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九大在大会的主题、新时代的内涵、党的历史使命、国家发展目标等的确定上，都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从而使中华民族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这样的凸显，既是政治决策的产物，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据。回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到，在民族国家构建、国家陷入深重危机、实行改革开放并促成社会深刻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若干历史紧要关头，中华民族问题就会被历史凸显出来，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表明，在中国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社群形式的中华民族，既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又是不可或缺的组织资源，其形成和发展都是必然的，并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国家未来发展目标的实现，也有赖于中华民族这种社群形式的作用的充分发挥。

关键词：历史紧要关头；中华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民族意识觉醒；民族自觉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华民族”是出现频率极高的重要概念。大会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党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的确定和界定，都不仅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甚至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加以论述。会议还做出了“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战略性判断，并据此来确定国家发展的目标。这一系列明确的界定和论述，把中华民族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相应地，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成为了分析和论述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基本维度，从而在分析和论述党和国家重大问题上惯常使用的政党、国家、人民三维结构基础上，增添了民族的维度，形成了政党、国家、人民、民族的四维结构。

中华民族得到如此凸显，的确令人欢欣鼓舞。那么，中华民族的凸显仅仅是当下政治决策的产物吗？还是具有更加深刻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关心和关注中华民族的人们心头的问题。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便可看到，每当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的问题都会被历史牵扯或凸显出来。中华民族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的凸显，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中国拥有悠久而灿烂的古代文明，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但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进程在鸦片战争后被彻底改变了。闭关锁国的古老王朝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被抛入范围空前广大和内容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之中，并在与西方国家的接触和对抗中连连败北。这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失败，而是以小农经济支撑的传统文明在与以机器工业支撑的现代文明对抗中的失败。不过，受到悠久文明滋养的中国人并没有自甘沉沦，迅即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而自救图强。这样的路径选择从本质上看，就是寻找通向现代文明之路。历史研究长时段理论的倡导者布罗代尔说过：“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他还指出：长时段的历史——结构是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它以半个世纪、一百年、二百年的时段为基本量度单位，是人类深层持久、恒在的结构；在这种时段中，人们可以观察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结构的变化。从长时段历史来看，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进程以后，中国便开始了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漫长的演变过程。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基本旋律。

中国由传统文明转向现代化文明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这个进程的每个历史紧要关头，中华民族的问题都会被凸显出现。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的自觉、中华民族意识的巩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实现的，并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民族国家构建引发了民族意识觉醒

对于在自身历史上没有形成产生“民族”概念的社会历史条件，也没有形成和出现过“民族”概念的中国来说，中华民族以及围绕中华民族而开展的讨论，都无法回避“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问题，都以“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为开端，肇始于“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没有“中华民族”的概念，何谈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概念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概念本身。“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不仅为历史上众多族类群体凝聚而成的新兴民族共同体提供了称谓，即族称，也是新兴的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符号，是牵引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力量，在中华民族的构建中具有奠基的意义。同时，“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以及它的社会化，也是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和标志。

论及“中华民族”概念，研究的兴趣和讨论的焦点自然会集中于梁启超。诚然，梁启超不仅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而且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进行了较为准确的界定。这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以及为此奠定基础的“民族”概念从国外引入中国等，都不是学者纯粹自发的行为，而是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牵引的结果。或者说，在“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和内涵确定的思想或学者性行动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由此牵引出的深层次的历史逻辑并深受其影响。

鸦片战争之后，最先觉醒的中国人便开始了对自救之路的探索。但是，在探索初期最先受到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导致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方针的出现。但是，在不改变中国自己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制度条件下的自救之路注定是行不通的。于是，学习和效仿西方的国家制度的宪政改革出现了，急于改变中国现状的人们，力图通过学习和效仿西方的制度而实现自救和图强。虽然宪政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但这样的探索和努力已经触及到了国家制度这样的根本问题，促使中国开启了通过国家制度改革而实现由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走向并居于世界舞台的中央，与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这是一种将西方社会重新组织从而为现代文明的形成和巩固提供基本框架的制度体系。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制度本身，已经成为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支撑。然而，从国家形态演进的进程来看，这样的国家制度就是民族国家的制度体系，是一整套保障民族认同于国家的制度机制。这样的制度机制与民族之间的联系是本质的和内在的。中国学习和模仿西方的国家制度，就无法回避民族概念和民族问题，也就必然地将“民族”概念牵扯了出来。

梁启超就是在接触西方民族国家制度的过程中，感受并认识到民族与之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将“民族”概念引入中国的，并进而创造了“中华民族”概念。“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因为一方面要维护大清帝国遗留的族群和疆域，另一方面要顺应当时国际上所谓‘民族国家’潮流。因为当时世界趋势是建立‘民族国家’……为了符合这个‘民族国家’的模式，就要塑造整个的‘中华民族’。”最终，梁启超通过对“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划分，得出了中华民族是国内诸族“组成的一大民族”的论断，使“中华民族”概念有了稳定的内涵。“从理论上说，梁启超形成‘大民族’观念，是基于对西方有关‘民族国家’思想认识选择的结果。”

辛亥革命在终结王朝国家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并建立了初具民族国家性质的中华民国，从而使“中华民族”概念开始具有了国族的意涵。但是，随后的民族国家构建却一直蹉跎不前，以逼清帝退位的方式换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以及北洋政府，并未将民族国家的构建真正向前推进。相反，连年的军阀混战对民族国家的构建形成了严重的阻碍。于是，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和传播也随之迟滞不前。“五四运动以前，不仅社会上，甚至一般知识界和舆论界中，这一观念都还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反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带给中国人的耻辱，激发了国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进而导致了国人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认同。研究者也认为：“在政治界、思想界、知识界和舆论界，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概念和观念得以基本确立、并逐渐较为广泛地传播开来，还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之初以后。”那时，“不仅国民党人和国家主义派(后成为青年党)人士，共产党等其他政治派别和思想人物，也都已在中国各民族人民相对平等构成为一个整体的意义上，频繁地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他在1919年的“三民主义”一文就提出：汉族应“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主张“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成个中华民族”。1922年的中共二大宣言也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中华民族”并非简单的学术概念，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政治概念。它的广泛使用和社会化，不仅表明了中华民族意识的快速觉醒，而且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使中华民族的构建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此后，中华民族的构建便稳定的推进，进而又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条件和奠定基础。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并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宣言》宣称：“国民革命之最大目的，在致中国于独立、平等、自由”，彰显了推进民族国家构建的意志。北伐成功而实现全国统一，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获得了国际承认而成为了中国的合法政府以后，中华民族国家的构建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民政府在推进民族国家制度体系的逐渐构建的同时，也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华民族构建的政策。这一时期，“由于蒋介石对孙中山建立‘国族’基础上的‘大中华民族’理论非常推崇，故他对于‘中华民族’的一体化符号认同，在国家层面积极地予以推动”，因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构建，从而使中华民族的构建与民族国家的构建相互促进。

三、国家遭遇严重危机促成了民族的自觉

在中华民族逐渐形成和中华民族国家的构建稳定推进的时候，日本于1931年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侵华战争，侵占了中国东北。日本的这场侵华战争以全面占领中国为目的，不仅使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面临中断的危险，也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家和民族都陷入了沉重的危机。然而，也正是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严重的危机反过来激发了全体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内部凝聚的加速进行。

日本侵华战争把严重的灾难带给了所有中国人，中国人在保种图存的过程中便自然地加强了团结和凝聚，加深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1935年发表的唱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便是集中的体现。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使整个国家成为了一个整体，共同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为了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战。

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深化的情况下，出笼于1927年的《田中奏折》得以进一步地流传和发酵，不仅把日本“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策略进一步地凸显，而且使得“如以支那之过去而论，民国成立虽唱五族共和，对于西藏、新疆、蒙古、满洲等，无不为特殊区域；又特准王公旧制存在，则其满蒙领土权，确在王公之手”等否定中国对满蒙等的主权的主张公诸于众。这样的宣称和论述，又将日本政论家矢野仁一早在1922年发表的否认满、蒙、藏是中国的领土的“满蒙藏非中国本来领土论”一文，再次凸显在舆论的焦点之下。这样的观点和议论，引起了中国政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警惕和忧心。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学、社会学学者根据中国人在文化、语言、体质上有差异而强调中国民族的多元化的观点，以及相应的实践也日渐突出。针对这样的情况，顾颉刚在昆明的《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一文后，受到傅斯年在回信中颇有针对性的“‘中华民族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的观点影响，随即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开篇即云：“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顾颉刚的文章发表后，引起的反响始料未及。“顾氏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顾氏所主持的《边疆周刊》栏目也收到不少讨论文章。”除此之外，许多学者还发表了更多的观点和言论，以多种方式参与了讨论，从而形成了一场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个根本问题而展开的大讨论，其中也不乏激烈的争论和观点的交锋。光是针对费孝通的不同意见，顾颉刚就“连作两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分别发表在《益世报》1939年5月8日《边疆周刊》第20期和1939年5月29日《边疆周刊》第23期上”。从总体上看，“顾颉刚、白寿彝、傅斯年他们这些学历史的，认为中国是整体的，非常反感民族学家对民族的识别；甚至认为吴文藻、费孝通他们搞民族识别，实际上是怂恿国内各民族发展自我意识，是在分裂中国，是在给帝国主义提供借口”。这场讨论伴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而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最终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占了上风和广泛传播而结束，并使“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认识得到了确立。1943年出版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对此也给予了明确的肯定。蒋氏宣称：“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的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关键时期出现的这场讨论，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讨论，它还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丰富内涵，是一场中华民族的自我反思。中国人凝聚为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民族实体的过程，仅仅被历史或命运推着向前走而实现自然演变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一个对自身进行深刻反省基础上的自觉。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这场讨论是有成效的。通过这场讨论以及最终“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的确立，中国人在思想意识上实现了对中华民族的自觉，实现了全体中国人对中华民族这个族称的认同，从而导致了全体中国人对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民族实体的认同。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的加速凝聚和基本成型，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它为把全体中国人整合为一个整体提供了明确的组织形式，从而实现了全民力量的凝聚，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聚集了强大的力量。长期处于王朝国家统治下的中国，内部是分散的，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中华民族的成型，就提供了一种能够将全体人民整合为一个整体的社群形式，从而使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状况彻底改变，进而凝聚起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正如朱自清于1939年为纪念“七七事变”两周年而作的《这一天》中感叹的那样：“从前只是一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其次，中华民族的加速凝聚和基本成型，又为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注入了深厚的力量，为民族国家制度体系塑造了一个完成的主体，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国家构建的完成。正是由于中华民族在自觉基础的加速凝聚，一个有国族支撑和整体化的国家便逐渐浮现出来。正如朱自清撰写《那一天》一文时所感受到的那样：“从前中国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确乎是有了。”当中华民族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也实现了与国家的结合，获得了国家的形式，成为完整的现代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也具有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四、改革开放的深入引发民族意识再唤醒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历史再次走到了紧要关头。而正是在如此一个历史关头，费孝通于80年代末先后以“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为题发表了演讲和文章，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从而把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再次拉回中国的历史舞台，凸显于人们的视野和舆论中，再次唤醒了国人的中华民族意识并使之不断被强化。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对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并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来说，改革开放拨正了国家发展的航向，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巨大转折。邓小平于1985年3月28日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说过：“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从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如此一个事关国家命运和民族复兴的巨大历史进程，不仅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进行的，既需要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来，更需要把全国人民凝聚为一个整体，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的复兴而奋斗。但是，在中国由王朝国家转向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在挽救国家危机和民族危亡中发挥过根本性作用的中华民族，已经被长期虚置和虚化了。1978年3月5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新版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已经被抛弃了，“中华民族”的内容被全部抺去了。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国家构建的完成，中华民族具有了国家的形式，是中国的国族，支撑起了中华民族国家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然而，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民族”概念，也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却形成并存在众多的族类群体。中华民族就是由这些族类群体凝聚而成的。问题是，在中华民族构建的同时，另一个民族构建过程——中国各民族的构建——也在持续推进，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民族构建的双重变奏。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3次民族识别，中国各民族(主要是少数民族)的构建最终完成，形成了56个民族。中华民族就是由这些民族组成的一个民族实体。因此，中华民族并不是西方那样的“公民的民族”，而是“民族的民族”，具有突出的结构性特征。对于这样的结构性民族，它的凝聚和一体化程度，皆取决于这个整体的各个构成单元的状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制订并实行了一系列保障和强化少数民族权益的“民族主义”取向政策，以此来解决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构建新型的族际关系。这样的政策及其实施，有效地调整并理顺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族际关系，为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各项重大任务的落实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那就是这样的政策导致了各个民族的发展和实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随着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单位的实体性、独立化和民族意识的旺盛，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却变得越来越虚化，甚至新中国的民族国家性质也日渐模糊并受到怀疑。与此同时，反对和否定中华民族的声音却不断出现并甚嚣尘上。于是，“中华民族”逐渐蜕变成为一个述说中国历史上各种族类群体的笼统的概念，不再具有将全体国民凝聚为一个整体的整合功能，无法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现代化的进行提供整体性的力量，中华民族支撑国家发展的力量逐渐在消耗殆尽。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实施和其所蕴涵力量的不断释放，改革开放对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并习以为常的中国人形成了深入骨髓的触动，既触及了长期编织起来并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也触及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灵魂。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西方思潮和意识形态也蜂拥而入，形成一股冲击中国社会的外部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场近10年的“文化热”。然而，“热”的文化不过是表象，表象背后是经过阵痛和冲击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反思，并力图在这样的反思中找到“自我”或重新定位“自我”。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经过深刻反思而实现对“自我”的重新定位或重新找到“自我”，才能使改革开放稳定地推进。这无疑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又一关键时刻。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从事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费孝通，也对自己进行的研究来了一个深刻的反思。费孝通自己谈到，20世纪50年代，自己亲自参加了“当代了解得很不够的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进行科学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当时即称作民族研究”。“这项研究事实上并不包含对汉族的研究”，这在理论上是说不过去的。这样的研究，“长处是突出地把中国少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当时的民族工作是适应的”；“缺点在于把应当包括在民族这个整体概念的局部过分突出，甚至从整体中割裂了出来。”问题在于，“中国的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势必不容易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的地位。”在中国通过“文化热”而重新定位“自我”的背景下，费孝通形成了“由于上述的局限性所引起的缺点也应当自觉加以改进”的想法。基于这样的反思，费孝通于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期间以《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为题发表了演讲，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随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刊出了这篇论文。由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便由当时尚处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传回中国大陆，并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再将中华民族问题凸显在世人的面前和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其中，最为突出和深远的意义便是，在肯定“多元”的基础上把中华民族“一体”的思想再次凸显了出来，不仅再次唤醒了中华民族意识，而且在新形势下强化了中华民族意识，使中华民族意识淡化、中华民族虚拟化的趋势得到了遏止，进而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化，为中国的现代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随后，围绕着“多元”还是“一体”，以及“多元”与“一体”关系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研究便遍及全国并长期持续。在民族国家理论研究持续推进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国家性质得到重新肯定以后，中华民族的研究便超越了“多元”还是“一体”的简单化和表面化的争论，在中华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从而从一个更加本质的角度和一个更高的视点来认识中华民族，不仅把中华民族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而且使中华民族观念和中华民族意识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这样一种结合中国的民族国家性质而进行的中华民族研究，对于中华民族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华民族的意识的再唤起和持续增强，对于中华民族的巩固和一体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中华民族意识的增强和一体化发展，不仅为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国家的全面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也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还为中华民族国家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从而成为推动和支持中国由传统文明向现代转型的深厚力量。

五、国家发展目标期待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

今天，中国的历史发展又处于了紧要关头。跨入新世纪的时候，邓小平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已实现，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以后，中国的崛起便浮出了水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有效应对国际国内诸多风险和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保持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更加坚实、道路更加宽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活动已经遍及全球，中国已经成为对整个世界具有根本性影响的国家。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根据新的形势做出了“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战略判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清晰地勾划出了国家发展的未来目标。这个未来目标就是，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为一体，分三步走而实现社会主义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首先，到建党100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其次，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后，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上述对新时代的界定、发展战略的判断和发展目标的确定，都围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展开，中华民族在其中处于主体和核心的地位，不仅承载着伟大的梦想，也是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的国家发展及其发展目标的实现，都对中华民族有着极大的期待。历史再一次把中华民族凸显于中国社会和政治舞台的中央，成为了世人瞩目的焦点。

中国未来的发展以及发展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充分发挥中华民族这种社群形式的功能，把全体中国人凝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已经置身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全面胜出。而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充分发挥中华民族这种社群形式的整合功能，把全体中国人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今天，外敌入侵的危险已经不复存在，但中国却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急剧和严重的社会分化。在这样的形势下，只有充分发挥中华民族这种社群形式的整合功能，加强中华民族的一体化建设，才能把全体国人凝聚为一个整体，孕育出促进国家发展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完成国家崛起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统一是必经的环节。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无法成为真正的强国，也无法完成崛起。然而，打击分裂国家的势力，可以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但将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连结成为一个整体，却必须运用历史和文化的力量。其中，中华民族既是有效的文化标识，也是不可或缺的整合形式。巩固和促进两岸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是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手段。再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外向性发展和国家活动稳定地覆盖于全球，中国人遍及全球的现实将更加突出并持续发展。将全球的中国人连结在一起，既是完成国家崛起和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也关系到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和影响力。而将全球的中国人连结在一起的最好形式，仍然是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符号和社群形式。

在历史已经再次把中华民族凸显出来，以及中华民族承载着国家未来的时代，把中华民族建设成为一个高度凝聚并具有强大整合功能的整体，是时代的要求、实现中国梦的要求和达成国家发展目标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大对民族工作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政策要求。这样的要求与过去的要求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就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的话，那么，十九大对民族工作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建设好这个大家庭本身，即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巩固。随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凝聚和巩固，新时代的国家发展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六、结论和讨论

20世纪以前的中国，既没有“中华民族”的概念，也没有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民族实体，是构建起来的。然而，中华民族的构建，并非如某些对中华民族持否定态度的论者所断定的那样是主观意志的产物。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的自觉、中华民族意识的再唤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是由历史凸显出来的，并且都出现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的构建本身，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构建、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改革开放及其所推动的现代化、对于中国梦的提出和实现，都发挥了不可替代和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之所以会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被凸显出来，并能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是由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内在要求决定的，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大势使然。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并且这样的文明并没有中断过。但是，这样的文明毕竟是一种在王朝国家的制度框架内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的农业文明，近代以来与之迎头相撞的西方文明，则是以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之后在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下建立在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明。中国古老的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相比，存在着代际上的差距，因而难免陷于劣势。因此，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是，自强不息的中国人并不甘于沉沦，总是在积极地探索自救图强之路，努力实现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

在中国努力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时候，现代文明早已成型并产生着示范效应。西方国家率先构建的近现代文明，是由一系列的机制来实现和支撑的。民族国家制度在其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并处于核心地位。当西方在王朝国家内把国内同质化的人口整合成为民族整体以后，民族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便与王朝处于二元对立之中，最终推翻了王朝而以能够保障民族(具体表现为国民、公民)认同国家的制度机制取而代之，建立了民族国家，从而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统一。具有国家形式的民族反过来又成为具有强大整合能力的社群形式，把全体国民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为现代文明的形成提供了支撑并注入强大的活力。

古老的中国由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自然地就把中华民族凸显了出来。一方面，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历史上族类群体交往和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又是引进和借鉴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民族形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中华民族便成为能够将中国的历史与现代文明连结起来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所以能够在中国的文明转型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换句话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近代以来历史的紧要关头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就因为它是一种有利于或能够促成中国由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机制。

因此，仅仅将中华民族作为一种普通的民族现象来认识、界定和定位，未免缺乏历史的眼光和失之于肤浅，无法真正认识中华民族的本质和意义。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文化现象，也是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和整合方式，因而才能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周平，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云南 昆明，6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