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
■2021年12月9-10日，美国新的国际表演秀——“领导人民主峰会”召开。此举引起很多国家的疑虑甚至不满。当前，连美国的不少学者、媒体及相关机构，都对美国民主对内引起社会失序、对外造成国际动荡的状况表达了各方面的担忧和批判。作为长期从事全球治理的新型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对诸多美国文献进行梳理，12月6日发布《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尖锐地提出十个关于美国民主的问题，希望帮助世界全面认清民主，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
■一问：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少数人统治像癌症一样扩散”，权力为资本服务，越来越多政客不把选民的真正利益置于首位，“比起想象中的民主国家，美国更像一个寡头政权”。当今的美国民主是否称得上人民当家作主？
■ 二问：实现权力制衡还是导致权力滥用？政治运行出现了“超级极化”。美国政客的手段远超电视剧《纸牌屋》。接近八成的受访民众认为，政府腐败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被频频滥用。美国人民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也已经“降至冰点附近”。
■ 三问：增进民众福祉还是加深民众疾苦？截至2020年底，有超过5000万美国人面临食物不足问题，该数字相比2019年增加了近50%。超过22万人露宿街头。基本生存权得不到保障。美国家庭财富近20年都没有增加。最富有1%的美国人掌握约43.27万亿美元的财富，是最底层50%的美国人财富（3.03万亿美元）的14.3倍。美国议员依赖1%的钱连任，为1%的人服务，甚至离任时再靠1%的赏赐。
■ 四问：捍卫自由还是妨害自由？“超载自由”导致牵扯精力、浪费资源的文化战争，“可能导致民主幻灭，也耽误了美国防疫，正在杀死美国人”。虚伪的言论自由通过社交媒体，放大仇恨和极端情绪。64%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对美国走向有负面作用。
■ 五问：保护人权还是侵害人权？每年有3.8万余人的死与枪击有关，其中20%为1-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美国仅占世界人口的4%，却占全球枪支自杀人数的35%。2020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50%。感染人数、死亡人数都远远位列全球第一。有人感叹，“这是一场屠杀”！
■六问：促进团结还是导致分裂？52%的特朗普选民和41%拜登选民认为红蓝州脱离联邦、分开建国，对当下的美国而言或许是更好的选择。美国正陷入一场“冷内战”。认同“非裔美国人受到很多歧视”的比例，从2013年的19%增至2020年的50%。美国还存在着奴隶制的阴影。2016年至2017年，极右翼肇事者的袭击数量翻了4倍。
■ 七问：实现梦想还是带来梦魇？美国人对美国梦绝望，以至很多人为美国梦写讣告。59%的美国人认为，媒体和记者故意误导人们。美国人对国家发展道路越来越悲观。美国人对美国发展方向非常不满意的人数由2017年33%上升到2021年的50%。85%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自身政治体系需要重大变革或彻底改革。
■ 八问：改善国家治理还是导致制度失灵？两党间的相互争斗屡屡让政府关门与停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相互掣肘使得国家内部相互争权内耗、联邦政令不畅、基建难以推行。加州已经筹备高铁建设超过25年，至今未完全开工。“坍塌”的灾难应对，风险防范不力、救援赈灾迟缓及官员作壁上观不断，“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的种种文件都表达一个中心思想：别依靠我们。”
■ 九问：给他国带去发展繁荣还是灾难动荡？约有24.1万阿富汗人在2002年战争后被杀。18.3~20.6万名伊拉克平民死于2003年战争后的暴力。也门现有约2070万人（约占总人口71%）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的“难民制造机”，至少有3700万人因美国911事件后发动的战争而流离失所。
■ 十问：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还是破坏国际秩序？自1880年首次发动对外军事干预以来，截至2017年，美国一共进行了392次对外军事干预。美国建国以来，超过92%的时间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在80个外国和殖民地（领土）维持着大约750个海外军事基地。美国在2020年军费支出为7780亿美元，占全球军事支出总额的39%。中东、北非依然约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冲突边缘。“美国的货币，世界的问题。”
■ 美国之外57%人表示，美国的民主“曾经做得很好，但最近几年不行了”；另有23%的人表示，美国从来都不是其他国家的民主典范。
■ 美国在“民主”的名义下，能够体现自己意志的却是“钱主”（Money-cracy）、“枪主”（Gun-cracy）、“白主”（White-cracy）、“媒主”（Media-cracy）、“军主”（Milita-cracy）、“药主”（Drug-cracy）。能做主的并不是人民，“一国六主，实无民主”。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世界上没有唯我独尊的民主模式，民主是丰富的、是多元的、是由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多样化道路，而非被迫强加的单一套路。建议美国政府在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时不妨扪心自问以上10个问题。
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不是个别国家的专利。任何国家宣布自己垄断“民主”的定义或模式都是荒唐的。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历史上较早推行现代民主制度，美国人民也为民主权利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然而，近年来，美国民主却逐渐蜕变， 对内沦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侵犯人权，造成社会撕裂，对外成了美国维护霸权、干涉他国内政、破坏国际秩序的幌子和借口。
2021年12月9-10日，美国新的国际表演秀——“领导人民主峰会”召开。此举引起很多国家的疑虑甚至不满。当前，连美国各界的不少学者、媒体及相关机构，都对美国民主对内引起社会失序、对外造成国际动荡的状况表达了各方面的担忧和批判。作为长期从事全球治理的新型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对诸多美国文献进行梳理，12月6日发布《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尖锐地提出十个关于美国民主的问题，希望帮助世界全面认清民主，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
一问：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
民主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表达了“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永续于世”的期望。美国人民的长期斗争推动了美国民主的发展。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政治行为的日趋蜕变，少数人俘获权力并决定票选结果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令人质疑当今的美国民主是否称得上人民当家作主。
1.1 少数凌驾多数
21世纪以来，在美国总统大选乃至各类选举中，谁胜谁败取决于“关键少数”的现象频繁发生。这导致候选人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摇摆州”、“关键选区”等少数人身上。仅在21世纪以来美国一共举行的6次总统大选中，就有两次是民选得票数较少的一方当选：2000年，小布什是依靠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当选的；2016年，希拉里比特朗普多得280万张普选票，是美国史上至今最悬殊的得票差距，但特朗普仍凭借304张选举人票入主白宫。而2020年的大选至今依然处在争议中。显然，“关键少数”在越来越多的时候比大多数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各州层面，两党为争夺权力，正在争相重划选区边界，追求的是哪怕在得票数较少的情况下，自己都会成为取得胜利的一方，这就是当今美式民主中著名的“杰利蝾螈”现象。它意味着少数人在通过政党选择选民，而不是由选民来选择政党。由“杰利蝾螈”导致的少数凌驾多数的戏码越来越频繁地上演：以威斯康星州为例，2018年，前共和党州长斯科特·沃克在全州范围内以约3万张选票败北，但共和党仍然可以拿下99个州议会选区中的63个。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曾为民主政府定下一个基本准则，即“多数人的意志应占据上风”。然而，面对美国当前的政治生态，政治学者史蒂文·希尔形容“少数人统治像癌症一样扩散”，他指称，随着美国的政治体制在过去数十年间不断演化，它富有缺陷而陈旧的机制频频背离汉密尔顿的标准，助长了“少数凌驾多数”的危险实验。
1.2 权力为资本服务
从美国政治的实际运作看，权力更倾向于为拥有资本的少数富人阶级服务，而非为大多数选民的利益服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指出，政府的政策走向常常有悖于工薪阶层利益的方向，“比起想象中的民主国家，美国更像一个寡头政权”。
大量的学术研究表明美国政界在围绕资本利益运作。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一份报告在分析了近1800项美国政策后得出结论：普通民众和代表群众利益的群体几乎没有独立的政治影响力，而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组织化团体却有极强的左右政策的能力。一项针对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模式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群体，参议员的偏好更反映捐赠者的偏好。而针对美国众议院的一项研究则表明，仅占选区人口5%的百万富翁获得的代表权约为该地区50%最贫穷的群体的两倍。此外，还有研究表明，国会议员对富人的反应速度要远甚于对穷人。穷人代表的缺失已扩散至美国政治的各个层面。在州一级，富人对州政纲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穷人。
竞选标价、政治献金及政治游说等现象，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已沦为资本的工具。希拉里泄露的邮件揭示总统竞选过程中金钱俘获政治畅行无阻。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耗资大有攀升之势。2004年大选时，美国总统选举数额8.8亿美元。2016年则攀升到15亿美元。2020年拜登与特朗普角逐的总统竞选花了超40亿美元，堪称史上最昂贵的大选。2020年美国国会改选也创造了总支出达87亿美元的历史纪录。
政治游说也印证美国资本操控权力。2020年，美国用于政治游说的资金超过35亿美元。其中，美国的医疗卫生业和制药业游说费用创下历史纪录。
1.3 民众意愿难以真正实现
金钱政治下，越来越多政客不把选民的真正利益置于首位。这意味着广大普通民众即使选出了符合选举程序的领导人，他们也未必能如期履行竞选承诺，兑现民众的意愿。
21世纪已完成任期的三位美国总统，无一能完全兑现竞选承诺。小布什承诺减少政府开支，停止向外派军。实际上却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政府的开支急剧上升。
奥巴马竞选时承诺要发起一系列改革财富分配状况的行动，包括改革企业税法，制定“巴菲特规则”等，最终均沦为空头支票。
特朗普未兑现的承诺占据其许诺的53%。他扬言要废除奥巴马医改，向基础设施投资5500亿美元并设立基础设施基金，引领制造业回流，保证经济每年增长4%，保证工人六周带薪休假、将所有非法移民都驱逐出境，颁布禁止白宫和国会官员接受游说的五年禁令……这些承诺不仅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兑现，甚至连具体行动都低于预期。
从小布什、奥巴马到特朗普，总统在更替，但民众的意愿却越来越难以实现。民众的意愿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会被提及，在选举结束后就逐渐被政客们遗忘。
二问：实现权力制衡还是导致权力滥用？
美国的开国者们设计了“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是为了防止权力腐败与权力滥用。假如“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被用来阻碍权力发挥有益作用，或被用来充当腐败与权力滥用的挡箭牌，那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当前，“美国的三权分立体系正受到威胁”，“最高权力部门道德逐渐沦丧”，而美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也已经“降至冰点附近”。不得不问，美国最初的民主制度设计，还能实现权力制衡，抑制权力滥用吗？
2.1 为“反对”而反对
两党争权已成为当代美国政治观念最大变量。党派忠诚原则已经替代民主原则成为美国人的主流价值观，政治运行出现了“超级极化”（hyperpolarization）。美国政客的手段远超电视剧《纸牌屋》。
滥骂诅咒对手。政客们正毫无底线地利用选民之间相互厌恶的情绪，因为他们知道，两党选民相互厌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超80%选民总体上讨厌对方的政党。据统计，2017年以后，政客们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脏话的频次直线上升。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热衷于用恶毒低俗的言语对政治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引导大家认为，投票给他就是爱国行为，甚至称不给他投票的人会“一辈子做穷鬼”。有统计认为，特朗普公开发言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脏话”。在政治集会上，特朗普也不放过攻击对手的机会，以至于一位密歇根州的官员说：“每当总统在政治集会上对我们的州长说出了有攻击性的话语，网络上就会马上充斥对州长的暴力言论。”
谎言谣言泛滥。特朗普称国内主流媒体是“假消息媒体”、“人民的敌人”。民主党也称特朗普和共和党是谣言和谎言的制造机。据统计，特朗普在任期间散布过超30000条谎言谣言。
选民左右为难。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下，选民变得无从判断。在2020年的大选调查中，56%的拜登选民认为，自己投票给拜登的原因是不想让特朗普当选总统，尽管他们不一定同意拜登的主张。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的背后，选民们隐含的想法是，绝大部分双方选民都认为“对方的选民不可能理解自己的想法”，“我选择的党派是在捍卫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还有40-50%的选民直接放弃投票，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党派或候选人可以代表自己”。
2.2 合法腐败成为常态
滥用制度大肆敛财。近年来，美国的腐败程度年年提升，已经达到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利用制度漏洞进行腐败的行为呈上升态势。令人费解的是，对竞选团体进行政治献金与对议员进行游说是有法律依据的。大公司只要搞定议员，就可以推动国会制订只对自己公司与行业有利的法律，全然不顾民众利益。同时，议员本身可以利用游说与政治献金的制度漏洞谋取私利。
政治中的腐败。游说与政治献金本身是合法的，但他们背后隐藏的部分却不一定。众议院议员科尔特兹揭露过，议员们在不违反任何法律的情况下就可以大肆敛财的手段，即通过帮助大公司立法，进而帮助自己得到一系列潜在的好处。更有研究发现，参议员总是可以踩中股票能够大幅获利的交易时机。虽然议员年薪为税前17.4万美元，但大部分议员却都是百万富翁。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的货币大放水中，美联储的高级官员们频繁地进行股票与债券的交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2020年有接近八成的受访民众认为政府腐败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连续6年高居榜首。
合法交易腐败。“现在我对我所拥有的财产数量感到震惊”，前总统奥巴马如是说。奥巴马在2017年卸任第一年就已可拿到场均40万美元的演讲费用。克林顿夫妇在2001-2016年总共赚取了超过1.5亿美元演讲费。前政要往往在党内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奥巴马在任就被指责有“帝王式总统行为”（imperial presidential behavior），尽管已经卸任，却仍有人认为“如今的民主党是奥巴马的民主党”。
政商间旋转门。以军工行业为例，通过“旋转门”机制，军工企业高管可以摇身成为政要，卸任的政府要员又可再次进入华尔街。拜登政府的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提名前就是雷神公司董事会成员。拜登负责审查高层任命履历的国防机构过渡团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来自“武器工业资助的组织”。在医药行业，通过旋转门机制进入政府的高官保护了处在垄断地位的医疗利益团体、大型医药公司，使得他们利用专利及垄断性的医疗合同等保护了行业的高额利润，而不顾“在每五个美国人中有四个美国人会认为医疗价格太贵了”的人民呼声。
2.3 权力恣意任性
权力滥用的方式不断“创新”。虽然宪法在制订时的初衷是防止权力滥用，但两百年前的权力制衡框架难以堵住权力滥用的新实践。
滥用立法权力。议员的基本义务是代表人民通过立法。但如今议员们的心思看起来并没有放在立法上。2021年5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公开声称“会把100%的精力用在对付拜登政府上”；在冲击国会事件发生后的2021年1月6日，有147名共和党议员投票支持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而当2月再问起这些议员是否认为特朗普是因为选举过程存在舞弊而败选时，绝大多数议员却选择拒绝回答；2018年，时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发表时长为8小时7分钟演说，2021年11月18日，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发表长达8小时32分钟的演说，创下众议院演讲时长新纪录，成功将本应在当天完成的提案投票拖进第二天。
滥用行政权力。2020年12月大选结束后，特朗普通过党派内部和个人影响力，要求佐治亚州州长推翻该州拜登胜选的选举结果；要求佐治亚州州务卿帮忙“找到11780张选票”；当发现自己任命的新大法官巴雷特不合心意时，就准备废黜她。州政府层面，前纽约州州长科莫因为涉嫌行为不端而引咎辞职。在1996年到2016年间，单在纽约州就有超过30位州政要被指控犯罪。
滥用司法权力。“现在，最高法院越来越多的决定都没有进行过听证，也没有给出过任何司法解释”，最高法院在进行判断时越来越多地使用“影子诉讼裁决”。这种制度本来应该被用在应急事件的裁决上，但在近些年有关比如选举规则、新冠医疗、移民问题等国家重大、长期政策的关键性裁决上，最高法院也只给出很少的解释，甚至根本不给出任何解释。以至于人们现在开始认为，“最高法院现在拥有的权力实在太大了”，“毫无疑问司法权已经是我们代议制民主中的大问题了”，“人民希望最高法院来拯救美国政治，但他们找错了地方”，“法院是反对民主的”。
三问：增进民众福祉还是加深民众疾苦？
美国《独立宣言》称“我们坚信人人生而平等的真理，人人拥有造物主赐予不可让与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林肯总统把《独立宣言》精神当作“判断国家政策和实践的道德准则”。可见，美国把增进民众福祉作为其民主制度存在的基础。那么，美国民主下的美国现实与人民的愿望是否相符？美国民主是增进了民众福祉，还是加深了民众疾苦？
3.1 民众生活每况愈下
如今的美国民主是否保障了美国人的生存、生活、教育等基本权利呢？2020年针对163个国家的一项报告显示，近十年“社会发展指数”仅有美国等三个国家出现了下滑，且美国总体指数下降最多，其中主要包括人身安全、健康和幼儿至12岁的教育。
基本生存权得不到保障。自1990年来，美国贫困人口一直保持在3000万人以上，贫困率在10%以上。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有10.5%的家庭、3830万人面临饥饿问题，更有14.8%的有孩家庭、610万儿童面临饥饿问题。另一份报告表明，截至2020年底，
有超过5000万美国人面临食物不足问题，该数字相比2019年增加了近50%。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撰文感叹，“贫穷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死亡判决……全国各地的家庭都在担心如何养活他们的孩子。”
许多民众无家可归。据统计，在2020年至少有58万美国人民无家可归，超过22万人露宿街头。近八年来，美国露宿街头的人民数量年年走高。据预测，2023年全美无家可归者人数将达到惊人的116.8万，超过疫情前的2倍。失业贫穷、家庭暴力、毒品滥用是造成无家可归的直接原因。为此，《洛杉矶时报》问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这里有那么多财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无家可归？”
贫困人口居高不下，教育权的差距也越来越大。202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2015年美国前1%学区的学校开销与全国学区平均值之间的差距比2000年扩大了32%，这意味着富人的教育资源不仅远远好于普通人，且差距还在不断增大。当问及2050年美国经济、政治、医保、公共教育、贫富差距、居住条件、恐袭威胁等多项社会问题的前景时，每项均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感到悲观。这一切，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担忧的：“美国社会的表面涂了一层民主的漆皮。”
3.2 中产阶级的悲歌
多数美国人以中产阶级自居且为此自豪，也常常愿意相信美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且相对平等的社会。
然而，《乡下人的悲歌》一书出版，美国中产阶级日益窘迫的处境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研究显示，美国中产阶级生活越来越艰难，中等收入阶层占总人口比例从1971年的61%缩小到了2019年的51%，同时期低收入阶层却从25%升至29%；此外，2016年美国家庭财富的中位数甚至还不如1998年。这说明美国中产阶级不仅比例缩水，而且“美国家庭财富近20年都没有增加”。
美国总统喜欢将“中产阶级”挂在嘴边，奥巴马说过“中产阶级更好，美国就最好”、特朗普承诺“中产阶级巨额减税”、拜登号称制定“为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然而，布鲁金斯学会撰文提到，多年来美国中产阶级“收入几乎没涨”、时间也更加紧张，“不仅要工作、照顾家人小孩、参加志愿活动等，结婚率的下跌也导致了单亲家庭的激增”。童年、婚姻、就业、育孩等多重原因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尤其中产阶级白人，走向了自杀、酗酒和吸毒之路，于是因陷入绝望而走向死亡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
3.3 1% > 90%
一百多年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曾说：“这个国家要么拥有民主，要么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二者只能取其一。”美国民主演进到现在，是否真规避了布兰代斯的警告？
最富有的1%所拥有的财富占所有美国人财富的比例，从1989年的23.6%上升到了2021年上半年的32.3%。据美联储数据，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最富有1%的美国人掌握约43.27万亿美元的财富，超过底层90%的美国人财富（40.28万亿美元），更是最底层50%的美国人财富（3.03万亿美元）的14.3倍。美国的低利率政策也给那些拥有股票和投资的人带来了更多优势。截至2021年二季度，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拥有美国约89%的公司股票和公募基金，美国最底层的50%家庭仅持有大约0.6%。
1975至2020年，假定财富分配结构不变与实际财富分配结构比较，两者的差别相当于最富有1%的美国人从底层90%的美国人手里赚取了“惊人”的50万亿美元。斯蒂格利茨更指出，美国1%的人掌握40%的财富，几乎所有的美国议员在任时都属于1%的成员，依赖1%的钱连任，为1%的人服务，甚至离任时再靠1%的赏赐。《经济学人》指出，“不平等的提升带来资源的集中…财富的集中带来权力的集中…直至导致灾难” 。
四问：捍卫自由还是妨害自由？
美国热爱标榜美国民主捍卫自由，也自称“自由的榜样和希望的灯塔” 。《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为民主捍卫自由奠定了基础，妇女和少数族裔权利运动鼓舞了弱势群体对自由的追求。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尤其21世纪以来，许多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今的美国民主是在捍卫自由还是妨害自由？
4.1 “超载的个人自由”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警告“民主超载”的危险性，当太多的利益团体向国家提出过多的要求时，可能导致民主幻灭——在不断增加的承诺中国家难以为继，由此可能造成暴民统治。这正在当前美国发生。
新冠疫情以来，美国爆发了“口罩自由战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不戴口罩是个人自由，与反对居家令、反对疫苗等思潮等一道形成了“新冠文化战争”。口罩、居家令和疫苗对大部分国家而言，都是防疫的基本需求。但对美国却未必。CNN认为，这场牵扯精力、浪费资源的文化战争正在杀死美国人。
其实，《独立宣言》中保障“自由”（Liberty）的权利，与部分人声称要保护不戴口罩的“自由”（Freedom）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在系统性规则的基础上负责、有序地行使自由的权利；而后者的涵义较广，更多指向奴役的反义词、心理或人身不受拘束等。这不该包含导致其他人生病甚至死亡的“自由”， 况且科学也并不支持这种“超载自由”：2020年8月针对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一项研究表明，口罩作为常规配置或政府建议佩戴口罩的地区，每周新增死亡率仅为其他地区的四分之一。
然而，美国领导人却在煽动着这场“战争”。特朗普在任时期先称支持佩戴口罩，自己却很少佩戴；甚至还在自己确诊前不久，公开嘲笑过后来当选的拜登总是戴着口罩。特朗普还多次发声反对多州居家令等限制措施，发推特声称“解放密歇根”、“解放弗吉尼亚”、“解放明尼苏达”，引致一些支持者认为这是“武装冲突”的信号，不少美国人甚至持枪走上街头抗议。
当前这种“超载自由”导致的文化战争，“耽误了美国的防疫”。对于这样的“自由”，纽约大学一名教授写道：“直白地讲，病房里难谈自由，墓地里没有自由。”
4.2 “这就是生活”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开始蔓延，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公开场合一直在淡化疫情的危险性和严重性，且多次声称病毒很快就会“消失”，但他后来承认自己早在2月就清楚病毒的“致命”，为了“减少恐慌”，“可能”误导了公众。
对此，《国家》杂志刊文“特朗普撒谎，美国人死亡”，称如果特朗普早执行社交距离等紧急措施，本可以避免数万美国人的死亡。然而，2020年3月，面对记者提问：“无症状的职业运动员可以很快接受（核酸）检测，但普通人却要大排长队甚至排不到，是不是有权有势的人就可以‘插队’？”，特朗普回答：“或许这就是生活。”
特朗普在2020年10月感染新冠、治疗后即将出院时发推特说治疗手段“非常棒”，呼吁“不用害怕”，然而《时代周刊》指出，美国的医疗系统导致普通人的治疗体验与总统十分不同：一是总统当时接受的治疗手段，普通民众很难获得；二是近3000万没有医保的美国人须花费3.4至4.5万美元（不同年龄段的中位数）来治疗新冠，即便有医保的人也要支付1000美元以上，而40%的美国成年人称无法承受400美元的紧急医疗开销；三是彼时新冠检测跟不上，有些地区的民众甚至需要等待数天或数周才能确认自己是否感染，不少人还意外收到本应免费的新冠检测账单。
疫苗接种的步伐也印证了这种社会不公。比如接种初期，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接种疫苗的人群中非裔人口仅占12%，而其在费城总人口占比为44%；佛罗里达州戴德县这两个比例分别为7%和17%；纽约为11%和24%。贫富差距也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比如根据2021年3月的数据，纽约市平均收入越高的区域疫苗接种率越高，其中平均收入最高的曼哈顿与最低的布朗克斯疫苗接种率也分别为最高和最低，为31%和20%，差距达到了11个百分点。
4.3 虚伪的言论自由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后者更被称作美国民主的两大支柱之一，但是实践中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虚假信息的传播难以治理。
美国总统大选的虚假信息首当其冲。2015至2016年，候选人在政治广告上总共花费了42.2亿美元，其中网络广告占到了2%至3%；到了2019至2020年，这项花费达到了68.9亿美元，网络广告爆炸式增至18%。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布拉德·帕斯卡尔曾表示，他们在脸书上竞选活动的效率比对手高出100到200倍。关键在于，不仅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社交媒体如脸书也不会核查政治广告的真实性，于是放任了误导性内容的存在；此外，脸书针对个人信息和兴趣可“精准投放”政治广告，既可强化偏见，也可“压制选民”，堪称“个性化的谎言”。
因此，虚假信息和社交媒体在政治中就拥有了很大的发挥空间。例如，通过算法，社交媒体可以放大仇恨和极端情绪。《福布斯》网站称，社交媒体使得美国政治更加分裂。一项调查显示，64%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对美国走向有负面作用，其中第一大原因就是虚假信息。密歇根大学的一名法学教授写道：“曾经保护弱者的第一修正案……如今正在为专制者、种族主义者、厌女主义者、纳粹、三K党、色情业者、集团公司收买选举而服务。”
五问：保护人权还是侵害人权？
美国把“保护人权”作为对外推广美式民主的理由之一。然而，从美国自身的实践看，美国民众最基本的生命权都难以得到保障。美国民主对人权的作用是保护还是伤害？
5.1 每年三万人死于枪击
与全球可比较的国家相比，美国拥有最薄弱的枪支法律和最多的枪支——约3.93亿支。枪支泛滥的问题一直是美国民主体制下难以治愈的伤痛。
2015-2019年间，每年有3.8万余人的死与枪击有关，其中20%为1-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2020年，受疫情影响，美国枪击事件变得更加严重，有4.5万人被枪杀。2020年美国谋杀案同比激增25%，其中芝加哥、纽约等城市的谋杀案比2019年多数百起。近5年的数据显示，每年都有近千名美国人被警察杀死。
“这些悲剧绝大多数发生在远离国家聚光灯的地方，（枪击悲剧）出现在家庭里或是在城市街道上，或者就像疫情危机一样，比例悬殊地影响着少数族裔社区。”
枪支的泛滥，威胁着每一个美国人的基本人权。美国人在枪支杀人案中被杀的可能性是其他高收入国家人民的25倍。美国仅占世界人口的4%，却占全球枪支自杀人数的35%。枪支的威胁，渗透着每一个美国人的记忆：“几乎每个美国人在他们的一生中都会认识至少一个枪支暴力的受害者。”
5.2 “黑人的命也是命”
美国民主机制始终难以解决美国的种族歧视所带来的人身安全问题。2013年开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广受全球关注，但悲剧却从未停止。“黑人男子在其一生中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是白人男子的2.5倍。即使在令全球震惊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暴力执法致死事件一周年后，全美警察至少又杀害了229名黑人。面对着逝去的229位美国公民的生命，人们难免产生疑惑，难道乔治·弗洛伊德的死真的改变了黑人的处境吗？但数据是令人绝望的。
拉丁裔在美国也同样饱受安全威胁。2019年，一名白人种族主义恐怖分子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开枪射杀了22人，伤及26人。同年，联邦调查局报告称，反拉丁裔或西班牙裔仇恨犯罪增加了21%以上。
2020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50%。2021年3月，一名21岁的白人男子在亚特兰大的三家按摩院枪杀了6名亚裔妇女。在无助与绝望之中，美国亚裔最终只能依靠自己，走上街头，掀起了“停止仇恨亚裔”运动。美国各族裔的人身安全权保障，难道真的无法通过美国民主机制得到解决吗？
5.3 约80万生命死于“屠杀”
美国民主的脆弱在灾难面前暴露一览无余。截至2021年12月初，美国约有5000万人感染了新冠，死亡人数约80万。感染人数、死亡人数都远远位列全球第一。有人感叹，“这是一场屠杀”！
美国民主的低效，让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很长一段时间内，从核酸检测、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居家隔离、注射疫苗到医疗战略储备分配、紧急纾困法案等，联邦、州、地方各层级之间，行政、立法、司法各部门之间，以及保守派媒体和自由派媒体之间都充满了两党分歧，让疫情防控陷入“政治化内耗”。
美国新冠病毒危机小组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克莱本指责称，疫情在美国暴发六个月后，联邦政府仍未制定统一的国家战略以保护人民健康。“腐败的政治阶层、僵化的官僚机构、冷酷的经济、分裂的公众……一场强烈和无处不在的新冠病毒疫情暴露了美国已经身患严重的基础病，却多年来得不到治疗。”面对约80万因新冠而逝去的亡灵，难免让人产生疑问，美国民主真的能有效保障美国人民的生命权吗？
六问：促进团结还是导致分裂？
民主应该促进国家团结和社会和谐。如果导致国家与社会越来越分裂，那这种“民主”对国家来说就是有害的制度。
早在1796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即有警示：“派系的轮番统治，在报复精神的刺激下，将自然滑向党争——这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犯下了惊天暴行，并且可能异化为一种更正式、更永久的形式”。乔治·华盛顿还认为，政府做好公共管理的要义在于妥协，而妥协需要通过团结的承诺来兑现。如今的美国民主还有妥协和团结的影子吗？
6.1 “各走各的路”
美国是由50个州组成的联邦，民主应该促进各州之间的团结。然而，眼下美国两党却不断利用制度设计相互拆台，导致美国政治极化倾向严重，社会失序并陷入重重矛盾，国内甚至兴起了“各走各的路”的分裂呼声。
弗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公布的一项旨在探寻美国政治共同点的民意调查显示，52%的特朗普选民和41%拜登选民认为红蓝州脱离联邦、分开建国，对当下的美国而言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双方近90%的选民都认为，如果另一方的主张“得逞”，那么他们将不再属于美国。
对对方阵营的普遍失望，不断侵蚀着选民对美国民主的信心。无论是特朗普阵营还是拜登阵营，绝大多数的选民对另一方的选民、民选官员和媒体来源都存有某种形式的疑虑。在特朗普选民的眼中，民主党人与社会主义者之间无本质区别；在拜登选民的眼中，共和党人在某种程度上与法西斯分子之间无真正差别。鉴于难以调和的分歧，红蓝各阵营中相当多的选民表示，愿意考虑牺牲民主倾向和规范以优先满足自身考虑。
事实上，分离主义在美国长期属于边缘论。近年来，美国难以扭转的政治撕裂，却使得国家解体的提议对右翼和左翼都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乔治·梅森大学的弗兰克·巴克利出版了《美国分离》一书，宣扬“美国分离的时机已经成熟”，鼓吹“美国解体有诸多好处”。《国家》杂志的理查德·凯特纳写道，“我们必须完成重建联邦的工作，否则不如完全舍弃”。分离主义将美国置于一场“冷内战”（Cold Civil War），如今的美国日益为两种敌对的宪政、文化和生活方式所撕裂。
6.2 “滚回老家”
美国是多种族国家，民主应该促进种族间团结。当前贯穿美国政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个国家能否，以及如何作为一个多种族的民主国家存续下去？
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攻击在号称民主的美国不足为奇。前总统特朗普曾扬言让四名民主党少数族裔女议员“滚回老家”，去修整她们归属的那些破败且犯罪猖獗的地方。女议员们反映强烈，纷纷表示“这是种族主义的模样，而我们才是民主的模样”。
随着种族主义的蔓延，美国的少数族裔陷入不同程度的身份危机，刺激着美国种族分裂的神经。政治学家迈克尔·特斯勒指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一致认为，美国在过去50年中并没有取得真正的种族进步，认同“非裔美国人受到很多歧视”的比例从2013年的19%增至2020年的50%。
美国民主之下，还存在着奴隶制的阴影。“黑人对国家的种族进步尤其感到忧郁。超过80%的成年黑人认为，奴隶制的遗留问题影响了今天美国黑人的地位，其中59%的黑人认为影响非常大。约78%的黑人表示，在给予黑人与白人平等权利方面，美国走得还不够远，有一半黑人说国家最终不可能实现种族平等。”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泛起反华种族主义和遏制中国的政策，使亚裔美国人成为仇恨攻击的目标。2020年以来，美国反亚裔的暴力活动激增。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4月的民调显示，81%的受访者认同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行在增加，32%的亚裔成年人害怕受到威胁或人身攻击。美国民主曾经主要建立在移民的基础之上。当一部分美国人高喊着让另一部分本土出生的少数族裔美国人“滚回老家”的时候，他们又能回到哪里呢？
6.3 撕裂的价值观
美国是移民社会，价值观多元，民主应该促进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团结。然而，当今美国，在少数族裔受迫害的同时，白人也感到受歧视。白人父母惊讶地发现，六岁的孩童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是“大多数白人都很坏”。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哈佛大学等机构的联合民调显示，55%的受访白人感觉受到较差的对待。
这种为民主所掩饰的、看似矛盾的价值撕裂，实则源于美国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主义。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的四年，曾经处于边缘地位的白人种族主义观念，逐渐渗透进美国主流民主政治辩论。特朗普意识形态最极端的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提倡一系列煽动白人种族焦虑的理念，包括警示白人正在被非白种人挤占的“大取代”理论，移民导致的白人种族灭绝，乃至种族科学与优生学等理论。
白人至上主义思想迎合了传统白人男性的优越感，同时也利用了他们的恐惧感。纵观历史，美国白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相对其他族裔的优势之上，美国知识分子杜波依斯称之为“白种人的工资”。这种自我暗示给予美国白人一种自身社会地位高于黑人同行的心理回馈。当美国社会试图朝着更广义的“平等”转变时，许多白人担心社会资源向少数族裔倾斜，内心感到被剥夺与不平衡。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金梅尔将此描述为“受害的权利”。
华盛顿特区的政治精英正是巧妙地运用“白种人的工资”和白人“受害的权利”，进而加剧整个社会的价值分裂。特朗普政府无视日益严重的白人极端主义倾向，为政治暴力铺平了道路。2016年至2017年间，极右翼肇事者的袭击数量翻了4倍。
政治学家弗兰西斯福山指出，“早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美国已逐渐被强大的利益集团所俘获，并被锁定在一个无法自我改革的僵化结构中，美国的体制正在衰败。特朗普本人既是这种衰败的产物，也是这种衰败的促成者。”2020年特朗普连任失败后的“冲击国会事件”成为了一次令全球震惊的美国悲剧。美国价值观的撕裂正在不断扩大。
七问：实现梦想还是带来梦魇？
作为新大陆的美国，长期以“美国梦”吸引世界各国移民。可以说，实现梦想是大量美国人移居到这片土地的动机。那么，美国的民主能否保障“美国梦”，就是影响这片土地能否安居乐业的关键。站在2021年的历史方位看，美国的民主，给人们实际带来的，更多的是梦想还是梦魇？
7.1 美国梦的破灭
一个多世纪以前，作家霍雷肖·阿尔杰在《衣衫褴褛的迪克》等畅销小说中，塑造出一系列通过个人奋斗从贫穷走向富有的人物形象，也为美国塑造出能够实现“美国梦”的热土形象。然而，当今的美国，获得阶层上升或收入提高的途径已经变少。“霍雷肖·阿尔杰书中那种相信自己能改变命运的精神已经被一种失败感所替代，这种失败感混合了穷人的仇富和文化衰退。”
美国梦正在破灭。调查显示，在美国，相信“努力工作能带来成功”的穷人比例，比拉丁美洲低20倍。“与几十年前相比，今天分享美国梦的机会要少得多。1940年代出生的人中有90%最终在收入分配中处于比他们父母更高的位置，而1980年出生的孩子中只有40%做到了这一点。”
美国人对美国梦是如此绝望，以至很多人为美国梦写讣告。《纽约时报》悲情地哀悼：“当我意识到我的家庭被认为是‘非法’的时候”，“当我意识到每周工作50个小时后，我没有能力储蓄的时候”，“当我意识到我的美国同胞中有多少人重视自私而不是社区、重视权力而不是正义、重视偏见而不是公平、重视贪婪而不是慷慨、重视蛊惑而不是科学的时候，美国梦已经死去”。
美国梦曾是美国民主支撑下的耀眼灯塔，难道真的就此熄灭了吗？对于美国民众而言，美国梦是逐渐熄灭的，经历了漫长的挣扎过程。但对于很多2020年以来的新移民而言，他们的美国梦在边境线上就死去了。
7.2 美国负能量
美国人对美国民主所标榜的新闻自由失去了信任。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社交网络媒体，充斥着舆论负能量。
59%的美国人认为，新闻工作者和记者故意误导人们，说一些他们知道是假的或严重夸张的事。59%的美国人认为，大多数新闻机构更关心支持某种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而不是向公众提供信息。61%的美国人认为，媒体在客观和无党派方面做得不好。
美国民众对社交媒体同样感到失望。CNN民调显示，“超过3/4（76%）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正在让美国变得更糟糕，而非更好。近半数受访者（49%）表示，他们认识的人会因为脸书提供的内容而相信阴谋论，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 据脸书前员工爆料：“约有12.5%的脸书用户（约3.6亿）认为，在睡眠、工作、人际关系或养育子女方面受到来自脸书的伤害”，爆料同时显示，“脸书被用于在印度传播仇恨。”
美国民主之下的媒体失信、负能量的传播，产生了另一种后果——反智主义。这一点在2020年美国抗疫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20年5月，美国沙龙新闻网批评道，反智主义回来了……而且它正在杀害美国人：反智主义让美国走到了文化民主的阴沟里，这是一种病态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所有的意见都一视同仁，（医护等专业人士的建议得不到尊重）否则就会被指责为势利、自命不凡和对弱势人群的轻蔑。当媒体失去信任，反智主义盛行，美国民主是否需要深刻的自我反思呢？
7.3 未来的迷茫与绝望
美国人对国家发展道路、发展方向的信心日渐丧失。美国人对美国发展方向非常不满意的人数由2017年的33%上升到2021年的50%。85%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自身政治体系需要重大变革或彻底改革。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关于美国2050年愿景的调查显示，约73%的美国人认为到2050年，贫富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57%的美国成年人认为，65岁及以上的人在2050年的生活水平将比现在差；约59%的美国人认为，到2050年，环境状况将比现在更糟；60%的美国人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将不如现在；49%的美国人说他们对联邦政府的功能紊乱非常担心；48%的人说他们非常担心政治领导人解决国家大问题的能力。
绝望蔓延的同时，美国年轻人开始选择“躺平”。根据纽约联储2021年7月份的一项调查，2.3%的45岁以下美国人计划离开劳动力市场，而45岁以上的美国人只有0.9%有类似计划。曾几何时，雄心壮志是令人钦佩的，现在，选择退出职业生涯在推特上能获得了40万个赞。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12月1日公布的一项新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52%）的年轻人认为美国的民主“陷入困境”或者“正在失败”。超过一半（51%）的美国年轻人，有时会感到沮丧或绝望，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在过去两周内表示有过自残的想法。皮尤中心2021年10月21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8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自身政治体系需要重大变革或彻底改革。只有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民主体系”运作良好，58%持反对意见。
当工作依然不能让美国人摆脱贫困的时候，他们除了迷茫、绝望和躺平，还能有什么期待呢？最大的可能是迷失在毒品与枪杀中。2000年以来，因为吸毒与枪击而死亡的人数连年上升。仅在2020年，谋杀犯罪率比前一年提高了30%，是近百年来最大升幅。有56.5%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对国内的骚乱感到恐惧。面对悲剧，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执行董事本杰明哀叹：“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谋杀在学校与公共活动中发生”，“人们看起来已经毫无礼貌可言了”。
2020年11月，美国俄勒冈已成为美国首个将“硬性毒品”合法化的州。据美联社报道，2021年一年内有10万美国人死于毒品过量，而造成如此惨剧的主要原因是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泛滥，以及新冠疫情让吸毒者得不到及时救助和支持。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称这是“一个悲惨的里程碑”。“里程碑”意味着毒品的悲剧对美国民众的伤害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但这种悲剧依然看不到尽头，依然还在奔向下一个“里程碑”。
美国人的国家自信心严重受挫。2014年，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只是世界上伟大的国家之一，还有12%的人认为有其他国家比美国更加伟大。到2019年，认为美国是世界最伟大的国家的比例降至24%，而认为还有其他国家比美国更加伟大的人数比例则上升到21%。
八问：改善国家治理还是导致制度失灵？
《美国宪法》明确：“我们合众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为了这个宗旨，开国者们在宪法的后续章节中详细规定了美国最初民主实践的雏形。
然而，200多年过去了，当代美国两党政客们看起来已忘记了开国者们制定宪法时的初衷。两党内耗如此严重，以至于如今在美国，联邦政府关门成为家常便饭，达成一项法案困难重重，甚至连最能够体现民主精神的总统选举过程及结果，都无法获得人民的普遍信任。
8.1 “否决政治”泛滥
为实现政府部门之间权力的相互制衡，开国者们在宪法中规定了议会与总统之间互相否定的权力。然而，这种相互否定已经沦为党派争斗的前沿阵地，党争导致的恶意否决法案、政治威胁加剧、大选结果失灵等现象频发，“否决政治”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完善联邦”的愿望沦陷成为“身份政治”。
恶意否决法案。在美国日常政治讨论中，总统是否是“跛脚总统”总是热议的话题。如果两院没有掌握在一党手中，总统的提案就很难得到通过。以美国政府债务问题为例，自1959年以来关于美国债务数不胜数的讨论中，两党间的相互争斗已经导致卡特政府关门5次，里根政府关门8次，以及特朗普政府停摆长达34天。其他因为党派争斗导致的不能通过的提案更是数不胜数。
政治威胁加剧。议员在对提案的投票过程中难以保持党派中立，党派内部的政治威胁让议员如坐针毡。在2021年11月5日众议院进行的拜登基建法案投票中，有13名共和党议员投出了赞成票，而这马上招来了其他共和党议员对他们的辱骂：呼吁从党内清除。实际上，早在该法案投票之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就在共和党内强调：不要帮助拜登。可见，议员在对一个经济建设问题进行投票时，已经无法仅关注提案本身的合理性，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个人政治安全甚至人身安全担忧。在2020年，针对议员的人身威胁比2019年上升了一倍。
大选结果失灵。“否决政治”最有讽刺性的表现是，总统候选人在选举结果后公开不承认大选结果。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公布后，68%的共和党选民认为拜登“窃取”了特朗普2020年本应获得的总统大选胜利。特朗普则坚持认为选举过程是“违法”的，连总统交接仪式都不参加。
8.2 联邦与州政府相互掣肘
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相互掣肘使得国家内部相互争权内耗、联邦政令不畅、基建难以推行。政党争斗加剧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间在工作协调上面的困难。
相互争权内耗。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管辖权归属上分歧明显，得克萨斯州州长、2013年时任得州总检察长的阿博特曾说过：“我上班，就起诉奥巴马政府，然后再下班。”从社会福利权、移民管理权到枪支管控权，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管辖权争夺，某一个州、某一个地区要求独立的呼声不绝于耳。讽刺的是，双方都声称是对方违背了宪法。
联邦政令不畅。联邦政府的行政计划无法在另一党所掌权州层面通过、实施。拜登在9月份曾签署两项行政令，分别要求美国政府雇员和政府服务承包商必须接种新冠疫苗。然而，拜登的行政令刚刚推出，得克萨斯州州长阿博特马上在该州颁布行政令，禁止任何实体公司，包括私营企业对员工或客户实施新冠疫苗接种要求；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立即对拜登政府的疫苗行政令进行起诉，称该行政令违宪；大家所熟知的“奥巴马医疗法案”，尽管该法案已经在联邦层面通过了，但至今为止仍然有12个州没有通过该法案，而这些州几乎全部都是共和党人所把持议会的州。
基建难以推行。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在其任内都曾尝试通过全国性的大规模基建法案，却都因为分属两党的各州国会议员的阻挠而失败了。以加州高铁建设为例，加州已经筹备高铁建设超过25年，从2007年开始进行环境评估，并在2010年到2020年之间出具了超过4000份环评报告。结果，直到今天为止，该项目仍然未能开始大规模动工。2021年底，国会刚刚通过的拜登基建计划后，佛罗里达州州长立即以“这个基建计划不公平”为由提出反对。
8.3 “坍塌”的灾难应对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其灾难应对水平在近些年出现明显下降。风险防范不力、救援赈灾迟缓及官员作壁上观不断刺痛着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度与自豪感。
风险防范不力。2020年加州森林大火整整烧掉430万英亩森林，释放了超过1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2420万辆家用客车整整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这场大火的蔓延并非只因天灾，防控措施虚设、救火队员不足及装备设备匮乏都是造成火灾持续的重要因素。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上成为最严重的被感染国家，也与早期应对不当密不可分，“早期新冠疫情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是可以预测和预防的，但政府却毫无专业知识并且反应迟缓，这使得新冠病毒获得了立足点。”
救援赈灾迟缓。2017年，波多黎各遭遇了破坏性强飓风玛利亚，尽管官方统计的直接死亡人数为64人，但研究表明与该飓风相关的死亡人数至少超过4645人，这其中有三分之一与缺乏及时的医疗救助有关。灾后当地广泛出现了食物饮用水不足、物资难以运达及医疗资源匮乏等现象，加重了当地居民的苦难。2021年6月暑期旅游旺季，佛罗里达州的一栋12层的海滨公寓倒塌导致了98人死亡，而造成如此多人数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救援队花了6天时间才移开废墟并正式开展救援。
官员作壁上观。2021年2月，美国得克萨斯州遭遇暴风雪导致大面积停电，许多民众在当地30年来最低温度下因无法取暖而备受寒冷煎熬，超过200万人受灾，至少47人因暴风雪死亡，部分地区电价涨幅甚至超过几十倍。而该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却在此时选择与家人赴墨西哥度假，无视本州人民的艰难处境，招致全美各界批评。事实上，多份报告显示，“各级政府缺乏明确的职责认定和预期”始终是美国进行应急救灾时的“绊脚石”。更有观点认为，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的种种文件都表达一个中心思想：别依靠我们。
九问：给他国带去发展繁荣还是灾难动荡？
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美式民主，企图将他国改造成民主国家。结果却是搅乱了他国。美国对外输出民主制度的行为直接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不少国家陷入连年的战乱状态，我们有理由质问，其究竟是给他国带去发展繁荣还是灾难动荡呢？
9.1 “阿拉伯之冬”
从2004年开始，美国在占领伊拉克之后，为进一步推动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改革”而推行了一项重要的战略计划：“大中东民主计划”。但是，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国家进行的民主化改革真的为后者带来了发展与繁荣吗？
据“伊拉克死亡人数统计计划”的数据，2003年3月至2019年4月，约有18.3~20.6万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暴力。
2010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长期以来备受美国媒体称赞，但十余年后的今天，“阿拉伯之春”导致了中东地区陷入连年的战乱状态，给阿拉伯世界造成破坏性的影响，比如也门、叙利亚。
据联合国2020年12月的报告，也门的冲突造成了约23.3万人死亡，其中包括13.1万人因缺乏粮食、保健服务和基础设施等间接原因死亡。也门的武装冲突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也门现有约207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71%）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2011年3月至2021年3月期间在叙利亚冲突中死亡的，知道姓名的人员达350209人，其中约每13名受害者中就有一名是妇女或儿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指出：“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可核实的数字，而且肯定是对实际被杀人数的低估。”
2021年8月，美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结束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入侵阿富汗20余年，美国给阿富汗留下来什么呢？自2001年以来，约有24.1万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战区被杀。截至2020年12月31日，约有354.7万名阿富汗人在国内流离失所，阿富汗人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难民人口之一。而美国对阿富汗所输出的民主的瞬间瓦解，让全世界都倍感意外和震惊。
这究竟是“阿拉伯之春”还是“阿拉伯之冬”呢？
9.2 难民制造机
美国对外民主输出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的难民不断引发难民危机。如2015年欧洲遭遇的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潮；2021年9月，美墨边境难民危机等。可以说，美国是全球难民危机的主要推手，也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的“难民制造机”。
2020年发布的《创造难民：美国911之后的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报告显示：至少有3700万人因美国911事件后发动的战争而流离失所。
据联合国难民署2021年6月更新的统计数字，当前世界上难民输出人数最多的前五位国家分别是：叙利亚、委内瑞拉、阿富汗、南苏丹和缅甸，这5国的难民人数超过了全球难民总数的2/3（约1660万人）。
这些难民输出大国有的被美国高举民主大旗长期侵略、有的被美国策动内乱、有的被美国施加了极大的政治和外交压力而最终引发国内局势动荡，这些国家的国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但另一方面，接收人数最多的前五位国家分别是：土耳其、哥伦比亚、巴基斯坦、乌干达和德国，却没有美国的影子。
截至2016年，从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因战争而失序国家而来的近520万难民和移民抵达欧洲海岸。目前，随着阿富汗战事的结束，欧洲开始担心2015年的难民危机是否会重演？
作为难民制造机的美国，自身对难民却并不宽容。201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决定花费上百亿美元在美墨边境修建边境墙。2021年9月，美墨边境的难民危机，再次暴露出美国移民系统的缺陷。除此之外，美国还不断把棘手的难民问题甩给世界其他国家，增加他国的负担。美国在2020财政年度安置的难民约11880人，仅占该年度美国需要完成的1.8万个难民安置名额的66%。
9.3 引发他国灾难
长期以来，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系列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行径将不少国家拖入连年的战争和动乱状态，使其原本脆弱的经济体系遭受重创、面临崩溃，进而引发经济灾难；频繁发动颜色革命，推翻他国合法政权，扶植亲美政权；肆意制裁他国，造成人道主义灾难。
长达十年的战乱对叙利亚的经济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性影响，使其滑向经济崩溃的边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自2010年以来，叙利亚的经济萎缩了60%以上，叙利亚磅已经崩溃。战前，叙利亚镑的交易价格大约是1美元兑50叙利亚镑；但是，截至2021年1月，它的官方交易价格超过1250叙利亚镑，非官方交易价格超过3000叙利亚镑，相当于消费品的通货膨胀率上升了300%”。面对叙利亚如此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灾难，美国却于2020年进一步加大了对叙利亚的经济金融封锁和制裁的力度。
美国发动的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彻底摧毁了阿富汗的整个国民经济。如今，美国虽已撤军，但对阿富汗的经济制裁仍在继续，且制裁力度不断加大——冻结阿富汗央行存入美国的近95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同时不断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压，要求其暂停分配给阿富汗的4.6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自2021年8月以来，阿富汗人民可能面临着最危险的时刻，三分之一的阿富汗人不知道下一顿饭从哪里来。
美国在世界其他国家发动颜色革命，推翻、颠覆他国民选的合法政权，同时在该国扶植亲美政权，作为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代理人。以美国压制委内瑞拉为例，从2014年至2020年，短短六年时间，委内瑞拉的经济萎缩了4/5，从南美最富有的国家沦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19年，委内瑞拉有700万人（约占委人口的25%）需人道主义救助。委内瑞拉有96.3%的家庭处于贫困状态；2020年委内瑞拉国内经济恶性通胀严重，通胀率达到3000%。
此外，美国还肆意制裁世界其他国家，使其深陷社会动荡、国家衰退的困境。美国对其南部邻国古巴的制裁由来已久，也是最著名的制裁之一。截至2021年6月，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或地区（单方面或部分）包括伊拉克、伊朗、黎巴嫩、利比亚、白俄罗斯、古巴、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等。其中，受制裁时间最长的四个国家分别是：古巴、伊朗、朝鲜、叙利亚。
十问：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还是破坏国际秩序？
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民主形式的一种，但美国民主不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不尊重他国国情，通过军事干预、美元霸权的经济制裁等方式强迫其他国家采用美国民主的模式，有理由被全世界质询：美国是在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还是破坏国际秩序呢？
10.1 392次军事干预
自1880年首次发动对外军事干预以来，截至2017年，美国一共进行了392次对外军事干预。也就是说，自美国诞生之日起，有超过92%的时间处于战争状态，其和平时间不足20年。
截至2021年10月，美国仍然在80个外国和殖民地（领土）维持着大约750个海外军事基地。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报告指出，“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常常会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支持非民主政权，并被反对（美国及其扶植政府）的激进军事组织当作募兵工具。此外，美国的驻外军事基地被利用，使美国更容易发动和执行灾难性的战争，包括在阿富汗、伊拉克、也门、索马里和利比亚的战争等。”
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不断增多。1991年“冷战”结束，美国对外的军事干预不降反升。从1948到1991年的44年里，美国发动了46次对外军事干预，但从1992到2017年的26年间，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就增加至约四倍，达到188次。
美国的对外军事干预不断给他国造成破坏。截至2017年，美国军队有超过130万现役人员，其中有超过45万人驻扎在海外。美国在 2020 年军费支出为 7780亿美元，占全球军事支出总额的39%。美国对外国的军事干预上瘾，但却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例如近20年来，美国长期插足的中东、北非地区，近年来，依然约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冲突边缘。
10.2 “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
美国在民主外衣的掩盖之下，通过美元霸权收取全球铸币税，成为全球食利国。
利用美元收割全世界，为维护美元霸权不择手段。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2009年的数据，高达65%的美元在美国境外使用。在南美、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美元作为货币。经济繁荣时，美国常常用别国的钱让自己更富；经济萧条时，美国用别国的钱让自己脱险。
利用美元制裁全球其他国家。对于不接受美国民主的国家而言，美国随时可以对其进行制裁，利用美元等工具封锁该国的经济。《纽约时报》2019年曾刊文指出，美国在制裁委内瑞拉时，采用了美元作为制裁工具，“在几天内就使（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和银行系统瘫痪。”伊朗由于长期受美国制裁，很难购买到新的大型客机，客机日渐陈旧，最近20年来，已经有约20架客机坠毁，超过1千人死于空难。
美元“嚣张的特权”廉价融资。廉价的外国融资使美国的利率保持在低水平，并使美国家庭的生活超出他们的能力（过度消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家庭最终补贴了美国的富裕家庭。这种消费方式在金融危机前达到顶峰，而这些为获得不断扩大的国际交易量，向美国提供廉价融资的国家却蒙受了（美国）过度消费破裂所造成的损失。2020年疫情以来，美联储的连续多次大放水，导致多国资本市场动荡。正如1971年美国前财政部部长约翰·康纳利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
利用美元实现长臂管辖。即使是在美国没有业务往来的公司，也仍然存在被美国追责和处罚的可能性。例如与伊朗经销商签订美元协议的公司；接受非美国交易的美元电汇付款，而不检查资金来源的公司；向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出口含有一些美国产品成分的公司等均有可能遭到美国司法部门的调查和惩罚。在美国长臂管辖权之下，美元就像“美国的陷阱”一样，始终威胁着所有的经济体。
10.3 霸权、霸道、霸凌
美国以霸权、行霸道、施霸凌的国际形象在特朗普任职总统期间达到了新的高峰。但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形象在特朗普之前也并不光鲜。
早在2009年，一项针对全球20个人口大国的民意调查显示：“自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以来，人们对美国的感情没有多大起伏。在19个国家中的15个国家（不包括美国）中，大多数人认为美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威胁欺负其他国家；在19个国家中的17个国家中，美国被视为不遵守国际法。”
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对内不得民心，对外引起他国反感。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经济体中，只有少数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给其他国家和地区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在今年春天的全球态度调查中，皮尤研究中心向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和韩国在内的17个经济体中的18850名成年人以电话和网络的方式，询问他们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之外的受访者，57%的人表示，美国的民主“曾经做得很好，但最近几年不行了”；另有23%的人表示，美国从来都不是其他国家的民主典范。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当美国自身的民主模式引起本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广泛质疑的情况下，不断将美国民主推向其他国家，这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还是破坏国际秩序？结 语
“美国正走向自南北战争以来最大的政治与宪法危机，在未来三四年内，很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联邦权威瓦解、国家分裂成共和党与民主党飞地的情形。”2021年9月23日，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根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长篇评论，指出了美国民主当前面临的危机。
民调也证明了这种潜在危机。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2021年7月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81%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面临严重威胁。越来越多国家的年轻人对民主的满意度也出现了新低。55% 的千禧一代对民主感到不满意，他们正在失去对民主的信心；这不仅出现在美国，巴西、墨西哥、南非、法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情况都很糟糕。美国民主至少在目前的状态下，很难充当其他国家的良好榜样。
大量的事实表明，美国在“民主”的名义下，能够体现自己意志的却是“钱主”（Money-cracy）、“枪主”（Gun-cracy）、“白主”（White-cracy）、“媒主”（Media-cracy）、“军主”（Milita-cracy）、“药主”（Drug-cracy）。能做主的并不是人民，“一国六主，实无民主”。美国的政治实践让美国民主成为了“少数人民主”、“金钱民主”、“腐败民主”、“民主破坏者”、“世界霸凌者”、“国际规则践踏者”……
然而，美国不顾自身民主弊病缠身，大搞“民主外交”，倾销自己宣称的民主模式，不顾各国需求、不理各国社会、不屑各国原则、不管各国目标，充分反映了美国“民主外交”的前提谬误、框架谬误、原则谬误、目标谬误。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世界上没有唯我独尊的民主模式，民主是丰富的、是多元的、是由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多样化道路，而非被迫强加的单一套路。
建议美国政府在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时不妨扪心自问这10个问题：美国民主到底是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实现权力制衡还是导致权力滥用？增进民众福祉还是加深民众疾苦？捍卫自由还是妨害自由？保护人权还是侵害人权？促进团结还是导致分裂？实现梦想还是带来梦魇？改善国家治理还是导致制度失灵？给他国带去发展繁荣还是灾难动荡？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还是破坏国际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