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著名学者、杰出的法学家、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创始院长罗豪才先生，北京大学法学院于2024年3月16日举办了“中国行政法的当代使命暨罗豪才教授九十诞辰纪念研讨会”，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先生应邀在会上做了主旨演讲。俞老师围绕罗豪才老师的学术精神与学术成就，着重谈了什么是“大学问”与“好学问”，以及什么是北京大学和中国的“学术正道”等重大问题。为了纪念罗豪才先生冥诞90周年，弘扬罗豪才先生等北大杰出前辈学人的优秀学术传统，推动中国的原创性学术研究，我们在此特别推送俞可平教授的发言要点。

大家上午好！感谢法学院的邀请。虽然今天一上午都有课，但纪念罗豪才老师的这个研讨会我一定得参加。从工作上说，罗豪才老师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创始院长，而我则很荣幸成为他的继任者；从学术上说，罗老师晚年最重要的学术成果“软法”理论与我长期倡导的“治理”与“善治”理论有着内在的逻辑契合关系；从私人情谊上说，罗老师是我最依赖的忘年交之一，也是我回北大最有力的促成者之一。

罗老师拥有多重身份，如华侨领袖、党和国家领导人等等，但毫无疑问，对于罗老师来说，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北京大学的老师。今天我们缅怀和纪念罗豪才老师，最主要的就是发扬他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思想。他开创了中国的现代行政法学研究，提出了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倡导并推动了“软法”研究，努力在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我想没有人或很少有人怀疑，罗豪才老师不仅为人做官好，而且学问做得也很好。由此使我想到了“什么是好学问”这一对于学者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

按照当下流行的学术评价标准，似乎好学问的标准就是各种课题、在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省部级以上领导的指示，还有文章的引用率等等。不符合这些所谓的硬指标，你就难以晋升副教授、教授，难以获得各种学术奖项。这些指标俨然已经成为“好学问”的标志。但果然如此吗？从我与罗豪才老师的学术交流中，以及从我自己的学术经历中，我深深体会到，上述学术指标固然重要，但好学问的标准不应该是这些。

我特地查看了一下罗豪才、江平、厉以宁、龚祥瑞、赵宝煦等公认学术大家的发表情况，发现他们的学术引用率常常远不如学术声誉低得多的其他同行学者，他们的学术声誉和成就也并非来自于他们承担了多少个国家课题或获得了多少个领导的指示。难道我们能否认这些学术大家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吗？能否认他们做出了好学问、大学问吗？当然不能！

那么好学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从罗豪才老师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中，我认为一个学者的学问做得好不好，是否做出了大学问，主要的标准不在于他是否承担了国家课题、是否在权威期刊发表了多少文章，是否获得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而应当看他的学术成果是否具备以下特性。

1）进步性，即看其学术成果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是否具有积极意义。例如，罗豪才老师竭力主张和倡导的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之间应当有适当的平衡，这一论断既有力地推进了公法的研究，也对推动中国的法治事业与民主政治有重要意义。因为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以公民的权利为本位，后者则以官员的权力为本位。

2）原创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贵在创造与发现。一个学者终其一生，如能提出一个原创性的理论，发明一个原创性的概念，那就是对学术进步的重大贡献。反之，即使发表了众多的论文和著作，若只是不断重复别人的理论，没有任何重要的原创性发现，那对学术的贡献就微乎其微。罗老师首创的“软法”概念，已经被法学和政治学界广泛接受，仅凭这一创造性概念，就足以奠定其崇高的学术地位。

3）前瞻性，一位优秀的学者，不仅体现在其理论能够对现实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阐释，更体现在其理论和思想的“先见之明”，即能够对现实的发展做出令人信服的预判，并在未来的实践中证明这些理论预测。对社会现实、政府政策和领导言论做出事后的阐释，固然有其应用性价值，但与前瞻性的理论研究相比，其学术价值要低得多。大家知道，“软法”是治理和善治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罗老师的“软法”理论，对于后来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就具有这种前瞻性，从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4）引领性，与原创性和前瞻性密切相关，一个学者若能在学术界身体力行地倡导并推动其原创性和前瞻的概念或理论，那么其学术成果就势必具有引领性，就是一位“引领性学者”(leading scholar)，能够带动其他学者共同致力于某些原创性研究。一个国家学术事业的繁荣进步，尤其需要各个领域中的“引领性学者”。罗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引领性学者，他不仅自己专心于行政法和软法研究，还带动了北京大学乃至全国法学界对此的研究。

5）普适性，即能够发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寻求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个性背后的共性。通常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具有普适性，社会科学理论不具有普适性，其实我认为并不是这样。要是社会科学理论没有普适性，那岂不是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普遍意义了吗？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或法学理论当然会具有中国特色，但中国特色并不与普遍真理相对立。深刻的中国政治学或法学理论，恰恰是对个性背后共性的揭示，反而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科学界的普遍认可与接受。罗老师的“软法”理论反映和阐述的首先是中国的现实问题，是从中国的现实研究中获得的理论发现，但在国际学术同样得到广泛的认可，其《软法亦法》一书分别出版了英文版和俄文版，即是明显的例证。

总之，罗豪才老师所做的学问具有进步性、原创性、前瞻性、引领性和普适性，这才是真正的好学问、大学问。罗豪才老师的学术之路，是我们北京大学的学术正道，也是中国学术的正道。

（李健根据俞可平老师发言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