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在哈佛大学举办了一场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工作坊，共有50位在北美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参加并撰写了备忘录，其中有20余位学者在网上分享了他们的研究备忘录。

对国家（state）的探讨是中国政治研究中存在争议的活跃领域之一。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回顾了有关中国国家（Chinese state）研究的英文文献，主要是关注国家在强制（coercion）以及发展中的作用。作者拟定了三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并提出了在未来研究中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路径。展望未来，作者认为对中国案例进行历史的、比较的和宏观层面的分析可能有助于发展国家的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ies）。

基本问题

一个可以追溯到马克思（1973）和魏特夫（Karl Wittfogel）（1957）的论点认为，中国国家起源于防洪和灌溉的需要，这要求中央协调一致以及具备专业化的官僚机构。这种“水力起源”理论遭到了批评，理由是大多数的水利和灌溉项目都是在地方一级进行协调的。但是最近的考古发现指出了黄河的洪水与夏朝兴起之间的联系（Wu et al. 2016）。

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2005) 将中国秦朝早期的政治集权与战国时期的战争联系起来。此后，直到今天，一个单一的政治权威统治了中国多年，政治分裂的时期仅是例外。

然而，学者们对一个强大且拥有中央集权的中国国家神话提出了挑战。许慧文（Vivienne Shue）（1988）认为，中国帝国的“触手”（reach）是有限的，受到由士绅家族组成的乡村“蜂巢”结构的限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1993）表明，在中国城镇，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都“受到工人阶级支持的性质的限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1992）表明，在国家内部，官僚体制支离破碎，政府组织在不同横向层级与纵向层级间相互冲突。梅萨（Andrew Mertha）（2009）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改革时代的官僚程序日益多元化，为“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s）影响政策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蒙廷诺拉（Gabriella Montinola）、钱颖一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1995）声称，中国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同质化，其实由各省控制的实际权力（de facto power）很强，这可能是由于邓小平需要“充分发挥各省的作用”造成的（Shirk 1993）。王绍光和胡鞍钢（2015（2001））也有相近的关切，他们认为过度分权危害了中央的管控能力。另一方面，杨大利（2006）提醒我们，中央仍然拥有任命、轮换和罢免省级官员的权力（另见Manion 1985；Huang 1995；whitting 2004；Edin 2003；Landry 2008）。

除了国家的起源和结构之外，大部分学术著作都关注中国国家在维护政治秩序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我将在下面两部分进行讨论。

国家与政治秩序

同任何国家一样，中国国家在强制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North 1981）。最近的一系列研究开始考察强制性组织管理集体行动的策略。邓燕华和欧博文（Kevin J. O'Brien）（2013）发现，地方官员经常通过动员积极分子的社会关系，利用“关系型压制”（relational repression）来控制抗议者。王惠玲（Lynette Ong）（2018）和陈曦（2017）的研究分别表明，地方上的警察往往依靠黑恶势力解决“群体性事件”，以维护地方当局的合法性。阎小骏（2014）研究了高等院校如何管理学生。王娟（2015）在研究农村强制力时指出，乡镇政府在短时间内力图遏制而不是化解社会的不满。金（Gary King）、潘婕（Jennifer Pan）以及罗伯茨（Margaret Roberts）（2013）则通过对互联网监管制度的研究指出，国家最关心的是民众的集体行动，而不是对当局的批评。

国家与发展

虽然学者们同意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他们对这一作用进行了争论。鲍瑞嘉（Richard Baum）和舍甫琴柯（Alexei Shevchenko）（1999）将许多不同的观察与模型分类，他们根据它们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将地方政府被划分为企业家型、侍从型、掠夺型和发展型四种类型。

如达科特（Jane Duckett）（2006）所述，在企业家型国家中，国家机关和官僚集团，甚至整个政府部门，都可以独立从事商业活动或为了盈利而结成伙伴关系。在侍从型国家中，官员通过与当地企业家的私交来结成特殊关系，通过参与盈利活动来获取利益。皮尔森（Margaret Pearson）（1997）和旺克（David Wank）（1999）分别提供了两个城市案例。在掠夺型国家中，官员并不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商业活动，而是利用他们的职位，通过高昂的费用、征税和罚款，从生产者和企业家那里获取非生产性租金，正如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和吕晓波（2003）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最后，在发展型国家中，官员间接干预经济，“帮助规划、资助和协调地方项目，投资地方基础设施，促进与外部机构的合作经济关系。”这一点在戴慕珍（Jean Oi）（1992）的研究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她称之为“国家法团主义”（state corporatism）。此外，再如昂格尔（Jonathan Unger）和陈佩华（Anita Chan）（1999）以及马克∙布莱彻（Marc Blecher）和许慧文（1996）所研究报告的那样，其他关于发展型国家形式的例子依然存在。

虽然学界对地方政府的大部分研究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但是90年代中期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集权让许多学者重新考虑起地方政府的作用。例如，王惠玲（2012）认为，随着地方自治权的收缩和财政收入的下降，地方政府已经从发展型转变为侍从型。狄忠蒲（Bruce Dickson）（2008）用“裙带共产主义”（crony communism）一词来描述地方政府任人唯亲的分散特点。蔡欣怡（Kellee Tsai）（2006）表示，私人企业家在与地方官员的谨慎合作中，创造了一系列适应性强的非正式制度，这些制度反过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监管格局。同样，裴敏欣（Minxin Pei）（2009）也注意到腐败的扩散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崛起占据了地方政府。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什么能够解释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的差异。杨大利（1998）和白素珊（Susan Whiting）（2000）分别将改革成果追溯到毛泽东时代。墨宁（Melanie Manion）（1996）则强调地方选举的竞争力。蔡晓莉（Lily Tsai）（2007）关注的重点是地方社团组织（solidary group），如庙宇和宗族，以及它们如何让地方官员担负起责任。徐轶青和姚洋认为，宗族帮助村干部克服了公共物品融资的集体行动问题。黄亚生（2008）考察了苏南、浙北和上海模式。昂媛媛（Yuen Yuen Ang）（2016）表明了国家和经济“协调进化”（coevolution）的初始条件的重要性。马丁利（Daniel Mattingly）（2016）调查了宗族团体如何“俘获”了村民委员会。古大牛（Daniel Koss）（2018）则认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密度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运作方式。

未回答的议题

如上所述，几代学者对中国国家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关注在某个特定地点、某个特定时间的国家，这妨碍我们整合现有的知识，形成理解国家建设、国家权力和国家发展的总体框架。这尤其令人遗憾，因为中国悠久的历史给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审视中国国家为何得以长期发展的难得机会。因此，未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或者可以从历史分析、比较分析和宏观分析中受益，从而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理解中国国家建设进程的最佳框架是什么？基于欧洲经验的既有文献着重论述了建立现代国家过程中的外部冲突以及王权与精英之间的斗争（crown-elite bargaining）（Tilly 1992；North & Weingast 1989）。我们对中国国家是怎样“产生”的以及“产生”了什么样的国家还缺乏系统的认识。一个颇具前景的出发点是考察中国传统精英及其与统治者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的作用。韦伯（1978）关于建立一个具有“理性-法律”（rational-legal）官僚体制的现代国家需要打破家族束缚的开创性思想，对于思考中国国家与以士绅及其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权威之间的“拉锯战”（tug of war）仍然是有用的。

其次，中国国家权力的根本来源是什么？虽然对“中国国家是否强大”的讨论尚有争议，但没有人否认中国国家在实现人口控制、民众动员以及强制力等目标方面的作为非常有效。但是不得不指出，我们仍然不知道这种力量来自何方？在这方面，“社会中的国家”（state-in-society）的研究路径（Migdal，Kohli and Shue 1994)可能有助于我们审视国家如何利用其社会关系实现统治。这种见解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这反映在历史学家对士绅及其在协助帝国提供秩序和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中。

最后，中央政府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虽然既有研究对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关注对我们产生了有益的启示，但对中央政府研究的理论化不足使中国研究领域失去了与大量有关“发展型国家”研究文献相联系的机会（Johnson 1982；Amsden 1989；Wade 1990）。因此，考察国家精英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是一个颇具前景的研究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