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霍芬是十九世纪著名的地理学家，是他提出了让人们津津乐道的“丝绸之路”概念。但是考察其地理学思想的特点，丝绸之路在他那里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又因为这一概念在今天的重要性，那么关于它的提出本身，或许都是需要探讨的地理学思想史命题。
一般对于李希霍芬在地理学发展史中贡献的评价，会包括：他是洪堡、李特尔之后最重要的地理学家。洪堡、李特尔是现代地理学的开拓者，他们虽然一只脚还踩在古典地理学的领地上，但另一只脚已经踏出了现代地理学的第一步，即对地球上各种景观要素的科学关联性的建立。李希霍芬在他们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这一步表现在对地球表面区域性的强调，指出区域眼光是地理学的基本考察视角。这与洪堡、李特尔的全球整体观不同（洪堡：《宇宙》、李特尔：《地球科学》）。
此外，在大地面貌，即地形地貌这一大地的最基本特征的成因问题上，李希霍芬做出了将地质学与地貌学相连贯的解释范式，形成了地质、地貌相结合的学术，奠定了自然地理学一个坚实的科学基石。在这一影响下，人们开始将地质学与地理学并称，一些大学往往设立“地质地理系”，如哈佛大学（一八八五年成立该系）、美国雪城大学（一九四五年以前称地质地理系）、北京大学（一九七八年以前称地质地理系）等，这与充满传统气息的“史地系”叫法不同。地质地理系的组建，坐实了地理学的理科性质。在理论方法层面之下，李希霍芬还有一些具体的重要成果，如提出黄土风成说，确定地质上的五台系、震旦系等。
今天，我们赞赏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个闪光的词，并继续开掘其深刻内涵。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诸多对李希霍芬学术贡献的介绍或评论中，却不太重视他命名丝绸之路的事情。例如，《大英百科全书》有“李希霍芬”这个条目，讲到他的《中国》一书，但不提丝绸之路。有意思的是，这套《百科全书》另设有“丝绸之路”一目，可又不提李希霍芬。德国二〇〇三年版的《新德国人物传记》（Neue Deutsche Biographie），当然会列出李希霍芬，但也不提丝绸之路。李希霍芬的学生赫特纳写了一部有名的著作《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九二七），详述地理学发展史；另有两部西方颇有影响的名人名著，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一九四六）、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一九七二）。他们都在书中赞扬李希霍芬，却也都忽略了丝绸之路。看来，这些作者都认为，提出“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在李希霍芬的学术贡献中，不那么重要。
关于这些忽略，或可以从地理学发展的时代特点来做解释。十九世纪中期，是一个重自然地理学、轻人文地理学的时代。推动自然地理学走向“科学”，是时代主题，因此是几乎所有评论者的关注点。人文地理学的“自我存在”未受到重视。李希霍芬是推动自然地理学发展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的“无意识”的人文地理学工作，在他杰出的自然地理学贡献面前，显得平淡。
由于自然地理学的强势登场，又基于早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思想，加上达尔文新发表的《物种起源》，人类从属于自然的信念日益为人们接受。传统的历史地理学、政治地理学（这两个名称曾代表全部人文地理），让位于自然地理学。传统的国家区域意识，转变为自然地理区域意识。在自然地理学大获全胜的气氛下，激进的学者甚至认为：“地理学应该限于自然，完全把人类抛开。”应该把地理学大船上那些超载的（人文）东西，“扔到水里去！”
像当时的许多地理学家一样，在主观上，李希霍芬本人也崇拜自然科学，当他被选为科学院院士后，自愿进入“物理数学所”。而当年的地理学大师李特尔曾选择“历史哲学所”。在李希霍芬头脑中，自然地理是科学，人文地理是问题。人文地理尽管可能是“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但仍不具有“主旨的科学特征”（《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一切研究应从自然地质（地貌）开始，即使进行人文“问题”考察，也要先把自然地理说清楚。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极力反对没有做好地质地理基础功课的学生斯文·赫定到新疆去。据说赫定后来也不敢把写成的著作让自己毕生尊敬的老师评审。
虽然在主观上李希霍芬对自己、对别人都提倡自然地理学的绝对优先地位，但是在他面对世界的时候，不可能不触及各类人文地理问题。以一位学者的勤于思考的习惯和善于思考的能力，他会对人文问题做出较深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甚至会对一些关键之处进行强调。只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无意识的，这是相对于他在自然地理方面的积极态度而言。在人文地理问题上，他缺乏自己所提倡的地理学研究法的第二步工作，即做清晰的理论解释与归纳。第一步工作是实地观察与记录。在他的文字记录中，本含有大量人文要素、人文问题（丝绸之路就是其一），也有精到的议论，但没有进而将它们提升到学术概念、原理的高度。他将地理学视为一种严谨的科学，反对地理学是一门外行容易进入的学科的说法，地理学不是随便看看、记记，就可以的。或许，他对自己本子里的人文的东西，大概也认为没有脱离看看、记记的性质，便不认为它们具有“主旨的科学特征”。
现在看来，李希霍芬“无意识”的人文地理学贡献，完全可以拿出来做正当的评价。在《中国》这部成名作中，存在引人注意的人文地理叙述。“我们发现他在《中国》的序言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的确是写欧亚大陆间人类活动的历史，包括旅行的历史、探险的历史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丹尼尔·C. 沃，二〇一二年）李希霍芬对新疆（中亚）的描述，有着开启新时代的意义。追求精确性是他的科学精神，即使手中主要是旧有资料，也要尽可能地向精准的方向努力。对古代中亚丝绸贸易之路的复原便是一例。他在《中国》第一卷中，将中国《汉书》、西方古代的马里努斯和托勒密所简略描述的中西交通线落实在现代地图上。
李希霍芬对于这条中西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的关注，是出自对更广阔的人文地理的思考。虽然没有做过实地考察，在《中国》一书中，李希霍芬仍然把中国新疆地区（他称为中亚）列为第一部分，对该地区重要的地质地貌问题首先进行讨论，包括中国北方的黄土地貌及其与中亚的关系，中亚盐草原的形成和转变，环中亚地区的过渡带景观地貌，天山、昆仑山及其南部的山地等。随后，即转入对一个重要人文地理问题的讨论：连接中国与中亚西南部的交通的发展。交通，特别是远距离交通，是李希霍芬在人文地理方面的一项核心议题。交通道路的基础当然是自然地理，但交通本身的发展乃是一个十足的人文社会问题。
为了说明中国与中亚西南部的交通发展，李希霍芬竟然叙述了这样一个几乎是完整的中外交通简史：关于公元前一一二二年前之交通联系的传说；从周王的登基到长城的修建（前一一二二至前二一二年）；从长城的兴造到唐朝的建立（前二一二至六一九年）；从唐朝建立到蒙古帝国的形成（六一九至一二〇五年）；从蒙古政权的建立到葡萄牙人抵达中国（一二〇五至一五一七年）；从葡萄牙人一五一七年抵达广东至今。这些内容，在没有翻开这部书之前，是想象不到的。当然，李希霍芬的这部分叙述，在当时的资料条件下，很难产生重大的新见解，但足可以证明他在人文方面所投入的精力，证明他对中国对外交通问题的关切。
就在《中国》第一卷出版的前后一段时间，李希霍芬三度撰写或演讲关于中亚交通大路的主题，在这期间，他好像满脑子都是中亚大路。这说明穿行中亚的大路是《中国》第一卷中的一个中心议题。
令人不解的是，诸多评论者对于《中国》这本代表作中包含的大量人文内容竟然无动于衷。他们一面盛赞《中国》这部划时代的名著，一面完全略掉了其中占63%篇幅的人文内容。而“丝绸之路”的提出，正是以这63%的内容为基础的。
在那个时代，类似李希霍芬这样对人文问题进行关注的，还大有人在，这是人文地理研究顽强存在的表现。正是在这样的事实的支持下，德国的拉采尔终于推出了《人类地理学》一书，并获得了“人文地理之父”的荣誉。
目前所知，赫特纳是第一个提出李希霍芬人文地理贡献的重要评论家：“李希霍芬的《中国》（China）第一卷（一八七七年出版），关于中亚细亚的民族住地和民族迁徙有精彩的阐述。因此就不能说是拉采尔创立了人类地理学。”（赫特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六年版，121 页）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第一卷是在一八八二年出版的。而李希霍芬在拉采尔之前已有关于人文地理的“精彩的阐述”。
不过，李希霍芬虽然做了大量人文地理研究，但在对地理学做全面总结归纳时，仍然强调他的地质学。赫特纳也看到了李希霍芬思想理论中的含混之处。他说：“李希霍芬的见解对地理学的观点是举足轻重的。然而，在他的《中国》一书第一卷的结束语中所表现的思想，还过于片面地侧重于地理学与地质学的关系，就是在被认为是近代地理学的真正纲领的莱比锡的就职演说中，他也没有完全找到符合他的见解的明确的方法论的措辞。他也没有前后一贯地坚持这种见解，后来，他还偶尔倒退到把地理学视作一般地学那种曾被他自己克服过的旧见解；但是在学术史上，重要的是根本思想，而不是明确的文字表达。”（124页）赫特纳显然对李希霍芬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让我们注意他做了什么，而不是只听他说了什么。观其行，胜过听其言，这也是研究学术史的一种方法。
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间，李希霍芬任莱比锡大学地理学教授，他的就职演说的题目是《今日地理学的任务与方法》（Aufgaben und Methoden derheutigen Geographie，1883）。这份演说词被视为当时地理学发展的纲领，其中含有“地理学不能抛开人类”的思想，但赫特纳仍然认为其缺乏“明确的方法论的措辞”。
因为始终没有清晰明确的主观认定，在《中国》第一卷写完后，李希霍芬又一步步回归他的自然世界。在他自己编订的第二、四卷，以及后人利用他的材料编订的其他卷中，越来越多地出现“片面的论述”，即偏向自然地质地理方面的论述；他编写了七百四十多页的《探险家（以研究为旅行目的者）指南：对地理与地质学的物理对象进行观测的指导》；一九〇二年，创建柏林海洋研究所；他去世前最后的论文是《南极研究的成果与目标》（一九〇五）。总之，晚年李希霍芬的自然科学兴趣，冲淡了他自己在《中国》第一卷中表现出的具有中亚人文关怀的形象。
那么，关于丝绸之路呢？在李希霍芬这里，丝绸之路的得名，主要是来自马里努斯、托勒密托等人的语言，这些早期的西方人，最先意识到一条通向“丝国”的丝绸贸易路线的存在。李希霍芬并不是从无到有的发明者，而只是沿用者。在这条古代道路之上的丝绸贸易的历史，很早便出现在西方人的叙事中。
“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概念）是逐步形成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的丹尼尔·沃教授，用“概念考古学”的方法，对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一词的使用，做了详细剖析（《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蒋小莉译，载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七辑，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发现李希霍芬个人对“丝绸之路”一词的使用并非如今天这样已经具有规范概念的性质。沃指出，李希霍芬对这条超远通道，用过“丝绸之路”这个词，但他也用过其他词，如“交流渠道”“大路”“主干道”“丝绸商路”等。在李希霍芬的词汇中，“丝绸之路”还没有最终定型。此外，“丝绸之路”一词也仅仅用于汉代，而没有做更广泛的历史概括。沃的上述分析具有部分的正确性。
李希霍芬在开始使用“丝绸之路”一词时，的确有偶然性，但这个偶然性是附加在确定性之上的。“丝绸之路”词义上包括“路”与“丝绸”。李希霍芬讲“路”是确定的，讲“丝绸”有些偶然，而且真正要说的是“丝绸贸易”。前文提到，围绕《中国》第一卷的写作，李希霍芬脑中有一个大大的“路”字。中亚大路的形成（存在），几乎成为李希霍芬中亚研究的终极结论。有人从殖民主义商业利益上解释李希霍芬对于中亚大路的关注，认为他是要用历史论证中亚“铁路”的修建计划。在政治文化立场上，李希霍芬是德国利益至上，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我们又不能忽略李希霍芬的学者的一面。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他的考察范围一定会大大超越初始设定的实用目标，他往往会习惯性地进行超越时空范围的思考，得出多重结论，将实用研究转变为学术研究。李希霍芬如果不是追求学术目标，他没有必要用大量精力叙述中国与外部的交流历史，从《禹贡》直到一五一七年葡萄牙人在中国的登场。
在《中国》第一卷的写作过程中，李希霍芬对于丝绸贸易在东西之间的重要性，越来越给予肯定。在《中国》第一卷出版，他本人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发现者勋章”（Founder’s Medal）之后，他向德国地理学会宣读了一篇报告，这篇报告随后以英文的形式转述在《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Magazine, January 1, 1878）上，即《跨越中亚的古代丝绸贸易商路线》（The Ancient Silk-Traders’ Route across Central Asia），文中明确写道：“在所交换的商品中，丝绸的地位很重要，这从最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到这个时候，“丝绸”“贸易”“道路”，对于李希霍芬来说，已经共同构成了一个确定的概念了。中国“西北考察团”中的早期学者，如黄文弼、陈宗器等对于这条道路的理解与称谓，最合于李希霍芬的原意。黄文弼称作“贩丝之道”，陈宗器称作“运丝大路”。
今天，在用词上最微妙的改变，是最终去掉了“贸易”二字，固定为“丝绸之路”，从而抹掉了商业的铜臭，只留下丝绸的美好。李希霍芬也曾偶尔省掉“贸易”，简称“丝绸之路”，但他是无意识的。有“贸易”二字，还是没有“贸易”二字，这是李希霍芬未曾注意过的差别。“贸易”一词的省略，不仅是减掉了两个字，也使“丝绸之路”具有了超越贸易活动的更加宽泛含义的可能，这便于后人对其灌注政治的、文化的内涵。我们今天说：丝绸之路象征着友谊、和平。这是李希霍芬绝想不到的。
以《中国》第一卷为中心，李希霍芬对中亚（新疆）地区的自然与人文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指出中亚在欧亚大陆之间的地理重要性，提出“丝绸贸易之路”的历史价值。李希霍芬关于中亚的论述，早于斯文·赫定、斯坦因，在人文地理方面甚至胜过谢苗诺夫，这应该是一桩重要的学术成就。这部书反映出李希霍芬全面的学者形象，涵盖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完整内容。一个具体的学者，在没有被“整理”评价之前，在没有被概念化之前，其实是一个复杂体。对于李希霍芬的认识，应该用《中国》第一卷的完整篇幅来复原李希霍芬学术的全景，这会很清楚地看到他的大量的人文关注，人文用心。
我们承认多数评论家是公正的，他们读过《中国》第一卷的全文，但他们仍然忽略李希霍芬的人文贡献，这或许还有如下一类原因：李希霍芬关于中亚的讨论，被斯文·赫定、斯坦因传奇式的探险遮蔽了；他的中亚交通道路的论证，被麦金德（一八六一至一九四七）震撼人心的“大陆腹地说”遮蔽了；他的人文地理作为，被拉采尔（一八四四至一九〇四）旗帜鲜明的《人类地理学》的出版遮蔽了。
幸好，李希霍芬发掘出来的“丝绸”二字，保留了未曾预料的生命力，正是这两个字，让我们又找回了李希霍芬。我们意识到，在那个时代的关注中亚的人们中，大概只有李希霍芬最早关注到东西交通的地理问题，而且是在现代科学水准上的关注。这显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后来的考察者所发现的中西交流丰富的物质遗存，其实，都是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的注脚，虽然在学术的内涵上远远超过了他。李希霍芬在研究中国时，不时流露德国殖民主义立场，但“丝绸之路”这个词，却给了中国人在这条大道上的主体感。的确，“丝绸之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中国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Richthofen, F von1877-1912.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5 vols, Reimer, Berlin. 在本文写作中，贾长宝帮助查阅和翻译了德文文献，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