为68430美元,是前者的2.18倍;2015年,美国各种职业平均工资收入的中位数为36200美元,一般证券销售人员工资收入的中位数为71550美元,仍然达到前者的1.98倍。[①]华尔街投行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要高得多。数据分析发现,华尔街投行各岗位平均年薪,最低的分析员(analyst)级别为12.5万美元,董事(Director)级别达到47.7万美元,董事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级别高达78.6万美元。[2]2011年,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表达了一般民众对金融垄断集团的贪婪及占有超高比例财富的强烈不满。


未能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独有优势,占据了全球产业链的上端。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美国的产业优势在高新科技领域,大力发展此类产业无可厚非,但是,一般制造业萎缩给美国的就业造成很大损失。首先,与传统型企业不同,高新科技企业需要的工作人员数量要少得多。美国通用公司的预估身价大约为350 亿美元,它在美国国内有7.7万名雇员,在海外还有20. 8 万名雇员;Facebook 的预估身价大约为700 亿美元,但它只有2000 名左右的职员。 [3]更值得忧虑的是,当前机器人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端倪已经显现,未来那些只具备简单劳动技能的群体还要面临更大的就业及陷入贫困的危机。其次,在当前的全球化机制下,资本可以比较自由地流动,人口却很难自由流动。美国制造业大量转移到国外后,原来的产业工人基本不可能到国外去就业,其中一部分学习和适应能力强的逐渐转变为科技工人或金融从业人员,但绝大多数沦为美国的贫困人口。


因此,尽管经济全球化为美国带来整体利益,但这些利益在国内的分配高度不均,美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的收益主要被金融资本和少数高新科技企业拿走,中下层民众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一部分人群的处境反而恶化了。经济全球化无法为美国中下层民众创造就业,他们在谋求一些简单劳动的工作机会时,又面临非法移民的低成本竞争。在美国中下层民众的直观经验中,正是由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大量国外合法和非法的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让他们陷于就业困难和经济困顿的境地。在经济全球化步伐远远快于政治全球化步伐的情况下,当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英国脱欧等逆全球化现象,某种意义上正是因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脱节而产生的矫正行为。


与收入分配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相伴随的是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数据显示,2015年初美国中产阶级成年人口为1.208亿,而美国高收入和低收入的成年人口总和为1.213亿,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从1971年的61%减少到不足50%,已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1]2015年年末,美国媒体的各大头条被“美国中产阶级萎缩”占据,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空心化的讨论让很多人恐慌。


除了数量比例上的萎缩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二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新中产阶级日益取代旧中产阶级。所谓旧中产阶级,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的界定,是指那些从事脑体混合劳动,拥有少量独立资产、自主经营的小企业主、小农场主、小商人,以及自谋职业者;而新中产阶级主要是那些以脑力劳动为主,没有独立资产的技术人员、专业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办公职员、销售人员等薪金雇员。简要地说,新中产阶级主要就是所谓“白领”。米尔斯做出上述判断的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此后美国中产阶级性质的变化仍基本符合这一趋势。


新中产阶级属于获得中等收入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参与公共行动的条件和动力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说他们的行为更趋个人化、原子化,更少倾向于参与传统类型的公共行动,如参加社团、开展志愿活动以及回报社区等。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访问美国时,对美国民众热衷于社团活动印象深刻,认为美国民主的良好运转大大受益于美国人的结社传统。但研究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民众参与社团的比例逐渐大幅下降,到20世纪末,已回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罗伯特·D.帕特南用“独自打保龄”来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的这一变化,他发现,当初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社区生活已经衰落,那种喜好结社、喜欢过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喝咖啡聊天,一起走进俱乐部去从事集体行动,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为民主运行提供良好民情支撑的公民精神明显衰落,社会资本大幅下降。


最近十几年来,第二代互联网(web2.0)的兴起虽然为人们参与政治及其他公共行动提供了便利,但这种参与方式由于缺少参与者完整的“在场感”,不能形成充分的沟通交流并在参与者之间建立密切关系,不利于人们对那些具有强争议性的问题达成相互谅解和妥协。


二、族群结构趋于多元化和去中心化,欧裔白人的主体族群地位明显下降


美国是一个欧裔白人建立的移民国家,尽管此后仍有大量来自众多族裔的移民加入美国,但实际上欧裔白人一直是美国和所谓美利坚民族的核心族群和主体族群,其他族群则处于社会边缘地位。[②]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美国移民中有 82 %的人来自欧洲,但在 1965 年实施新移民法之后,美国移民的来源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移民来自亚洲和拉美国家或地区。[4]在“9·11”事件冲击下,美国的移民政策有所收紧,但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于移民结构的巨大变化,再加上欧裔白人生育率大大低于黑人、印第安人、拉美裔和亚裔人口,美国族群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欧裔白人比例明显下降。(参见表1)据皮尤研究中心预计,从2015年到2065年, 欧裔白人占美国人口比例将从62%下降到46%,不再构成美国人口的多数;而少数族裔比例将不断提高,其中拉美裔和亚裔增长最快,预计分别从18%和6%提高到24%和14%,黑人比例将从12%微升到13%。[5]


来源:皮尤研究中心,http://www.pewhispanic.org/2016/04/19/statistical-portrait-of-hispanics-in-the-united-states-key-charts/#hispanic-rising-share, 2017-03-12。


美国族群结构的变化,对国内政治资源的分配格局构成重大影响。欧裔白人在政治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下降,非裔、拉美裔的政治地位明显上升,亚裔的政治地位也在上升,但比较缓慢。黑人作为美国人口第二多的族群,历史上却长期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直到20世纪60年代《选举权法》实施以后,黑人的政治权利才获得较大实质性改善。1989年科林·鲍威尔成为美国第一位非裔四星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并在此后成功指挥了海湾战争;他也是第一个非裔国务卿,支持率曾高达80%以上,远高于奥尔布赖特、赖斯和希拉里;他还曾认真考虑是否参加1996年美国总统选举,因当时由非裔美国人担任总统的社会环境还不太成熟,以及妻子出于他的人身安全考虑坚决反对而选择主动放弃。2008年,拥有一半黑人血统的贝拉克·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创造了美国的历史和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在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总统竞选的候选人中,伯尼·桑德斯是犹太人;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特德·克鲁兹(Ted Cruz)都是拉美裔;没有什么政治经历但也想小试牛刀的传奇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Ben Carson)是非裔,现在已被任命为特朗普政府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最新产生的第115届国会在种族、族群多样性方面创了新高,接近1/5的议员属于少数种族或族群,欧裔白人议员的比例从1950年的接近100%下降到81%。[6]原来处于政治上边缘状态的各族群,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其民族意识也在上升,同时,族群问题常常与宗教、文化、经济等若干问题交织在一起,对美国社会发生着重要而广泛的影响,助推美国社会多元化特征日趋明显。


三、道德-文化相对主义观念趋于盛行,以所谓“美国信念”为主流认同的模式受到挑战


有关美国人在文化同质性方面的“熔炉说”,自1782年德克雷弗柯(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在《一个美国农人的信札》中最早提出,经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推广,在20世纪特别是上半叶曾广泛流行。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将这一理论解释为,美国人因认同于“美国信念”而具有文化上的一致性,故而成为一个统一的美利坚民族,所谓“美国信念”,是指一套植根于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WASP)主流文化,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的自由主义理念。[③]


实际上,美国人在文化同质性方面的情况远没有“熔炉说”那么理想化。美国的印第安人和黑人长期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二战以后,大量非欧裔移民的涌入大大增加了美国主流社会对这些移民群体进行文化吸纳的难度。与此同时,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平等、宽容等理念日益被误解或曲解为价值相对主义,所谓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观念在美国逐渐盛行[④],国民层次以下的各个亚群体积极主张基于自身特殊身份(或曰群体认同)的权利和道德。黑人在争得平等的国民权利后还希望获得基于历史迫害的补偿性权利;女权主义者在女性参政、就业、晋升、教育平等权,女性健康、生育、堕胎以及其他诸多涉及女性利益的权利方面,都基于性别差异提出独特诉求;西班牙语裔希望保持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而不是完全融入WASP文化;同性恋群体则不断地想要使同性婚姻合法化。


早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自由主义社会中自由和权利的滥用,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就曾指出,对自然正当和自然权利观念的拒绝必然导向相对主义,其最终结果则是虚无主义。[7](P5)多元文化主义观念常常陷入相对主义的误区,使得人们不再清楚到底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对WASP的一些核心道德-文化观念构成挑战,引起保守主义者的极大反感。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意识形态辩论日益白热化,1987年施特劳斯的大弟子艾伦·布鲁姆(Alan Bloom)出版《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引爆了美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文化冷战”。布鲁姆指出,当代美国“几乎每一个进入大学的学生都相信,或自称他们相信,真理是相对的……学生的背景千差万别……把他们统一在一起的只有相对主义和对平等的忠诚”。[8](导言P1)在他看来,多元文化主义者基于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的特殊性而不是基于理性追求平等的做法是虚无主义的,也是缺乏历史感的,在历史上,“每一种文化都是民族中心论的。它们都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最好,别人的低劣”;多元文化主义或者说文化相对主义泯灭了人们追求教育和美好生活的原动力,造成了美国精神虚假的开放和实际的封闭。[8](导言P9-11)


尽管保守派奋起反击,美国的道德-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却越演越烈,不同社会亚群体的宗教信仰、道德标准、生活方式、授课语言、婚姻形式、家庭模式、性行为,等等,都要求获得平等对待。不管是出于政治考虑、群体利益抑或是反叛心理,从政府机构到草根社区,从公共舆论到家庭、学校,人们都高举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帜;“政治正确”这一目前在全社会具有支配性影响的观念,也与这种道德-文化相对主义密不可分。1997年,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如今我们都是多元文化主义者了》(We Are All Multiculturalists Now)。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以5票赞成、4票反对的结果做出裁决:美国各州不能禁止同性婚姻。这就意味着同性婚姻将在全美50个州合法化。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时间在“推特”上表示:同性婚姻裁定是迈向平等的一大步。民调则显示,全美民众赞同同性婚姻的人口比例在2001年只有35%,2015年上升到55%,2017年继续上升到62%。[9]把婚姻这种男女之间基于自然的结合“推广”到同性关系,让人感到当今美国对平等的理解已经到了何等走火入魔、思想混乱的地步。如果承认同性之间的伴侣关系也可以称之为“婚姻”,那么人与宠物或者智能机器人“结婚”不也可以顺理成章吗?


道德-文化相对主义观念的所谓“平等”观,很容易使一些反自由、反民主、反人道的观点得到无原则的宽容甚至欣赏。例如,当今的美国大学生对纳粹、希特勒和犹太人大屠杀,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都表现出相当的兴趣,甚至异乎寻常的痴迷,这种兴趣和欣赏很多时候仅仅出于一种认为纳粹和武士道“很酷”的心态,而没有认识到其在历史上造成的灾难性后果。[10]如果这种混淆是非善恶的“平等”观不断蔓延积累,自由民主政治的基础将被逐渐掏空,自由民主制的颠覆将会变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四、社会基础变迁促使美国民主政治趋于激进


阶级、族群和道德-文化观念三重因素的切割,使美国民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诸多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分化,造成自由民主制的社会基础产生诸多裂隙。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当前美国民众在枪支控制、医疗改革、金融管制、婚姻、堕胎等与一般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上严重缺乏共识或较为缺乏共识。(参见表2)民众立场的分化冲突使左右两翼的民粹主义同时兴起,温和、均衡、理性的政治风格向暴烈、极端和情绪化的政治风格转变的概率增加,容易导致非常规型政治人物执政以及非理性政治决策。


数据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初选阶段,背负种种“政治不正确”言论的特朗普以及并不符合美国政治传统的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在当前左右两翼民粹主义同时兴起的背景下异军突起。两人作为非建制化的人物,吸引了大批选民。相比之下,出身于政治世家且从政履历丰厚的杰布·布什,在3场党内初选中却都惨遭失败,支持率如“滑铁卢般”下跌,无奈宣布退选。《华盛顿邮报》将杰布·布什退选评论为“现代美国政治史上最令人吃惊的失败之一”。尽管桑德斯后来为了民主党大局退出竞选,建制化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才得以与特朗普一决高下,但最终代表共和党参选的特朗普却出人意料地问鼎总统宝座。特朗普成为最大黑马,折射出美国社会人心思变的动向。


政治观点和个人风格都相当极端的特朗普上台执政,反映出美国的政治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特朗普意图重塑美国,但他的某些主张很难获得广泛认同,就目前表现来看,面对分裂的社会,特朗普未能缩小分歧、凝聚共识,只是让诸多社会矛盾充分暴露,甚至进一步激化了某些矛盾。皮尤研究中心在特朗普就职后1个月内进行的调查显示,受访民众对特朗普工作的认可率为39%,远低于前几任总统同期水平,不认可率则为56%;共和党人及其支持者对特朗普工作的认可率为84%,民主党人及其支持者对特朗普工作的认可率仅为8%;女性、黑人、拉美裔、18-29岁年轻人、研究生学历拥有者对特朗普工作的不认可率分别达到63%、79%、76%、67%和69%。[11]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围绕着支持还是反对特朗普及其有关建立美墨隔离墙、限制难民和穆斯林群体入境、实行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等政策,以及有关女权主义、种族政治等话题的言论,美国民众的分裂已经显明昭彰。


当特朗普提出要限制墨西哥非法移民、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时,自由派以自由和人权的旗号加以批判;在2017年纽约时装周上,一些时尚品牌和设计师在模特展示的服饰上面印上“去你的墙”和“不要禁令,不要筑墙”等文字讽刺特朗普,Calvin Klein的时装设计师拉夫·西蒙(Raf Simons)在走秀开场和闭幕都播放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歌“这不是美国”(This is Not America)。但美国白人下层民众却热烈欢迎修建隔离墙,一些人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就自动去墨西哥边境开始建墙了,他们还说即使自己掏钱,加班加点不睡觉,也要把墙建起来。


特朗普在2017年1月签署的“禁穆令”一经宣布便受到各界人士的口诛笔伐,引发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的抗议潮。在纽约、华盛顿和波士顿,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挥舞标牌,表达对特朗普的移民政策的反对。数千名教授、学者联名发表网上请愿书,谴责特朗普的这一命令,其中包括15名诺贝尔奖得主。由于美国联邦法院法官的反对,特朗普不得不撤销这一禁令,并于9月签署新版“禁穆令”,淡化“禁穆”色彩、更加强调国家安全,但新版“禁穆令”依然因遭到联邦法院法官的反对而难以执行。12月4日,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的“禁穆令”可以全面生效,特朗普在围绕着“禁穆令”的斗争中获得重要胜利。但有关的争议和冲突并没有消失,仍相当尖锐,支持者们认为禁令对保障国家安全是必要的,但民权人士谴责这一措施,而且挑战该禁令的两桩上诉案目前正在推进。


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特朗普的主张具有强烈的逆全球化特征,贸易保护主义是其基调。作为总统候选人时,特朗普就曾表示WTO就是个灾难,扬言要退出WTO。特朗普搬进白宫后的一周内就废弃了TPP,他还通过“推特”这一非官方媒体要求通用、福特、丰田等汽车业巨头增加对美国的投资,否则将对其产品征收35%的边境税。根据特朗普的意见,2017年8月下旬,美国已经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首轮谈判;10月份,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时说:“要么就此签署对美国公平的新协议,要么终结这份协议”。特朗普还曾表示美韩自贸协定是“不可接受的”,美媒援引白宫知情人士称,他已让顾问着手准备退出美韩自贸协定。对特朗普这些经济政策主张,在经济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白人下层民众持欢迎态度,华尔街和硅谷则对其中的大多数主张持强烈反对态度。


特朗普不尊重和歧视女性的言论在他当选之前就已引起轩然大波。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女权组织积极开展抗议活动。女权组织“妇女的三月”(Women's March)于特朗普就职典礼结束后在华盛顿举行了一场大规模抗议活动,呼吁各地的同胞“团结起来”,展现对性别平等的支持及对压迫的反对。2017年1月21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另一场抗议活动激发了全世界超过75个国家的600多场姐妹游行。组织者还表示,在特朗普就职的前100天内,将进行总计10个方面的系列抗议活动。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天,该组织此前宣布的名为“没有女性的一天 (A Day Without A Woman)”的全国性大罢工活动如期举行,各地的支持者停下工作,呼吁尊重女性,杜绝性别歧视;许多女性在白宫门前集会,表达对特朗普及其领导下的政府歧视女性的抗议。


2017年8月中旬,特朗普关于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也都曾蓄奴的言论,则再次激化了美国关于种族问题的争议和对立。事情的起因是,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左翼人士要推倒内战时南方邦联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白人至上主义分子要保卫雕像,双方发生暴力冲突,一名白人至上主义分子开车造成对方阵营伤亡。对此,特朗普一开始没有明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而是宣称事件中的“各方”都有责任,几天后他又对记者表示:若因李将军是奴隶主而拆除其铜像,是否也要拆除同为奴隶主的前总统华盛顿或杰斐逊的铜像?由于特朗普的言论,白人至上主义者事实上从中得到鼓励,种族歧视和仇视行为更加明目张胆,而左翼分子则倾向于采取激进的报复行动。对于特朗普关于拆掉华盛顿和杰斐逊铜像的反问,芝加哥有黑人神父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也要拆。


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8月份的调查显示,按全体受访民众、共和党人及其支持者、民主党人及其支持者的划分来看,认可特朗普执政政策的比例分别为33%、69%和6%,不但延续了按党派高度对立的态势,而且比2月份均有所下降;喜欢特朗普执政风格的比例分别仅为16%、34%和2%,不喜欢特朗普执政风格的比例则分别高达58%、19%和89%。[12]10月份的调查则显示,全体受访民众、共和党人及其支持者认可特朗普执政政策的比例微升至34%、75%,但仍低于2月份水平,民主党人及其支持者认可特朗普执政政策的比例则进一步下降至5%;拉美裔、18-29岁年轻人对特朗普工作的不认可率为72%、63%,比2月份略有下降,但女性、黑人、研究生学历拥有者对特朗普工作的不认可率分别达到65%、87%和71%,比2月份均有所上升,其中黑人的不认可率上升达8个百分点。[13]这两个调查结果说明,特朗普的执政作为不能让多数美国人满意,也未能引导美国民众缩小分歧、形成经济社会改革共识。而且,特朗普喜欢制造话题的习惯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风格,经常推波助澜,让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争吵和冲突更加激烈。


特朗普在竞选和就职演说中均宣称,要让美国重新伟大。他的重振制造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保护等措施对改善国内中下阶层就业环境,预计会产生一定作用。但我们要看到,全球化的步伐虽然暂时放缓,有些方面甚至发生倒退,但是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这是由交通、通讯信息等一系列技术条件决定的。特朗普主张大规模减税和金融去管制化的政策如果实行,很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国内贫富差距。总的来看,改善社会基础对克服当前美国民主制面临的危机来说,是可行性相对较大的一条路径,但也要看到,美国中产阶级复兴难度很大,如果美国政府不能采取有效的政策扭转中产阶级萎缩的局面,再加上族裔矛盾和道德-文化观念分歧加剧社会分裂,美国民主良性运行的社会基础将继续被侵蚀,美国民主政治将趋于激进化和极端化,自由民主制可能因无法满足社会治理的需要而发生蜕变。


[参考文献]

[1]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EB/OL].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12/09/the-american-middle-class-is-losing-ground/,2017-03-11.

[2] Portia Crowe and Andy Kiersz, So you want to be a Wall Street banker? Here's how much you'll get paid[EB/OL].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what-wall-street-bankers-make-2016-8, 2017-03-16.

[3] [美]查尔斯·库普坎。治理鸿沟: 全球化与西方民主的危机[J].国外理论动态, 2014(5)。

[4] 李其荣。美国族群结构的变化与美国移民的发展趋势——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亚洲和拉美移民为例[J].世界民族, 2004(3)。

[5] Future immigration will change the face of America by 2065[EB/OL].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5/10/05/future-immigration-will-change-the-face-of-america-by-2065/, 2017-03-12.

[6] 115th Congress sets new high for racial, ethnic diversity[EB/OL].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1/24/115th-congress-sets-new-high-for-racial-ethnic-diversity/, 2017-03-12.

[7] [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8] [美]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M].战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9] Changing Attitudes on Gay Marriage[EB/OL]. http://www.pewforum.org/fact-sheet/changing-attitudes-on-gay-marriage/, 2017-12-12.

[10] 伍国。美国文化中的纳粹情结[EB/O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753.html, 2017-09-03.

[11] In First Month, Views of Trump Are Already Strongly Felt, Deeply Polarized[EB/OL].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7/02/16/in-first-month-views-of-trump-are-already-strongly-felt-deeply-polarized/, 2017-03-08.

[12] Republicans Divided in Views of Trump’s Conduct; Democrats Are Broadly Critical[EB/OL].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7/08/29/republicans-divided-in-views-of-trumps-conduct-democrats-are-broadly-critical/, 2017-09-03.

[13] Declining Confidence in Trump, Lower Job Ratings for Congressional Leaders[EB/OL].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7/11/02/declining-confidence-in-trump-lower-job-ratings-for-congressional-leaders/, 2017-12-12.

[①] Data Source: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ttps://www.bls.gov/oes/tables.htm, 2017-03-16.

[②] “族群”与“民族”这两个概念含义不完全不同,不能完全混用。“族群”主要是指散居在主体社会中的外来群体,而“民族”则是指聚居在传统地域上的当地人民。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包括欧裔白人在内的所有群体,均称为“族群”也是可以的。参阅朱伦:《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从“族群”概念在中国的应用错位说起》,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③] 参阅[美]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四章“盎格鲁-新教文化”。

[④] 本文以“道德-文化相对主义”来指称要求承认不同道德体系、不同文化体系的差异并认为它们具有完全平等的价值的主张和现象。与“文化多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有关的概念辨析,参阅韩家炳:《多元文化、文化多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辨析——以美国为例》,载《史林》2006年第5期。

* 美国18岁以上成人当中,处于婚姻状态的占50%,寡居的和鳏居的占6%,离婚和分居的占14%,从未结婚的占30%,见http://www.pewresearch.org/data-trend/society-and-demographics/marriage/,2017-03-10。


原载《学术探索》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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