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年，有一些外国学者凭着纯粹的学术意志，来到社会激变的中国。他们宣讲西方学术，探索中国问题，艰苦调查，著书立说，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被我们忘掉了。美国大地理学家葛德石（或作葛利石，Ｇ．Ｂ．Ｃｒｅｓｓｅｙ）就是其中被忘掉的一位。
一九二三年，葛德石自欧洲启程，取道北方戈壁荒途来到中国，赴任上海沪江大学（英文名称为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地质系教授，旋任该系主任，组建新式地学教育。他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写给美国众朋友的公开信中说：“ 我一个学期要上四门课，总共十一学时，差不多有一百名学生。”“过去两年来，我主要致力于组建工作和安排讲座，从现在起，我应多做些研究了。”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的六年里，他多次到中国各地进行地理考察，“旅行凡三万哩，除云南、四川、西康、新疆和福建外，足迹所至达二十余省”。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社会无序，葛德石的地理考察，因“匪乱和内战，屡为阻障”。例如一九二六年，“我本想到内蒙古多做些工作，但由于战事而未果。我又打算对滦河做地质考察，此河从蒙古高原流下，至天津北部入海。工作本进展顺利，但到七月十三日（不是星期五），我突遭五六个歹徒袭击，工作遂告中断”。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间，葛德石三次油印了一份关于中国地理的书稿。后将书稿完善，配以图表、照片，以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中国地理》）为名，交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二年即将出版时，逢日本侵入上海，底版被毁，所有图幅及照片全部损失。”此时，葛德石已经返美，在西拉丘兹（Ｓｙｒａｃｕｓｅ）大学任地质地理系主任。复经重事编纂，书稿再成，于一九三四年改在纽约出版，名为Ｃｈｉｎａ＇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押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ｏｐｌｅ(《中国的地理基础：这片土地和其人民概述》)。
葛德石的书在美国出版后，在中国遂有反响，因受重视，“盗版”书不久问世。据侯仁之师回忆，一九三六年先生于燕京大学留校任教，须讲授中国地理学，参考书以葛德石的著作最佳，但原版难求，只能找到非正式翻印的劣版。因一直喜爱此书，先生直到留英期间（四十年代后期），才在英岛购得原版（已然是第八次印刷版），当时的订购单与发票至今与书同为珍藏。
葛德石书原为英文，非正式的中文译本早便流传，且不止一种。直到一九四五年，此书总论部分（前六章）的中译本正式出版，译者是薛贻源，书名为《中国的地理基础》，由开明书店印行。薛氏在译序中说：“总论部分，译者于肄业师大地理系时，承系主任吾师黄海平先生的鼓励课外译读和训诲，即将初稿完成；去冬原著者葛德石教授代表美国国务院访华，于来所就任本所研究员时，得机面请教益，特将译文重加整理出版。”“至于分论部分，系由吾师谌稷如先生译出”，“定名为《中国区域地理》，将另行出版”。所谓分论部分，即第七至二十一章，均为区域地理，包括十五个大区：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山东辽东热河山地、满洲（东北）平原、满洲东部山脉、兴安岭、中亚草原与沙漠、中央山系、长江平原、四川红壤盆地、江南丘陵、东南沿海、两广丘陵、西南台地、西藏边陲。此分论部分于一九四七年由正中书局出版。
葛德石《中国的地理基础》一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采用了十五个自然区（见上）的划分方法。此前关于中国的地理著述，多利用已有的政区为区域框架。政区尽管分辨明确，易于指示，但于环境与经济方面，却相当混乱。葛德石指出，“一个农夫生活在河南或在山东的事实，其在地理上的意义，远不及他的农田是在肥沃的平原或在多石的山地。农民更关心的是谷物的适当雨量，而不是省会的名称”。所以对中国景观区域的划分，宜舍弃政治的界线，而依据环境与经济的特征。葛德石的十五区分法，早先在本书的沪江大学油印初稿中便已提出，正式出版时更臻完善。
不过，应该说，舍弃政治界线而取环境特征的中国区域划分方法，并不是自葛德石始，即使在洋人中，一九○八年夏之时（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的《中国坤舆详志》（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ｍｐｉｒｅ）就已经用了自然区划法。所以准确地说，葛德石的贡献在于，他的划分更为合理，而其所合之理正是地理学中很要紧的一点，即人与地的关联性。
葛德石的书，以“人类的遗产”一节开篇，他写道：“中国人民生活的根基，深入到土地里面。细心耕种的田园，徒手收获的农作，以及土筑的屋舍，在在显示着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葛德石的地理区域划分，以人地关系特征为指标，观察人如何“渲染”了大地，这最终体现为文化景观。重视文化景观，正是美国地理学的一大特色。一方面是理论传统的引导，另一方面可能产生于同工业化的美国景观的对照，葛德石在中国感受到人与环境的和谐完美：中国“文化景观的种种方面，曾经过了一次进化调和的广泛过程，几乎在每个地方，人们在很久以前，业已尽他所有的工具，来利用自然的富源了。……中国的人生活动已与自然环境完全相适应，我们应用生态植物学的名词，可称之为最理想的‘群落’”。这里，葛德石并非是空发议论，以他在中国“三万哩”的野外观察与情景体验，上述言语应是发自内心。
同样是因为野外考察，他常常发现旧有地理“文本”上的问题。例如在蒙古高原考察时他发现：“许多蒙古地图上都画了不少并不存在的城市，好像作图的人不愿意留出一大块空白的地区。另外，他们参考旅行者的记录，在地图上标满了地名。许多地名是河谷或牧场，也有一些只是井或者不重要的寺庙。其实城市仅仅分布在沙漠的边缘。有一次笔者来到一个地方，在一类标注已成规模的城镇的地图上，这个地方总要被标出来，但那不过是一个电报亭，只住着夫妻俩和一个孩子。还有一次，我用了好几天去找一座在最好的地图上指示的城市，可那座城市早在好几个世纪之前就被成吉思汗毁掉了。”（２６５—２６６页）
充分的考察体验与大量的文献整理，构成了写作《中国的地理基础》的基础。在总论中对中国地理形势的宏观把握，在分论中对十五个大区的贴近描述，令一个广袤大国的复杂地理呈现在不同的视野中。科学理性，使本书对中国的优点与劣点并举，在批评方面，并无忌讳。然而，与研究对象的亲近性，又令作者对他所描述的人文大地日渐生情。这是地理学的特点，也是地理学家的特点。我们注意到葛德石在“原序”中脱口而出的一句感慨：因为本书要冷静地对待中国的各方问题，“著者对中国的真诚的友谊，或已难为人知了”。
其实，葛德石“对中国的真诚的友谊”正溢于书表。书中对中国文明的赞美与对中国现代更新的信心，在在可见。葛德石所亲历的中国，正值内乱频发、外患不止的时代，但他在“理解中国”一节中却告诉读者：“目前是不足作为批判中国的代表时期。”“今日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报纸所通常报告的战争和饥馑。经济的、社会的和智力的改进，较之过去军事的和政治的演变，重要得多。中国变动得慢，对于她正有所觉悟的世界新秩序，做完满的适应，也许还需要数十年。而她的结局之为坚忍不拔，那是无可疑的。”
在后来的生活中，葛德石对中国的热爱之情，执著未减。他在西拉丘兹的住所，本是一座典型的洋房，却在门廊添立了两个中国式的红漆大柱。今天故人已去，但红柱在绿色小丘之间仍十分显眼。葛德石曾说：“中国所表现的艺术和生活的优美，似乎可于北平（北京）得之……住在北平一年，乃是一种世界的最精选的经验。”不知道他选立红漆大柱是否就是受了北京建筑景观的影响。胡适于一九三九年访问过西拉丘兹，并在葛德石家聚会，应当就在这里。
“二战”期间，葛德石曾任美国国务院驻华文化联络代表，居重庆，与中国地理学家常有来往，并被聘为中国地理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一九四四年，中国地理学会成立十周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通过葛德石发来贺文，中国地理学会亦经葛德石回函致谢，信中讲，“葛德石是我们真诚的朋友，他在中国的不算长的时间里，已访过许多地方。他同中国的大多地理学家均有交往，并向我们详细介绍了美国地理学界的工作”。在信上署名的理事有胡焕庸（主席）、翁文灏、竺可桢、涂长望、张印堂、黄国璋、李旭旦（秘书长）等，这都是中国地理学界的泰斗。
中国抗战胜利后，葛德石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致中国人民的长信，祝愿中国走出战争创痍，抓住历史新机，振兴民族事业。我们不知道这封个人书信是否果真传达到中国民众，但信中情感的真切，足以动人。这封或许并未发出的信件原稿，现保留在西拉丘兹大学档案馆里。
一九四九年春，在里斯本大会上葛德石当选为世界地理学会会长。四月七日应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Ｈ． Ｃ． Ｄａｒｂｙ）邀请，到利物浦大学做名为“中国的前途（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的公开演讲，演讲之后曾由侯仁之先生做答辞。那几天中令侯仁之先生最不能忘怀的是，演讲的第二天，葛德石又被邀做关于苏联的报告，当时葛德石正兼任苏联大地图集顾问，此报告为内部讲座，在报告之先，葛德石特意声明：我今天虽然讲的是苏联，但是“Ｍｙ ｆｉｒｓｔ ｌｏｖｅ ｉｓ Ｃｈｉｎａ（我最热爱的是中国）”。侯先生常常感慨，五十多年过去，这句话依然有声。
一九五二年，因为在亚洲研究上的卓越贡献，葛德石被授予美国的戴维森勋章。戴维森勋章专为太平洋地区的地理研究而设，葛德石为获此奖项的第一人。一九七二至一九八八年期间，又有四人获奖。一九九九年，侯仁之先生为获此奖项的第六人。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五日，葛德石“以一个从事了三十来年亚洲研究的地理学家的身份”上书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当时的美中关系，提出三点建议：一、台湾国民党没有希望再返回大陆，美国必须与共产党打交道。长远战略是将北京与莫斯科分别对待，莫斯科政治上可以影响中国，但要支持北京在经济上独立，不依赖苏联。这是需要的，也是可行的；二、在一年或多一点的时间以后，只要北京遵守最起码的外交礼仪和条约规定，美国就可以承认北京政权。实施程序可以是，先允许日本与北京贸易，然后美国逐渐同中国大陆直接贸易，在北京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美国不动用否决权，最后正式承认北京政权。与此同时，对美国公众做宣传教育。三、台湾问题。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只要台北与北京都宣称自己代表中国，就不可能有解决办法。美国将继续支持蒋介石，但美国显然也要进行一些调整。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Ｗａｌｔ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给葛德石回了信，向他申述了美国政府的立场：美国毫无选择地要制裁中国的共产党政权，限制他们同自由世界的贸易，在政治上孤立他们。美国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合法政权，在联合国代表中国。共产党政权对内造成千万人的死亡，对外要占领整个朝鲜，欲将北朝鲜并入中国领土，要颠覆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按：这里我们且不追究美国政府哪来的这些“奇怪”想法）。对共产党中国的任何缓和，都会增强他们军备的经济基础，使他们无虑地进攻邻国。承认共产党中国，接受他们在国际社会的合法性，无疑会提高他们的声望。另外，鉴于意识形态的联系与共同的利益，美国看不出在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有任何分歧。 美国目前的政策是，逼使北京向苏联索求苏联无法提供的援助，这样就会造成两者关系的紧张。
三月十七日葛德石立即给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回信，再次申诉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不赞成任何左派或右派的专权。我之所以给总统写信，是希望国际紧张局面能有缓和的一天。只要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建立基本的外交关系的可能性，美国就应当有所准备。
用一句俗话说，真不知葛德石欠了我们中国什么，他竟如此“没完没了”地为中国操心。但是，对这样一位差不多半辈子把心放在中国的世界级的大学者，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倒是太冷淡、太健忘了。回想一九八七年我在西拉丘兹大学过春节。晚会规模很大，有一位美国男子，虽不会讲中国话，却对中国人分外热情，跟每个中国人都打招呼，他必讲的一句话是：“Ｍｙ ｆａｔｈｅｒ ｉｓ Ｃｒｅｓｓｅｙ．（我父亲是葛德石）”但 Ｃｒｅｓｓｅｙ 是何许人？是他的儿子又如何？他对于中国有什么特别之处？在场的中国人没有一个知道的。几年前，我到上海，找到沪江大学校友会，这个校友会办得很正规，有牌子，有联络处，有专人值守，工作应是很认真的。但是，我查遍了“在校任职外国人名单”，竟没有葛德石的名字。问工作人员，也没听说过。我也查过一些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文文献，只在五十年代的《地理学报》上找到过一篇文章《葛德石反动地理学批判》，文中说：“在旧中国葛德石曾经挂着沪江大学‘教授’的招牌，干了多年的侦察工作。……葛德石巧于将这些反动观点，包藏在虚伪的关怀、同情与慰勉等好听的言辞当中，偷偷地进行毒害的宣传”，“华尔街走卒”葛德石“‘笑里藏刀’的暗害行为，实在较之公开的进攻更为可怕，更是可恨”。五十年代以后，在中国书报很难见到葛德石的名字了。
如此看起来，是我们欠葛德石先生的太多了。问题是，像葛德石这样早年在中国治学，在内心植下对中国的热爱，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风潮中被当作帝国主义政治的陪绑，最后被中国新一代完全忘弃的外国学者，还有不少呢。
